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文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和革命家。在针对敌人营垒和敌对思想的斗争中，他非常重视战斗艺术。在书信和杂文等当中，他多次谈自己的战略和策略。首先，他认为要敢于斗争，“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在他的晚年，虽然他病况很重，体重才70多市斤，“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但是他的斗争仍十分的勇猛。他大义凛然，穷追猛打，不管是敌人的明枪，也不管是“朋友”的暗箭；不管是无耻的恫吓，也不管是凶残的暗杀，都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斗志。其次，他认为对战斗不要掉以轻心，要稳扎稳打，不应盲目冒进。他既重视那些“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也着重研究阴面的五花八门的战法，甚至在写小说时，他也留意斗争的策略，极力避免发生副作用，他说：
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我就用“赵太爷”，“钱太爷”，是《百家姓》上最初的两个字……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预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鲁迅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人们对鲁迅的战斗艺术历来是相当重视的，周恩来曾说，鲁迅“是一个最好的战斗的战略家，又是一个最好的文艺的战略家”。陈毅说，鲁迅的“打击方向准，是非严分类”，“把那战斗的经验，提高到了战略和战术”的高度。叶剑英在《我也来纪念鲁迅》一文中，反复强调“要学习鲁迅惯用的战术”。我就是在这些意见的启示下，根据自己学习鲁迅的体会，分下面四点来试谈鲁迅的战斗艺术。
第一，提防“骂杀”和“捧杀”，坚定不移地做“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站在和旧社会斗争的第一线。
鲁迅说：“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针对旧社会的这一所谓“好办法”，鲁迅主张要把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地位、名誉统统抛弃，把这些精神枷锁打碎，才能永做“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敌人的点头、哈腰、恭维，为的是麻痹战士的警惕，软化战士的斗志；他们的手段既虚伪而又阴险。鲁迅深知对手的伎俩，绝不为他们所欺骗，他说：
……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很收些赞同和嘲骂的信……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只要掷去了这种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舆论是以为学者只应该拱手讲讲义的），则世风就会日上……《鲁迅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6页。
基于这样的认识，鲁迅坚决地“奉还‘文士’的称号”，并且把自己写作的地方叫作“绿林书屋”，以摆脱学者等加在自己身上的无形的镣铐，更好地进行战斗。《这样的战士》所塑造的正是一位不受骗、永远高举投枪的战士的典范。
鲁迅认为，封建社会的“中庸”“稳妥”“无为”等思想，“温柔敦厚”的说教，必须与之彻底决裂；封建的等级制度必须否定。正因此，他把“上等人”的头衔弃而不顾，自居于“下等人”之列，并向“上等人”，即反动的压迫者、剥削者展开短兵相接的战斗！
面对反叛者、战士，反动派总是交替地使用压或捧的办法，使他们妥协、屈服。鲁迅曾说，当“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这发展下去，就形成骂杀和捧杀。例如刘半农和章太炎，就是在被骂或被捧的情况下摔了跤的。鲁迅十分重视他们的教训。
刘半农在五四运动时是一位战士。但是，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说，他被人批评为“浅”，“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1921年，他在法获得国家文学博士学位。他是被激将法激进了研究室，以后逐渐“据了要津”，脱离了战斗，不再是战士了。
章太炎开头的造反劲头很足，被骂为疯子，被关入西牢，后又被软禁，被没收财产，被通缉，但这些骂和压始终没能使他屈服。不过，章有自己的弱点，如自视甚高，1914年5月23日在信里就说什么“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反动派后来变压为捧，他就飘飘然起来，“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在被捧为“活的纯正的先贤”的同时，“晦气也夹屁股跟到”，他为孙传芳的复古活动效劳，“拉车屁股向后”了。总之，他晚年被人捧杀，“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这就违反了他早年的革命之志，终于和刘半农一样，不再是战士了。
鲁迅的一生，被骂可谓多矣，被强加在头上的帽子就有：土匪、官僚、买办、法西斯蒂、汉奸、红色老狗、封建余孽、绍兴小人，等等。但他处之泰然，不发怒，不辩诬，只“付之一笑，徐徐扑之”。鲁迅的一生，被捧也可谓多矣，头上的桂冠就有：学者、导师、战士、思想界的权威、中国的萧伯纳等。陈仲山说鲁迅的“学识文章与品性，是我十年来所景仰的”，杨村人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对鲁迅“私心敬爱”，但鲁迅批判他们时绝不手软。他曾说，“思想界先驱者”等头衔，“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他在《咬嚼之余》中还说：“我并不觉得我有‘名’，即使有之，也毫不想因此而作文更加郑重，来维持已有的名，以及别人的信仰。”无私才能无畏。1935年10月6日，他在书信中阐明自己的决心：“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鲁迅的一生，为新社会的诞生而披荆斩棘，如许广平所说：“是一个终身从不复员的征人，毕生荷戈而绝不解甲的一位能征惯斗的战士。”
第二，坚持韧性战斗。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反动派掌握着大权，和革命者比较起来，他们的力量暂时还相当强大。在文化、思想、革命斗争上要有成就，便不能“两天打鱼，三天晒网”，必须持之以恒，像愚公移山一样，一锄一锄地挖下去，挖山不止。这种精神，就是和“五分钟热度”相反的韧性战斗精神。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他更郑重地指出：“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同时，“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鲁迅的这一主张，联系到党内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意义就特别突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文由胡乔木修改定稿。指出：“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鲁迅在当时不可能很了解党内的情况，但是，他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认识到斗争的长期性，提出韧性战斗的主张，这是十分正确的。
第三，主张壕堑战。韧性战斗，这是说对战斗要执着不放手，在时间上连续不断。至于壕堑战，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更有效地杀伤敌人。在当时不注重壕堑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韧性战斗，这因为“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
我们知道，“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倡的是硬拼，他们“认为红军对于超过自己许多倍的整个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因此总是要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在白区工作方面，他们……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一句话，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斗争时没有躲入壕堑里，不懂得掩蔽自己。
鲁迅认为：“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复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鲁迅全集（1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他曾举无名木刻社的画集为例，说“封面上是一张马克思像，有些人就不敢买了”，而这么一来，画集就被“拉到地底下去，只有几个人来称赞阅看，这实在是自杀政策，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为此”。
《三国演义》上的许褚，有盔甲不披挂，临战时赤膊而被箭射中，这曾为金圣叹所讥笑。鲁迅针对许褚之事发挥说：“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可见，鲁迅主张壕堑战，它的意义是积极的；主要不是为了防守，它的根本意义是为了进攻。
第四，实行游击战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鲁迅不主张硬碰硬，不主张采用“正规的战法”，而是强调要充分发挥自己机动灵活的特点，像战士在青纱帐里，在山野湖沼之间与敌人周旋。另外，面对敌人的猖狂活动，不要贸然出击，而应耐心地等待有利的时机，否则，就会事倍功半或者劳而无功。关于等待时机，鲁迅在“剽窃”问题上对陈西滢的出击是一个典型例子。1925年，陈攻击《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人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的“小说”那部分，是“整大本”的抄袭，因而诬蔑鲁迅是“窃贼”。除了在《不是信》中做了一般的辩解外，鲁迅对陈西滢的反击，整整在十年以后。1935年，那时，《中国小说史略》由增田涉翻译并已在日本出版，而盐谷温的书也已有中译，于是，鲁迅说：
……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西滢）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总之，鲁迅在其著作中，抓住有利的时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去打击敌人或敌对思想。他说，就是写科学论文，也“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在他的著作中，不少地方写得比较含蓄或隐晦曲折，所用笔名也达一百多个，同时利用不同性质的刊物发表作品，这就像游击战士那样在充分地利用客观环境。
毛泽东曾说：“……从事游击战争，是完全必要的。……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的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鲁迅说自己的杂感不避渺小、污秽的对象，如显微镜一样，“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自谦写不出“发表出来就天翻地覆”的“大文章”，并且在写作时，自己首先就把文章的锋芒加以磨钝，说：“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先抽去几根骨头而能发表，这总可以发挥一定的社会效益，这正如游击战虽然“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在不能用正规的战法来打仗的时候，游击战就是值得推广的战法了。鲁迅的小说，有时候趁机一刺，使反面人物狼狈不堪，原形毕露；鲁迅的杂感往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像游击队打伏击一样，随时给对方以杀伤。例如《坟?春末闲谈》说到细腰蜂实在是以青虫为它的幼虫的食料，并不如传说那样以青虫为继子——鲁迅在讲细腰蜂的故事时，突然插入这样的句子：“当长夏无事，遣暑林阴，瞥见二虫一拉一拒的时候，但如睹慈母教女，满怀好意，而青虫的宛转抗拒，则活像一个不识好歹的毛丫头。”——这就给那以学生的慈母自居而实际是迫害女师大学生的杨荫榆以沉重的打击，充分发挥了游击战的威力。
鲁迅的战斗艺术乃是我们的一笔重大的财富。他在《伪自由书?后记》中曾说：“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因此，前人的经验，对“将来的战斗的青年”有参考价值。同时，鲁迅在对敌斗争中，一贯服膺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原则。当国民党反动派气焰十分嚣张、白色恐怖很浓厚的时候，鲁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表示了对他们的蔑视，说“他们除从帝国主义得来的枪炮和几条走狗之外，已将一无所有了，所有的只是老老小小——青年不必说——的敌人。而他们的这些敌人，便都在我们的这一面。”而“民族主义文学派”，鲁迅说他们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宠犬”，实质上是一些灵魂已经出窍的“飘飘荡荡的流尸”而已。可是，在临战的时候，他对敌人是重视的，认为革命者“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鲁迅甚至常看敌人的造谣杂志，研究他们的造谣手段，看看“有怎样出奇的幻想，怎样别致的描写，怎样险恶的构陷，怎样躲闪的原形”，然后去揭穿它和战胜它。
鲁迅的战斗艺术，一方面是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一方面是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独立思考的结果，表现得相当完整而成熟。1935年10月4日，他在书信中曾说：“德国腓立大帝的‘密集突击’，那时是会打胜仗的，不过用于现在，却不相宜，所以我所采取的战术，是：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6页。又，我们在前面之所以多次引述现代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这是因为我觉得，只有放在党内路线斗争以及旧中国深重的黑暗现状的大背景之下，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鲁迅战斗艺术的重大意义，才能有助于我们认识为什么毛泽东同志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原载《鲁迅论丛》，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