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第一个表述出下面的正确思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妇女解放的程度，都可以作为一般社会解放的尺度。可见，关心社会解放的人，应该注意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的问题。
革命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的鲁迅，对妇女问题十分重视。除了杂文以外，鲁迅在《祝福》《明天》《伤逝》《离婚》等小说中，描绘了一系列的鲜明的妇女形象。他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妇女的思想、感情、命运的表现来解剖旧中国的社会。
中国的妇女，在当时，受着以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为代表的全部封建宗法社会的思想和制度的束缚，她们是奴隶的奴隶。她们受的是最深重的精神的残害，过的是最痛苦的生活。
她们的痛苦远远地超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妇女。譬如娜拉，她只要有钱，就能解决出走以后的问题，可是，对当时中国农村的妇女来说，钱并不能帮助她们摆脱痛苦的命运。我们试看《祝福》中的祥林嫂，她辛辛苦苦地积蓄了十二元鹰洋；这总算“有钱”了吧，可是，又抵什么用呢！除了在土地庙捐上一条门槛以外，连祭祀时拿酒杯、筷子的权利也没有买到。
鲁迅在《祝福》里面刻画了这个勤劳、善良的农妇的不幸遭遇和结果。这作品的气氛是那样的冷冽，仿佛令人掉到冰窟里去似的；但它又是那样的热烈，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明显地感到作者的痛苦和愤激的心情，听到他那革命人道主义的良心的跳动。
《狂人日记》揭发了人吃人的历史真相。《祝福》对人吃人的血腥事实做了十分真实、细致的描写。
我们清楚地记得：人们怎样用不同的声调和祥林嫂讲话；人们怎样把她的悲哀、痛苦作为咀嚼、欣赏的材料，到后来又表现了烦厌和冷漠；柳妈如何用诡秘的话语造成她心理的恐惧。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人们竟然连她额上的伤疤也用作幸灾乐祸的资料。这是对祥林嫂的多么深重的心灵的虐杀呵！
她大约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总是瞪着眼睛，不说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她整日紧闭了嘴唇，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默默的跑街，扫地，洗菜，淘米……
就是这样，祥林嫂变成了一个活死人：“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终于，在一个弥漫着祝福的欢乐气氛的晚上，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祥林嫂静悄悄地离开了人间，结束了她悲惨的生命。
冲茶的短工说祥林嫂是穷死的。不对！她是被封建制度和思想杀死、吃掉的。
每一个读者都会找到吃人、杀人的凶手——那就是封建制度和思想的体现者和执行者的鲁四老爷。是他，污蔑祥林嫂败坏风俗、不干不净！是他，剥夺了祥林嫂做人的地位和自尊心！是他，把祥林嫂的血汗榨取得够了就回过头来一脚踢开，让她沦为乞丐以至死亡！是他，无耻地骂祥林嫂是谬种！——世界上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坟?题记》）。我们可以看出，在“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的时候，作者怀着悲愤的心情，把祥林嫂的尸体抬出来，偏偏要给鲁四老爷之流的理想世界留下缺陷。
《祝福》用巨大的憎恨揭露杀人的刽子手，揭露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所加在人们身上的毒害。它深入到人们的灵魂深处，打开角色的思想大门，成功地刻画了这一承担着我国人民的哀痛的历史命运的典型人物祥林嫂，表现了这一震撼人们心灵的悲剧性的事件。作者在描写这些的时候，不是把视线集中在祥林嫂的贫困生活等情节上，因为这些情节远远不足以表现祥林嫂的痛苦。作者集中力量来描写祥林嫂心灵上的悲苦无告，描写她所遭受到的非人的待遇和歧视，有力地对宗法社会的思想体系加以全面的攻击。我们觉得，这正是作为伟大思想家鲁迅的创作特点之一。
鲁迅悲愤地控诉和有力地鞭挞了封建社会的吃人道德，对统治者表现了强烈的憎恨。他对勤劳、不幸的祥林嫂，则奉献了自己深深的痛苦和哀悼。
祥林嫂是一个劳动很卖力、而希望得到的东西却很少的质朴的妇女。她食物不论，力气不惜，“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虽然这样，她已经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
可是，就是这样的生活也继续不下去。婆婆把她卖到“深山野坳里”；新的丈夫接着又病死；她虽然还能“打柴摘茶养蚕”地挣扎下去，但是，儿子却不幸被狼吃掉。当她再次回到鲁四老爷家里时，因为犯了“弥天大罪”：不应做寡妇而做了寡妇，不应再嫁而再嫁（这一连串不应由祥林嫂负责的事情都要她负责），就受到人们的冷眼和嘲笑——幸灾乐祸的言谈和不把别人当人看待的歧视也跟着到来了。祥林嫂就是背着这样的精神负担死去的。
《集外集》收入的《俄译〈阿Q正传〉序》写道：“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不管是《阿Q正传》还是《祝福》，鲁迅对那种在感情上互不相通的现实都表现了深沉的愤懑。
祥林嫂对“生”是执着不放的，她用了种种努力来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和权利。但是，她所得到的却是“你放着罢，祥林嫂！”这样一种等于炮烙之刑的待遇。——祥林嫂不愿意绝望，在这个时候，她还想念着地狱中一家人团聚的乐趣：她把地狱看作“天堂”，希望在那里能重新获得做母亲和做妻子的资格。但是，由于她绝望得太多、太惨，她不得不连地狱也加以怀疑——“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当她的一切努力都落了空，当她企图在地狱中寻求安慰而不可能时，这才是真正的绝望。
没有希望维系的生活，就像没有线连着的风筝。在这个问题上，祥林嫂和单四嫂子的遭遇很相似。
《明天》的单四嫂子死了丈夫，过着很穷困、很孤寂的生活。这时，她的宝儿就是她唯一的希望，就是那根牵引着生活风筝的线。只要宝儿在身边，她就觉得：“真是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
可是，宝儿病了，命运对她进行恶毒的威胁。
人们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用幻想、用希望来安慰自己，单四嫂子也不例外。——宝儿夜夜发烧，脸上是“绯红里带一点青”。但是，单四嫂子却想：“宝儿也许是日轻夜重，到了明天，太阳一出，热也会退，气喘也会平的；这实在是病人常有的事。”可是，明天并不如所想的那么好，“宝儿的鼻翼，已经一放一收的扇动”，病更重了。连单四嫂子也知道事情不妙。
天明替宝儿看了病，却被庸医医死了。这是多么无情而沉重的打击呵！粗笨的单四嫂子也许讲不出道理来，但她必然知道没有子女的寡妇的滋味，年老时无依无靠的遭遇和痛苦。她不敢想这些，她以逃避现实来自我安慰：“不过是梦罢了，这些事都是梦。明天醒过来，自己好好的睡在床上，宝儿也好好的睡在自己身边。他也醒过来，叫一声‘妈’，生龙活虎似的跳去玩了。”
我们能责怪单四嫂子的幻想吗？不能！我们只能责怪现实对人们的命运摆弄得太残酷。明天堵死了单四嫂子的希望之路，再次地击破了她的幻想，“人们背了棺材来了”。
如同在物质生活上遭受极端的穷困一样，人民大众在精神生活上也不得不把希望降到最低最低的限度。祥林嫂不甘绝望，把希望寄托在地狱里面；单四嫂子也不甘绝望，希望在梦里看见自己的宝儿。这种希望本身就包含着极大的心灵创痛，可是，就连这样的希望也没法实现。祥林嫂得到的是“说不清”的回答，到底不知道有没有地狱和灵魂；单四嫂子也没有梦见儿子，虽然在《明天》里没有说“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呐喊?自序》）。
祥林嫂、单四嫂子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单四嫂子等人的失望，一方面说明了鲁迅对当时现实的态度。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鲁迅对将来感到渺茫和彷徨，并且由此而产生了深沉的痛苦的情绪（自然，这只是鲁迅思想的非主导的一面）。但另一方面，鲁迅笔下的单四嫂子的失望，也不得不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我们知道，《明天》写于1920年6月。这时，“五四”的高潮已经过去，“新青年”开始发生分裂的倾向，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新的革命高潮还没有起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对今天的失望、对明天的追求和期待是有根据的；她在宝儿死去这一件事上所碰到的困难和感到的失望，也正是她对客观现实失望的正确反映。
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注意到单四嫂子生活在小市民的冷漠的氛围里，而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冷漠情绪又正是当时社会的必然产物。这样，我们通过生活在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单四嫂子这一典型人物，就会发现《明天》这一作品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意义。
在《明天》中，引起鲁迅无限痛心和加深单四嫂子的孤寂、失望的正是下面的事实：老拱和阿五的无赖行径；何小仙“火克金”式的欺骗；王九妈的“把头点了两点，摇了两摇”的不负责任的回答，连哪怕是一般的安慰的话也不肯说。可是，还有比这更令人气愤的事。大家知道，宝儿死后，人们一窝蜂似地涌上去打她的主意：说是帮忙，其实不过是想吃饭，不管是动手的还是动口的。“太阳渐渐显出要落山的颜色；吃过饭的人也不觉都显出要回家的颜色，——于是他们终于都回了家。”试看，哪里有人真的同情单四嫂子的痛苦并加以劝慰呢！
下半天，棺木材合上盖，因为单四嫂子哭一回，看一回，总不肯死心塌地的盖上；幸亏王九妈等得不耐烦，气愤愤的跑上前，一把拖开她，才七手八脚的盖上了。
好一个“幸亏”，好一个“不耐烦”和“气愤愤”，这是多么深刻无情地揭露了小市民的精神世界，多么强烈地表现了作者对人们心思隔阂的愤慨。
祥林嫂死去了，单四嫂子还活着，她的道路还长。暗夜要变成明天，还在不息地奔波。人们啊，你期待于明天的又是些什么呢？
当我们这样考察《祝福》和《明天》时，我们感同身受地体验了中国妇女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所经历的痛苦和灾难。我们感受了鲁迅强烈的爱憎：不只令我们在情绪上更坚决地割断和旧社会的联系，并且我们将从对祥林嫂和单四嫂子的命运的不安和关怀中，提高我们对旧社会的憎恨，吸取那反对以鲁四老爷等为代表的旧制度和旧思想的力量！
此外，从祥林嫂和单四嫂子身上，我们看见生活的思想的重压并不能令人们屈服。她们哪怕一次又两次、两次又三次的失望，但仍然执着地抱着希望，要倔强地活下去。这就证明不管统治者如何千方百计用手段，始终无法使人安于奴隶的地位。
和祥林嫂、单四嫂子不同的另一类型的妇女，是《伤逝》中的子君。假如说祥林嫂、单四嫂子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人物，是下层的劳动妇女，那么，子君，按其思想意识来说，就是随着五四运动的春雷而觉醒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十分壮阔。它以暴雷般的吼声和高溅的浪花召唤青年。子君，就是在这一次雷风暴雨中觉醒起来的知识分子。
作为反封建的战士，特别是在婚姻方面，子君是大胆无畏的。她不惜和自己的家庭决裂，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都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涓生在《手记》中也说：“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的全身有些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子君的这种勇气建立在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恋爱至上的信念之上。这种恋爱至上的思想，在今天是应该加以批判的，但是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却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子君为自己的婚姻自由而斗争，是不顾一切的，但是，因为立足点不深不稳（只是从恋爱自由的信念出发），因为对客观现实缺乏深入的认识，再加上当时社会的反动思想和势力的强大，所以，她的婚姻问题的悲剧结果并不偶然。
他们终于同居了。但是，子君却被生活拖累着，团团转于柴米油盐之间。这种庸俗生活和他们幻想的爱情生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扩大。因此，他们的由恋爱胜利而同居，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而是事情的开始，前面的路还长着哪！可是，子君和涓生对这个问题缺乏深刻认识和思想准备，他们抵挡不住前面的风雨！
正当他们温习着安宁和幸福的功课时，正当他们从回忆中寻求欢乐时，爱情凝固了。爱情不是酒，藏得越久就越醇；爱情是一条河流，它需要用不息的流淌来保持自己的清新。
爱情的河流淤塞了。生活的烦嚣冲破了爱情的宁静；特别是涓生的被免职，给予他们的爱情的幻梦以巨大的打击。这是封建势力对觉醒青年的致命打击，甚至连“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
涓生的被免职，原因之一就是：子君蔑视那“半瓶雪花膏”，而“那雪花膏便是局长的儿子的赌友”。封建势力毕竟是根深蒂固的，它们虽然无法阻止（至少对子君的问题是这样）人们自由恋爱，但它们却能使人们闹饥饿。爱情固然不是钱所能买到，但却能够为钱而卖掉！旧社会也许会给年轻人以空空洞洞的“婚姻自由”，但它却狡猾地抽去保障这种自由的物质基础。正是在旧社会这样强大的经济压力面前，无畏的子君才变了颜色的。
但是，他们还存在着一些希望，想“来开一条新的路”。不幸的是新路和爱情一道褪了颜色。爱情的五彩肥皂泡在现实的墙壁上碰碎了，新路也不过是一条绝路。子君回到了她出来的地方——家庭，在父亲烈日般的威严和旁人冰霜般冷眼和气氛中过日子，默默地走向“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的道路。而涓生则回到会馆去，彷徨着，难于迈出他的生活的第一步。
《伤逝》的悲剧，具有极其强大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子君和涓生的命运是当时觉醒的青年一代的相当普遍的命运，他们睡醒了却找不到可走的路，涓生不能很好地了解这些，他过分地责怪子君，说：“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如此。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这样，涓生就把自己比作背着十字架的耶稣，把子君看作是拽着战士衣角的重累。这明显地反映出涓生个人主义的情绪。有些研究者往往从涓生的角度出发，过分地责备了子君。这也是不公平的。
子君回家了，论理，涓生就应该能够任意海阔天空地飞翔。可是，他不能够，而且“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因此，尽管涓生的认识比子君踏实一些，但他对子君的责备，不过证明他临急时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罢了。同时，涓生说的“我已经不爱你了”也是骗人的话：我们从涓生后来的忏悔中，从子君郑重地留下几十枚铜元这一件事上，看见了两人内心的真挚爱情。可是，涓生竟然自欺欺人地说谎，这就证实了封建势力给他们的打击是多么沉重：涓生同样在封建势力强大的打击下败退了，变了颜色。
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应该责备涓生呢？那也不必要。不管子君还是涓生，都值得我们同情。鲁迅也是用深情的笔调来表现自己对他们两人的抚爱的。我们不必责备他们，我们要无情揭发的，是封建势力对人们的婚姻自由的恶毒干涉。
子君，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代呼唤她走出来。她对恋爱问题的大胆无畏，客观上体现了五四运动彻底的反封建精神。但是，如同我们前面说过的，她的大胆无畏的基础并不稳固。她在婚姻问题上的“这种素朴的战斗，委实很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特质；资产阶级没有她这样勇敢，而无产阶级则不似她这般架空”。（引文中的话，录自何干之的《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第61页）
子君和涓生的婚姻悲剧，意义不单单在于婚姻问题的本身。它反映了当时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闷、挣扎、失败，反映了他们的追求和思索。这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子君和涓生是没有和工农结合以前的知识分子面貌的真实写照。如同毛泽东所说的，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是首先觉醒的人，但是，当他们还没有和工农大众结合、没有获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以前，他们个人主义式的战斗是软弱无力的。我们可以看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鲁迅所创造的人物是如何和毛泽东的天才指示相吻合的。
和子君同一类型的妇女，是《离婚》中的爱姑。我们在这里说同一类型，是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说的：她们的时代相近，她们的反抗、斗争的情况相似。自然，她们之中也有明显的区别：一个是知识分子，一个是劳动妇女。
为了自己的婚姻问题而斗争，爱姑和子君一样勇敢，甚至可以说比子君还勇敢。爱姑具有一般劳动妇女特有的素朴和幼稚，也具有中国人民反抗的英勇——她的性格是刚直而泼辣的。
爱姑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里呢？这我们可以从《离婚》描写的航船上和慰老爷家里的情景得到启示。
在航船上，民主主义思想占优势，那是农村下层人物的世界。在这里，爱姑理直气壮的话，得到了汪得贵的同情，使得“八三被说服了，再开不得口”，只有“前舱中的两个老女人也低声哼起佛号来，她们撷着念珠，又都看爱姑，而且互视，努嘴，点头”。可是，一把舞台搬到慰老爷家就不一样了：不只“门口一列地泊着四只乌篷船”“大门后已经坐满着两桌船夫和长年”，显示了以七大人为首的地主的气势，而且客厅里“只见红青缎子马挂发闪”，表现了地主的势力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爱姑后来的急转直下的惨败，正是农村阶级力量对比十分不平衡的一种反映。在这里，可以看见鲁迅对现实的清醒认识，表现了他对农村阶级力量的正确的估计（虽然当时他还不是阶级论者）。
我们认为，爱姑生活在民主主义思想在农村中开始成长、壮大而封建势力还极为强大的时代。
爱姑在慰老爷家的战斗是单枪匹马的战斗，她的斗争是孤立无援的斗争：“爹不说话，弟兄不敢来，慰老爷是原本帮他们的，七大人又不可靠，连尖下巴少爷也低声下气地像一个瘪臭虫，还打‘顺风锣’。”
爱姑的斗争具有极明显的自发性质，她认不清目标，分不清哪是敌人哪是朋友。
爱姑的斗争具有很严肃的意义。可是，爱姑不了解这些，她说“我是赌气”，“我总要闹得他家败人亡！”仿佛仅仅是由于不服气。
和这种认识相适应，她就把“老畜生”和“小畜生”当作唯一的敌人。她不可能知道，支持“老畜生”“小畜生”的做法的，是一整套的封建思想和制度。而这套思想和制度，正是以七大人为首的封建地主所全力维护的。慰老爷比爱姑清楚得多，他说：“打官司打到府里，难道官府就不会问问七大人么？”他在无意间说出了官府和封建地主之间赤裸裸的血缘关系。
可是，当时的爱姑，不但不把七大人看作自己的对头，反而把他看作主持公道的人：“七大人是知书识理，顶明白的；不像我们乡下人。我是有冤无处诉；倒正要找七大人讲讲。”这种看法自然不正确。但是，这种对旧社会的上层统治者的幻想，从尚未真正觉醒的农民的角度来看，是十分真实的。这种幻想是人们没有认识本身力量的必然结果。因此，爱姑发生这种过错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应由她来负责。
爱姑和她的父亲也有矛盾，譬如在航船上，爱姑责备庄木三是“看得赔贴的钱有点头昏眼热了”，庄木三就骂她“你这妈的！”这当中的矛盾，爱姑也蒙眬地感觉到，但不够明确，倒是慰老爷看出了这点，对爱姑说：“你看你的爹多少明白；你和你的弟兄都不像他。”的确，庄木三和爱姑之间虽是父女关系，但在反封建斗争时的态度并不一致：爱姑关心自己的婚姻问题如何合理地解决，如何能申诉心头的冤屈；庄木三则对爱姑的斗争表现了冷淡，在慰老爷家里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对洋钱数了又数，显得十分的细心和十分的有兴趣。
爱姑是勇敢的。哪怕在汪得贵这样的生人面前，仍然毫不胆怯地说自己的婚姻问题；哪怕是对自己的父亲，仍勇于表示不满，进行批评；在慰老爷的客厅里，哪怕庄木三一句话也不说，她仍然孤军奋斗；哪怕在封建的淫威底下，仍敢反对“老畜生”“小畜生”，揭发他们的虐待；哪怕在七大人这样的封建主面前，仍敢理直气壮地说理，争取自己的人格和地位。
鲁迅表现爱姑的斗争时，态度十分鲜明。他从爱姑的角度出发，把那些少爷看作“瘪臭虫”，把慰老爷看作“一个圆头圆脑的矮子”“不放在眼里”。他支持并同情爱姑的斗争。但是，忠实于历史和现实的鲁迅，不会粉饰爱姑的斗争；他不得不痛苦地描写爱姑的失败。
爱姑不幸失败了，但我们从爱姑的斗争中，却清楚地看出两千年来中国女性没有断过的反叛的传统。用涓生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上面，我们有重点地考察了鲁迅所创造的妇女形象。
我们知道，鲁迅从来不把妇女问题看作一个孤立的问题。《祝福》在描写祥林嫂悲惨命运的同时，着重地发掘了产生这一命运的社会根源；《伤逝》的人物形象中透露了这样的思想：问题不仅在于空洞的婚姻自主的权利，而更在于用怎样的物质基础来保障这种权利。这就是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所说的：“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
《伤逝》中所反映的问题，《离婚》中所表现的斗争性，均比《祝福》推进了一步。写《离婚》时的鲁迅，明确地把一般群众对封建伦理道德的不自觉的拥护和统治者有意识的支持区别开来。从《离婚》中诸人物身上所体现的作者的阶级观点远比《祝福》为明确，这证明（还可以参看《灯下漫笔》一文）在1925年，鲁迅的思想向阶级论推进了一步。
同时，从鲁迅小说的妇女群像中我们可以体会得到：鲁迅对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已无所怀疑，他越来越明确妇女解放和革命斗争的关系——尽管当时他对革命的具体道路并不完全了解。我们试把1925年的《离婚》《伤逝》和1919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23年的《娜拉走后怎样》所表现出的观点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关于这一问题的鲁迅思想发展的脉络。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鲁迅所创造的妇女群像，就知道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我们的历史走过了多么长的一段路。当我们把鲁迅塑造的爱姑、子君和赵树理塑造的玉梅、灵芝相比，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物的思想距离是很远很远的吗？我们也可以看出，从祥林嫂到爱姑到玉梅，从子君到灵芝，中间仍然有发展的线索可寻。而这一条发展的道路，是和我们历史发展的轨迹相符合的。
我们合上眼，还可以看见祥林嫂的木刻似的没有表情的面孔，还可以看见子君在冰窟中无助的眼光和临死时凄凉的神态。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爱姑临行时，“谢谢慰老爷”这句话中所包含的迷惘的心情。我们的妇女在封建社会牢笼中的悲惨生活和历次失败的抗争的情景复活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可是，我们的妇女又是像祥林嫂、单四嫂子那样执着希望不放，像子君和爱姑一样勇于反叛的。她们顽强地，要像野草那样地，从封建社会的重压下抬起头来。
鲁迅的小说还来不及反映那些新型的妇女，但在他的杂文中，则反映了她们在反黑暗统治的斗争中所表现的“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反映了她们在血和火的杀戮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纪念刘和珍君》）。——不管法海们多么神通广大，那象征封建统治的雷峰塔终于倒掉了。如今，白娘娘已经从重压下解放出来，只有那个法海禅师，却躲在螌壳里，苟延他那可悲的岁月。“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论雷峰塔的倒掉》）
是我们的妇女，用自己的泪和血，在伟大的斗争中，冲洗那一切历史的污秽。
（原载《边疆文艺》195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