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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狂人日记》

日期: 2019-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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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人日记》结束了一个旧的时期,开始了—个新的时期。


  对鲁迅来说,在《狂人日记》之前,他是沉默着的,在经受着寂寞、悲哀和痛苦思索的过程。但是,从《狂人日记》开始,他就结束了沉思时期,开始了勇猛的呐喊。因此,这篇作品,是鲁迅在沉默时期思索的一个总结,也是他后来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达到辉煌成就的一个起点。


  对中国文学史来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真正现代的白话小说。鲁迅曾经这样说过:


  ……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出现了,算是预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且介亭杂文二集》,第27、28页)


  的确,这篇小说,由于它的内容的深刻性和革命性,由于它在形式上的成就,因此,它的出现,给我国文学史展开了新的一页。对革命来说,《狂人日记》是文化思想界的一面战斗大旗,是当时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进军宣言书。它起到大声呐喊,唤醒沉睡着的人们的作用。它是反封建的响亮的号角。的确,鲁迅是以《狂人日记》等一系列作品的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参加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列中去的。


(一)


  《狂人日记》的主人翁狂人,原是吃人集团中的一个成员。他不但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而且自己也可能无意中吃过人。但是,后来他就觉醒了;他把义旗高高举起,背叛了凶残野蛮的吃人集团。


  我们知道,狂人生活的时代,现实动荡不安,矛盾日益尖锐化和表面化。这时,整个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煎迫中,民族危机十分深重。一方面,人民处于极大的苦难中;另一方面,革命斗争在风起云涌,前赴后继。


  在这个苦难的时代里,有多少血淋淋的、惨无人道的事情发生:债主逼死了穷人的老子娘,衙役占了别人家的妻子;革命者徐锡麟被杀害了,而吃人者诬称为“大恶人”的人被活活打死,把心肝用油煎并且吃掉;等等。这些事实如何震惊了狂人,使他猛醒过来。再加上狂人受过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的教育,以及他深沉的个性,使他能剥开吃人者“仁义道德”的伪装,揭露出他们见不得人的吃人思想。


  真的,当狂人觉醒了以后,他的回马枪就刺向吃人者;而且刺得那么准、那么狠,正中了敌人的心窝。例如:


  至于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他便说不但该杀,还当“食肉寝皮”。我那时年纪还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他也毫不奇怪,不住的点头。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既然可以“易子而食”,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都吃得。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也糊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


  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就能看出吃人者吃人的隐情。不管他们如何说些冠冕堂皇的道理,暗地里却在钩心斗角,露出白厉厉的牙齿,准备择人而噬。


  也正因为狂人背叛了吃人集团,揭露了吃人者的肮脏打算,所以他们就对狂人恨之入骨,非置之死地不甘心。鲁迅很同意梅林格的意思,认为:“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鲁迅:《二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9页。


  狂人正是这样“有一点携贰的心思”的人,因此,各种各样的迫害都来了。而狂人,正是在深重的迫害之下变得精神失常的。


  我们看看,人们是怎样凶狠地迫害狂人: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可见,从古久先生、赵贵翁到路上的人,都对狂人采取了敌对的态度。他们狼狈为奸,勾结成为一个吃人集团——甚至连小孩也被他们娘老子教坏了。


  我们可以看出,狂人受到了多么深重的精神虐杀。因此,他对路人和狗的警惕、他的疑虑、他的过分紧张的神经,实际上都反映了吃人思想、势力的罪恶。


  但是,不管是怎样的精神虐杀,狂人也不屈服。他像《过客》中的过客那样,昂首前行。那位过客说过:“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恨他们,我不回转去!”(《野草》,第39页)狂人的心情也和这位过客一样。


  于是,《狂人日记》中展开了反对吃人的人和吃人者之间的尖锐斗争。


  我们知道,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很多吃人者都装出笑吟吟的样子,穿着各式各样的大礼服。礼服上用金线绣出各种各样的好花样:仁义、道德、温和、善良……但是,在暗地里,他们却把像刀一样白厉厉地排着的牙齿露出来,千方百计和闪闪躲躲地想吃人了。


  狂人清楚地看出这一切。于是,他站了出来,用烈火一般的词句,揭露那些人的肮脏的企图和凶狠的心肠。他指出吃人者像“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他们在讲道理的时候,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狂人十分憎恶这一切。狂人反叛了吃人集团,他把封建社会的吃人道德和血腥历史加以揭露和打击,否定了一切吃人的人。狂人对旧社会、旧制度是彻底地绝望了,他只好寄希望于“没有吃过人的孩子”,向整个社会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


  可见,《狂人日记》的反封建精神是多么彻底。它无情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也就是说,它对封建社会的整套思想体系,包括伦理、道德、习惯等等,几乎都进行了强有力的攻击。


  这种攻击,除上面已经论述的以外,还集中表现在下面两个问题上。


  首先,表现在狂人对自己大哥的批判上面。


  从表面上看来,狂人的大哥倒相当和气。但是,当狂人揭露了他内心的隐情,他的态度就变了:由温和而凶狠,由冷笑而满脸变成青色,凶神恶煞地对狂人加以呵斥,说他是“疯子”,为将来的吃人准备了一个巧妙的名目。


  的确,狂人的大哥是以古久先生和赵贵翁为首的吃人集团的主凶。他不但在理论上主张“食肉寝皮”,而且在实际上也吃人,甚至吃了自己同胞的妹妹。——现在,他又和别的人勾结在一起,准备合伙来吃狂人了。


  这种吃人的行为并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现象。小说指出在旧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中无时无刻不在演着人吃人的惨剧: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是的,照鲁迅看来,在那旧社会里,皇帝吃自己的臣子,哥哥吃自己的弟弟;“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这些“大小无数的人肉筵席,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灯下漫笔》)《灯下漫笔》写于1925年,在《狂人日记》的后面。但是,关于对“所谓中国的文明”的看法,它和《狂人日记》的内容在大体上是一致的。


  另外,《狂人日记》中的话是狂人的话,而《灯下漫笔》里面的意思却是鲁迅的意思,这有可能不相同。不过,我们认为,假如从革命民主主义战士的角度来考察,那么,在思想认识上,鲁迅和狂人几乎完全一致。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本文中,有时我们把鲁迅的思想直接当作狂人的思想来加以分析,有时又把狂人的思想直接当作鲁迅的思想来评介。。——而狂人的大哥就正和古久先生、赵贵翁他们享受着这人肉筵宴,吃着人的心肝和喝着人的血汤。同时,筵宴下面,赵家的狗在啃着人的骨头……


  狂人的思想意识和他大哥的思想意识处于敌对的地位。他揭开封建社会宗法关系的帷幕,抛弃了那种所谓骨肉的爱,不顾大哥的恼羞成怒,剥开吃人者虚伪的外衣,暴露他们吃人的心思。


  狂人的大哥是封建地主家庭的家长,是封建宗法社会吃人罗网中的一个纽结。狂人对大哥的揭露和批判,事实上就是对封建吃人社会的攻击。同时,由于狂人对自己的大哥的揭露是彻底的,因此,《狂人日记》的反封建战斗也是彻底的。


  其次,这种攻击还表现在对传统的道德和思想等的怀疑和反叛上面。


  传统的道德和思想给予整个民族以深重的毒害。这些反动的东西,正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由娘老子教给儿子。这种传统的反动的道德和思想有根深蒂固的势力,被那些拥护吃人制度的人奉为天经地义的东西。


  可是,狂人首先觉悟过来,他对这一切发生了怀疑,并且开始加以攻击。


  那医病的何老头子叫他“不要乱想”,狂人却再次地说:“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由于狂人这种大胆怀疑和仔细研究的精神,他终于发现了吃人者的凶残和他们的阴谋诡计。


  狂人在梦中看见的那位“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的青年,实际上也是站在吃人者的立场说话的。这位青年开始装出满面笑容,一口否定历史上有吃人的事实;但由于狂人执着不放地追问,他只好用“从来如此”的说法来搪塞。可是,狂人仍然不肯罢休,进一步质问他:“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时,吃人者的蛮横无理的嘴脸就暴露无遗了,他威吓道:“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但狂人也不甘示弱,他愤怒得直跳起来……


  不管是何老头子或者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都企图把封建的吃人道德和思想当作永恒不变的真理,并千方百计想束缚人们自由地思想。但是,狂人怀疑这些,反抗这些。他经过研究以后,发现吃人者的“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发现历史书上“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写满了“吃人”这两个字。狂人觉悟了过来,他对一切原来以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发生了怀疑:“从来如此,便对么?”——这是一个伟大的疑问。这里,狂人把旧世界的藩篱打开了一个大缺口。人们从这个缺口看进去,就会发现旧世界在“从来如此”这一借口下掩藏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样,人们就必然会扩大这缺口,从而摧毁整个旧世界!


  在这些怀疑里面,充满狂人和封建思想以及与这种思想相适应的制度的斗争。在这样的意义上,狂人号召人们“凡事总须研究”,这实则是对封建制度、封建思想的英勇挑战和反叛!同时,也表明狂人和鲁迅一样,都“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瞿秋白文集》,第980页)。我们知道,在旧社会里,吃人者实行的是愚民的奴化的政策,提倡所谓勿视勿言勿听勿动的理论,要人们变成呆头呆脑的白痴,露出一脸的死相。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吃人。吃人者需要的不是能思想的人,而是那种只能劳动的活机器和只供宰杀的羔羊。但是,这种欲望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因为被统治、被压迫、被吃的人,总在顽强地斗争着,要突破吃人者的思想牢笼,要穷根究底。——鲁迅在后来曾经针对这种现象,对统治者加以嘲讽,说他们虽然“日施手段,夜费心机,实在不胜其委屈劳神之至”,但仍然“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坟》,第189页)。


  的确,吃人者就是这样怕被吃的人有自己的思想的。因为一思考,他的吃人道德就漏洞百出,而被吃者就要反抗了。因此,他想把套在孙悟空头上的金箍加在被吃者的头上。但是,鲁迅却通过狂人的形象来启发人们勇于怀疑,启发人们大胆思考。


  就是这样,狂人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问;《祝福》里的祥林嫂怀疑到底有没有地狱和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要人们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要人们自由地思想和自由地行动。这就是启蒙主义者的鲁迅所要完成的革命任务。


  可见,狂人的言论和行动,对封建制度、道德、思想的打击是如何强有力。正因为狂人的打击是坚决的,因此,《狂人日记》的反封建战斗是彻底的。


  《狂人日记》既然具有这样高度的思想性,所以,当它在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上时,就给予当时的文化思想界以极大的震动,并给予人们以极大的战斗鼓舞。现在,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这篇小说成为当时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旗帜。同时,它的鲜明的倾向性和强烈的战斗性正充分体现了五四时代的狂风暴雨的精神。


  上面,就是我们对《狂人日记》的彻底反封建的精神和思想的一些认识和分析。


(二)


  我们在前面指出:《狂人日记》的思想是彻底反封建的。但是,我们要问:这种思想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呢?


  有人认为这思想属于社会主义思想的性质,他们很肯定地认为《狂人日记》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或者说它具有了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


  另外一些同志的说法大体上也是这样。他们认为在这篇小说中已经包含着十分明显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因素,绝非一般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所能做到的了。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标志,是看它当中的思想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当人们考察《狂人日记》有没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因素和成分时,主要也是根据作品的思想内容来下判断的。因此,主张这篇小说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因素和成分的同志,实际上也就是认为小说当中有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因素和成分了。


  有上述看法的人颇不少。他们之所以作这样的主张,归纳起来,所根据的不外下面几点:一、《狂人日记》否定了人吃人的社会,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十分彻底;二、它追求将来,追求平等、友爱的新社会;三、它肯定“真的人”和自觉地向社会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他们从这三个根据出发,就得出《狂人日记》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因素和成分的结论。最后,他们还用《“圣武”》等杂感作为旁证,说:《“圣武”》欢迎社会主义革命,而杂感和小说在思想上是有血肉联系的。因此,就得出《狂人日记》很可能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结论。


  但是,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呢?现在,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关于第一个根据——否定人吃人的社会,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十分彻底是否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呢?


  的确,社会主义思想是彻底反封建并否定人吃人的社会的。但是,否定人吃人的社会和彻底反封建的思想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


  例如,革命民主主义者也是自觉地反对封建社会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反对人吃人的野蛮行为的。例如赫尔岑就是贵族地主的叛徒,他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自觉地赴汤蹈火,以求唤醒年轻的一代走向新生活,洗净那些在刽子手和奴才中间生长的子弟们身上的污垢”。但是,尽管这样,事情仍然如列宁所说的:“其实,在赫尔岑的这一学说里,……是丝毫社会主义也没有的。”(《马恩列斯论文艺》,第77、80页)


  另外,空想社会主义者更是否定人吃人的社会的。他们攻击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在某些思想方面已经超出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他们发现了阶级对立并真诚地希望出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区别的新社会。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有本质上的不同。他们看不见无产阶级改造历史、变革现实的伟大力量,看不见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幻想用和平的手段来达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的目的。例如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就幻想把富人(其实指的就是吃人的人)劝转,依靠他们出钱来组织新的社会。显然,这都是错误的。而且还应该指出:当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日益发展时,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潮就日愈反动。


  当然,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不管是革命民主主义者或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都和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某种关系。也就是说,科学的社会主义不是在空地上建立起来,而是汲取了过去的思想的全部进步的合理的部分,根据现代的客观条件和斗争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思想和以前的进步思想并不是一刀两断,而是有继承关系的。但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来看,不能不指出: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其他的各种思想的性质并不相同。


  因此,仅仅从第一个根据出发就肯定《狂人日记》有社会主义思想是欠妥的。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狂人日记》是否彻底地反封建、是否否定了人吃人的社会,而在于它是从什么立场和思想出发来反封建和否定人吃人的社会的。


  关于第二个根据——的确,《狂人日记》是追求将来、追求平等友爱的新社会的。狂人认为在将来的新社会里,大家去了吃人的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


  但是,这里向往和追求的新社会是否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呢?显然不是。鲁迅在《“圣武”》中曾对自己的思想加以剖析说: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得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


  这里说的“待到十月革命后”所指的并不是革命后的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而是指革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而我们知道,《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4月,离俄国革命才仅五个月。这时,鲁迅是否已经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就是无产阶级还有疑问。就算知道,但他既然“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自然就不可能像《狂人日记》当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强烈的追求情绪——假如所追求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话。


  从鲁迅的主观认识来看,他不但对新社会没有认识或者认识很模糊,而且对将来和希望也觉得很难捉摸。例如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就确信“铁屋子”是万难破毁的;他接着又说:“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可见,在写《狂人日记》时,鲁迅对将来和新社会都缺乏明确的认识。


  《狂人日记》的思想和鲁迅的主观认识是统一的。它由于绝望于现在而追求将来,但将来的社会除了没有人吃人的现象外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这在小说中就显得十分模糊不清。同时,怎样才能建立这个理想的新社会呢,在这个问题上,狂人所提供出来的办法和道路是空想的、走不通的。


  因此,仅仅由于《狂人日记》追求将来,追求平等、友爱的新社会,而不管这将来和新社会的性质,就说它有极其显著的社会主义思想因素是缺乏说服力的。


  关于第三个根据——肯定“真的人”和自觉地向社会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这是一个属于什么思想性质的问题呢?


  鲁迅并不知道“真的人”是怎样的一种人,不可能给出一个全面而确切的注解和说明。在《狂人日记》里面,“真的人”和“将来”一样,显得相当朦胧。


  鲁迅并没有见过他心目中的“真的人”,小说中也没有描写过“真的人”。但是,他坚信这种人是有的,或者将来一定会出现。因此,狂人就由于自己可能吃过人、有四千多年的吃人履历而觉得“难见真的人”!


  鲁迅相信“真的人”一定会出现,是从个性主义和进化论思想出发的。他在《随感录四十一》中说:


  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


  这种和超人相似,但没有超人那样渺茫的圆满的人,事实上就是鲁迅心目中的“真的人”。在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受尼采的个性主义思想影响的地方——虽然同时也可以看出鲁迅对尼采的批判。


  自然,这里还表现出鲁迅的进化论思想。他认为这种高尚圆满的人类的出现,是进化的必然结果。而依照进化论看来,将来总比现在好,年轻的一代、下一代总比年老的一代、上一代进步。人类就这样在无终极的长途上前进,不断地新陈代谢,一代又一代,“多是超过祖先的新人”。


  狂人对周围的黑暗有强烈的感受和痛苦,他惊奇于吃人道德的影响深且广。像佃户和其他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人,本来应该和狂人站在一道,起来反对吃人秩序的,但是,他们由于受了很深的思想毒害、没有觉醒,结果却跟着古久先生那一流人跑,用鄙视的眼光来看待狂人。不但如此,他们还把那些吃人道德、奴才思想传给孩子了。狂人认为,像赵贵翁等和他为敌是不足怪的,“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另外,在《狂人日记》的第八节中也有这样的话:“他的年纪,比我大哥小得远,居然也是一伙;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怕”些什么?“纳罕而且伤心”些什么呢?这难道不是明显地表现了进化论思想么?一个“居然”,一个“一定”,这难道不是同样明显地表现了进化论的思想么?在第十节里,这种思想表现得更明显。例如狂人劝他大哥的那番话,就是以进化论作根据的。他根据进化论的观点,指出人要上进、去了吃人的心思,并坚决认为“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要摆脱上面的不好现象,要保证“真的人”的出现,鲁迅认为必须通过个性解放的道路。具体地说,就是要进行启蒙教育,让大家觉醒过来,通过个人和家庭的解放从而获得整个社会的解放;同时,要利用亲权,各人首先解放自己的孩子,这也就是为什么狂人要劝转大哥的重要原因。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曾说:“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仅仅由于《狂人日记》肯定“真的人”和自觉地向社会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就说它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这是不正确的。事实很明显。例如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也向俄罗斯母亲发出“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的呼吁,但我们都知道,在果戈理的小说中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思想。


最后,关于旁证的问题。有些同志认为像《“圣武”》等杂感欢迎社会主义革命,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而鲁迅的小说和杂感又在思想上有血肉联系,因此,《狂人日记》也就很可能有社会主义思想了。——这对不对呢?


  主张《狂人日记》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同志喜欢引用下面的话来证明他们的论点:


  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从上面这段话中,的确可以看出鲁迅受到俄国革命的一些影响。但是,问题不在于是否受影响,而在于受什么影响和从什么思想上来接受影响。


  我们可以看出,在《“圣武”》里面,鲁迅首先注意的仍然是所谓“国民性格”的问题。他佩服俄罗斯人民的“国民性”,佩服他们为所信的主义而献身的精神。鲁迅觉得我们中国缺乏这种精神。他说:


  几位读者怕要生气,说,“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殉他主义的人,中华民国以来,也因为主义上死了多少烈士,你可以一笔抹杀?吓!”这话也是真的。我们从旧的外来思想说罢,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唐朝也有过砍下臂膊布施无赖的和尚;从新的说罢,自然也有过几个人的。然而与中国历史,仍不相干。因为历史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


  可见,在这里,鲁迅事实上是向读者回答“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这一问题。


  同时,在《“圣武”》里面,鲁迅的思想主张仍然是《文化偏至论》中所说的“非物质,重个人”。他在这篇杂感的最后说:“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可见,鲁迅所说的“新世纪的曙光”,在当时他主观上并不是指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芒,而是指和“物质的闪光”相对的“性灵之光”。


  因此,用《“圣武”》来作《狂人日记》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旁证是没有根据的。


  其次,《“圣武”》这篇杂感,本来是写于1919年,但在过去的《热风》中,鲁迅均误编入1918年内。这样,《“圣武”》和《狂人日记》的写作时间就相隔了一年。而在当时思想界那样急剧变化的年头里,就算《“圣武”》真的有某些社会主义思想的因素,但用它来说明、印证《狂人日记》的思想仍然不怎么合适。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说:这个旁证是不能成立的、没有力量的。


  既然从这三个根据出发,不能得出《狂人日记》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结论;既然这个旁证缺乏说服力;既然我们从《狂人日记》当中和鲁迅当时的主观认识都没有发现社会主义思想,因此,我们认为,某些同志说《狂人日记》包含有社会主义思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三)


  上面,我们经过分析后指出:《狂人日记》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思想。


  我们指出某些同志的说法不对,并不是想降低和抹杀鲁迅思想的伟大意义;我们只是不同意脱离实际地过高地估计鲁迅当时的思想。我们这样做,为的是忠实于历史实际、忠实于鲁迅的思想道路。而且,我们坚决相信,只要我们能忠实于这些,就一定能看出鲁迅的思想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


  大家知道,在五四时代以前,中国的先进人物感受了从西方来的民主主义思想,对封建制度表示不满。但是,他们只以改良的态度来对待封建制度;像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就是这样。


  孙中山和康、梁的态度不一样,他以革命的态度来对待封建制度,把反对清政府的斗争和争取民主的斗争结合起来。但是,孙中山所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开明地主的利益。而这些阶级在革命斗争中是软弱的、动摇的,因此,孙中山的反封建思想并不彻底。例如辛亥革命以后对袁世凯的缺乏警惕和把政权轻易地交到他的手中,这多少说明了孙中山的反封建思想有不彻底的一面。


  鲁迅和这些人不一样。他对封建制度是革命的,而且在思想上已经达到了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高度。


  还在少年的时候,鲁迅对封建社会和封建道德就表示了不满和憎恨。他憎恨《二十四孝图》中所宣传的野蛮道德,对“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表示了极大的厌恶;他不满周围那些自私、虚伪的人们,他是抱着对自己出身的反动阶级的憎恶情绪而离开家乡到南京去的。到南京以后,很快他就发现洋务派的不彻底性及其维护封建制度、思想的反动实质。他是怀着对旧中国绝望的心情到日本去寻求革命的道路的。


  鲁迅到日本以后,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也由于他接触并钻研了一些革命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所以,大约在1905年、1906年左右(最迟不迟于1908年),他就开始自觉地抛弃维新派的思想并走上彻底的革命的道路。有人认为,在南京学习那段时期,维新主义思想对鲁迅的影响很微小,因为他在当时就感觉到这些思想的不彻底。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


  甲、鲁迅在《准风月谈》的《重三感旧》中回忆光绪末年的一些情况。在这篇杂文中,鲁迅对维新党人给予肯定的评价。这说明维新思想对他的影响,而光绪末年鲁迅正在南京读书。


  乙、不只在南京时候,就是到日本去以后,鲁迅仍然受到梁启超他们的影响,例如在当时他就经常看《清议报汇编》《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参看《鲁迅与清末文培》一文,1956年10月5日《文汇报》)


  另外,不管鲁迅早期的思想中有怎样的从个性主义出发的“重个人”的成分,但是,在辛亥革命当时,他比好些革命党人更重视群众。例如他当时在绍兴组织武装演讲队,其目的就是要以革命的思想来教育群众,鼓起他们的革命热情。他不但重视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而且还“说明在革命时期,人民武装实属必要,讲演团亦须武装,必要时就有力量抵抗反对者”(《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第14页)。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是多么彻底和坚决,而且,这种思想又是和面向人民大众的实践态度结合起来的。这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年代里,显然已经达到了当时的最先进水平。


  这一切,在《狂人日记》中都有了充分的表现。因此,无视于这篇小说在思想上所达到的高度,有意或无意地贬低鲁迅思想的成就同样错误。


  这种错误在关于《狂人日记》的论文中有了充分的表现。例如有人就认为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虽然也已看出:‘他们非但不肯改,而且早已布置继续吃人的阴谋’,但他还是存着‘要劝转吃人的人’的好心”。说鲁迅直到1925年写《长明灯》和《灯下漫笔》时,才放弃劝转吃人者的想法,提出扫荡那些吃人者的号召(参看《鲁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作研究》,第123、124页)。


  有这样看法的论著还有好些。但是,表现得最完整和最赤裸裸的要算《鲁迅小说讲话》,当中说:


  ……他将怎样达到这反对吃人的目的呢,一句话,他“要劝转吃人的人”,要他们悔改。……这一篇小说的主题,也只是一篇劝降的心理战宣传书。(第148页)


  两书的论断都是错误的。这些论断之所以错误,就因为和《狂人日记》的具体内容根本不相符。这一点以后我们将加以分析。


  抱这种见识者,就从这样错误的论断出发,竟然说《狂人日记》“首先提出怕字,成为全文发展的线索”。还说狂人的心理“先有一个‘怕’的存在,所以觉得什么人都和他有了仇恨,因而就感觉得更加可怕”;还说什么“全篇小说的心理发展,便是从‘怕’想到‘吃人’,想到自己也将被吃,因而喊出‘从真心改起’,‘要劝转吃人的人’,最后才在绝望中找出希望,希望能救救孩子”。——这里,就把狂人说成是鼠目寸光、什么都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个人主义者。


  最后,论者还违反了《狂人日记》的总精神,把狂人说成是一个在吃人者面前显得惊慌失措的胆小鬼。不过,这点倒和论者对这小说的主题和结构的错误理解相一致。


  例如,《狂人日记》的第四节第三段原来是这样的:


  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


  但是,经过论者用所谓“第三人称的写法”一改写,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根本变了样子:


  停了一会,大哥带着一个医生,同进门来看他。他的眼睛充满着一种惊恐的表情,别人走了进去,似乎也不知道。大哥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好话说,又不敢说他发疯,恐怕引起他更大的刺激。只说“今天你仿佛很好”。他说“是的”。大哥又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他说“可以!”这时他勉强伸出两个拳头,好像故意要壮一壮自己的胆,但看他的眼色,看他那全身肌肉的表情,却似乎显出非常的恐惧的样子。


(《鲁迅小说讲话》,第136页)


  应该说,这段所谓“改写”和《狂人日记》没有任何共通之处,是对鲁迅的极大的歪曲。


  首先,我们来看:《狂人日记》到底是不是主张通过劝转吃人者的手段来达到建立新社会的目的?这小说的主题到底是不是一篇劝降的心理战宣传书?


  不错,狂人曾经有“要劝转吃人的人”的思想,他曾经立誓要劝转吃人的人。他再次地指出吃人是如何的坏和会走到怎样的下场,不吃人又是如何的好和会达到怎样幸福的生活。


  狂人不但有劝转吃人者的想法,而且还有行动。在小说的第十节里,他就从人类进化史实出发,指出吃人的行为是多么野蛮和残酷,企图说服自己的大哥。


  但是,狂人的思想和行动在现实面前都碰了壁。吃人者不但没有被劝转,相反,由于狂人揭露出吃人者的隐情,他们恼怒了,露出了凶相;并且用疯子的名目罩在狂人的头上,为将来的吃人准备借口!


  狂人也并没有停留在这样的思想水平上。随着现实的发展,他的认识逐渐深刻,开始抛弃对吃人者的任何幻想并和他们坚决地决裂,开始把眼光朝向未来、朝向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


  现实教训了狂人,他进一步觉醒了。


  因此,在第十一节里,狂人就彻底否定了大哥。他在日记里写道:妹子死的时候,“母亲哭个不住,他劝母亲不要哭;大约因为自己吃了,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如果还能过意不去……”——这里还没有把话说完。在这里,省略号的意思等于说:如果还会过意不去,就不要吃妹子的肉。可见,大哥是心安理得地吃掉自己的妹子,连有点过意不去的意思也没有了。狂人既然这样彻底地否定了自己的大哥,这和“劝降”的说法还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么?


  不仅如此,狂人还彻底地否定了母亲。他说:“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一般地说,母亲总是爱自己的儿女的。但在封建吃人社会里,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往往成为封建社会吃人秩序的保护者和执行者。在这样的意义上,狂人连母亲也加以否定了。既然母亲也一片一片的,甚至是整个的吃自己的儿女,那么,吃人者不可能“劝转”不是十分明白的事吗?


  不仅如此,在第十二节中,狂人还彻底地否定了自己。他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又说:“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在这里,狂人批判自己、否定自己,而这种严格的自我批判精神,正是狂人背叛自己原来的阶级立场和获得人民立场的重要条件。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狂人已经抛弃了对吃人者的任何幻想、抛弃了“劝降”的意思。他远远离开了改良主义的立场而坚决地选择了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


  也正因为狂人对旧制度、旧势力已经彻底绝望,同时也因为他不安于绝望的处境,所以在第十三节中,他仍然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虽然他早就认为孩子都被他们的娘老子用吃人思想教坏了!)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


  正因为这样,所以好些研究者在肯定《狂人日记》反封建的彻底性以后指出,这篇小说成为了声讨封建吃人制度、道德、思想的檄文,成为了反封建的战斗宣言。这些说法都是对的。


  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认为狂人主张通过劝转吃人者这一手段来达到建立新社会的目的是和小说的内容不相符的;认为这小说是一篇劝降的心理战宣传书是对鲁迅的战斗立场的严重歪曲。


  其次,我们来看某些论者所提出的“怕”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什么靠得住的根据。


  其实,提出“怕”的问题,这和论者对《狂人日记》的主题思想的了解分不开、和他对鲁迅的思想的了解分不开。他说过,鲁迅写《狂人日记》时的思想,“非但是人道主义的、而且是唯心主义的”。应该指出,他对“人道主义”的理解和我们的理解并不一样。另外,在他看来,既然鲁迅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既然这小说的主题只是一篇劝降的心理战宣传书,那么,狂人怕吃人者就毫不奇怪了。或者换另外一种说法也成。那就是:狂人怕吃人者,所以只好希望他们自动去了吃人的心思;而幻想吃人者自动放弃吃人的心思,所以鲁迅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在这里,出发点和结论都不正确。


  我们认为,鲁迅在考察自然界的时候,他的观点是彻底唯物主义的;尽管在前期,当他观察人类历史和社会时,有不少唯心主义的错误,但也必须指出,这当中仍然包含有很明显和很可贵的唯物主义的成分。


  同时,如果忽略了狂人思想的发展,把企图劝转吃人者的思想当作狂人的最高思想,这如同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和小说的内容并不相符。因此,如果认为鲁迅的主导思想是主张劝转吃人者,这就犯了更明显、更严重的错误,可见,说鲁迅当时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这种笼统的说法很有问题。


  另外,尽管狂人在第一节日记中说过“我怕得有理”的话,但是,日记里写得很明白:狂人并不怕。无论如何,不能说成:“首先提出怕字,成为全文发展的线索。”


  是的,狂人并不怕;怕的是吃人者。在第二节日记里写得清清楚楚:吃人者“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但“又怕我看见”;狂人相反,他说:“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至于第四节就写得更明显:“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


  可见,怕的是吃人集团而不是狂人。狂人在小说中代表着正气和真理,他是以对封建家族制度、礼教制度和封建吃人思想的控诉者的身份而出现的。


  最后,我们再看看《鲁迅小说讲话》从第三人称出发的“改写”。


  我们试把原文和“改写”对照起来看,就会发现论者有一副怎样主观的有色眼镜。他起了有利于吃人者的心思,于是不禁写了抽象的大封条,来将鲁迅无利于吃人者的形象的作品封闭了。所以,尽管改写者自认为“这便是从观察得来的客观的描写”,但事实上和鲁迅的原作、和现实生活相去太远。他明显地站在大哥的吃人立场上,把吃人者描绘得那么温和、那么善良而丑化被吃的狂人。但是,什么“充满着一种惊恐的表情”啦,什么“故意要壮一壮自己的胆”啦,这其实都是心造的幻影,和鲁迅小说中的狂人毫不相干。


  当然,他似乎并没有完全同意自己的改写,说假如这样来改写:“将要写成怎样的没有力量,怎样的不合理的东西呵!”但是,问题不仅仅在于“没有力量”和“不合理”。问题在于是否符合事实。假如忠实于事实、忠实于鲁迅的原作的话,不管用怎样的办法改写,也决不至于把“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这样的话,改写成:“这时他(即原文的‘我’,也就是狂人)勉强伸出两个拳头,好像故意要壮一壮自己的胆,但看他的眼色,看他那全身肌肉的表情,却似乎显出非常的恐惧的样子。”


  就是这样,改写者用自己主观的笔,把《狂人日记》当中的尖锐矛盾加以调和、冲淡。在他的改写中,狂人仅仅是神经错乱的疯子,没有什么对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斗争;大哥也不再是什么吃人者,倒反变成了关心狂人的兄长。这段“改写”中有这样的话:“大哥好像觉得没有什么话好说,又不敢说他发疯,恐怕引起他更大的刺激。”——原来在鲁迅笔下显出凶相,高声喝道“都出去!疯子有什么好看”的大哥,现在经过打扮,竟然穿起“仁义道德”的长袍,以“正人君子”的面貌登场了。


  可见,这“改写”是如何歪曲了《狂人日记》的思想内容。


  因此,在上述三个问题上,某些人的看法是有问题的、错误的。


  我们指出这些错误,并不是想掩饰和抹杀狂人和鲁迅在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


  首先,狂人在认识上是有局限性的,例如在日记的第九节里面,他就因此而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一方面,他认为大家去了吃人的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并决心劝转吃人的人;但另一方面,事情并不如他所想的那么简单容易,吃人者“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助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这就是认识上的局限性,这就是矛盾。但是,这矛盾后来由于狂人放弃了主观的幻想而得到解决。


  上述论者的错误,不在于他们指出这曾经存在过的局限性,而在于他们看不出狂人的思想发展,看不出这矛盾已经得到解决,这局限性已经得到克服。


  其次,在《狂人日记》的后面,狂人几乎把一切都否定了——否定了哥哥、母亲和自己,等等。在这样把一切都几乎否定了以后,才被迫地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这里,一方面固然可以看出狂人如何从绝望中找寻希望:他不管现实多么黑暗,始终面对着未来,执着将来不放;但另一方面,既然赵贵翁、大哥、母亲等都吃过人并坚持吃人立场,既然被知县、绅士、衙役、债主奴役、压迫、剥削的下等人还没有觉醒,既然连狂人也有四千年的吃人履历,而且醒来后又“赴某地候补矣”——那么,到底谁能救救孩子呢?


  这个问题在《狂人日记》中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要救孩子,一方面又找不到救孩子的人:这是狂人的矛盾,同时也是鲁迅的矛盾。为什么说同时是鲁迅的矛盾呢?因为我们认为,在这里,鲁迅的主观认识和《狂人日记》的客观思想是完全相同的。


  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被官绅地主欺凌、奴役的老百姓的潜在革命性并没有足够的认识。他看得见这些受压迫和剥削的老百姓深深地中了吃人者思想的毒害,但没能清楚地看出,他们所处的地位是和吃人者相对立的,不了解他们总会有觉醒的一天。


  鲁迅在思想认识上存在这样的局限性有它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不过,在这二者之间,历史根源是主要的。我们试想,当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还没有成为自觉的政治力量进入中国的历史政治舞台前,当鲁迅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前,他怎能认识到人民群众潜在的革命性呢?怎能避免这些思想上的局限呢?


  再次,我们认为,《狂人日记》存在着这些矛盾并没有掩盖鲁迅的思想光辉。


  同时,还要进一步指出,《狂人日记》存在的矛盾是时代的矛盾。列宁评论托尔斯泰时曾说:伟大的艺术家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鲁迅正是这样伟大的艺术家。他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出发,比一般人更早地认识到要拯救孩子、要帮助他们摆脱吃人思想的束缚。鲁迅的矛盾正是从这里产生的。他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即不能找到救孩子的人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由于时代还没有提供出解决矛盾的办法来。列宁在评论托尔斯泰时还说道:“农民过去生活的全部教会了他憎恨老爷和官吏,然而没有教会他,也不会教会他:到什么地方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瞿秋白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220、1221页。这段话,对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上,和农民有广泛而深入联系的(前期的)鲁迅,同样也能适用。


  上面,是我们对狂人和鲁迅的一些思想矛盾的分析。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尽管鲁迅当时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是,由于他对历史有深刻的研究、对现实生活有丰富的认识,对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创作有广泛的接触,所以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却和马克思主义者相接近。我们认为这些地方值得重视。例如: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的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这里,虽然阶级界线不是那么清楚,虽然还没有分清专门吃人的是谁和专门被吃的是谁,但是,鲁迅却已经向我们指出哪些人是主要吃人的人和哪些人是主要被吃的人。显然,他对知县、绅士、衙役、债主的态度,和对“他们”的态度很不相同。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已经具有了朴素的阶级论思想了。


  这是可以用鲁迅自己的话来作证的。他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说:“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他也知道被压迫者往往受压迫者思想的毒害,跟着压迫者跑,他说:“我总以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青年胜于老头子,所以从前并未将我的笔尖的血,洒到他们身上去。我也知道一有利害关系的时候,他们往往也就和上等人老头子差不多了,然而这是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之下,势所必至的事。”(《三闲集》,第99页)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必须对鲁迅的思想做出正确的评价,必须批判一切低估鲁迅思想水平的错误论调。我们认为,《狂人日记》的反封建是十分彻底的,它和改良主义的思想无丝毫共通之处。


               (原载《云南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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