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1日，根据爱因斯坦女士的德译本，重译苏联班台莱耶夫所作的童话《表》，于12日译毕。
2日，黎烈文和黄源来，鲁迅请黄源去约茅盾来，一起商量出版“译文丛书”事。时鲁迅打算翻译果戈理选集，并委托黄源与生活书店联系出版问题。后因大家考虑到一些实际情况，对丛书事没有做出具体决定。（据《读点鲁迅丛刊》1979年2月第3辑，第125、126页）
同日，应约在内山书店和郑伯奇、赵家璧见面。
按：去年，应良友图书公司之约，拟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但在去年12月末，鲁迅从黄源处知道《病后杂谈》被大量删削，因此觉得由他来编《小说二集》不合适，担心所选小说及序论会被国民党反动派刁难，因此表示不再负责编选（据〈12〉，第618页）。良友图书公司因为整个工作已经开始，牵一发而动全身，故由郑、赵二人出面，“恳切地要求他体谅编辑出版者的苦衷，收回成命……导言方面，我们将尽一切力量争取做到保持原作的本来面目。鲁迅思索了很久，最后点头答应了”（赵家璧：《从一段鲁迅佚文所想到的》，第82页）。
10日以前（“1月初”），杨之华来访。鲁迅惦念着时局和战友，问道：“听说又有一次大破坏?”“听说维它（瞿秋白）在行军时的路上病死了，这消息确不确?”鲁迅再三嘱咐杨之华：“如果得到了确实的消息告诉我一声，你也该小心点。”（《鲁迅研究文丛〔2〕》，第86、87页）
16日，写《叶紫作〈丰收〉序》，指出《丰收》的六个短篇，虽然不能说是伟大的文学，但证明左翼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鲁迅批判“第三种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指出：“文学是战斗的!”（〈6〉，第220页）
24日，“夜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开手”。
26日，作《致曹靖华》，谈及左联内部的一些纠纷，对宗派主义的做法表示愤慨。鲁迅说：“这里的朋友的行为，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出过一种刊物，将去年为止的我们的事情，听说批评得不值一钱，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我看……所以我现在避开一点，且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再说。”（〈13〉，第29、30页）
2月
4日，在《致杨霁云》中抨击蒋介石提倡的所谓新生活运动。鲁迅说，自己“向不过年的，不问新旧，但今年却亦借口新年，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盖终年被迫被困，苦得够了，人亦何苦不暂时吃一通乎。况且新生活自有有力之政府主持，我辈小百姓，大可不必凑趣，自寻枯槁之道也”（〈13〉，第43、44页）。
7日，作《致曹靖华》，对近来所受到的诬陷、攻击表现出一种愤怒、痛苦的心情。他说，“第三种人”当了检查官，压迫我们，而我们当中却有人说：因为我攻击他们太厉害了，以至逼得他们如此；“从去年下半年来，我总觉有几个人倒和‘第三种人’一气，恶意的在拿我做玩具”（〈13〉，第48页）。
15日，开始译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至10月6日译完了第一部。
28日，作《漫谈“漫画”》，指出“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要确切的显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为了“使人一目了然，所以那最普通的方法是‘夸张’，但又不是胡闹”（〈6〉，第233页）。鲁迅的有些小说，也正是这样使用漫画笔法的。
3月
2日，作《〈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论述了我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间的（除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以外的）小说创作，包括在《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发表的浅草社、沉钟社、莽原社、未名社等社团的创作。这是对我国新文学运动的一个方面的中肯而精辟的总结，也包括对自己的创作的评价。他说：“从1918年5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但以后的一些创作，“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6〉，第238、239页）。
同日，“得史岩信，此即史济行也，无耻之尤”。4月21日还记道：“得史岩片，即史济行也，此人可谓无耻矣。”
按：史济行，外号叫“文坛包打听”，经常用种种手段骗取作家的文稿，表现很恶劣。
5日，作《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日记》记于6日内），指出该书是好的，因为作者在中国长期居留，有所见，而且文字也“的确放着一种异彩”。但是，鲁迅认为该书“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同时，认为“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但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侵略中国，一面嚷嚷什么“亲善”呀、“提携”呀的现在，“却不是这时候”（〈6〉，第267、268页）。
同日，晚约叶紫、萧军、萧红往桥香夜饭，还顺便邀约了黄源和曹聚仁。鲁迅和叶紫、萧军临时“开了一次三头会议，讨论的结果，就是关于出版奴隶丛书的事。先生同意了从旁尽力之后，决定第一次出版的就是《丰收》”（许广平：《忆叶紫先生》。转录自1981年9月第46期《抖擞》）。
23日，作《致曹靖华》，谈自己的工作和心情，说：“别的琐事又多，会客，看稿子，绍介稿子，还得做些短文，真弄得一点闲工夫也没有，要到半夜里，才可以叹一口气，睡觉。但同人里，仍然有些婆婆妈妈，有些青年则写信骂我，说我毫不肯费神帮别人的忙。”（〈13〉，第90页）
28日，写《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指出该书在“述说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中，“是很好的一部”。它“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或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6〉，第287页）
31日，写《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在3月29日夜写的《致徐懋庸》中说：“大约未必能看原稿后再做，只好对空策了，如说杂文之了不得之类。”（〈13〉，第98页）。这序文指出杂文的地位、特点、作用，鼓起杂文作者更强的信心。
4月
9日，作《致增田涉》，说：“自从去年6月以来，对出版物的压迫步步加紧，出版社大感困难。……就是说，我们都是带着锁链在跳舞的。”（〈13〉，第628页）
12日，作《致萧军》，当中说道：“一个作者，‘自卑’固然不好，‘自负’也不好的，容易停滞。我想，顶好是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要不然，输出多而输入少，后来要空虚的。”（〈13〉，第110页）
14日，作《“文人相轻”》，指出批评家“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如果笼而统之地反对“文人相轻”，这实际上是纵容了“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而这样的批评家或文人，“他先就非被‘轻’不可的！”（〈6〉，第299页）
23日，《致萧军、萧红》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但是，他说：“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象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13〉，第116页）
29日，作《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揭露孔丘思想的反动阶级实质，把斗争矛头直指中外杀人者，说反动派企图以孔丘为“敲门砖”，想敲开“幸福之门”，那是没有不失败的。鲁迅把权势者和“愚民”对孔丘的态度加以对比，指出：“能象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
按：本文原用日文写成，发表于东京《改造》月刊1935年6月号，后由亦光译为中文，刊于7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杂文》第2号上。该文发表后，日本的刊物《文学评论》第2卷第8期上说：“鲁迅的孔子论是痛快的，真不愧为道地的人，令人钦佩，……你的国里的民众不关心孔子，我们国里的民众也同样地是一点都不关心的。”6月10日在《致增田涉》中，鲁迅曾说：“《孔夫子》也承夸奖，据说还有赞同的文章，闻之颇为安慰。”（〈13〉，第633页）
5月
3日，作《什么是“讽刺”?》，论述讽刺的手法，以及讽刺和冷嘲的区别等。鲁迅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9日，“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为施茶之用”。
按：内山完造在《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便茶》中说：每年夏季，在内山书店的门前都设立一个茶桶，免费供给人力车夫和其他劳动者来饮用。看来是由鲁迅供茶叶，内山供开水，共同把茶桶设立起来的。（据1979年第2期《读书》，第88页）又，据《日记》，1933年5月24日，“买新茶三十斤”，1936年5月16日，“买得茶叶廿余斤”，这可能是为了施茶而买的。
14日，“得《集外集》八本”。
按：《集外集》由杨霁云编辑，所收为鲁迅在1933年以前的“未曾收入总集及自所刊落之作”（〈13〉，第131页），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杨在编辑过程中，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原书经鲁迅亲自校订并作序言。该书共收诗文55篇（首），1935年1月送审时被抽去10篇。鲁迅说：“被删本意中事，但开封事亦犯忌却不可解，大约他们决计要包庇中外古今一切黑暗了。”（〈13〉，第35页）又讥讽道：“《集外集》［只］抽去十篇，诚为‘天恩高厚’，但旧诗如此明白，却一首也不删，则终不免‘呆鸟’之讥。”（〈13〉，第42、43页）
同日，作《致台静农》，当中说：“收集画象事，拟暂作一结束，因年来精神体力，大不如前，且终日劳劳，亦无整理付印之望，所以拟姑置之；今乃知老境催人，其可怕如此。”（〈13〉，第127页）
15日，《杂文》月刊在日本东京创刊，“杂志的名称，是因崇敬鲁迅而取名的”。（《新文学史料》第3辑，第162页）
6月
4日，作《〈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指出木刻源远流长，新木刻表现了“现代社会的魂魄”，有光明、伟大的前途。鲁迅对《专辑》做了热情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选集，是聚全国出品的精粹的第一本。但这是开始，不是成功，是几个前哨的进行，愿此后更有无尽的旌旗蔽空的大队。”（〈6〉，第339页）
按：从1935年元旦起，平津木刻研究会主办的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在北平、上海等地巡回展出。《专辑》所收是从展品中选出的40余幅。后因一负责其事者被反动派逮捕，作品失散，《专辑》未能出版。
6日，作《文坛三户》，指出文坛上有破落户、暴发户和破落暴发户。破落户的特点是“顾影自怜”，暴发户的特点为“沾沾自喜”，破落暴发户则“仅存无聊，连古之所谓雅俗也说不上了”；而且，这最后一户“还要有变化：向积极方面走，是恶少；向消极方面走，是瘪三”。鲁迅认为：“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6〉，第342页）这也就是说，劳动者出身的作家和全心全意为工农劳动者服务的作家才是中国文学的真正创造者。
9日，用日文作《〈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后自己译为汉文。内中说：“听到了拙著《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本译《支那小说史》已经到了出版的机运，非常之高兴。”（〈6〉，第347页）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还说，1926年，陈源说《中国小说史略》是窃取日人盐谷温的著作，“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6〉，第450、451页）。
10日，作《“题未定”草》（一至三），当中批判了林语堂的谬论，抨击了他的“西崽相”。鲁迅指出：“西崽之可厌不在他的职业，而在他的‘西崽相’。这里之所谓‘相’，非说相貌，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内容’而言。”总之，“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这就是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6〉，第354、355页）。
16日，“晚仲方、西谛、烈文来，饭后并同广平携海婴出观电影”。据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第127、128页所记，似即这次活动，但她说“时间似乎是初秋”。
按：有同志认为，《日记》所记的看电影，共169条，或记地点或记片名，唯独这一次地点和片名均不记。因此，“鲁迅在这天日记隐约而致实地所记的，就是许广平同志回忆的那次去苏联驻沪总领事馆的日期”（《读点鲁迅丛刊》第3辑，第254页）。又，据《追忆鲁迅先生》一文说，看夏伯阳电影这一次，是“从南京来的苏联大使勃加莫洛夫设宴请客，鲁迅亦在座。席散后放映苏联电影《夏伯阳》。电影完了后，勃加莫洛夫面询鲁迅对影片有何看法……鲁迅回答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宋庆龄等：《鲁迅回忆录》（一集），第2页］
17日，“得陈此生信，夜复”。陈当时在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工作，写信约请鲁迅去开一个讲座，并准备亲赴上海迎接。鲁迅婉谢去桂林讲学的邀请，信末署“心印”，这反映出当时白色恐怖的严重、环境的险恶。除了年老有病外，这可能就是鲁迅不便去桂林的更根本的原因吧。（据《新发现的两件鲁迅手迹》，见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的《纪念与研究〔1〕》）。
27日，作《致山本初枝》，说自己“是讨厌天国的。中国的善人们我大抵都厌恶，倘将来朝夕同这样的人相处，真是不堪设想”（〈13〉，第638页）。
28日，收《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十本。
按：该书共选33位作家的作品59篇，由鲁迅编选并作导言。
7月
1日，作《名人和名言》，指出章太炎“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鲁迅认为，“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6〉，第362、364页）。
7日，“晚五时季市长女世琯与姚君结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观礼，晚饭后归”。礼成后，与蔡元培、郑奠等闲谈，表示对蒋介石政权完全绝望，“主张非从根本改革起不可”（1956年第10期《文艺月报》，第28页）。
按：鲁迅晚年体弱多病，深感“老境催人”，同时也出于对时间的爱惜，尽量压缩社交活动。但许寿裳是老朋友，应该参加的。事后，他在《致萧军》中曾说：“月初因为见了几回一个老朋友，又出席于他女儿的结婚，把译作搁起来了，后来须赶译，所以弄得没有工夫。”（〈13〉，第170页）
30日，“上午捐中文拉丁化研究会泉卅”。
按：鲁迅对汉语拉丁化十分重视，历来多所倡导。郭沫若在鲁迅逝世时代表质文社同人所写的挽联就有“平生功业尤拉化”的说法。郭的意思是说鲁迅“对于前进文艺乃至一般文化，尤其语言的大众化与拉丁化这些工作特别加意促进”（1936年的《民族的杰作》）。这里所捐的卅元，乃《门外文谈》一书（天马书店所出的“天马丛书”第五种）的版税。
本月，翻译的童话《表》由生活书店出版。
8月
3日，“王钧初来并赠《读〈呐喊〉图》一幅”。
按：这是一幅油画，画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一个知识分子把头凑在一起，聚精会神地读《呐喊》。鲁迅对这幅画相当看重，一直挂在大陆新村住所一楼。
5日，“上午史女士来并赠花一束，湖绉一合，玩具汽车一辆”。
按：史沫特莱赠花，可能是对鲁迅生日的祝贺（鲁迅的生日为旧历八月三日，即新历8月31日。但按一般习惯，生日往往是提前过的）。另外，据王钧初回忆，8月5日这天，几个文艺界的同志们给鲁迅“祝寿，他还兴致很好的畅谈文艺上的事，而且很健饮的喝了很多酒”（《鲁迅先生逝世哀感》，见《鲁迅先生纪念集》）。
6日，方志敏被反动派杀害。牺牲前，他把写给党中央的信和《可爱的中国》等文稿，托人带给鲁迅。1936年5月间，鲁迅把这些转到了党组织的手中。
按：据说，在四、五月间，鲁迅曾收到方志敏的密写信函，他请鲁迅、宋庆龄等以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掀起营救运动。“鲁迅考虑了一下非常慎重地说：‘如果发动一个运动营救方志敏，可能对他不利，或者会加速方志敏的死刑执行期，应当让他利用蒋介石企图软化他的短暂时间里，在狱中赶快为后人写下一些东西。’”负责和鲁迅联系的党员同志很同意鲁迅的意见。（《鲁迅研究动态》第6期，第25页）
同日，“西谛招夜饭，晚与广平携海婴同至其寓，同席十二人”。
按：这是一次哀悼瞿秋白的集会。“噩耗传来不久，几个秋白同志的友好就暗地集合在郑振铎先生家里，哀悼这位杰出的、不屈的英勇战士的惨遭牺牲。当时就商议给他出书，传布，……扩大革命影响。”（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132页）
9日，“得刘岘信并木刻《阿Q正传图》两本”。鲁迅在回信（写信时间不详）中说：“阿Q的像，在我的心目中流氓气还要少一点，在我们那里有这么凶相的人物，就可以吃闲饭，不必给人家做工了，赵太爷可如此。”（〈13〉，第679页）
12日，“河清来并交望道信及瞿君译作稿二种，从现代收回，还以泉二百”。
按：瞿秋白这两种译稿，为《现实》和《高尔基论文选集》。这两份译稿于1933年八九月间寄给现代书局并预支了稿费，但书一直未出版。鲁迅知道瞿秋白被害后，（瞿于6月16日被杀害，7月5日，《申报》就刊登了《瞿秋白伏法记》）为了出版《海上述林》（瞿氏译作），乃垫出二百元赎回这两部译稿。
22日，遇徐懋庸。徐说《文艺群众》第1期印好后交不出钱去，意思是向鲁迅要钱。鲁迅说：“我过去每月出二十元盟费，据说盟费是办机关刊物用的，但1933年以来，我有两年不见刊物了。而且我出二十元还落得一个坏名声，有人说，我是不配当左翼作家的，现在我不愿意出这冤枉钱了。”（上海师大铅印的《鲁迅研究资料》，第130页）
按：日子据8月24日的《致胡风》。该信说：“前天遇见徐君，说第一期还差十余元。”（〈13〉，第194页）徐懋庸后把《文艺群众》寄给鲁迅两份，他即寄去“稿费收据三张，为印刷之用”（〈13〉，第206页），嘱徐到内山书店去取一取。
24日，作《致萧军》，说：“用我去比外国的谁，是很难的，因为彼此的环境先不相同。”他严于解剖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至于高尔基，那是伟大的，我看无人可比。”（〈13〉，第196页）
27日，“上午得愈之及东华信，邀在新亚饭店夜饭。……下午河清来，晚同往新亚，同席廿人”。
按：这是为了解决《译文》出版问题的一次聚会。由于一些人事纠纷，“鲁迅听了十分生气，没吃一口就放下筷子站起来走了。接着《译文》也就停刊了”（上海师大铅印的《鲁迅研究资料》，第166页）。
本月，翻译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约本月，在东京的青年想利用《质文》杂志促使郭沫若和鲁迅团结战斗。“魏猛克写信给鲁迅谈了此事，鲁迅……回信赞同与郭先生联系……魏猛克将鲁迅的信带给郭沫若看。几天后，郭沫若同志对魏猛克同志说愿意与鲁迅先生联系”。但是，可惜，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质文社的这个任务没有完成”（《我记忆中的鲁迅和郭沫若》，见《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第72页）。
9月
6日，“下午杨晦、冯至及其夫人见访”。
按：时冯至从德国回来，路过上海。鲁迅和他们在一个小咖啡店里谈了一个下午，询问希特勒篡夺政权以后德国的情况等。（据《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4辑，第147页）
10日，“下午傅东华待于内山书店门外，托河清来商延视其子养浩病。即同赴福民医院请小山博士往诊，仍与河清送之回医院”。
按：鲁迅与傅东华在前年7月间，因傅的《休士在中国》一文，发生了激烈的矛盾。但是，鲁迅仍热情地代傅之子延医诊病，并且于13日还“往福民医院问傅养浩病”。这种精神使傅东华大受感动，他说：“鲁迅先生对于我本人，……或许只有憎也说不定，然而……他决不能憎我而连带憎及我的儿子。”“所以，谁要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成分只有‘恨’，而没有‘爱’，我就和他拼命！”（《悼鲁迅先生》，见《鲁迅先生纪念集》）
12日，作《致胡风》，谈及对左联某些成员的看法，说：“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13〉，第211页）
15日，“河清邀在南京饭店夜饭，晚与广平携海婴往，同席共十人”。
按：这天黄源请客吃饭，目的是让鲁迅和巴金见面，并且最后决定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译文丛书”。在吃饭时，巴金约鲁迅为“文学丛刊”写一个集子，鲁迅答应了，这就是《故事新编》。（据《鲁迅书简漫忆》第91页和《忆鲁迅》第107页）
17日，“晚明甫及西谛来，少坐同往新亚公司夜饭，同席共七人”。
按：鲁迅在10月4日的《致萧军》中说，这次夜饭是开一个会，对付黄源，“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们的原形”（〈13〉，第226页）。鲁迅不待终席便愤然离去，回到家把“帽子一丢，就说：‘闹翻了，闹翻了——’”（《鲁迅书简漫忆》，第95页）
20日，作《致蔡斐君》，谈对诗的看法，说：“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13〉，第220页）
本月，《门外文谈》由天马书店出版，内收有关中国语文改革意见的文章五篇。
10月
3日，“捐全国木刻展览会泉二十”。
8日，吴朗西来并代表文化生活出版社签订“译文丛书”合同。
16日，“夜复伊罗生信”（信末所署为17日），却稿酬：“关于翻译我的小说《风波》的稿酬问题，我今特通知您，此款我无意接受，因此项工作，并未占用我多少时间。”（据1979年12月《文献》第1辑，第19页）。
22日，开始编辑瞿秋白的译文，定名为《海上述林》。
约本月，作《亥年残秋偶作》（残秋，新历为9月28日至10月26日），于12月5日书赠许寿裳，诗云：“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许寿裳说：“此诗哀民生之憔悴，状心事之浩茫，感慨百端，俯视一切，棲身无地，苦斗益坚，于悲凉孤寂中，寓熹微之希望焉。”（《我所认识的鲁迅》，第100页）
11月
3日，“夜同广平往金城大戏院观演《钦差大臣》”。这是为了纪念原剧上演一百周年由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上演的。鲁迅看后，托友人把意见转给排演者。意见提得细而中肯，说明鲁迅对演出的关心和对原剧的深刻理解。（据《忆鲁迅》第129页和1977年8月号《人民文学》，第93页）
8日，应邀参加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举行的酒会，与会者有宋庆龄、何香凝、路易斯?艾黎、史沫特莱、茅盾等。史氏力劝鲁迅出国休养，但鲁迅反复考虑后还是不愿去（据《鲁迅研究资料〔1〕》，第74页）。除了语言不通和经济不宽裕等原因外，“那时文坛上的纠纷，恐怕也是鲁迅不愿出国的一个原因；那时颇有人在传播他要出国的消息，鲁迅听了很不高兴，曾经幽默地说：他们料我要走，我偏不走，使他们多些不舒服”（茅盾等：《忆鲁迅》，第64页）。
10日，“捐给童子军募捐队一元”。鲁迅后来在《我要骗人》中说，这钱到不了灾民手中，“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实则不过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欢喜罢了”，自己“这一天的后来的心情却不舒服”。
14日，写《萧红作〈生死场〉序》，说该书“叙事与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但是，“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因此，这书将给读者“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
同日，作《致章锡琛》，说：“韦丛芜君版税，因还未名社旧款，由我收取已久，现因此项欠款，大致已清，所以拟不续收。”（〈13〉，第246、247页）
按：鲁迅于1931年5月1日声明退出未名社。时，未名社已开始烟消云散，由开明书店收买存底。未名社拖欠鲁迅的版税等，即由开明书店从书款中代为偿还。至11月14日，鲁迅共收款2787.34元，尚欠286.32元，但鲁迅说“大致已清”“拟不续收”了。（据1978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第50页）
20日，用日文作《陀思妥夫斯基的事》，后自译为汉文。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这篇文章“说明着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6〉，第451页）。
26日，萧三写信给鲁迅，再次敦劝前往苏联疗养，说“如北上比较困难则最好南去，然后西来，现已得友人讯，称可由南部派专人前去趋谒左右，面谈一切”（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纪念与研究》第2辑，1980年3月内部印行，第174页）。
29日，作《理水》。该文从夏禹治水的故事这一点因由生发开去，以反映当时社会的矛盾斗争，揭露“名流学者”和官僚的丑态为主要内容，以1931年国民党统治区大水灾的现实情况为作品的背景。（严格地说来，这不能算作历史小说。但为了处理方便起见，后面作著译统计时，暂放在历史小说内。）
本月，翻译的《死魂灵》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为“译文丛书”之一。
12月
9日，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爆发。鲁迅在《“题未定”草（九）》中指出，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以食品慰劳学生，“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他庄严地表达自己的信念：“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6〉，第435页）
26日，“晚编《故事新编》并作序讫，共六万余字”。在这以前，赶写了《采薇》《出关》和《起死》。这因为当时文化生活出版社刊登广告，说“文学丛刊”第1集共16册在旧历年前出齐（《故事新编》即收在该丛刊第1集内），“鲁迅先生看见广告就着急起来，他对黄源同志说，他不愿意耽误书店的出版计划，他得赶写，所以在一个月内就把几个短篇全写好”（茅盾等：《忆鲁迅》，第107页）。这可以看出鲁迅认真负责的精神。但也因为时间匆促，有些地方就来不及很好地琢磨，像《出关》所写的老子和孔子的对话，就几乎是《庄子?天运篇》的直译了（参看郭沫若的《庄子与鲁迅》一文）。
29日，作《花边文学?序言》，说这书名“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5〉，第417页）。
30日，编《且介亭杂文》并作序言。在《序言》中，鲁迅指出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该集是1934年“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6〉，第3、4页）。
同日，作《且介亭杂文》附记，谈各篇写作和发表的情况，尖锐地抨击蒋政权的文化专制主义。鲁迅悲愤地说：“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6〉，第213页）
按：鲁迅当时住于上海北四川路大陆新村九号，那里是“越界筑路”区域（帝国主义者在租界以外筑路的地段），即当时所谓“半租界”的地方。“且介”即“租界”之半。
31日，编《且介亭杂文二集》并作序言和后记。在后记中，他抨击“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为非作歹，它们使人钳口结舌，把出版界“‘训’成软骨症”了。（〈6〉，第463页）
约本月，根据王明的授意，萧三从苏联寄来一信，谈“左联”的解散问题。鲁迅托茅盾把这信转给“左联”。本月12日，鲁迅在《致徐懋庸》中说：“萧君有一封信，早已交出去了，我想先生大约可以辗转看到。”（〈13〉，第268页）鲁迅并不完全同意这信的观点。
本月，《十竹斋笺谱》第1册出版。
约本年，留在江西坚持打游击的陈毅想和党中央取得联系，大约在7月以后曾写信给鲁迅，希望能得到帮助。（据第12集《红旗飘飘》中的《红色赣粤边》）
本年所出版的专书有：《集外集》《表》《俄罗斯童话》和《死魂灵》。
本年的著译计：诗歌1首，历史小说4篇，杂文77篇，书信297封，翻译7篇和全年日记。
〔附〕本年共收信773封，发信513封；和鲁迅有来往者240人（内本年才始见于日记者102人）。本年为收信最多的一年。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3月11日左右，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指挥小组。
1月，方志敏在江西被捕，8月被杀害。
3月，瞿秋白在往上海途中被捕，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被杀害。
4月28日，日人于东京汤岛孔庙召开儒道大会，孔子的后裔和伪满洲国代表前往参加。大会宣扬复古崇儒，企图“以儒教为楔子，导入东亚和平之路”，公开为侵略做舆论准备。
5月，聂耳为影片《风云儿女》谱写《义勇军进行曲》，号召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斗争。
5月9日，蒋日签订“何（应钦）梅（日本天津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协定”。该“协定”以日本所提的要求为基础，规定“取消河北省及平津国民党党部”，“撤退河北省的中国驻军和宪兵”，以及“停止河北省的反日活动”，等等。
6月，日领事因为上月出版的第2卷第15期《新生》周刊上有《闲话皇帝》一文涉及日皇，提出“严重抗议”，南京政府唯日本之命是听，立刻逮捕《新生》杂志主编杜重远及封闭该杂志。
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红军与各军队共同抗日和“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等主张。
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做了重要报告，提出建立反法西斯战线时要重视党的领导，说：“在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性大大地增加了。”
10月15日，《中国新文学大系》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至1936年2月出齐，共10册。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出卖华北宣言》。
11月，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鄜县西南的直罗镇大捷，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这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1月，日本侵略者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后来指使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挂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
12月9日，北平学生愤于日寇侵略、汉奸横行，爆发了爱国示威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学生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农村进行广泛的抗日救国教育，发动群众，运动逐步向纵深发展。12月26日，这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的日子，学生、市民三万人举行大示威，傀儡政权被迫延期成立。
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