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知识分子这一阶层很熟悉，在《呐喊》和《彷徨》里面，正面地集中地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就有一半以上。在晚年，他还准备写一部反映我国四代知识分子活动的长篇小说。可见，鲁迅不但是十分熟悉而且是十分关心知识分子这一阶层的。
《呐喊》《彷徨》刻画了众多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它们可以分为下面这几类。
第一类是封建知识分子：《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前两人是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者和陪葬物，后两人是一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善者。
科举制度，在广大封建知识分子面前闪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它诱导知识分子皓首穷经，是捆绑知识分子的名缰利锁。孔乙己爬不上去，“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自己也变成了废物，无以为生。陈士成参加了十六次县考，经受了十六次希望幻灭的袭击，终于疯狂了起来，落水淹死。鲁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溃烂，也表现了封建社会人与人的冷漠关系。在《孔乙己》中，自然有人道主义的某些同情，但更多的是对旧社会制度的坚决否定。如果认为作者对孔乙己是采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这恐怕跟鲁迅的本意不相符合。
四铭和高尔础，既有封建性，又有流氓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在这二人中，高尔础的流氓性表现得更露骨。生活中自然可能有像高尔础这一类的人，例如有些统治者很反动，但为了投机却送儿子到苏联留学——可是，这是发生在革命高涨时期。高干亭在1924年，他敢于不顾危险，为了仰慕高尔基而改名尔础吗？从他所处的环境来看，不是革命高涨的湖广一带，他应该是君子皮而流氓骨，才混得下去。而现在，高某连皮也是流氓的了。这样的人，万淑贞会请他到女学校去教书吗？
至于张沛君，算不算封建的知识分子呢？他跟四铭等是否一样伪善？这有分歧意见。这个人物有其复杂性。第一，是以真人真事为主呢，还是综合性的人物？在《弟兄》中，确乎融入了鲁迅、周作人的某些事迹，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中说“沛君的生活就是鲁迅自己生活的一面”；周作人也讲当中的“主要的事情是实有的”。但是，当中说“自己的三个孩子”等，显然和实际情况对不上号，更不用说人物的思想感情了。因此，张沛君应该是一个综合的典型，我们不应把他等同于鲁迅。第二，这个人物的性格是“不坏的”，还是也有坏的一面呢？许寿裳从张沛君和鲁迅的生活有相同的一面出发，得出“沛君的性格是不坏的”结论，这自然也有道理。但是，也不能说张沛君没有坏的一面，没有和四铭、高尔础一样被人看不起的地方。有同志认为，张沛君只从梦境中表现出潜意识，并没有行动；不应以这梦为根据而苛责沛君。诚然，从表面来看，他对兄弟好得不得了：什么“兄弟怡怡”呀，什么“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思”呀，什么“两眼在深眼眶里慈爱地闪烁”呀；他自己也是以对兄弟好而自豪的，也许并没有怀疑自己的诚实。可是，鲁迅是解剖人类灵魂的能手，他用画龙点睛法来写，一个梦，就把张沛君埋得很深的思想翻出来了。我们说张沛君的性格有不好的一面，这主要不在于他有某些私心，而在于他的外表和内心形成了如此鲜明、强烈的对照。鲁迅很佩服《儒林外史》的“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写作本事，我们从《弟兄》的张沛君身上，不是同样可以看到鲁迅这方面的成就吗？在这样的意义上，张沛君和四铭、高尔础之间，不能认为完全是泾渭分明、没有相一致的地方。第三，关于“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张沛君如果说和四铭等有所不同，就是他多少有些自知之明，不愿接受别人的恭维。鲁迅在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曾说，陀氏“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载《鲁迅全集（6）》，第411页。分析张沛君时，人们对“剥去了表面的洁白”这一层次比较重视，而对“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这一更深的层次却注意得不够。张沛君在做梦以后是有自责的，他“觉得很疲劳，背上似乎还有些冷”；当月生说“你一定惦记着令弟的病”，“还是早点回去罢”，并提出由他代办张沛君手中的公文时，张沛君不敢也不愿接受这种照顾，说“不！我来办”。如果说张沛君和四铭有所不同，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吧。
总之，张沛君因为情况较复杂，姑且略而不论外，对孔乙己、陈士成、四铭、高尔础四人，鲁迅的批判锋芒，是集中在后两人身上的。他以入木三分、犀利无比的笔锋，暴露了他们凶残、自私、肮脏的思想性格，进行了愤怒而无情的嘲笑和讽刺。
第二类包括《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和《药》里面的夏瑜。他们是清末或辛亥革命时代的进步的知识分子。
如果说，四铭等人在过去曾经赞同过维新，那么，他们在作品中出现时，是早就没落了下去，本身已成为黑暗势力的组成部分了。和他们相对立，另外的一类知识分子，例如狂人等，则正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为反对腐朽的封建制度而进行坚决的斗争。狂人怀疑那传统的旧事物，揭露过去的历史归根到底是吃人的历史。《长明灯》的疯子则大声地叫着“我放火”，要用熊熊的烈火来烧毁旧制度。《药》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夏瑜，但是，我们从他“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从他被阿义打了，还说阿义可怜的事实中可以看出，他的心中满怀着革命的自豪感，具有崇高的品德和广阔的胸怀，大义凛然。但是，这三个人，都不为周围的人所理解。像夏瑜的母亲，就不以自己的儿子是烈士而自豪，反而在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他们也都被别人咒骂——之所以被咒骂，就因为他们激烈地反对旧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甚至鼓吹“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在奴才们的眼里，这就是“大逆不道”，就被咒骂为发疯、发狂。而在他们当中有些人神经之所以失常，乃是受到反动势力深重迫害的结果。他们的心情是痛苦和悲愤的。
在这三个人中，狂人对读者的影响特别广泛而深刻。他出身于封建家庭，家里有书房，有花园，地位相当优越。但他却从不安于现状进而揭露旧社会吃人的本质，甚至还“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这必然会被赵贵翁等看成“大逆不道”，受到种种陷害和打击。狂人正是在深重的迫害下精神失常的。但是，他不单纯是一个发狂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觉醒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作为一个战士，他深知吃人者的底细，所以回马枪就特别有力地击中他们的要害。正因为狂人背离了吃人集团，并进而揭露他们的肮脏思想和打算，所以吃人者对他恨之入骨，非置之于死地不甘心。在这种情况下，他对狗和路上的人的警惕，他的种种怀疑焦虑，他十分紧张的神经活动都表明他受到黑暗社会的强大压力。
狂人的怀疑精神和革命彻底性表现得相当突出。
在我国，传统的道德和思想真是盘根错节，被那些拥护吃人制度的人奉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可是，狂人却发生了怀疑，大胆地加以攻击。他指出“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指出“从来如此，便对么？”——这种大胆怀疑和仔细研究的精神，使他终于发现了吃人者的凶残和他们的阴谋诡计。
我们知道，吃人者实行的是愚民的奴化政策，提倡所谓勿视勿言勿听勿动的理论，要人们变成呆头呆脑的白痴，露出一脸的死相。这样，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吃人。吃人者要的不是能思想的人，而是那种只能劳动的活机器和只供宰杀的羔羊。但是，统治者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不可能得逞。勃托尔特?勃莱特在《警告纳粹》一诗中曾说：
将军，人是一架有用的机器；
他可以飞行，可以杀人。
可是他有一个缺点；
他能够思想。
“能够思想”，这正是狂人所要提倡的精神。“能够思想”，被吃的人就会突破吃人者的思想牢笼，穷根究底，就会反抗斗争，吃人者的欲望就永远无法满足。——鲁迅后来曾经针对这种现象，对统治者加以嘲讽，说他们虽然“日施手段，夜费心机，实在不胜其委屈劳神之至”，但仍然“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
狂人的革命彻底性，则表现在他对封建制度、道德、思想的彻底否定，表现在他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斗争上，表现在他对大哥、母亲以及对自己的否定上。有人认为狂人从始至终都是要“劝转”大哥，这种看法并不符合《狂人日记》的实际情况。
是的，狂人曾经想劝大哥放弃吃人的心思。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水平上。第十一节写道：妹子死的时候，“母亲哭个不止，他却劝母亲不要哭，大约因为自己吃了，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如果还能过意不去……”——话还没有说完。这省略号等于说：如果还会过意不去，就不要吃妹子的肉。可见，狂人的大哥心安理得地吃掉自己妹子，连有点过意不去的意思也没有了。这里，狂人是彻底地否定了大哥，毫无“劝降”的意思在内。
不仅如此，狂人还彻底地否定了母亲。他说：“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一般说来，母亲总是爱自己的儿女的。但在旧社会里，狂人的母亲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吃人秩序的保护者和执行者。在这样的意义上，狂人连母亲也否定了。既然母亲也一片一片地，甚至是整个地吃自己的女儿，那么，吃人者不可能“劝转”不是十分明白的吗？
对这个问题，前期的鲁迅，在思想上是有矛盾的：有和平进化的思想因素，也反复强调对阻碍社会发展的旧事物要“全部踏倒”，改革要用“火和剑”。在《狂人日记》里，这个矛盾也有表现。但是，最终狂人放弃了自己的幻想，彻底否定了大哥和母亲，使这个矛盾得到了解决。
不仅如此，在第十二节中，狂人还彻底否定了旧我，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可见，狂人已经抛弃了对吃人者的任何幻想、抛弃了“劝降”的意思。他远远地离开了改良主义的立场而坚决地选择了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
鲁迅所描写的狂人、疯子和夏瑜，都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免不了有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像狂人，他就不知道谁可以来“救救孩子”。但是，他们作为旧社会的叛逆者、作为革命者（在文艺表现上，狂人和疯子还有“发狂”“发疯”的另一方面），的确发出了勇猛的呐喊，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这些话可以帮助我们去正确认识狂人等在特定历史阶段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类则是已经退出战斗的战士：《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幸福的家庭》中的作家和《伤逝》中的子君等。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或者在五四运动前后，曾经是反封建的斗士；随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夭折，或者由于个人的婚姻问题已经得到初步的解决，他们颓唐、悲观了，他们满足并退出战斗了。在他们的身上，虽然还透露出某些不满、悲愤、孤傲等心情，但是，他们的战斗意志总的来说已经冷却。
吕纬甫等三人在辛亥革命前后是曾经战斗过来的。吕纬甫曾和同学们“到城隍庙去拔掉神像的胡子”，并且“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对魏连殳这方面尽管写得不多，但从他被人们认为是吃洋教的新党，从他的孤傲看来，他和吕纬甫大概有相类似的过去。N的经历，大半是鲁迅本人的；他把这些事实移植到N的身上加以表现，塑造了一个“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的人物。N在过去大讲革命，现在则对辛亥革命的夭折十分愤愤，然而也只是无可奈何的愤愤罢了，并没有进一步的想法和行动。
吕纬甫在当年胸怀大志，他“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是，如今他就和这些蜂子和蝇子差不多，他说：“现在我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圈子。”他不愿回忆过去，采取忘却的态度；他不敢用清醒的态度对待生活，对待眼前的一切都是随随便便、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成为一个麻木不仁的人；他没有信心去展望未来，对将来，他觉得自己“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
魏连殳的路子也十分坎坷不平。他先是穷愁潦倒，甚至连买邮票的钱也没有，吃了不少苦头。后来，他当上了杜师长的顾问，在闲人们的眼中那是阔起来了。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曾经说过：“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有了钱，容易形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鲁迅全集（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魏连殳就是这样成为个人主义者的。他由对旧势力的憎恨而发展到玩世不恭，走上了一条颓废的道路。他反对庸俗，但他本身的做法就很庸俗。他说：“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
吕纬甫、魏连殳等的悲剧不是个别的、偶然的。产生这些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主观上来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表现出革命的急进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斗争的脆弱性和妥协性。他们虽然进得猛，可是也退得快，很容易和旧势力妥协，无法坚持长期的艰苦的斗争。
从客观上来说，虽然旧社会腐烂透顶，必然崩溃，可是相对地说，它的力量仍不小，个人的反抗很难发生大的作用，因为力量的对比过于悬殊。这不仅因为封建势力在拼命挣扎，不可轻视，而且因为落后的、中毒较深的群众，在客观上往往支持了反动统治者。因此，反封建斗争的任务十分艰巨，不做好韧性斗争的思想准备，那就不可能获得胜利。
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吕纬甫的斗争锋芒被磨平了，而潜在他身上的老庄思想的消极因素却得到了发展。时间消磨尽他的雄心壮志，使他逐渐颓唐了起来：在黑暗的现实面前闭起了眼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抱着得过且过不问是非的态度，而魏连殳虽然孤傲，勇于向旧势力挑战，但因为脱离了群众，这种桀骜不驯逐渐变成玩世不恭，这种反叛到最终是一事无成，只是毁了自己而已。
鲁迅跟吕纬甫、魏连殳都是同时代的人。他们是同辈，曾经有过相似甚至相同的经历和思想感情。鲁迅说过：“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觉得自己就有这毛病，不大好。”《两地书》，第18页。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和魏连殳的区别是：魏沉溺于“玩世不恭”中，把这当作麻醉自己的鸦片；鲁迅憎恶这“玩世不恭”，要摆脱它的影响。
鲁迅以悲愤而痛苦的心情来刻画魏连殳等人，对他们有同情的一面。同时代人的沉沦使作者感到极大的震动。有同志认为魏连殳当了顾问以后“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这恐怕是离开了当时的时代条件来看问题，并不符合鲁迅的看法。如果魏真的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我想，鲁迅不会写那个“我”给魏连殳送殓。鲁迅对待魏、吕，在表示同情的同时，十分严厉地批判他们的生活态度和颓废思想。因为不管是妥协苟安还是孤傲嫉俗等，都无补于革命斗争，都不可能动摇旧世界的一分一毫。在作品的结尾，鲁迅写“我”和吕纬甫一出店门就分手，各走各的路；写“我”看了魏连殳入殓以后，“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冲出……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这些描写，我想，应该是鲁迅本人对魏、吕的生活态度、思想感情的批判，是有深意的吧。
至于《幸福的家庭》中的那个作家和《伤逝》中的子君，活动的主要时间是五四运动以后。他们曾是五四运动风雷召唤出来的新人，在婚姻问题上进行过大胆无畏的反封建斗争。子君就敢于和封建家庭决裂，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幸福的家庭》中的那个作家，也曾经为自己的婚姻问题而“决计反抗一切阻碍”。可是，不多久，五四运动的高潮就已过去，文化思想界发生了分裂。当时，有人消极，有人徘徊，有人颓唐，有人前进。《幸福的家庭》中那个作家迷失了方向，感到深深的迷惘，不知何去何从。
他逐渐忘却了战斗，变得庸俗起来了，为了“捞几文稿费”而拿笔。既然是为了钱，他想：“作品就须有范围，否则，恐怕要不收的。”于是他“抽出一张绿格纸，毫不迟疑，但又自暴自弃似的写下了一个题目道：《幸福的家庭》”。这证明了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的作家不可能有离开资产阶级出版家的自由，不可能离开对钱袋的依赖。
可是，在当时，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是战争，或者交通不便，或者有马贼，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置这么一个“幸福的家庭”。现实在刁难这个空想的作家。他想来想去——
……想不出好地方，于是终于决心，假定这个“幸福的家庭”所在的地方叫作A。
总之，这幸福的家庭一定须在A，无可磋商。——
什么“决心”，什么“一定”，什么“无可磋商”：这似乎很自信、很坚定，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十分空虚、十分动摇。连“幸福的家庭”的所在地都那么难确定，别方面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现实对作家的嘲弄，也就是鲁迅对这一类忘却战斗任务的作家的辛辣讽刺。
接着，我们还可以看到：当作家还在为资产阶级男女着想，考虑他们该吃些什么贵重的菜时，他自己却在咽口水，“觉得胃里有点空虚了”。鲁迅一面写这个作家如何为别人安排幸福的家庭，一面又揭示这个作家的家庭并不幸福：主妇的眼睛是阴凄凄的，孩子在哭泣，床底下满是桠桠叉叉的劈柴，书架边是一堆白菜。纷繁的现实生活，冲击着这个作家虚无缥缈的艺术构思，使他不能轻飘飘地想下去。的确，生在苦难的时代里而要做不描写苦难的作家，生在血腥的战斗中而要拈花微笑，生在不幸的家庭中而为别人做什么“幸福的家庭”的幻想，这样的人，在现实社会中没有不碰壁的。
于是，他终于感到自己的构思“似乎有点肉麻”，只好把稿纸揉成一团，“用力的掷在纸篓里”。鲁迅说，小说的结尾“过于沉闷些”。我以为这是因为没有写出这个作家在幻想破灭后新的追求，也没有暗示出路在哪里。
《伤逝》中的子君在婚姻问题上也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但是，婚姻自由是她追求的唯一目标，她一心一意想过安安乐乐的家庭主妇的生活，除此以外没有更远大的理想。
她和涓生自由结合，这只是问题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子君对以后遭遇的问题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她败下阵来并不偶然。
封建势力毕竟是根深蒂固的，它们虽然无法阻止子君和涓生自由恋爱，但却能够使人们闹饥饿。爱情固然不是钱所能买到，但能够因为钱而卖掉！旧社会也许会被迫给予青年人空空洞洞的“婚姻自由”，可是，它会狡猾地抽去保障这种自由的物质基础。正是由于旧社会这样强大的经济压力，就使“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
但是，他们仍然不甘于绝望，还想“来开一条新的路”。可是，这个努力却如石沉大海，毫无结果。如同吕纬甫“绕了一点小圈子”又“回来”一样，子君回到了她的老家，在父亲威严的眼光下和旁人冰霜般的冷眼中过日子，默默地走向死亡；而涓生，则回到了会馆去，彷徨着，难于迈出新的一步。
子君、涓生的悲剧有它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在当时是很难避免的。这一悲剧冲突的意义超出了婚姻问题的范围，它事实上反映了当时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闷、挣扎、失败，反映了他们的抗争和思索。
第四类知识分子乃是《伤逝》中的涓生和《一件小事》中的“我”，他们是探索者。涓生的思想和子君的思想，本来只有量的不同，并没有质的区别。但是，子君已经死去，而涓生还活着，并没有停止追求、探索，他说：“我总得向着新的生活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照我看，这“涓生的手记”实质上也就是涓生的《坟》，他想清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和道路，“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这是在向旧社会、旧思想告别，准备轻装前进，当然，这只是涓生的愿望。他当时所能看到的所能想到的，也只是“怒涛中的渔夫，战壕中的兵士，摩托车中的贵人，洋场上的投机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讲台上的教授，昏夜的运动者和深夜的偷儿”；他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奔来，可是“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一句话，他对前途还捉摸不定。但是，只要他不停步，继续求索，那么，如同我国不少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不管道路怎样曲折，总有可能走上真正的革命之路。
《一件小事》中的“我”，在经济处境上属于小康人家。他的思想境界比涓生高。他自觉地把自己和人力车夫比较，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感到那车夫“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压力，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个“我”，对劳动人民的崇高品质是敬佩的，并且敢于把这种崇高品质和自己的缺点加以对比，这就明显地表现出自我改造的思想要求，表现出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愿望。把歌颂劳动人民和坦露知识分子的思想缺点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从鲁迅开始的。
上面，我们介绍和分析了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从这些介绍和分析中可以看到：鲁迅不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表现知识分子，他跟那些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出身的一般作家的创作态度有所不同。有许多人，“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毛泽东论文艺》，第60、61页。。鲁迅就不一样：他严厉地否定吕纬甫、魏连殳等人，中肯地批评了《伤逝》中的子君和《幸福的家庭》中那个作家；他并不原谅知识分子的缺点，更不为他们的缺点辩护，而是有意识地引导进步的知识分子向人民群众靠拢（自然，鲁迅也没有人为地“压低”知识分子）；至于对四铭、高尔础之流，则加以无情的挞伐，毫不手软。
总之，鲁迅写知识分子和写农民一样，乃是从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角度出发的。他经常把知识分子放在重大的社会冲突中来考验或者通过富有典型意义的情节来剖析他们，要求他们更清醒、更勇猛、更踏实、更坚强，要求他们面向现实，要求他们投入革命斗争中。这一切，就使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比之同时代作家所塑造的形象，有更深远的意义，放出更鲜明夺目的光彩。
（原载《鲁迅研究文丛》第2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