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在这三家之中，我觉得思想家是更为基本的，这因为：一、鲁迅作为伟大革命家的特点，不是拿起刀枪去冲锋陷阵，也不是组织和领导一场军事斗争，而是勇敢地承担和很好地完成了文化思想领域内的革命任务。二、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强调文艺的革命功利主义目的，主张“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论睁了眼看》，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就是我的小说，也是论文；我不过探用了短篇小说的体裁罢了”《鲁迅与抗日战争》，战时出版社1937年版，第64页。。因此，他的小说的不少特点，是和伟大思想家的这一身份密切不可分的。世界观对作家的创作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它影响甚至是决定作家对主题的掌握和表现、对人物形象的选择和描写，等等。如果离开了鲁迅的思想实际，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认识鲁迅的小说创作。
鲁迅创作《呐喊》和《彷徨》时的思想，自然相当复杂。我想大致应该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以革命民主主义为基本内容的爱国主义思想；二、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因素的进化论思想；三、以改造社会为目的的个性解放思想。在这三方面中，爱国主义思想是他一切行动的出发点——为了祖国的独立和繁荣，为了“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他才批判地接受进化论思想和有针对性地宣传个性解放的主张；他把这些思想作为实现爱国主义宏愿的重要武器。
一
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从乡土爱、民族爱逐渐发展起来的，并在批判洋务派维新派的过程中进一步系统化起来。1903年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就是他终生贯彻的爱国主义的庄严誓言。
鲁迅在辛亥革命时，情绪相当兴奋。他早就盼望这翻天覆地的一天，把希望国家民族昌盛的满腔热忱，寄托于这次推翻帝制的革命。革命失败以后，他感到失望和悲愤。这失望和悲愤是革命者的失望和悲愤。这因为在当时，有些人爬上去，成为新贵，他们满足了；有些人虽然不满足，但表现为无可奈何，或转为牢骚满腹甚至玩世不恭；只有革命者，才会感到失望、悲愤并进而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因此，鲁迅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的表现，是他的爱国主义的发展，是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深化。
到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开始受到苏俄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影响。虽然当时他“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答国际文学社问》，载《鲁迅全集》第6卷，第18页。，但从《“圣武”》《“来了”》等杂感和《呐喊》中“显出若干亮色”的“遵命文学”来看，他的爱国主义确乎具有了新的思想内容；而且他的进化论、个性解放思想，在1919—1927年间，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他的思想正面临着质的飞跃。
鲁迅的《呐喊》《彷徨》，突出地表现出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内容。
首先，鲁迅写小说的最终目的，是企图探索拯救祖国的革命之路。围绕着这一问题，他通过所塑造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并努力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可靠途径和办法。例如《药》，不满足于批判华老栓的愚昧、表现华家的不幸，而是把华家的命运和夏瑜的死联系起来，提出了“什么是医治中国之病的药方”的问题，从而深化了主题。他的《一件小事》和《伤逝》等，包含新思想的若干因素，在思想内容上也和当时的创作迥异，表现出鲁迅认识的深刻性。有人认为，鲁迅的小说风格接近左琴科，鲁迅说：“那是不确的，我的作品比较的严肃。”《鲁迅书信集》下卷，第784页。所谓“比较的严肃”，我觉得主要就是指从爱国主义思想出发的创作态度。
鲁迅反对把小说看成“闲书”，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而把小说当作救国的工具。他说：“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草鞋脚〉小引》，载《鲁迅全集》第6卷，第20页。“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载《鲁迅全集》第4卷，第511页。他写小说的目的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载《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所以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载《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屈原也有所不满，说《离骚》等作品“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69页。这种爱国主义感情的浓郁、深刻，在中国当时的作家中是出类拔萃的。
其次，鲁迅把豪绅、地主、伪君子、反动派，都作为革命对象来描写和鞭挞，揭露他们野蛮、贪婪、横暴的本性，同时表现他们的怯懦和虚伪。例如《风波》中的赵七爷，由于阶级本性，很自然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张勋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对宣统皇帝的复辟丑剧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那《肥皂》中的四铭等，满口仁义道德忠孝廉耻，可是骨子里却是这些的反面。至于《离婚》中的七大人，则把“古人大殓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屁塞”奉若至宝。这些揭露真是入木三分，表现出鲁迅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深刻和彻底。在历史上，甚至有些优秀作家对反动统治者也抱着幻想。像果戈理就错误地认为，位置高的，道德也高，所以对于大官，攻击特少《鲁迅书信集》下卷，第894页。。他的《死魂灵》写地主：“除一个老太婆和吝啬鬼泼留希金外，都各有可爱之处。”《几乎无事的悲剧》，载《鲁迅全集》第6卷，第370页。鲁迅有所不同。他在小说里不只批判了地主、豪绅等，还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批判，抨击了整个旧制度。他说自己的任务是“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两地书》，载《鲁迅全集》第11卷，第32页。。像《狂人日记》揭露历史上和现实中人吃人的事实，《长明灯》的“疯子”主张放火烧，夏瑜说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都是从整体、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的礼教和制度。赵贵翁、夏三爷、四铭等人，不是作为个别人存在，而是作为某一阶级、某一势力的代表者出现在作品里的。慰老爷就对爱姑说：“打官司打到府里，难道官府就不会问问七大人么？”《离婚》，载《鲁迅全集》第2卷，第150页。可见，官府和封建地主之间穿着连裆裤，狼狈为奸。正因此，我们在《呐喊》和《彷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使闰土贫苦不堪、使涓生和子君惨然变色的不是个别的坏人，而是整个黑暗社会和反动势力。它们用钢刀杀死了夏瑜、阿Q，用软刀子杀死了祥林嫂和华小栓。鲁迅的小说向那反动的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发出了坚决的挑战。
生活现实告诉我们：在一般的、非根本性的问题上，反动派有时会被迫妥协。但是在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上，它们就必然顽抗到底。鲁迅小说所展开的矛盾冲突是尖锐的、激烈的，说明鲁迅深刻地认识这一性质。他对敌我双方的憎爱非常分明。有所爱就必有所憎，为了所爱他敢于用激烈的手段对付敌人。在《兔和猫》的最后，他写道：“那黑猫是不能久在矮墙上高视阔步的了，我决定的想，于是又不由的一瞥那藏在书箱里的一瓶青酸钾。”
最后，鲁迅用很大的篇幅来写知识分子和农民，这自然不能仅从生活积累和题材选择的角度来看，而应该着重从鲁迅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出发来认识。从时间来看，鲁迅和农民相处并不长；从题材来看，当时写农民不是“热门”。鲁迅这样执着写农民，只能说明他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的重要性这一问题的敏感。他写知识分子，不是自我表现，不是原谅他们的缺点，而是严于解剖，对他们表示惋惜或抱以希望，笔调往往是严峻而沉痛的。显然，这和鲁迅对革命领导力量、革命动力的探索、认识有关。正因此，他往往把人物放在革命的风浪中来考验，把情节放在重大的历史事件面前来展开。鲁迅注意不同的阶级或阶层在这些冲突面前的具体表现，并且根据他们的不同表现采取不同的态度。这点，苏雪林曾经有过正确的论述：鲁迅描写脑筋简单的乡下人用笔每比较宽恕，一写到赵太爷、鲁四爷、高老夫子，便针针见血，丝毫不肯容情了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第307、308页。。
我们试看，像《风波》《幸福的家庭》《伤逝》等小说，都是和整个时代的脉搏紧紧联系着的；像《药》《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等小说，都和革命斗争息息相关。鲁迅特别注意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对各阶级各阶层的影响。在探索这些问题时，他通过对吕纬甫、魏连殳、涓生、子君等命运的考察，剖析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进性、脆弱性和妥协性；他也剖析了农民群众的种种表现，指出他们的生活极端困苦、命运十分悲惨，有革命的要求，但是，他们又沉迷不醒，不可能很快起来革命。那么，出路在哪里？鲁迅在《彷徨》的扉页上题了屈原《离骚》的句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说明他从爱国主义出发的探索还没有结果，还没有找到正确的、具体的革命道路，同时也说明他为寻找革命道路正在做顽强的努力。
二
鲁迅自从1902年2月2日购读《天演论》以后，特别是到了东京，看了丘浅治郎的《进化论讲话》等书以后，逐步接受了进化论思想。在写《呐喊》《彷徨》时，进化论思想只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不能把鲁迅笼统地称之为进化论者。
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进化论出发，鲁迅对自然界的看法是唯物的。他对人类社会的看法，包含着丰富的辩证因素。例如他指出：“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科学史教篇》，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28页。他的社会观、发展观主要是：人类社会在斗争中按规律发展。但是，也有次要的一面，即和平进化思想，如《随感录四十九》说：“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鲁迅全集》第1卷，第339页。这种设想自然是和客观情况不符的、不可能实现的空想。斗争发展与和平进化这两方面是客观地存在于鲁迅思想当中的，构成为一组矛盾。这当中，以斗争求进化的思想居于主导地位，但后者也确乎存在，因为它是没有找到正确出路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农民群众的幻想的真实反映。在历史上，例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大体上就是这样来思考问题。
这种进化论思想，用鲁迅自己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现在比过去好，青年比老年好。
但是，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在不断变化发展。在1919年到1927年间，即大体上相当于写《呐喊》《彷徨》的时期，鲁迅已逐渐对进化论思想产生了怀疑，他对青年和老年，对现在和将来的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具有了新的思想因素。这些情况，在《呐喊》《彷徨》中是有所表现的。
首先，鲁迅在小说中执着现在，回顾过去，展望将来。“现在”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它沟通过去和未来。“过去”，是现在的过去；“未来”，是现在的未来。离开了现在，过去和未来就丧失了意义。
执着现在，就是要坚持清醒的现实主义，“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不回避，也不满足于写身边琐事。《狂人日记》中的青年，对狂人的问话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办法，但狂人却执着不放地追问。鲁迅在《今春的两种感想》中说：“我希望一般人不要只注意在身边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实际问题是也要注意些才好。”《鲁迅全集》第7卷，第388页。他的小说创作实践了这一观点。鲁迅主张题材必须“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不主张着眼于身边琐事。他甚至由于某作家的小说，“多是所谓‘身边琐事’”，而“不喜欢”《鲁迅书信集》下卷，第1243页。。回顾过去，为的是“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65页。，从而鼓舞信心和斗志，而不是单纯地发思古之幽情。因此，他批判了九斤老太的“一代不如一代”的想法。这想法除了反映对农村破产的现状不满以外，恐怕是因为她受了复古思想的毒害。至于展望未来，则应立足于现实的土壤上。为了认清方向的前瞻是必要的。但应反对瞒和骗，反对虚无缥缈地幻想未来。回顾和前瞻，都应牢牢记住作为基点的现在。阿Q的忘却，正是可悲地回避现状。他的“现在”，乃是快三十了还未能成家，而且穷得只有卖不出钱的破夹袄和万万不可脱的裤子，饿着肚子，并且看不出能到哪里寻求温饱。可是，他逃向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他逃向未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这种回避悲惨现状的思想和做法，是十分可叹的。
鲁迅在《呐喊》和《彷徨》中坚持面对现实。他深刻地同情阿Q、祥林嫂的痛苦命运，但是决不加以粉饰，写了他们的悲惨死亡；他深刻地同情涓生和子君的斗争，但是不回避生活实际，描写了他们在敌我力量相当悬殊的情况下斗争的失败。中国古典小说往往用大团圆作为结局，或者是落难公子中状元，夫妻团聚，或者是好人最后得到好报，皆大欢喜。这一方面表现了古人的不甘心绝望，执着理想不放，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不敢面对悲惨的人生。鲁迅忠实于现实，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生活的困顿和处境的艰难。在《阿Q正传》里虽然出现了“大团圆”的结尾，但这“大团圆”和古典小说的“大团圆”不同，写的是阿Q的被杀，是使人感到悲愤的这样的大团圆！
其次，从进化论出发，鲁迅还认为儿童、青少年应该有比老年人更辉煌的将来。在《狂人日记》中，老人、成年人几乎都有吃人的履历，希望只能寄托在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在《故乡》的结尾，鲁迅写道：宏儿和水生这少年的一代，“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正由于抱着这样的希望，他对社会上的儿童、青年的恶劣表现就十分痛心。他痛心于儿童们对狂人和疯子的敌视态度，痛心于华小栓竟然吃革命者夏瑜的鲜血。夏瑜所从事的革命本来是挽救人民痛苦命运的一服良药，可是，贫穷困顿的华老栓、华大妈却对革命无动于衷，甚至还愚昧地把革命者牺牲时所流的鲜血拿给儿子来当药吃。青年人应该比较纯洁（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可是他也和旧势力站在一起，反对狂人。这就使狂人感到大惑不解，说“他的年纪，比我大哥小得远，居然也是一伙；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所以连小孩子，也都恶狠狠的看我。”《狂人日记》，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428、429页。“居然”云云，说明出乎意外。这用青年比老年好的进化论观点是解释不清的。为了解释这种和进化论不符的现象，狂人设想这是他们受了老年人的影响和毒害。这说明，鲁迅已经意识到现实生活和进化论有矛盾的一面，由于鲁迅在当时，在有些场合下从进化论出发看问题，所以面对这些矛盾时，他就感到疑惑和痛苦。然而，在写《呐喊》和《彷徨》时，进化论只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并不是时时处处都用进化论来看待问题。在《孤独者》中，“我”和魏连殳争论孩子是好是坏，这自然反映了“性善”“性恶”说的分歧，但也和鲁迅当时对进化论的怀疑有关。至于在《社戏》中，写双喜、阿发的聪明能干、淳朴无邪，写六一公公的和蔼可亲，这就有力地说明鲁迅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不是以进化论而是以朴素的阶级论思想为根据了。
三
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就看出洋务派的主张“金铁商估”、维新派的主张“国会立宪”均不足以救中国。他们走的是一条“偏至”的道路。
鲁迅当时认为，出路就在于个性解放，人人成为自觉的“精神界之战士”。他反对“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68页。的毛病，主张对反动社会要“以改革而胎，反抗为本”《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55页。。他说：“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全集》第1卷，第57页。“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同上书，第46页。他曾介绍列夫?托尔斯泰，说托翁的意思是“皇帝叫我们去当兵，我们不去当兵。叫警察去捉，他不去，叫刽子手去杀，他不去杀，大家都不听皇帝的命令，他也没有兴趣；那末做皇帝也无聊起来，天下也就太平了”《关于知识阶级》，载《鲁迅全集》第8卷，第190页。。鲁迅对托翁的意见从来有所保留。早在1908年，他在《破恶声论》里就指出：托翁所言，“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佛戾初志远矣”同上书，第32页。。
鲁迅当时的个性解放思想，概括地说就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第46页。。他所说的“物质”，是指“物欲来蔽”的“物”，也就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诈伪罪恶”，他所说的“众数”，矛头是针对当时我国的市侩和奴才，针对着追逐利禄的政客。——“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同上书，第46页。“众数”也就是指这些“无赖之尤”，他们是和“民”相对立的。这显然是对维新派保皇立宪的主张及其种种表现的挞伐。
和个性解放有关，鲁迅经常谈到批判国民性问题。其实，鲁迅对国民性也不是一概而论，从好的方面来看，就是他肯定的“理想的人性”，他主张对此应鼓励、发扬；从不好的方面来说，就是劣根性，应该批判、改造。
当然，鲁迅对不好的“国民性”的批判并不是在概念上兜圈子，诱导他思考问题的，首先是客观的情况而不是书本上的条文；指导他行动的，首先是革命的战斗任务而不是某种主观的想法。他具体针对的是：甲、统治者的反动思想及其对人民的影响和毒害；乙、农民群众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某些不好的思想。这些，往往表现为中庸、苟安、妥协、忍让等。鲁迅的批判尖刻有力，态度坚决，但对如何才能克服这种不好的“国民性”这一问题，却缺乏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鲁迅在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在1923年以后，已开始逐步抛弃对思想意识问题的片面看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产生不好“国民性”的社会环境和反动制度上面。
《呐喊》《彷徨》和这种个性解放思想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下列两方面：一是批判人民群众中的种种“劣根性”；二是侧重于表现劳苦大众的心灵痛苦。
批判“劣根性”，这就牵涉到如何看待群众身上的缺点和错误的问题。例如在《药》里批判华老栓的愚昧迷信和麻木不仁；在《明天》中批判小市民的冷漠无情；在《风波》中批判人们对七斤的幸灾乐祸；在《示众》里批判闲人们的无聊习气，这些都是对“劣根性”的批判，这种批判在《阿Q正传》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而阿Q的以失败主义为基础的精神胜利法就是人民群众身上的“劣根性”的结晶。
在阿Q身上，“劣根性”表现得如此集中、如此强烈、如此突出，这正是作者充满着民族自信心的表现，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一种反映。列宁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中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序幕》中说大俄罗斯是“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列宁认为：“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奴隶（沙皇君主制度的奴隶）是不喜欢想起这些话的。然而我们认为这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84页。鲁迅的情况和这相类似。他重视对群众的启蒙工作，希望阿Q们、闰土们早日觉醒，更快更好地走上革命之路。
鲁迅小说在思想内容方面的特点之一，是着重表现劳苦大众的心灵痛苦。在五四运动前后，他着重在思想意识领域内进行坚决的反封建斗争，并且突出地表现人民在精神上的悲愤和哀苦无告。这在《明天》和《祝福》中有突出的表现。
《明天》的主人翁单四嫂子，孤儿寡妇挣扎度日，生活十分不幸。“屋漏更遭连夜雨”，现在，作为她唯一希望的儿子，又生了重病。单四嫂子寄希望于幻想：“宝儿也许是日轻夜重，到了明天，太阳一出，热也会退，气喘也会平的。”《鲁迅全集》第1卷，第451页。但是，明天带给单四嫂子什么呢？是宝儿终于不幸死去。单四嫂子只好从绝望中求希望，幻想这“不过是梦罢了，这些事都是梦。明天醒过来，自己好好的睡在床上，宝儿也好好的睡在自己身边。他也醒过来，叫一声‘妈’，生龙活虎似的跳去玩了”。但是，明天带给她的又是什么呢？——天亮了，棺材背来了，宝儿确乎是死去了！在这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十分不幸的单四嫂子，忍受着巨大的心灵创痛，把希望降到不能再低的地步：希望能在梦里见一见自己的宝儿……可是，她三次对明天所抱的希望都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
《祝福》的祥林嫂，她的悲惨命运和单四嫂子的一样震撼着读者，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在临死前一连对“我”提出了三个问题：“一个人死了以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那么，也就有地狱了？”“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这些问题有丰富的潜台词，有很强烈的针对性。不论是在贺家岙或者鲁镇，祥林嫂不管如何努力，都已经无容身之地，丧尽了生的希望。“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把自己的眼光转向另一个世界。说实在的，如果真有地狱，祥林嫂也是很不幸的，因为按柳妈的迷信说法，到阴司地府去，她的两个男人（祥林和贺老六）就要来争，“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从这样的意义来说，她希望没有鬼，没有地狱。但是，在人间，她失望得太惨了，因此，她又希望有鬼有地狱。虽然到地狱也要受苦受难，但终究有了一家人见面的机会。总而言之，这对祥林嫂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两害取其轻，她只好选择鬼魂和地狱，这就反过来表明她的精神、感情、命运受到了多大的折磨和打击。
当然，在前期，鲁迅的个性解放思想在经历发展变化。他提倡个性解放，但有时也怀疑个性解放的主张，看出它的局限性。如果说，在《呐喊》《彷徨》里，有不少篇章体现了鲁迅的个性解放思想，那么，也应该看到，在有些篇章中，他也批判了个性解放的思想和做法。在《幸福的家庭》和《伤逝》中的主人翁都曾经为自己的婚姻进行过斗争，但是，他们没有远大的目标；社会、大众得不到解放，个人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小说的主人翁，或者开始迎合旧势力，或者在旧势力的压力下遭受失败。这表明鲁迅在《呐喊》和《彷徨》中开始看到了个性解放思想的软弱无力，认识到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上面，我们谈的是鲁迅小说的思想内涵。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就说，他的创作乃是“遵命文学”，而“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鲁迅全集》第4卷，第445、456页。。同时，鲁迅在1917年以前和许寿裳谈到对中国历史社会的看法，在1918年的《狂人日记》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而1923年12月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文的主要思想，在1925年的《伤逝》的艺术形象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这都说明，研究鲁迅的思想和研究鲁迅的小说有很密切的关系。例如阿Q这一形象，从其阶级属性这一角度来看，人们指出他是落后的贫苦农民的典型，这是对的。作为一个贫苦而落后的农民，他和祥林嫂、闰土等有类似的地方。可是，他们之间也有区别。如果说，祥林嫂、闰土是道道地地的农民形象，那么阿Q的阶级地位就表现得相当复杂。他的身上背着一个十分沉重的阿Q主义的思想包袱，而这阿Q主义的来源却是很复杂的。针对这种复杂性，有人说这是因为他担负着封建主义的思想重担，根据“未庄通例”来思考问题；有人说他乃是思想性的典型，即“精神胜利”者的典型。
我认为，鲁迅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忠实于现实，以乡下舂碓的阿桂或阿贵作模特儿，塑造的形象有明显的阶级属性、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这是必须正视的。但是，写《阿Q正传》时，鲁迅直接受到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企图批判“国民劣根性”，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载《鲁迅全集》第7卷，第81页。。当时，他并不是阶级论者。另外，人有阶级性、社会性、民族性甚至地域性等，是一个复杂的存在，是不能仅仅用阶级性可以解释得了的。因此，人们企图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这一复杂、丰富的典型，重视鲁迅思想的各方面对创作的影响，这种努力是有意义的。
当然，我们谈鲁迅小说的思想内涵，这不是说小说赤裸裸地直接表现了思想。鲁迅主张文字要含蓄（这和思想的明朗是可以统一的），否则，“将全篇的意义说得太清楚了，所有蕴蓄，有被其打破之虑”《鲁迅书信集》上卷，第70页。。思想自然是很重要的，但应该融化在艺术形象中，不能从外面生硬地加上去。这“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载《鲁迅全集》第6卷，第591、592页。。但是，在反映现实生活和塑造形象时，鲁迅的思想总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指导、制约的作用，这是我们研究鲁迅小说时应该注意的。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