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出生在一个逐渐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里，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和所受的封建教育，开头对农民的认识是有偏颇的。他说：“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是，他的外祖母家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9页。，在思想感情上逐渐和农民有了比较巩固的联系。
这种联系，对鲁迅后来的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都有很大影响。表现在思想上，在前期，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身上就具备“清醒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是老实的农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见瞿秋白《乱弹及其他》，山东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388页。；表现在创作上，就使他重视对贫苦农民形象的刻画，努力去表现他们喜怒哀乐，反映他们的苦闷、追求和斗争。
在过去，作家注意的中心，往往是帝王将相、官吏老爷、才子佳人、小市民以及知识分子。清末的谴责小说，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间的鸳鸯蝴蝶派，五四时期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家，描写的对象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鲁迅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意识地把眼光注视着农民，为连姓名都不被人们知道的小人物写传，意义十分重大，更何况他对贫苦农民的态度，不是从上而下的人道主义的同情，而是从生活的底层反映了农民的命运。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中国的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作为伟大革命家的鲁迅把眼光向着农民，说明他对这个实质问题很敏感。由于农民受压迫、受凌辱，由于农民是人数众多的阶级，所以鲁迅对农民的革命潜力十分重视。
在《呐喊》和《彷徨》里面，像《阿Q正传》《故乡》《社戏》《祝福》等，就是以农民为直接描写对象的。至于《风波》中的七斤，《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和《药》里面的华老栓等，虽然没有耕田种地，但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心理状态和农民并没有多大的实质性差别，可以当作“昨天的”农民来看待。
鲁迅的小说，对贫苦农民表现出一种深挚的感情。这种感情在《故乡》《社戏》中显得更为直接。他对闰土式的中国农民有由衷的关切，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同情和不安。鲁迅反映了农民所受的深重痛苦，表现了他们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下的贫困破产，表现了他们在生活重压下的悲惨处境。像阿Q，他受尽了赵太爷等人的残酷剥削和地保的讹诈，剩下的只有一件没人要的破夹袄和唯一的一条裤子，连活下去都发生了困难；像闰土，他的六个孩子都可以帮着干活，劳动力不可谓不强，但是一家人仍然吃不饱肚子。“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有苦说不出，“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残酷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使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极为困苦。
闰土本来也有天真烂漫的童年，但是，深重的压迫和剥削使得少年闰土的形象很快从我们面前隐去。少年闰土的形象是可爱的：“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现在呢，“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我们从闰土的变化中感到了生活的重压：少年闰土越是活泼，少年闰土的世界越是美丽宽广，我们就越是感到闰土所遭受到的折磨是多么深重。总之，我们看完《故乡》以后，那满面皱纹的闰土的形象深深地印入记忆当中，使我们感到心中被压着厚重的铅块。
闰土不只受到深重的压迫和剥削，而且思想感情也饱受摧残。封建的道德和思想意识在他的身上深深地刻上了烙印。他不但选中了“一付香炉和烛台”，而且还恭恭敬敬地把儿童时代的朋友称作老爷，这就表明：封建的宿命论思想和等级观念是多么可怕地伤害着他的心灵。——《故乡》中的“老爷”的称呼和《祝福》中“你放着吧，祥林嫂！”这些话都强有力地震撼着读者的思想感情。
祥林嫂和闰土一样，受着封建宗法社会一整套思想和制度的束缚和压迫。她的处境十分悲惨，被以鲁四老爷为首的旧力量剥夺了生存的基本权利。
《祝福》描写了这样的情景：人们怎样用冷漠的声调和祥林嫂讲话；人们怎样把她的悲哀、痛苦作为咀嚼、欣赏的材料；柳妈如何用有关阴司地府的话造成她心理的恐惧。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人们竟然连她额上的伤疤也用作幸灾乐祸的资料。这对祥林嫂的心理是多么深重的伤害呵！
虽然这样，祥林嫂仍然挣扎着，要活下去。她用种种办法来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和权利。可是，她得到的却是人们的歧视和打击，所受到的是极为不公道的待遇。——祥林嫂在极端失望的情况下，还幻想在地狱中重新获得做妻子和做母亲的资格。但是，由于她绝望得太多、太惨、她不得不连地狱也加以怀疑——“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
像闰土和祥林嫂这样的贫苦农民大众，既然承受了这么深重的生活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按理说他们就应该勇于抗争，用斗争的烈火来焚毁一切旧制度，争取自己的解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当时还不能很快地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
农民群众在当时不能很好地走上革命道路有两个原因：一、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政治压力和思想上对农民的毒害；二、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存在着政治上、思想上的弱点。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鲁迅在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中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像《风波》中的赵七爷，他真是肆无忌惮地对七斤等进行威胁和恫吓。而《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跟钱太爷勾结在一起，又和城里的白举人拉上了亲戚关系，此外，还利用地保等爪牙和奴才，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未庄。他一手遮天，甚至横蛮地因阿Q自说姓赵而大打出手。鲁迅极端憎恨这些封建老爷，把他们作为革命的对象来揭露和打击。他不只彻底否定了古久先生、举人老爷、七大人，等等，而且否定了由这些封建老爷所代表的反动封建制度，表现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彻底性。
鲁迅还揭露了统治者用反动思想来毒害人民群众，企图使他们安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处境的如意算盘。在旧社会，统治者由于有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就有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鲁迅在《通信（复未名）》中说：“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这里说的也就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关系。试看，在《阿Q正传》里，处处是“未庄通例”和“未庄老例”在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在控制着人们的行动；若有任何越轨，就会受到旧势力的攻击。阿Q就经常拿统治阶级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鲁迅在小说中清楚地指出，阿Q的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阿Q“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意见”，等等。这就点明或暗示了其思想的来源。正是由于统治者思想的深重毒害等原因，就使得他不能真正走上抗争的道路。
其次，广大的贫苦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也存在着政治上思想上的弱点。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农民群众在没有得到无产阶级领导之前，是不可能能够克服自己身上小生产者的这些弱点的。这种情况在《呐喊》和《彷徨》中有充分的表现。像闰土，他已被生活压得麻木起来，只是叹息，服从命运的安排，根本没有想到要变革现实；而《阿Q正传》中的吴妈，她看阿Q被游街示众，就根本没有注意到阿Q，“只是出神的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这是多么的麻木！在《风波》里，由张勋复辟而引起的风波虽然过去，可是生活仍然像一潭死水那样停滞：你看那裹了脚的小姑娘六斤，“捧着十六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这使人感到何等的气闷，使人感到何等的痛苦。
鲁迅在小说中所描写的贫苦农民，不是能轻而易举地走上反抗、革命的道路的。例如阿Q，如果不发生“吴妈事件”，他一直有出卖劳动力的机会，就可能勤勤恳恳地卖力气劳动，长期受赵太爷之流剥削，老死未庄。可是，他连这样一种受剥削的“权利”也丧失了。在1911年春夏间，阿Q发生了严重的生计问题：没有工做，肚子挨饿。阿Q不可能找到这个生计问题发生的真正原因，他只从表面现象来看，认为挨饿是因为小D抢了自己的饭碗，于是把愤怒发泄到小D身上，发生了钱府照壁前面的那场“龙虎斗”。
其实，“恋爱的悲剧”（吴妈事件）只是加快“生计问题”的发生罢了；就是没有“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也总会或迟或早地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经济破产，失业者增加，像在未庄，小D等就是和阿Q竞争的对手。赵太爷之所以敢在“吴妈事件”以后和阿Q订立那样的不平等条约，不但掠夺了他的工钱和布衫，而且还规定“从此不准踏进赵府的门槛”，就因为他可以找到像小D或者王胡那样的人来代替阿Q，所以有恃无恐的缘故。
“龙虎斗”和精神胜利法都不能解决阿Q的生计问题，他只好走上了“‘求食’之道”：到静修庵偷萝卜，到城里去偷东西。阿Q是经历了许多曲折，才喊出“造反了！造反了！”的呼声的。
这些描写，应该说基本上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鲁迅思想认识上的某些局限。因为他在前期，对农民群众的认识确有某些不正确、不全面的地方：他比较多地看见农民身上的精神枷锁，而不大可能看清楚他们身上巨大的革命潜力。从这出发，鲁迅有时就会产生某些消极的甚至悲观的情绪。
但是，近代的中国是东方矛盾的焦点，那时的时代是一个浓云密雨、浪头翻卷的时代。在这个充满革命斗争风暴的伟大时代里，不可能有什么力量能压下贫苦农民的革命欲望。这种欲望不管是在怎样的压力下面总会化为这样或那样的行动而表现出来。另外，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也总在克服着自己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性，总在力图表现农民群众的抗争。这两方面在《呐喊》和《彷徨》里有着明显的表现。
阿Q的性格发展和行动雄辩地说明了这样的真理：只要阶级矛盾存在，斗争的火种就不会熄灭。
阿Q并不甘心失败，他曾采用骂、打、怒目而视等办法来取胜，但最终都失败了。于是，他采用典型的阿Q主义的办法，即精神胜利法。这些办法，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回避事实上的失败，希望取得精神上的所谓胜利。当不能用自尊自负的办法“取胜”时，阿Q就反过来用自轻自贱的办法来得到某种变态的满足。其实，阿Q的所谓“胜利”包含着明显的不幸，他的“优胜纪略”，不过是用奴隶的斑斑血泪所写下来的受压迫、受侮辱的失败纪录罢了。
劳动者应该有自尊心。但是，在旧社会，反动统治者不时对人民群众加以侮辱。阿Q极力维护自己的尊严，正说明他的尊严受到伤害。这样，主观上的自尊和客观上的被侮辱就发生了矛盾。阿Q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个矛盾呢？
首先，他从封建宗法思想和等级观念出发，说自己“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或者以为比尼姑高一等，企图用这样的办法来博得别人的尊敬。
其次，他采取逃避现实的瞒和骗的办法来麻痹自己，他掩耳盗铃式地忘却受奴役、受欺凌的生活，自欺欺人地说自己先前阔或儿子阔。阿Q习惯用不确实的过去和虚无缥缈的未来来自我陶醉，而独独忘却了悲惨的现在。
当阿Q处于上述精神状态时，他根据“未庄通例”来观察问题，甚至对革命党也表现出“深恶而痛绝之”的态度。但是，由于尖锐的阶级矛盾无法调和，加上革命的形势竟然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害怕，这就使阿Q改变了自己对革命的错误看法。由于朴素的阶级本能，阿Q从阶级敌人的害怕而感到革命对自己有利，于是心里想：“革命也好罢……”经过了这样比较曲折的思想道路，并由于多次接受了事实的教训，阿Q终于喊出“造反了！造反了！”的喊声，敢于以蔑视的态度来对待赵太爷并向往那刀来枪去的革命（虽然是阿Q式的“革命”）！
在阿Q身上，有阿Q主义，也有潜在的革命性，这两方面既对立而又统一。在矛盾斗争中，阿Q主义逐步地受削弱，其分量由大到小；潜在的革命性有所发扬，其表现由隐到显。这两方面在斗争中互为消长。鲁迅痛心疾首地批判阿Q主义，正是为了发扬阿Q们身上潜在的革命性。
鲁迅指出，阿Q主义是一条死胡同，不是真正的出路；是应该批判而不应提倡的东西，因为它是阻碍阿Q起来抗争的绊脚石。小说一再描写阿Q在“精神胜利”以后，“放倒头睡着了”，“他睡着了”，“于是他睡着了”。可是，我们仿佛听到作者在焦急地呼唤：阿Q，不能心安理得地睡大觉呵！他把阿Q主义写得很可笑、很丑，就是为了让人们警惕、反省，不再留恋精神胜利法这个回避矛盾斗争的乌龟壳，希望像阿Q这样落后的农民振作起来，打烂反动统治者强加在身上的精神枷锁，勇敢地起来抗争！
鲁迅以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观察和表现农民，当时，他具备朴素的阶级意识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所以，他认识到并描写了农民的思想由于阶层的不同而不同；除了《社戏》的笔触比较明朗、轻快外，其他有关篇目都表现出一种深沉的严峻的态度。他表现了七斤的狭隘情绪和低下的思想意识，同情于闰土和祥林嫂的悲惨命运，而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来对待阿Q、小D等人。在《药》《风波》《阿Q正传》中，鲁迅十分关切贫苦人民对历史重大事件的态度。在《阿Q正传》中，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了这样的思想：不管贫苦农民想抗争的动机怎么样，他们最终必然会被无穷的灾难、被时代的风雷推上反抗斗争的长途。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鲁迅曾说阿Q终于想革命并不是人为安排的，而是时代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
在《呐喊》和《彷徨》里面，鲁迅通过对农民的典型形象的刻画，表现了自己对历史、时代的深刻认识。他是一个深刻理解并且十分重视农民的作家，在思想感情上和农民同甘共苦。他希望在农村出现革命的风暴，希望闰土们、祥林嫂们、水生们和阿Q们能过一种幸福的新生活。我觉得，鲁迅把我国广大农民的生活和斗争在他的小说中反映了出来，从如此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出发描写农民在精神上、行动上的痛苦、麻木和抗争，塑造了阿Q等光彩夺目的艺术典型，这些就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极为巨大的贡献，为我国的新文学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原载《边疆文艺》198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