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下文简称为“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鲁迅是它的旗手和盟主。
一、鲁迅参加“左联”的筹备
筹组“左联”的任务，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到1929年底，我们已经有了七万工农红军和大小十五块根据地，这就要求在文化战线上也有自己的队伍和团体。于是，党提出把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影响下的作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左翼作家的统一组织。
鲁迅积极地参加了筹备——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可以把他从1928年开始的翻译工作也包括进去。
在革命文学的论争过程中，鲁迅大量地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如《文艺政策》《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以及帮助、支持冯雪峰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等。鲁迅做这些工作很自觉，把它和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窃火给人间相比，说这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他后来曾说：“去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事实。因为这时已经输入了蒲力汗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等的理论，给大家能够互相切磋，更加坚实而有力。”正是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人们在党的领导下统一了思想认识，使“左联”的成立成为可能。
1929年10~11月间，冯雪峰受党的委托，找鲁迅谈有关“左联”的筹组问题。鲁迅多次参加商议，表示赞同联合对敌的意见；主张在团体名称上加上“左翼”二字，使旗帜更加鲜明，并提出邀约郁达夫一起为发起人；审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底理论纲领》等。
大家知道，从1928年开始，创造社、太阳社曾经围攻过鲁迅。现在，鲁迅和这两方面的同志通力合作，共同筹组“左联”，精神是很感人的。柳亚子说：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在太阳派和创造派围剿攻击的时候，换一个不如他的人，是会迫而反动的。但他反而前进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鲁迅捐弃前嫌，以大局为重的高度思想觉悟。
二、在“左联”的旗帜下
“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2日。在成立大会上，鲁迅是三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被选进七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中去。在出席成立大会的几十人中，鲁迅最年长，是经历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唯一的老战士，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正如瞿秋白所说：“鲁迅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是站在战斗的前线，站在自己的哨位上。”他对社会现状懂得深，和旧的传统、旧的阶级决裂得彻底，因此就义无反顾地站到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列中来了。
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
这一演说，总结了历史的——特别是1928年、1929年文艺界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指出今后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高瞻远瞩地阐明了左翼文艺运动的方向。它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是“左联”的战斗纲领。
“左联”成立后，革命文学运动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鲁迅在1926年的“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的想法实现了。但是，从这里起，国民党反动派进一步使用卑鄙、残酷的办法来迫害革命作家。鲁迅长期被通缉，过着半地下或地下的生活。另外，一些朋友、相识者，也和鲁迅发生新的龃龉，甚至嘲讽地称鲁迅是“左公”“左翼公”。
鲁迅蔑视一切黑暗甚至杀戮，他说：“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倒，暗杀者就会更跋扈起来。”同时，他抵抗住了那些误解和嘲讽。他认清了路，把自己当作党的一个小兵，在“左联”的旗帜下、在深重的白色恐怖中坚持工作和抗争。
首先，鲁迅和革命文化界一道，始终不渝地揭露蒋介石反动派卖国反共反人民的嘴脸，掌握着斗争大方向，一次又一次粉碎了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他指出，敌人的疯狂屠杀只会显示他们“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蒋介石反对人民革命的所谓“国将不国”谬论，不过是要让帝国主义放手瓜分中国；鲁迅还对反动派的“攘外必先安内”、实则是安内以媚外的卖国反共政策加以激烈的抨击。以鲁迅为首的“左联”的这些斗争，揭穿了敌人的阴谋，使他们露出了“恶鬼的本相”。
当时，执行反动派的意旨，出来攻击“左联”的是民族主义文艺派。这是在国民党授意和支持下组织的反动团体。他们用文化上的“围剿”来配合反动派对苏区的军事进攻；他们疯狂反对左翼文艺，要和“左联”争夺文艺领导权。鲁迅、瞿秋白等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揭露他们“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所提倡的事实上是宠犬派的文艺。于是，他们的反动嘴脸毕露，连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文艺宣传工作报告中也只好哀叹这一派“还没有走到成功的路径”。
另外一些人，他们和国民党的关系虽然没有民族主义文艺派那么紧密，但也是敌视“左联”的——这就是新月派和“第三种人”。“左联”对他们进行了有力的打击和中肯的批判。在和新月派的斗争中，“左联”排开浩浩荡荡的阵势，用压倒的优势战胜了他们：揭露他们对反动派是小骂大帮忙，尽着“挥泪以维持治安”的任务；指出他们宣扬的人性论是虚伪的，事实上在千方百计遮掩自己反动的阶级性。在和“第三种人”论争时，指出超越政治、阶级的“第三种人”不可能存在和毫无出路，但对提出“第三种人”理论的苏汶本人，鲁迅却明白地表示：左翼作家“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总之，“左联”在批评“第三种人”时，一方面抱着既团结又斗争的态度，希望他们有所悔悟；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这一论争的原则意义，主张必须分清是非，不能调和矛盾。
可以看出，“左联”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功劳是巨大的。毛泽东同志曾说：“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正是对“左联”的极大肯定。
但是，共产党在当时还处于幼年，“左联”这类性质的团体也是第一次成立，没有经验，因此，缺点、错误是难免的。主要的一点，是几乎把“左联”当作“半政党”的组织，使它处于非法的地位，从而削弱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并犯了关门主义的错误。
当时，党内有人发现了这方面的问题，据说，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曾就反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做过指示。参加“左联”领导工作的瞿秋白在这些问题上也比较清醒。鲁迅对“半政党”的做法以及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他在和李立三见面时，不赞同“发个宣言”的主张，认为“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不同意赤膊上阵，要采取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等战术”。他告诫“左联”的成员要学习、要改造，否则，“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他警惕鲁莽灭裂的做法，提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强调应该讲事实、摆道理，更好地发挥“战斗的作者的本领”。这些意见都很正确，为“左联”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其次，鲁迅把培养青年作家作为一个战略任务来完成。因为黑暗势力根深蒂固，革命者不能幻想速胜，反抗斗争必须像愚公移山一样，一代一代地往下传。鲁迅在“左联”这段时间里，为青年改稿，支持他们编刊物，介绍他们的书籍给出版社；此外，他自己还编辑《萌芽》《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前哨》《十字街头》等“左联”机关刊物。工作中十分“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
为了培养青年作家，鲁迅支持他们的斗争，肯定他们的成绩。例如他写《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就是支持冯乃超对梁实秋的批判。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冯乃超与鲁迅之间曾笔墨相讥，但是，在“左联”的旗帜下，他们却共同战斗了。鲁迅入木三分地勾画了梁实秋的嘴脸，一举就击中要害。鲁迅的这一文章在当时就被冯乃超等赞之为难得的奇文。又如他为叶紫、萧军、徐懋庸、萧红以及白莽的书写序，充满激情地肯定他们的成绩。鲁迅把这成绩看成是我们这一方的胜利，说“我们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表现出一种由衷的喜悦之情。他极力向日本《改造》月刊社社长推荐左翼作家的作品，甚至说：“即便是水平低，也请将就着点，从扶植出发还是用上吧！”鲁迅在1930年的《致章廷谦》中说，不管怎样失败、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1931年在《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中，因为左翼作家没有工农出身的而感到可惜；1934年在《致杨霁云》里，强调“当今急务之一，是在养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从这样的战略目的出发，他对于“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致曹白》）。
1936年2月间，“左联”解散了。事前，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但他不同意。后来，虽然勉强同意，但坚持要发表宣言。因为最后并未发表宣言，鲁迅很有意见。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两个口号的论争，误解、矛盾比较大。有关这些事情，当前人们的看法还不很统一，这里也就不再一一加以介绍。但是，在这当中，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
一、鲁迅对“左联”有极深的阶级感情。在深重的白色恐怖下，他自豪地说：我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到1936年初，他又反复地对友人说过这一类的话：“文艺家协会”“和‘左联’差远了”；“就这样解散了，毫不看重这是一条战线！”在他的心目中，“左联”是他和党、和革命群众联系的一根纽带。正如冯雪峰所说：鲁迅和“左联”的关系，“和一个战士或一个主将跟自己的阵地的关系一样”。
二、鲁迅很重视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他坚持解散“左联”时要发宣言，就因为有这样的怀疑：解散，到底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鲁迅说：“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但是，在统一战线中有一个谁领导谁的问题。鲁迅认为，成立统一战线，“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是阶级的立场。”鲁迅的这一观点，和毛泽东同志在1935年12月27日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季米特洛夫1935年8月的《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这两个报告的基本观点相一致——这两个报告均强调党在统一战线中要通过斗争来争取领导权。这也就是说，鲁迅对这问题的重视是完全正确的。
（原载《边疆文艺》198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