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致王冶秋》中曾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这里主要是指杂感，但“我的文章”自然包括小说和散文诗等，而《野草》的“不大好懂”是更为突出的。这有政治方面、思想方面或个人生活方面等的原因，而当中的细节“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些措辞就很含糊了”（《4》，第356页——《4》即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4卷。以下所引均按此办法标示）。因此，我们要在反复阅读散文诗的同时，还应针对使人不好懂的这些原因，注意被人忽略的方面，才可能理解作者“难于直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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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野草》时，反动力量像“漆黑的染缸”（《11》，第26页），而反叛者则只是散兵游勇，布不成阵，使鲁迅产生孤军奋战之感。于是，他把目光转向青年，努力“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11》，第33页）。他所支持的《语丝》，于1924年11月出版，所编辑的《莽原》于1925年4月创刊。鲁迅说：“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11》，第63页）他在《淡淡的血痕中》歌颂“叛逆的猛士”，在《一觉》中赞美那苦恼、呻吟、愤怒、粗暴起来了的青年，这和编辑《莽原》等刊物的目的一样，为的是培养更多的批评者，从而“争天拒俗”，达到“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摩罗诗力说》）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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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把1926年3月18日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3》，第364页）。其实，在辛亥革命以后，北京一直是北洋军阀的巢穴，反动派的势力盘根错节，确乎类似“一间铁屋子”地难于破灭。特别是“洪宪帝制活动时，袁世凯的特务……抓去失踪的人至今无可计算”（《鲁迅的故家》，第408页）；言论极不自由。除此之外，鲁迅还因兄弟失和，与朱安的夫妇关系形存实亡，和许广平的交往及以后的发展，这些都“难于直说”，只能在字里行间透露一点意思，行文比较隐晦。例如《颓败线的颤动》和周作人的恩将仇报是否有关，《墓碣文》《秋夜》各自象征什么，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只有充分了解时代背景和写作者的特殊心理状态，才能够避免钻牛角尖式的索隐，才能揭示散文诗包含着的丰富内容。
“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自己也不甚了然。”（《11》，第79-80页）。这是鲁迅给许广平信中的话。有些思想连鲁迅都不大说得清楚，我们就更困难了。像《影的告别》《死火》和《失掉的好地狱》等，确乎反映出鲁迅当时思想的复杂性。又如《希望》《过客》《一觉》等，就和对进化论思想的相信或怀疑有关。《过客》里老、中、少三代人，体现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系。老翁已退出历史发展的轨迹，停下了脚步；小女孩对未来则充满天真的幻想，不认识现状的艰辛；过客是困顿而倔强，在执着地追求，说过去“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过客的身上闪烁着作者的影子。而在《颓败线的颤动》中，作者则歌颂那被冷骂和毒笑的“那垂老的女人”，说她是“伟大的石像”，矗立在荒野的中央。当女儿和女婿忘恩负义地用狠毒的语言来伤害老人本来就伤痕累累的心时，鲁迅在后来曾说他“宁可向泼剌的妓女立正”（《6》，第305页），狠狠地鞭打那忘恩负义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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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野草》的这段时间中，鲁迅的思想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小阶段：一、在《墓碣文》以前的十五篇，从总的来说，基调是战斗、乐观的，但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消极、阴冷的思想情绪和气氛；二、从《颓败线的颤动》以后的八篇，我同意李何林在《鲁迅〈野草〉注解》中的看法，即“消极悲观思想可以说是没有了，代之以反抗、战斗、讽刺和鼓励”（第155页）；三、而写于1927年4月26日的《题辞》，可以独立作为一个小阶段——那时，尽管“大夜弥天”，但鲁迅的乐观情绪甚为高涨；哪怕《野草》“死亡而朽腐”，甚至“无可朽腐”，他都“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题辞》以“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作结，这和《写在〈坟〉后面》相比，确有很大不同。作者对旧我的死亡不再怀有留恋的心情，表现出一种坚决前行的态度，这因为他亲身经历、亲见了或感觉到地火从“在地下运行，奔突”直至冲破地表，“熔岩一旦喷出”的情景。鲁迅是1927年9月27日离开广州的，而该年7月20日在广州出版之《解放旬刊》就说：“其在逃及其次要份子，尚潜匿于各处，大肆活动，希图死灰复燃，就广州市内而言，还时时发现共党份子聚众演讲及散发传单……”这正是令鲁迅“将大笑”和“将歌唱”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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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无达诂”，历来都比较难于对诗做出大家公认的解释。《野草》这类散文诗，研究起来就更难避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如《影的告别》中的“黄金世界”，是指脱离现实的空想，还是指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或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理解？又如《腊叶》，必须“把‘病叶’看成作者，把作者的口气转给‘爱我者’”（《鲁迅先生二三事》，第34页）才能理解它的真意。如果鲁迅不对孙伏园谈及《腊叶》，我们是很难把“病叶”看成作者的；甚至连当事人许广平也毫不觉察，说鲁迅用病叶“自况”，“我却一点也没有体会到，这是多么麻木的呢！”（《关于鲁迅的生活》，第9页）
总之，学习《野草》，要注意鲁迅的思想及其发展、变化，要注意作品的全貌及其写作背景等，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认识。至于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只要不是恶意的攻击，都应该采取包容的态度。例如有人强调从艺术上分析作品，不主张联系社会实际。这自然可以相互讨论，鲁迅说他写《野草》，像《失掉的好地狱》是有针对性的，是从“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产生的感触，并不是为魔鬼而写魔鬼，为曼陀罗花而写曼陀罗花的。如果鲁迅在《野草》中，完全是一般地写景，一般地讲故事，那么，鲁迅就不成其为鲁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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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者发现：1919年，鲁迅以“神飞”为笔名，在《国民公报》上发表《自言自语》，格调和后来的《野草》相似。但从这到《秋夜》，相隔了五年。也许是五四运动落潮以后心情迷惘或者是由于家庭内部的矛盾，使鲁迅提不起写这类文字的兴趣。他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寓后，生活比较安定，而女师大的风潮还未激化；但后又去西安讲学，并为写有关唐代的长篇小说（一说为剧本）做准备。但到西安一看，“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破了”（《13》，第556页）——幸呢还是不幸？这小说或剧本虽然难产，但落在地上的野草种子终于破土而出：鲁迅8月4日离西安，9月15日即写《秋夜》；《野草》终于冒出了喜人的新绿。
鲁迅在《野草》中，深刻地解剖自己的内心世界。那是一本坦露作者心境和思想矛盾的散文诗集。当中充满着作者的思想和现实冲击而发出的耀眼火花，这也说明思想认识每前进一步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野草》的特点之一，从思想内容来看，是“绝望的抗战”（《11》，第21页）。作者在《希望》里引匈牙利诗人之作来明志，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对两者都加以否定。我们不应忽视鲁迅曾有过颓唐的心绪这一方面。但是，这种矛盾心理，“正人君子”们不会有，他们正在所谓公理的旗帜下聚宴，心满意足；小资产阶级的一些知识分子也不会有，他们正在瞒和骗的帷幕下自我陶醉，安于现状，缺乏新的追求。在这样的意义上，“绝望的抗战”的“绝望”，正是作者不甘于绝望的一种表现。鲁迅在北京向往着黎明的曙色，追求着希望，虽然同时也感到希望的渺茫：好的故事乃是梦中的情景，“醒来何尝有一丝碎影？”但是，虽然绝望而仍旧抗战，所以，散文诗集充满了向旧社会挑战的声音，表现出和腐朽的、反动的东西势不两立的坚决态度：《这样的战士》不受敌人关于护心镜的欺骗，始终战斗不息；《死火》中的“我”被“碾死在车轮底下”，但却“来得及看见那车坠入冰谷中”因而哈哈大笑，说“你们是再也遇不着死火了！”这些地方都焕发出作者思想、人格的耀眼光彩。
总之，《野草》交织着苦痛和欢乐、失望与希望、悲观和乐观的矛盾感情，它鸣响着时代的声音，反映出时代的特点：深沉的黑暗，对敌我的犀利的解剖，韧性的战斗和永恒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