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8日，会见陈蜕。鲁迅在本月5日的《致曹靖华》中说：“陈君函约于8日上午再访我，拟与一谈。”　　

　　按：陈蜕是邹鲁风（又名素寒）的假名，他这次由北平学联派来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备工作。陈为曹靖华的学生，经曹介绍往访鲁迅。本日上午，鲁迅把陈蜕从内山书店领进了一家咖啡馆。他“对于当前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示极大的关切”，询问了“北平学生两次示威游行和学生被捕的情况”；怒斥“蒋介石这东西就是个流氓”，告诉陈蜕在上海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这次谈话“差不多有两个小时”，五六天以后，鲁迅还请许广平去旅馆代为看望，“同时带来了几十块钱，要我一定收下，因为鲁迅先生想到我所住的那个旅馆是很贵的，而为了等人又不能移动，恐怕我自己带来的钱快用完了”（邹鲁风：《党最亲密的战友》，见《回忆伟大的鲁迅》）。　　

　　13日，“午后往内山书店，遇堀尾纯一君，为作漫画肖像一枚其值二元”。堀尾在画上有题字：“以非凡的志气，伟大的心地，贯穿了一代的人物”（转录自《鲁迅美术系年》，第217页）。

　　19日，“《海燕》第一期出版，即日售尽二千部”。　　

　　按：《海燕》为月刊，由鲁迅、黎烈文等创办，出第二期后即被查封。鲁迅在《致杨霁云》中说：“《海燕》系我们几个人自办，但现已以‘共’字罪被禁……此次所禁者计二十余种，稍有生气之刊物，一网打尽矣。”（〈13〉，第322页）　　

　　28日，“午后得南阳汉画象拓片五十幅，杨廷宾君寄”。

　　本月，《故事新编》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为“文学丛刊”之一。该书收《补天》等八篇，写作时间从1922年至1935年。鲁迅说《故事新编》乃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自选集〉自序》）。

　　2月

　　1日，“得苏联作家原版印木刻画四十五幅，信一纸，又苏联版画展览会目录一本”。

　　3日，作《致增田涉》，信中说：“和名流的会见，也还是停止为妙。野口先生的文章，没有将我所讲的全部写进去，所写部分……没有按原意写。……我觉得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见，暂时尚难沟通，首先是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13〉，第656页）　　

　　按：野口米次郎（1875—1947），日本诗人。1935年他和鲁迅相见时，曾提出挑衅性的问题：“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总不能使中国太平，而英国替印度管理军事政治，倒还太平，中国不是也可以请日本帮忙管理军事政治吗？”（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94页）鲁迅对这些挑衅理所当然地进行驳斥。　　

　　6日，在内山书店会见日人鹿地亘并转往内山完造宅交谈。（据鹿地亘《鲁迅和我》，见《鲁迅先生纪念集》）

　　9日，“晚河清邀饭于宴宾楼，同席九人”。这是商讨有关《译文》复刊的事，大家同意鲁迅的意见，决定《译文》在杂志公司出版，于3月16日复刊，出特大号。（据《鲁迅书简漫忆》，第106页）

　　13日，“下午陈蜕持来小米一囊，靖华所赠”。　　

　　按：这是陈又一次从北平来上海。他是受学联秘书长姚依林的委托，“把一封重要的信送到鲁迅先生那里，请他转交给党中央”。这“是北方局写给中央的报告。因为当时北方局和中央失掉了联系，所以才请鲁迅设法转交”（沈尹默等：《回忆伟大的鲁迅》，第172页）。　　

　　15日，作《致蔡元培》，介绍山本实彦往访。时山本任日本《改造》月刊社社长，“他来华与鲁迅等商量中日文化交流事”（据1980年10月10日发行的《鲁迅研究动态》第2、3页和山本实彦《鲁迅的死》一文，见《鲁迅先生纪念集》）。

　　17日，作《记苏联版画展览会》，鲁迅说，苏联的版画，“它真挚，却非固执，美丽，却非淫艳，愉快，却非狂欢，有力，却非粗暴；但又不是静止的，它令人觉得一种震动——这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法，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6〉，第483页）。

　　20日，作杂感《难答的问题》，批判《申报?儿童专刊》上一篇颂扬武训下跪讨钱、行乞兴学的文章。《申报》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在讲完故事以后问道：“小朋友！你念了上面的故事，有什么感想?”鲁迅说，小朋友只好回问作者：“大朋友！你讲了上面的故事，是什么意思?”这就对作者的颂扬封建奴化教育将了一军。

　　23日，“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青年会观苏联版画展览会，定木刻三枚，共美金二十”。其实，这些画他大都看过了，所以海婴常常在身边指着画幅说：“爸爸！这张我们家里有的。”鲁迅总是笑着把孩子的手按下去（据《灵光的仰望》，见1937年3月13日云南的《民国日报》）。　　

　　按：在这以前，20日，“得中苏文化协会信”，这可能是关照鲁迅，“如果不便公开去观览，是可以另辟时间，特予招待的。但是先生婉谢了，在公展期间的上午去看”。（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第47页）在会场上，遇见陈蜕，双方都“当作互相不识地擦肩而过”，因为这里还不是“可以自由说话的世界”（沈尹默等：《回忆伟大的鲁迅》，第173页）。　　

　　同日，用日文为日本《改造》月刊作杂感《我要骗人》。鲁迅怀着甚深的悲愤，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屈膝投降，说在日蒋勾结的情况下，“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同时，鲁迅又以严于解剖自己的心情说：“为了希求心的暂时的平安，作为穷余的一策，我近来发明了别样的方法了，这就是骗人。”（〈6〉，第485、488页）鲁迅认为，由于环境的险恶而不能讲真话，不得不写这样的文章，心情是并不舒服的。据《日记》，鲁迅这夜“不睡至曙”——这不一定是因写这篇文章熬了一个通宵，可能是和心境的极端悲愤有密切的关系吧。

　　约本月（一说是在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给中共中央发出贺信（一说是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刊1947年7月27日太行版《新华日报》）。又，据1936年5月20日党中央所发的电报云：“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见1986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上《关于鲁迅来信的一封内部长电》一文）可见，贺信是在陕北红军于2月17日发表《东征宣言》以后发出的。另外，据1979年6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新发现的鲁迅佚文》说，在1936年10月28日的《红色中华》上，登有一段“摘鲁迅来信”的话：“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和拥护。”又，杨尚昆在1936年7月的一篇文章中也引有贺信的文字（据阎愈新文）。为什么一说为贺电一说为来信?为什么两处所引的文字不同?是否有这样的可能：鲁迅曾先后发出贺电和贺信，一次于1935年10月左右，一次于1936年2月左右。

　　约本月，左翼作家联盟解散。事前，曾征求鲁迅的意见，他表示不赞成，因为“统一战线要有个核心，不然要被人家统了去，要被人家利用的”（《鲁迅研究资料〔1〕》，第70页）。后来，鲁迅勉强同意，但坚持要发表宣言。28日，鲁迅在内山书店等徐懋庸来见，当徐说到有关同志决定不发解散宣言时，鲁迅“就脸色一沉，一言不发”（1980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第38页），对这样处理很有意见。他后来说，这解散，到底“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13〉，第365页）。

　　约本月，和领导文化战线的上海党组织（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书记邓洁会谈，听取有关情况的介绍和谈了自己的意见。这次会谈的联系人为胡风，地点是王尧山家。（据《高山仰止》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4-67页）

　　3月

　　2日，到藏书处找书，因中寒，骤患支气管性喘息症（19日确诊为结核病），几乎卒倒。自此卧病月余，始稍痊愈。

　　10日，得齐涵之信，“自说和白莽是同济学校的同学，藏有他的遗稿《孩儿塔》”，但出版家要求有一篇鲁迅写的序。11日，鲁迅即抱病写了《白莽作〈孩儿塔〉序》，说《孩儿塔》“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后来，知道齐涵之即经常骗取文稿的史济行，鲁迅乃于4月1日作《续记》，揭露史济行的鬼花招并自我省察，说：“我虽以多疑为忠厚长者所诟病，但这样多疑的程度是还不到的。不料人还是大意不得，偶不疑虑，偶动友情，到底成为我的弱点了。”（〈6〉，第494、496页）

　　16日，鲁迅组织、支持的《译文》复刊，出新1卷1期，上面刊载着鲁迅8日所作的《〈译文〉复刊词》。

　　23日，“午后明甫来。萧军、悄吟来。下午史女士及其友来，并各赠花。得孙夫人信并赠糖食三种，茗一匣”。夜译自作日文《我要骗人》，后刊于《文学丛报》月刊第3期。　　

　　按：明甫即茅盾。这天下午的活动内容是“史沫特莱及其友人格兰尼奇为具体了解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情况，请鲁迅邀萧军等来谈义勇军事，由茅盾翻译”（〈15〉，第290页之〈注五〉）。　　

　　二、三月间，胡愈之从香港到上海，转告苏联邀请鲁迅去休养的建议。鲁迅说：“很感谢苏联朋友的好意，但是我不去。……敌人一天不杀我，我可以拿笔杆子斗一天。我不怕敌人，敌人怕我。我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只会使敌人高兴。”（《鲁迅研究资料〔1〕》，第81、82页）

　　4月

　　3日，“姚克来”。　　

　　按：从1932年底开始，鲁迅和姚克的关系比较密切。他曾多次对姚说，想“从新的理解角度去写中国文学史，编一套完整的汉唐石刻摹印本，最重要的是想写一大本回忆录，内容包括现代中国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史实。……鲁迅说他要写的回忆录对于今天的中国儿童，会成为一本珍贵的书，因为他们没有可能看见旧中国”。这本书将会冒犯许多“大人物”，鲁迅讥讽地说：“当我的这本书付印时，不知道我的脑袋会在哪里。”（《鲁迅研究资料〔10〕》，第163页）　　

　　6日，“得曹白信并《坐牢略记》”。　　

　　按：曹白曾因刻卢那卡尔斯基像，被反动派逮捕过。鲁迅在4月1日的《致曹白》中说：“为了一张文学家的肖像，得了这样的罪，是大黑暗，也是大笑话，我想作一点短文，到外国去发表。所以希望你告诉我被捕的原因，年月，审判的情形，定罪的长短（二年四月？），但只要一点大略就够。”（〈13〉，第343页）　　

　　7日，“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即根据2月间展出的苏联版画，精选一部分出《苏联版画集》。他“对每幅版画都细细的玩味，先放近前看，然后又放远处看……他象完全进入了苏联版画家所创造的精神世界去，忘记了斗室里逐渐增加的闷热气氛……等他把约近二百幅原画全部看完时，时间已近下班……他站起来伸了一下腰……频频地用手帕拭去他额上的汗水”（沈尹默等：《回忆伟大的鲁迅》，第138、139页）。

　　同日，作《写于深夜里》，是为英文期刊《中国呼声》而写的。当中的3、4、5这三个部分，即根据曹白6日的信和《坐牢略记》写成。该文揭露蒋介石政府的反动统治和野蛮的酷刑，指出人们所处的真是大夜弥天的黑暗岁月。

　　15日，作《致颜黎民》，谈有关读书的问题：一、“只看一个人的著作……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二、爱好文学的青年，也要看看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13〉，第357页）。

　　16日，作杂感《三月的租界》，批判狄克（即张春桥）。狄克在3月15日的《大晚报》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说《八月的乡村》在“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这表面上似乎只针对这本小说，但实际上是针对着对这本小说加以肯定、推荐和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鲁迅。鲁迅深刻而中肯地指出，谈“自我批判”，“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善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6〉，第515页）。题目叫《三月的租界》，一方面因为和《八月的乡村》可以对起来；另一方面因为发表狄克该文的《大晚报》地点在上海的爱多亚路，属法租界。这个题目表明，狄克是在三月、在租界的《大晚报》上，反对爱国、抗日的小说《八月的乡村》。这就击中了要害，使得狄克觉得“很伤大家底感情”（《狄克给鲁迅的信》）了。

　　21日，“得何家槐信”，随信附来作家协会（后改名中国文艺家协会）“缘起”一份，并希望赞助签名。鲁迅于4月24日复信，不同意加入该协会，他在23日的《致曹靖华》中也说：“这里在弄作家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内幕如何，不得而知……我鉴于往日之给我的伤，拟不加入。”（〈13〉，第361页）

　　23日，“得奚如信”。　　

　　按：吴奚如当时在党中央特科，奉命和鲁迅联系。这次他调往西安工作，写信向鲁迅告别。这信由胡风转交。“随即由胡风告诉我，说鲁迅先生和他约我和聂绀弩于某日某时到梁园饭店吃饭，说是特为我和老聂饯行的……”（《鲁迅研究资料〔5〕》，第190页）。　　

　　26日，斯诺来访，因外出看电影，未遇。这次他从平来沪，找宋庆龄联系有关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事宜。（据《文史哲》1977年第3期，第49页）。

　　28日，“得狄克信”。狄克在新钟书店看到还未发表的《三月的租界》，一面为自己辩护，谈《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因为对田军“太热爱了些——以致有些话说得过火”，而对于“‘田军不该早回来’这句话我并不是盲从，是有理由的”等等。另一方面，他心里感到恐惧，写信来表白自己，说“希望先生能够给我一个信，使我安安心”。鲁迅对狄克的要求不予理睬。

　　30日，作《〈出关〉的“关”》。历史速写《出关》发表以后，有人说是对傅东华的批评，有人说老子是作者的自况。鲁迅批评了这种非斥人即自况的说法。他说自己在创作时，总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来不专门用一个人作模特儿。至于老子，鲁迅乃是把他“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的。鲁迅认为：“批评者有从作品来批判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有从批评来批判批评者的权利。”（〈6〉，第517、521页）

　　本月下旬，冯雪峰受党中央的委托，从陕北到达上海。“中央给的任务是四个：1.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组织工作的同志先作一些准备。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新文学史料》第2辑，第247页）第二天，冯即往访鲁迅。鲁迅考虑安全问题，即留冯在家里住宿。夜，和冯雪峰做了长谈。

　　5月

　　5日，“午后往内山书店见武者小路实笃氏”。　　

　　按：武者小路实笃，日本作家，姓武者小路。鲁迅译他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8月31日，鲁迅还曾通过内山完造，托在柏林之武者小路实笃把《阿勒惠支版画选集》转给柯勒惠支。　　

　　同日，茅盾来。大约就是这一次，鲁迅对茅盾“谈到口号的问题，认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太笼统，意义含混不清；又说他们拟了一个新的口号：‘民族解放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说这个新口号和冯雪峰他们都谈过，问我意见如何。我说很好，没意见，并劝鲁迅自己写一篇文章，正式提出这个口号来……”（茅盾：《我和鲁迅的接触》，见《鲁迅研究资料〔1〕》，第71、72页）。

　　8日，“吴朗西持白纸绸面本《死魂灵百图》五十本来，即陆续分赠诸相识者”。　　

　　按：《百图》为阿庚所作，鲁迅请文化生活出版社协助，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同日，作《致李霁野》，说：“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13〉，第376页）

　　同日，“夜译《死魂灵》二部三章起”，当中有一句为“近乎刚刚出浴的眉提希的威奴斯的位置”，但是，鲁迅没有见过克莱阿美纳斯所雕刻的图像，不知出浴者的姿势怎样。后来多方查找，仍不得要领，但他不肯罢手，坚持到查出并加注明。

　　9日，大约在今天，鲁迅把方志敏给中央的密信和《可爱的中国》《清贫》两文的手稿交给冯雪峰托他转呈党中央。　　

　　按：关于交密信和手稿的日子，冯雪峰说“是在1936年5月间，我到上海后大约两星期交给我的”（《鲁迅研究资料〔1〕》，第89页）。又，冯在鲁迅家住了两星期，约9日离去，换了住处。　　

　　16日，“得于雁信”。于雁即于黑丁，他和党失去联系，想通过鲁迅寻找党的关系。（《鲁迅研究资料〔7〕》，第137页）

　　23日，作《致曹靖华》，说：“上海的所谓‘文学家’，真是不成样子，只会玩小花样，不知其他。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13〉，第383页）25日的《致时玳》也说，“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我有一大把拔在这里，现在在生病，俟愈后，要把它发表出来，给大家看看”（〈13〉，第384页）。因此，鲁迅有意收藏了反动文人和混进革命营垒的“蛀虫”的攻击和诬蔑性的来信，后因病重，这一写作计划没有实现。

　　28日，在这前后，病情严重。据许广平说，鲁迅“成天靠着藤躺椅，不言不食，随便什么东西，勉强呷一两口就不要了，这就是所谓‘无欲望状态’的时期罢。铁青的肉色，一动也不愿动，看了真叫人难受”。她把情况告诉来访的胡风，“托他向内山先生研究一下病情”（《许广平忆鲁迅》，第74页）。

　　29日，许寿裳来，看见鲁迅“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胫瘦得像败落的丝瓜”（《亡友鲁迅印象记》，第106页）。这时，“无论牛奶，桔子水等通通不要食，真是危急万状的样子”（马蹄疾辑录：《许广平忆鲁迅》，第74页）。可是，就在这时，仍然写信介绍友人于须藤医院。下午，须藤医生来注射时，加了一针强心剂，才略为好转。

　　31日，下午史沫特莱和茅盾引美国D医师来诊。D医师即托马斯?邓恩（Thomas Dunn），是著名的肺病专家，鲁迅说：“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6〉，第611页）

　　约本月，冯雪峰和鲁迅谈到长征的情况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才能，鲁迅微笑着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是还胜任的。用笔!”（《回忆鲁迅》，第177页）

　　6月

　　3日，作《致唐弢》，说：“我病加重，连字也不会写了，但也许就会好起来。”（〈13〉，第387页）在这前两天，鲁迅咳嗽、胸内苦闷，右胸锁骨上下窝及第二三四肋骨部深处，有繁密之大小水泡声音。（据《鲁迅先生病状经过》《鲁迅先生纪念集》）

　　5日，宋庆龄写信给鲁迅，以自己生病住院的情况，敦促鲁迅“立刻入医院医治”，并诚挚而热情地说：“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第19页）虽然这样，鲁迅仍然不愿放下工作去休养。他甚至对医生说：“我请你医病，是有条件的。”“第一，是要把病医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动不动一个月可以医好，我宁愿动动化两个月医好。第三，假如医不好，就想法把生命拖延着。”［巴金等：《鲁迅回忆录》（二集），第118页］。

　　6日，病益重，“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停写日记二十多天。

　　7日，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参加该协会者一百余人。鲁迅没有参加。开会时，“大家知道了高尔基垂危，鲁迅先生也染了病，于是通过了一个决议，写信去问候他们两位，祝他们康复”（立波：《无可言喻的悲哀》，见《鲁迅先生纪念集》）；并“托了茅盾等几个代表去慰问鲁迅先生的病势”（1936年6月13日《社会日报》）。

　　9日，作《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怒斥托派陈仲山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诬蔑、攻击，说：“你们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当时，两个口号的论争正在进行，有人影射鲁迅等和托派徐行观点相同。托派产生了幻觉，想引为同调。鲁迅讥讽地说：“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又针对他们企图挑拨离间的阴谋诡计，庄严地宣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6〉，第589页）　　

　　按：陈仲山，原名陈其昌，北京大学教育学系的学生，据说曾旁听过鲁迅的课。他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叛党，加入托派。（据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的《纪念与研究》第2辑，第226页）又，鲁迅写这封公开信时，托派的反动面貌还没有彻底暴露。但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鲁迅“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1936年就大胆的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是很明显的事情了”（《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　　

　　10日，因患病，由冯雪峰笔录鲁迅的意见，成《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该文正面阐述鲁迅对两个口号论争的看法，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它“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是有益的，需要的”。鲁迅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对文学艺术的领导权，说：“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场。”（〈6〉，第590、591页）

　　15日，鲁迅、茅盾等77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鲁迅在8月6日写的《致时玳》中说：“《文艺工作者宣言》不过是发表意见，并无组织或团体，宣言登出，事情就完，此后是各人自己的实践。”（〈13〉，第401页）　　

　　按：在《宣言》上签名的人数，据《国防文学论战》所载的名单。但是，各刊物所载的名单顺序、人数不完全相同，有些是63人，有些是42人。据说，《宣言》定稿以后，由黎烈文“抄录几份，交给熟人主编的刊物《作家》、《译文》、《文季月刊》分头找人签名后发表出来，因此各个刊物上签名的人数和顺序并不相同”（1980年第8期文摘版《新华月报》，第186页）。　　

　　同日，用X光透视胸部，照了相，发现“两肺都有病，普通的人，早已应该死掉，而他竟没有死。医生都非常惊异……”（〈13〉，第389页；1984年2月23日《解放日报》）。

　　23日，口述，由许广平记录，成《〈苏联版画集〉序》一文。该文指出，这些版画的作者，“没有一个是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他们个个如广大的黑土的化身，有时简直显得笨重，自十月革命以后，开山的大师就忍饥，斗寒，以一个廓大镜和几把刀，不屈不挠的开拓了这部门的艺术”（〈6〉，第593页）。

　　本月初，胡风于上月9日所写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发表于《文学丛报》第3期，首次公开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鲁迅说：“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6〉，第532页）胡风的文章发表后，茅盾来找鲁迅。鲁迅说：“上次我和你说过之后，胡风自告奋勇要写这篇文章。”茅盾说：“胡风不应该这样做的，第一，写出文章没有给你看，第二，文章中没有提鲁迅的名字，使读者以为这个新口号就是胡风提的。”（《鲁迅研究资料〔1〕》，第72页）

　　本月，《花边文学》由联华书局出版。

　　本月，《药用植物》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列入“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书名为《药用植物及其他》，上编即专收鲁迅摘译的日本刈米达夫的《药用植物》。

　　本月，代拟的《草明女士启事》发表于《作家》第1卷第3期上。　　

　　按：有人冒用草明的名字，在一刊物上发表一无聊小说。草明写一声明想骂一顿。鲁迅说：“这种刊物本来没有多少人看，如果在大报上大骂特骂它，反倒给它做了义务宣传。于是他亲自给我草拟了一份简短有力的声明，叫我在下一篇小说发表时，将此声明附在那篇文章的题目之下，便能达到既作了声明，又不替他作义务宣传的效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总第3辑，第37页）从这里，可以看到鲁迅的战斗艺术的一个方面。

　　7月

　　1日，由鲁迅、蔡元培、郭沫若、周扬等140人联合签署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发表于《文学丛报》第4期。毛泽东认为这《意见》是“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的”。

　　同日，许寿裳来探望，鲁迅对他说：“医师劝我转地疗养，我在考虑中。”（《亡友鲁迅印象记》，第107页）6日，在《致曹靖华》中则初步定20日左右离上海。后又定8月1日去日本（《上海〔3〕》，第39页），但终未成行。

　　同日，病略好转，重新记日记。

　　5日，“得文学丛报社信并稿费廿”。　　

　　按：鲁迅生病，文学丛报社乃以“送点诊病费”的名义寄来稿费，开初鲁迅不肯收，“推之再三才由景宋女士代笔写了一封信来申谢”（据马子华《秋的葬仪》和《灵光的仰望》）。马的回忆，和5日事不完全符合，可能是另一次交往也说不定。　　

　　6日，“增田君来”，这是他听说鲁迅病重，专程从日本前来探望。9日，增田来辞行，10日回日本去。　　

　　按：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说，他7月和鲁迅相见，“两三天之后，我因为第二天就要回国，去向他辞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版，第32页）。这里所记，和《日记》所记相符合。但增田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则说：这次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当中有一周去南京，“在滞留上海期间，我走访先生只有四次或者五次”（杭州大学中文系编印：《鲁迅研究资料》，第96页）。这两处所说不完全一样。　　

　　7日，“得陈仲山信，托罗斯基派也”。　　

　　按：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发表后，陈仲山气急败坏地写来长信反扑，要挟鲁迅发表他的信，鲁迅对他的要挟不予理睬。　　

　　15日，“晚广平治馔为悄吟饯行”。　　

　　按：悄吟即萧红，她是去日本养病。　　

　　16日，“得李秉中信，即由广平复”。李信现存，内容是说可以私下活动，为鲁迅撤销通缉令，并询问“东行已有期否?”李写信用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笺”，“他代表官方，〔从5月到7月〕连写了三封劝告鲁迅撤离战斗的信”（《新文学史料》第1辑，第155页）。鲁迅对李秉中的建议加以拒绝，说：“我今后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跟了我十年的通缉令撤销了，我会寂寞的，还是不要撤销吧。”鲁迅还因此放弃了出国疗养的打算，他对内山完造说：“不论怎么样也得停止到〔日本〕云仙去了，现在那边来人说，是不是到德国留学去，意思是这干扰了蒋介石，所以希望我去德国。说到云仙去就是逃跑，是我的失败，因此我不去了。”（《上海〔3〕》，第39、40页）。从《社会日报》、南京《中央日报》《北平晨报》等的报道、文章来看，南京政府似确想利用鲁迅，搞着某种阴谋诡计，只是未能得逞而已。可参见1936年1月22日的《致胡风》。

　　24日，寄信给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并附寄《捷克译本小说序》一篇、相片一枚。《捷克译本小说序》是应普实克之请，为他所翻译的中国小说集所写的序言。鲁迅在《序》中说：“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走过艰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6〉，第524页）。

　　27日，“下午季市来”。时许寿裳（季市）从嘉兴回北平经过上海。鲁迅把刚刚印成的《凯绥?阿勒惠支版画选集》赠给许寿裳，并“亲手题几行小启，曰：‘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到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持赠季弗一册，以为纪念耳。’”（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40页）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和许寿裳相聚。

　　本月，鲁迅编辑的《凯绥?阿勒惠支版画选集》由三闲书屋出版，共印103本。（据晦庵《书话》，第58页）

　　8月

　　2日，“复曹白信并赠版画两本”，说：“我并不是对于您特别‘馈赠’，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13〉，第400页）。

　　同日，“得徐懋庸信”。该信攻击鲁迅：“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还说鲁迅“不看事而只看人”，“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等等。鲁迅认为，徐懋庸“明知我病倒了，欺我不能动笔，写信来教训我一顿，想打我一个不能回手”（姚克：《最初和最后的一面》，见《鲁迅先生纪念集》）。

　　5日，“夜治答徐懋庸讫”，大约在6日加以修改定稿，即《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一万言长文。鲁迅在长文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鲁迅还谈及两个口号的论争，他认为：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二、这个口号“不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标准……和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是并不相干的”；三、鲁迅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但“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所以，这两个口号是可以并存的。（以上见〈6〉，第529、533页）

　　当时鲁迅处于重病中，这篇长文是用口授的方式，由冯雪峰笔录，再由鲁迅修改、补充，然后由许广平抄录。文章一共写了四天。鲁迅认为，对徐懋庸信作出公开的答复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这因为写信者虽只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13〉，第416页）。

　　11日，“午后寄雪村信并《海上述林》剩稿”，托他催排字局于8月20日前后排完。信中有这类意思的话：“翻译的人（指瞿秋白）老早就死了，著作者高尔基也于最近去了世，编辑者的我，如今也快要死了。虽然如此，但书却还没有校完。原来你们是在等候着读者的死亡的吗！”（内山完造：《忆鲁迅先生》，见《作家》1936年第2卷第2期，第253页）

　　13日，开始痰中见血。16日在《致沈雁冰》中说“肺则于十三四两日中，使我吐血数十口”，医生“禁止说话五日，19日满期”（〈13〉，第405、406页）。

　　23日，“为《中流》作小文”，即《“这也是生活”……》。篇名加引号，这可能是从刘重民（即李宇超）的来信中引用的，原话为“这不是生活”（《永念不忘的一件事》，《上海文学》1961年10月号）。鲁迅在文章中说，在大病有了转机之后，感到“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6〉，第601页）；同时，批判《赛金花》，说：“作文已经有了‘最中心之主题’：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6〉，第602页）

　　本月，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通过塔斯社电邀鲁迅去苏联黑海疗养。鲁迅因“我这时候决不能离开祖国”而婉言谢绝。（《回忆鲁迅二三事》，《人民日报》1981年9月19日）。

　　约本月，作《半夏小集》（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时，此文排在6月23日的《〈苏联版画集〉序》之后，在8月23日所作的《“这也是生活”……》之前），重点是批判已经冒头的（虽然当时还没有成为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右倾机会主义。　　

　　按：半夏，中药名，其地下块茎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作用；有毒。鲁迅在该文第八则中说：“‘无毒不丈夫’，形诸笔墨，却还不过是小毒。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6〉，第597页）鲁迅以“半夏”为篇名，就是取“小毒”之意。

　　9月

　　5日，作杂感《死》，从凯绥?阿勒惠支的喜欢“用‘死’来做画材”说到自己因为“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开始产生了“要赶快做”的念头来；并且自拟了七条遗嘱，当中有“孩子长大……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和“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等等。最后，笔锋一转，说：“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6〉，第610-612页）这表现出鲁迅决不妥协的反自由主义精神。他还说过：“我只要战斗，到死才完了。在未死之前，且不管将来，先非扑死你不可。”（《关于鲁迅的生活》，第28页）

　　20日，“得唐诃信并《木刻集序》”。　　

　　按：木刻联合展览会在北平展出时，打算精选一部分印一个专辑，请鲁迅写了一篇《全国木刻展览会专辑序》（见1935年6月5日《日记》）。该《序》已送往北平琉璃厂刻板。后，《专辑》的画稿的保存者被捕，画稿失散，因此出版计划落空。唐诃在“愤怒中就用这块板子印了几份，寄给鲁迅一份留作纪念。”（上海师大铅印本《鲁迅研究资料》，第233页）。　　

　　同日，写成杂感《女吊》，介绍绍兴戏剧上一种有特色的鬼，即“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6〉，第614页）。鲁迅在字里行间，批判憎恶报复、厌倦战斗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和吃人的人，在文章的结尾，有针对性地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6〉，第619页）。

　　23日，“内山君遣人来通知街上有兵警备”，这是因为日本水兵在海宁路被枪击，一死二伤，于是日军骚扰，越界布防。

　　本月，在布鲁塞尔的世界反侵略大会上，苏联代表团团长什维尔尼克及肖洛霍夫等都问起鲁迅的工作和健康状况并对他不能应邀去苏联休养表示惋惜。在巴黎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会议主持者罗曼?罗兰在对中国代表谈话时，“认为鲁迅是当代世界伟大的作家之一”，“还转述了萧伯纳对鲁迅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回忆鲁迅二三事》，《人民日报》1981年9月19日）。

　　约本月，经内山完造介绍，鲁迅在内山书店会见日本中央公论社的特派记者。“当时中日关系正在紧张，这位记者大概是采访上海方面的‘舆论’来的”（郑伯奇：《最后的会见》，载《文学》第7卷第5号）。

　　10月

　　2日，“得曹白信”，告知流动木刻展览会于10月6日开幕，寄来请柬。曹白的“意思并不是邀他去参观，我晓得他的病是没有全好的，只是告诉他，叫他知道知道就是了”（曹白：《鲁迅先生和中国新兴的木刻》，见夏征农编的《鲁迅研究》，第184页）。

　　同日“下午《海上述林》上卷印成寄至，即开始分送诸相关者”。据本日所写的《致郑振铎》和《致章锡琛》，鲁迅共托他们分送《海上述林》（上）21本。

　　同日，茅盾和加尼克（Granich）来。加尼克为美国作家，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远东支部书记，他来为鲁迅拍照。在回去的路上，加尼克对茅盾说：“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世界文化界也只有几个鲁迅，鲁迅是太可宝贵了。”（茅盾：《写于悲痛中》，《文学》第7卷第5期）

　　本月上旬，冯雪峰替鲁迅买了一只相当大的金华火腿送给毛主席。这时《海上述林》上卷刚装订好，鲁迅拿了两本给冯雪峰，说皮脊的送给毛泽东，绒面的送给周恩来。火腿和书均由交通员送往西安转交陕北。（据《鲁迅研究资料〔1〕》，第87页）　　

　　按：有关送给毛泽东礼物一事，说法有好几种。据朱正明回忆，所送火腿为两只（见1980年第2期《战地》，第26页）。据曹艺说，火腿在西安“给别人吃掉了，后来毛主席问此事，才又买了一只送到延安”（《鲁迅研究资料〔4〕》，第234页）。据王林回忆，鲁迅所送还有肉松、巧克力糖等，和火腿装在一个大网篮里。此外，还有“在上海通过鲁迅的关系买的书”（1979年《鲁迅研究年刊》，第79页）。由于年代久远等原因，不能一一确考了。　　

　　8日，鲁迅抱病“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在会上，和曹白、白危、陈烟桥、黄新波等相见并谈话，指出：“刻人物要刻得像中国人，不必过于夸张。艺术是须要夸张的，但夸张透了，反变成空虚。”（《忆鲁迅》，第134页）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参加艺术界的活动。

　　9日，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指出，章太炎逝世以后，资产阶级学者的纪念和文侩的奚落，虽然有或褒或贬的区别，但实际上却阉割了章太炎的基本精神。鲁迅权衡了章在革命史和学术史上的得失，全面地估计了他的贡献、缺点和错误之后，指出，章太炎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在批判章“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的同时，强调他身上有“先哲的精神”，章的错误“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这充分体现了鲁迅评价人物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分为二的精神。　　

　　按：《鲁迅全集》的注释云，章太炎未参加8月6日的投壶礼，但据1926年8月10日的《申报》有关通讯的行文和章太炎的思想，他应参加了9日晚的“雅歌投壶礼”。（关于这件事，请参看1984年第3期《思想战线》上拙文《鲁迅研究三题?“鲁迅谈章太炎”史料钩沉》）。　　

　　10日，“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玛理往上海大戏院观《Dubrovsky》（即《杜勃洛夫斯基》，华名《复仇艳遇》），甚佳”。“片子中，农奴最后给地主的一击（从前俄国的农奴，实在过着非人生活的待遇的），最使他快意。”（《关于鲁迅的生活》，第5页）事后，他向友人热情推荐，当他向黄源介绍时，连许广平也笑着说：“又在作宣传了。”（《鲁迅的盖棺论定》，第78页）

　　11日，“同广平携海婴往法租界看屋”。据周建人说：“鲁迅逝世前的确是非常着急地想搬房子，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觉得是个谜。”（《鲁迅研究资料〔1〕》，第48页）这当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日关系紧张，鲁迅想避开日人聚居的虹口区，搬到法租界去。他在10月12日的《致宋琳》中说，沪寓附近“常有小纠葛，亦殊讨厌，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13〉，第444页）。

　　15日，作《致台静农》，谈及文坛上的纠纷和斗争，说：“我鉴于世故，本拟少管闲事，专事翻译，借以糊口，故本年作文殊不多，继婴大病，槁卧数月，而以前以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乘我危难，大肆攻击，于是倚枕，稍稍报以数鞭……”（〈13〉，第447页）

　　17日，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未完篇，这是鲁迅最后一篇文章。

　　同日，会见日人奥田杏花、鹿地亘、池田幸子。在从鹿地亘家回去时，吹着狂风，鲁迅可能受了冷。（据《鲁迅先生纪念集》第2辑，第40-58页）

　　18日，凌晨三时，呼吸开始异常。天亮后，他抱病困难地写了致内山完造的短札，托他请须藤医生来诊。这是鲁迅最后的一封信。

　　上午八时，日报来了，他对许广平说“报纸给我，眼镜拿来”；喘息着仔细地看了《译文》的广告。这是他对文学事业的最后一次关怀。当天，他还坚持在《日记》上写下“星期”二字，但是，已无力继续记下去了。

　　19日，午前五时二十五分因自发性气胸而长逝。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者鲁迅如巨星陨落。他的一生“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完成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庄严誓愿。下午三时，遗体移至胶州路万国殡仪馆。20日上午九时开始举行仪式，瞻仰遗容。22日下午启灵，葬于万国公墓。1956年，移葬于上海虹口公园内。

　　鲁迅治丧委员会由蔡元培、宋庆龄、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等组成。毛泽东也列名于治丧委员会，但除了《上海日日新闻》（晨刊）外，当时其他各报均不敢刊登毛泽东的名字。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鲁迅逝世发表《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在“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的同时，指出：“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送了花圈并以党的名义送了五百元赙仪（《鲁迅研究资料〔1〕》，第86页）。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全面而深刻地评价了鲁迅，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本年所出的专书有：《故事新编》《花边文学》《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药用植物》。

　　鲁迅逝世以后至1987年出版的专书有：《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以上三书于1937年7月出版），《集外集拾遗》（1938年5月），《汉文学史纲要》（一作《古代~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6月），《鲁迅书简》（1946年10月），《鲁迅全集补遗》（1946年10月），《鲁迅日记》（1951年4月），《鲁迅书简补遗》（1952年1月）和《鲁迅全集补遗续编》（1952年3月）（以上为著述）；《译丛补》（1938年6月），《山民牧唱》（1938年6月）（以上为翻译）；《古小说钩沉》（1938年6月），《嵇康集》（1938年6月），《俟堂专文杂集》（1960年3月），《鲁迅辑录古籍汇编》（1977年）（以上为辑录、整理）。《鲁迅全集》在1981年以前共出版三次，即1938年的二十卷本，1958年的十卷本和1981年的十六卷本。

　　本年的著译计：杂文51篇，书信194封，翻译1篇（《死魂灵》的第二部残稿）和日记1册（记到10月18日，当中缺6月6日至6月30日的日记）。

　　〔附〕本年共收信538封，发信308封；和鲁迅有来往者共235人（内本年才始见于日记者105人）。又，据1912年至1936年日记（1922年日记已失，无法统计），鲁迅共收信7019封，发信5264封（来往信件，在《鲁迅年谱稿》出版以后，学术界也有所发现，我未能一一统计进来，因此，上列数字只为约数而已——2008年元月附注），和鲁迅有直接交往者（只统计日记记其姓名者）共1772人。　　

　　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发表“对华三原则”，威迫蒋介石政府“取缔抗日”、“中日满经济合作”、“共同防共”。

　　2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东征宣言》，20日，红军为实现抗日，东渡黄河。

　　5月，东征部队回师西岸，党中央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7月16日，毛泽东会见斯诺，分析国内外形势，预言抗日战争将为持久战。

　　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中央，提出恢复两党的合作，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9月25日，刘少奇（莫文华）作《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肯定鲁迅等的“意见是正确的”，说《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也是站在正确立场上”，“并没有一点争口号的态度”。

　　9月，鲁迅、郭沫若、茅盾、叶绍钧、谢冰心、包天笑等联合签署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发表于《新认识》第1卷第2期上。

　　10月，红军第四、第二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和第一方面军胜利会合，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至此完全结束。

　　11月23日，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人被反动派逮捕。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张、杨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在蒋做出了抗日的保证后于25日加以释放。但是，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把送他回去的张学良扣押起来并长期软禁。

　　6月18日，苏联革命作家高尔基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