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4日，“晚宜宾来”。　　

　　按：宜宾，即瞿秋白。他接临时中央从江西苏区来的电报，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大约就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这是来向鲁迅告别。“鲁迅特别表示惜别之情……提出要让床铺给秋白同志安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鲁迅回忆录》，第130页）。这是鲁迅和瞿秋白最后一次会见。11日，瞿即“单身离开上海。……绕道汕头，进入了中央苏区”（1980年5月3日《光明日报》上的《送秋白同志到鲁迅家避难》）。　　

　　6日，午，《申报?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招饮，邀约副刊的作者来会会面。在宴会上，第一次和唐弢相见。唐说，有人怪鲁迅“多疑而易怒，好像一辈子不容易亲近。这其实是不确的。和鲁迅先生在一起，我没有一点局促的心情……我觉得：长者的教导和侪辈的热情，是汇集于他的一身的。”（茅盾等：《忆鲁迅》，第112页）

　　9日，“寄墨斯克跋木刻家亚历舍夫等信并书二包，内计木板顾恺之画《列女传》、《梅谱》、《晚笑堂画传》，石印《历代名人画谱》、《耕织图题咏》、《圆明园图咏》各一部，共十七本”。　　

　　按：这封信写于6日，是由瞿秋白代笔的（据《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3辑，第4、5页）。可见，瞿秋白自4日到鲁迅家以后，至少住到6日。　　

　　17日，作《致萧三》，谈到参加第一次苏联作家大会（1934年8月17日开幕）的问题，说：“大会我早想看一看，不过以现在的情况而论，难以离家，一离家，即难以复返，更何况发表记载，那么，一切情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能传给社会，不是失了意义了么?”（〈12〉，第323页）

　　本日，“以中国新作五十八幅寄谭女士”。　　

　　按：谭女士，即绮达?谭丽德（Ida Treat），她是法共《人道报》主编的夫人（据《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3辑，第4页）。她请鲁迅代为收集我国的革命美术作品，以便在国外展出。3月14至29日，这些绘画和木刻“在巴黎展览，很成功”（〈12〉，第462页）。　　

　　23日，“诗荃来，未遇，留函并文稿及所写《悉怛多般怛罗咒》而去，夜以函复之”。　　

　　按：诗荃，姓徐，长沙人，曾用冯珧等笔名。他以手写佛经赠鲁迅，“劝鲁迅多看佛书。其意冀以此‘超度’鲁迅，免招‘闲气’，他对鲁迅的了解实在不够”（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43页）。其实，鲁迅“岂不知佛经，但他并不愿出家。在最危难的国度里，以佛学麻醉自己的灵魂，希图置身世外，痛痒不关，这岂先生所能忍?”（《欣慰的纪念》，第81页）开头，鲁迅“淡然置之”，后来“意见渐渐相左”，但鲁迅仍从爱护他出发，多方为之介绍文稿。（《欣慰的纪念》，第82页）　　

　　31日，“寄改造社杂评一篇”，即《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是应日本改造社之约用日文写的，发表时改题为《火，王道，监狱》，对中、日、满的反动统治者都加以讽刺。指出在中国放火的恶神多得很，他们“大约像西班牙的牛一样，一看见红色，便会亢奋起来，做出一种可怕的行动”（〈6〉，第7、8页）；而日、满的统治者大力鼓吹王道，其实为的是征服中国，等等。这篇杂感在《改造》月刊上发表后，反动文人在《人言》上假托日本人的名字（井上）译载了第三部分，并在“编者注”中说什么鲁迅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攻击鲁迅“托庇于外人威权之下”。这是暗示国民党反动派加以逮捕、镇压。

　　2月

　　4日，“夜内山君及其夫人邀往歌舞伎座观志贺乃家谈海剧团演剧”。7日和10月28日，再两次去看演出。

　　7日，“晚亚丹来并赠果脯、小米”。亚丹即曹靖华，他利用寒假专程从北平来上海探望鲁迅；即住在鲁迅家三楼，于14日才离上海回北平去。（参见《小米的回忆》1977年3月13日《人民日报》）

　　9日，作《致郑振铎》，谈及《北平笺谱》分送印本办法，说可以分送各国图书馆，但是，德、意两国，“则且待他们法西结束之后可耳”。从这可以看出鲁迅反对法西斯统治的严正立场。

　　19日，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奉中央党部之命，“派员挨户至各新书店，查禁书籍至百四十九种之多”，鲁迅的译著，如《果树园》《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毁灭》《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文艺政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等共十二种，均在查禁之列。（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和〈6〉，第452-457页）

　　3月

　　10日，作《准风月谈?前记》，说“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指出检查官“胡乱删削”，“却不许留空白，必须接起来”，这乃是“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

　　14日，作《〈无名木刻集〉序》，指出：“新的木刻是刚健，分明，是新的青年的艺术，是好的大众的艺术。”“这些作品，当然只不过一点萌芽，然而要有茂林嘉卉，却非先有这萌芽不可。”（〈8〉，第365页）但是，出书时所印的和给鲁迅看的木刻不同。1934年4月19日，鲁迅在《致陈烟桥》中说：“更不好的是内容并不怎样有力，却只有一个可怕的外表，先将普通的读者吓退。例如这回无名木刻社的画集，封面上是一张马克思像，有些人就不敢买了。”鲁迅希望美术工作者讲究实效，强调壕堑战。

　　16日，“闻天津《大公报》记我患脑炎，戏作一绝寄静农云：‘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　　

　　按：天津《大公报》所登谣言，根据的是“上海函”，这反映上海文氓的“心凶笔弱”，如三姑六婆之诅咒一样。鲁迅说：“为了这谣言，我记得我曾写过几十封正误信，花掉邮费两块多。”（〈12〉，第592页）　　

　　23日，作《〈草鞋脚〉小引》。　　

　　按：《草鞋脚》是1919年以来我国进步的、革命的短篇小说选集，鲁迅的这篇《小引》，就是对该书所收的中国短篇小说作一简略、概括的介绍。该书由鲁迅和茅盾编选，伊罗生（即伊赛克，美籍，上海《中国论坛》的编辑）英译。迟至1974年，该书才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但已经过再编而非原貌了。　　

　　本日，作《答国际文学社问》。鲁迅着重谈自己对苏联的看法，说在十月革命后，一方面知道新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呢，“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6〉，第18页）。与此同时，指斥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在中国正在用力学和化学的方法，还有电气机械，以拷问革命者，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6〉，第19页）。

　　30日，“得同文局信并书五十本”，这书即刚出版之《南腔北调集》。　　

　　按：《南腔北调集》由上海联华书店出版，因文网森严，乃改用同文书局名义。该书收1932、1933年作的杂文五十一篇。出版后，受文氓的恶毒攻击，有的竟说该书“乃受日人万金而作，意在卖国，称为汉奸”（〈12〉，第414页）。

　　二三月间，以再版之《北平笺谱》分赠国内外友人和苏联木刻家协会、纽约及巴黎之图书馆等。

　　4月

　　7日，得陶亢德信并新创刊之《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陶信谈他和林语堂均极希望鲁迅寄稿支持等。据《发刊词》，《人间世》是“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这和鲁迅的政治观、文艺观格格不入。鲁迅在当天的回信中说，看了《人间世》，“诚令人有萧然出尘之想”，因此拒绝支持，说自己将“袖手倚壁……虽小品文之危机临于目睫，亦不思动矣”（〈12〉，第378页）。1935年2月14日，鲁迅在《致吴渤》中还说：“《人间世》之类，则本是麻醉品，其流行亦意中事，与中国人之好吸鸦片相同也。”（〈13〉，第59页）

　　10日，南宁博物馆索书，“上午书一幅寄之”。　　

　　按：据鲁迅留下的寄件邮戳，时间为4月9日。在《日记》中，将今天的事记入下一日或前一日，都是有的。如1934年12月25日的“得赵家璧信，即复”，事实上复信的时间是26日夜（据《读点鲁迅丛刊》第3辑，第124页）。又如鲁迅在《马上日记?豫序》中也说，写日记时，“一行满了，然而还有事，因为纸张也颇可惜，便将后来的事写入前一天的空白中”（〈3〉，第308页）。　　

　　又，所书的字轴现存南宁博物馆，内容为：“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薄沧溟四海孤，杖策且随时旦暮，不堪回首望菰蒲。偶忆此诗而忘其作者鲁迅”。该诗为明末清初项圣谟的题画诗，原诗“沧溟”为“西山”，“杖策”为“短策”。（参见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纪念与研究〔1〕》上的《新发现的两件鲁迅手迹》）。

　　30日，作《致曹聚仁》，论及《人间世》上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及其他人的和诗。周诗共两首，其第一首为：“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鲁迅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加油，遽成众矢之的。”（〈12〉，第397、398页）

　　5月

　　2日，作《论“旧形式的采用”》，批评耳耶（聂绀弩）的错误。鲁迅指出，新思想（内容）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是旧形式的采取，这采取的主张，正是新形式的发端，也就是旧形式的蜕变”；“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6〉，第22、24页）。

　　10日，“林语堂函邀夜饭，晚往其寓”。在席上，鲁迅以悲愤而坚定的语言谈及革命者在狱中的英勇斗争，并轻蔑地说到姚蓬子的类乎商人的品性，虽然这时姚叛变的消息尚未证实。（据1978年8月号《人民文学?尺素书》）

　　15日，作《致杨霁云》，谈及自己早年的著译活动和20世纪20年代以来所受的种种攻击，甚至还被戴上汉奸的帽子。鲁迅悲愤地说：“其实，假使我真做了汉奸，则它们的主子就要来握手，叭儿们还敢开口吗？”鲁迅还说想“集一部《围剿十年》，加以考证：一、作者的真姓名和变化史；二、其文章的策略和用意等，大约于后来的读者，也许不无益处。”（〈12〉，第409、410页）但后来没有写成。

　　17日，“午后闻镰田政一君于昨日病故，忆前年相助之谊，为之黯然”。　　

　　按：镰田政一，为内山书店日籍店员，喜欢绘画。鲁迅说：“我的三回德俄木刻展览会，都是他独自布置的；‘一二八’的时候，则由他送我和我的家属，以及别的一批妇孺逃入英租界。”（〈6〉，第451页）1935年4月22日，由于他的哥哥镰田寿之托，鲁迅“为镰田诚一君书墓碑，并作碑阴记”。但是，鲁迅后来才知道：镰田政一听说，他的祖先之一为元兵侵日先锋队所杀，他为了报复，在“一二八”战争时，利用在日本军队里帮忙的机会，曾经残杀上海江湾等处的农民。他在日本病重时，才知道中国的汉族百姓也曾被元兵所残杀，和他的祖先之一处于相同的命运，于是他内心深受震动，叹息道：“天呀，给我好起来呵，我要回到上海去重新做人啦。”鲁迅知道这些事以后，曾说：“想不到表面上很有礼貌的小镰田，心里却正相反，却处处在想待机报复呢。”［乔峰（周建人）：《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第46页］　　

　　23日，“上午洪洋社寄来《引玉集》三百本”。　　

　　按：《引玉集》所收均为苏联木刻，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由东京洪洋社印刷。鲁迅在该书的《后记》中指出：“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7〉，第418、419页）　　

　　30日，“午后为新居格君书一幅云：‘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1961年，毛泽东曾把这首诗书赠日本友人，并说这《无题》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1961年10月8日《人民日报》）。

　　6月

　　3日，作杂感《倒提》。在租界，在街上倒提鸡鸭就要罚款。有人对这“大鸣不平，以为西洋人优待动物，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鲁迅指出，不要哀叹，要反抗、斗争，这因为“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我们不要“总在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因为我们该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5〉，第490、491页）。　　

　　按：廖沫沙曾以林默的名字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批判《倒提》。鲁迅在《花边文学?序言》中说：《花边文学》这书名，“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至于我们的意见不同之处，是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我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5〉，第417页）。　　

　　4日，作杂感《拿来主义》，深刻而生动地论述了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既批判了兼收并蓄的全盘继承的错误倾向，也批判了割断历史、避之唯恐不远的虚无主义思想。鲁迅以一个穷青年得了一所大宅子为例，指出不能“徘徊不敢进门”，也不能“放了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更不能“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总之，“拿来主义”者和上述孱头、昏蛋、废物对待遗产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鲁迅主张：“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6〉，第39、40页）

　　9日，午后同魏猛克、徐懋庸去饮茶，这主要是借饮茶的机会联系工作。这次会见的内容有二：一、徐把自己任“左联”宣传部长和代替魏猛克任联系人一事告诉鲁迅并征求同意。鲁迅无异议，说：“只要是大家（指‘左联’常委会）讨论决定的事，我都赞成。要我做些什么，我当尽力去做。”（1979年《鲁迅研究年刊》，第295页）二、徐任《新语林》半月刊编辑，请求支持。鲁迅表示同意，但指出书店方面不易合作，“我看你还是会有苦头吃的”。

　　23日，作杂感《“此生或彼生”》，批判汪懋祖发表在6月21日《申报》上的《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汪任苏州中学校长，鼓吹中小学课本改用文言，并用国民党、蒋介石的宣言、演说之类作为学生的主要读物。汪说“此生或彼生”很简练，写成白话就得是“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鲁迅指出，“此生或彼生”至少可以作三种解释，意义很含糊，不如精密的白话的表现确切：“我就用主张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举的文言的例子，证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5〉，第500页）这是鲁迅就大众话论争所写的第一篇文章。

　　7月

　　10日，作《买〈小学大全〉记》，从尹嘉铨被“处绞立决”的文字狱，说到“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再说到雍正和乾隆两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6〉，第57页）。这是有意识地揭露、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文艺政策。

　　16日，作《忆韦素园君》，说韦素园虽非高楼、名花，但却“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6〉，第68页）。

　　18日，作《〈木刻纪程〉小引》，指出中国的新木刻，“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并且说：“本集即愿做一个木刻的路程碑”（〈6〉，第48页）。

　　29日，作《致曹聚仁》，谈大众语问题，说：“一面要研究，推行罗马字拼音，一面要教育大众，先使他们能够看，一面是这班提倡者先来写作一下。”（〈12〉，第496页）

　　约本月，鲁迅开始筹办《译文》杂志，为的是“介绍一些外国的好作品，给我国的创作者作为‘他山之石’的”（茅盾、巴金等：《忆鲁迅》，第120页）。

　　8月

　　1日，作《忆刘半农君》。刘于7月14日卒，报上有关的纪念文章，大半突出他“做打油诗，弄烂古文”的事，并借机攻击革命文学。鲁迅指出，刘在五四时期是“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他还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6〉，第73页）　　

　　按：鲁迅在《准风月谈》中的《“感旧”以后（下）》、《花边文学》中的《趋时和复古》、《且介亭杂文二集》中的《从“别字”说开去》和旧体诗《教授杂咏》等中，均有涉及刘半农的地方。　　

　　2日，作《答曹聚仁先生信》，指出：“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同时尖锐地指出：“文言的保护者，现在也有打了大众语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面，是立论极高，使大众语悬空，做不得；另一方面，借此攻击他当面的大敌——白话。这一点也须注意的。要不然，我们就会自己缴了自己的械。”（〈6〉，第76、78页）又，在上月29日，他在《致曹聚仁》中也指出要警惕“大众语无结果，白话文遭毒打”（〈12〉，第496页）的恶果。

　　9日，“胁痛颇烈”，然仍“自晨至晚编《译文》”。

　　约10日，和茅盾、黄源商量《译文》事并托黄源把编好的稿子交付生活书店排印。　　

　　按：日子据黄源的回忆。但黄的说法有二：一，认为时间是“8月10日左右”（见《忆鲁迅》，第120页）；二，认为“大约是8月十一二日”（爱辉县教师进修学校《读点鲁迅丛刊》编辑组编：《读点鲁迅丛刊》第3辑，第108页）。　　

　　13日，作《趋时和复古》。刘半农死后，有些人（如林语堂等）几乎把刘说成“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的人们了”。鲁迅指出，刘半农、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之所以有名，就因为“趋时”。可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们后来却被反动派所利用。“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5〉，第536页）这就提出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即应该永远“趋时”（即“前驱”之意），才能永葆革命的青春。

　　同日，作《致曹聚仁》，除了谈大众语问题外，还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12〉，第505、506页）　　

　　按：这封信，陶亢德从林语堂那里看过，说“言辞极为恳切”（杨之华编：《文坛史料》，第282页）。但是，良药苦口，林语堂不肯接受，说翻译的事“等他老了再说”云云。从此以后，林语堂更有滋有味地钻“幽默”的牛角尖，鲁迅说“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除了8月29日曾复他一信外，也就不再有什么交往了。　　

　　17—20日，作《门外文谈》，从文字、文学的起源说到大众语问题。鲁迅认为：“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文章肯定了人民大众是文字和文学的创造者，历史上，不乏“不识字的作家”，“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像的愚蠢”（〈6〉，第93、100、101页）。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是有关大众语运动“这一组文章的压台戏，带有总结性”［上海师大铅印本《鲁迅研究资料》，第145页］。

　　23日，内山书店的店员张荣富、周根康因共产党嫌疑于凌晨被捕，为防意外，鲁迅离寓，“下午居千爱里”，至9月18日才回寓。　　

　　按：居千爱里，就是住在内山完造的家里。内山担心被捕店员说出鲁迅的住处，所以立刻招呼鲁迅搬来。9月2日，内山因“归国省母”（同时，内山夫人美善子也因病回日本治疗），即托内山书店日籍店员儿岛亨等照料鲁迅的生活起居（据儿岛亨的《未被了解的鲁迅》，见《鲁迅研究资料〔3〕》，第262页）。不过，儿岛亨回忆说，23日发生事故时，内山完造已回日本，是他们打电报和内山联系，内山在回电中指示他们这样办的。这种说法有误，因为和《日记》所记不符。　　

　　31日，作《致姚克》，说：“先生所认识的贵同宗，听说做了小官了，在南京助编一种杂志，特此报喜。”（〈12〉，第511页）　　

　　按：斯诺编的《活的中国》（姚克协助斯诺工作），原选有姚蓬子（即信中所说的“贵同宗”）的一个短篇。因姚蓬子被捕，鲁迅建议这短篇要等一等。后，姚叛变，5月14日伪《中央日报》上登载了他的《脱离共产党宣言》，他还在南京协助大特务曾养甫编《扶轮日报》的副刊；“报喜”是反话。（据1977年8月号《人民文学》的《尺素书》）　　

　　本月，作历史小说《非攻》，写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作品借墨子的口，批判：“儒者，说话称着尧舜，做事却要学猪狗，可怜，可怜！”而对墨子的非攻思想则加以肯定；赞扬对侵略者的武力反抗，反对曹公子“讲空话”、不注重实力而嚷嚷什么“气”和“死”。这是鲁迅把中断了八年之久的《故事新编》继续写下去的开始。

　　9月

　　4日，“晚望道招饮于东亚酒店，与保宗同往，同席十一人”。　　

　　按：这次招饮，可能是召开《太白》的第一次编委会。据陈望道回忆，鲁迅参加了编委会，但“提出在《太白》编辑委员的名单中他不要公开列名”（《文艺论丛〔1〕》，第224页）。　　

　　15日，“下午诗荃来并赠印一枚，文同‘迅翁’，不可用也”。　　

　　按：高长虹曾攻击“鲁迅去年不过四十五岁……如自谓老人，是精神的堕落”，并教训说：“须知年龄尊卑，是乃父乃祖们的因袭思想。”（《狂飙汇刊》第1册，第147页）其实，鲁迅从来不以老自居。诗荃不理解鲁迅的这一思想，赠印而文曰“迅翁”，鲁迅认为这图章是万万不能用的。又，鲁迅的笔名有“翁隼”，这是老的苍鹰、老的战士的意思，和“自谓老人”的“迅翁”的含义不完全相同。　　

　　16日，《译文》月刊创刊，第1—3期，由鲁迅编辑，第4期起，由黄源编辑，但鲁迅仍给以指导和支持。1935年9月，《译文》出了第13期后终刊。

　　20日，《太白》半月刊创刊。鲁迅参加了刊名的拟订。这刊名，“笔画简单明了”，包含了“比白话还要白”和“启明星”的意思。以后，有关杂志的重大事情，都和鲁迅商量过［据宋庆龄等著《鲁迅回忆录》（一集），第16页］。该刊由上海生活书店发行，1935年9月5日出了第2卷第12期后停刊。

　　25日，作杂感《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指出如果认为中国人都失掉了自信力，“那简直是诬蔑”，因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且，“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6〉，第118页）

　　10月　　

　　3日，由鲁迅编选并作序的《木刻纪程》印成。鲁迅除为木刻作者寄出样书外，还分赠国外友人。

　　6日，“夜公饯巴金于南京路饭店，与保宗同去，全席八人”。　　

　　按：据《日记》，这是鲁迅和巴金的第一次会晤。时巴金将赴日，《文学》社（鲁迅为该社同人之一）为巴金饯行。在宴会上，鲁迅鼓励巴金到日后，“文章也得多写”，并且说起“几个熟人被捕后的情形……现出很关心的样子。谈到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时候，他眼里射出来愤怒的光”（茅盾等：《忆鲁迅》，第107页）。　　   

　　7日，“上午，同内山君夫妇及广平携海婴往日本人俱乐部观堀越英之助君洋画展览会”。

　　9日，“得萧军信，即复”。这时，萧军在青岛，这是他们的第一次通信。

　　27日，“写《准风月谈》后记毕”。该文近两万字，是反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实录，是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鲁迅说：“用《后记》来补叙些因此而生的纠纷，同时也照见了时事，格局虽小，不也描出了或一形象了么?”（〈5〉，第410、411页）又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5〉，第382、383页）

　　29日，“晚同仲方往上海疗养院访史美德君，见赠俄译《中国的运命》一本”。　　

　　按：上海疗养院是英国人办的疗养卫生院。史美德即史沫特莱，她当时在该院休养。所赠的《中国的运命》（即《中国人民的命运》），是史氏所写的反映中国人民斗争生活的书。（据上海鲁迅纪念馆所编《纪念与研究》，第33页）　　

　　31日，“得叶紫信并稿费五元，即复”。　　

　　按：综合性月刊《电影?漫画》托叶紫向鲁迅约稿，那五元是预付的稿费。鲁迅后写了《论脸谱及其它》，但被检查官“抽去”，未能刊出（收在《且介亭杂文》中的《脸谱臆测》似即前者的改写稿）。（据《滇池》1981年第9月号，第37、38页）　　

　　本月，合众书店把反动派删余之《二心集》改名为《拾零集》出版，全书才16篇，仅57页。鲁迅在《致合众书店》中，“要求在第一页上，声明此书经中央图书审查会审定删存；倘登广告，亦须说出是《二心集》之一部分”（〈12〉，第533页），以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和对读者负责。该书出版后，在杭州仍被查禁，“书店向他们说明已经中央审定，他们的答话是：这是浙江特别禁止的”（〈12〉，第625页）。　　

　　按：这书的出版可能延期，因为在11月28日《致刘炜明》中还说：“听说他们还要印，改名《拾零集》，不过其中已无可看的东西，是一定的。”（〈12〉，第577页）可见，到11月28日该书还未出版。

　　11月

　　1日，作《致窦隐夫》，谈对新诗的看法：“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但以能唱的为好。因此，“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12〉，第556页）。　　

　　按：窦隐夫（杜谈）是《新诗歌》的编者。《新诗歌》是中国诗歌会的会刊。中国诗歌会本来想请鲁迅讲一讲“新诗歌的战斗任务”，但因环境不好，活动有困难，乃由窦隐夫给鲁迅写信，请他发表对新诗的意见。［据巴金等《鲁迅回忆录》（二集），第25页］　　

　　2日，作杂感《随便翻翻》。鲁迅说，读书，他“曾用过正经工夫，如什么‘国学’之类，请过先生指教，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但有时则是“随便翻翻”，扩大阅读面，“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6〉，第136、138页）。

　　7日，肋间神经痛，以后就发烧，温度徘徊在37、38度之间，到12月中旬才稍愈。但鲁迅一直抱病坚持工作。

　　14日，（《日记》记于15日），作《答〈戏〉周刊编者信》，18日（《日记》记于19日），作《复〈戏〉周刊编者信》，谈把《阿Q正传》改编为剧本的有关问题并且对阿Q这个人物做了分析。鲁迅指出，阿Q“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而是一个“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6〉，第150页）的农民。在前一封信中，对田汉化名绍伯所写的攻击文章进行反击，愤怒地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6〉，第148页）。

　　21日，作《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鲁迅说，该文“是写给《现代中国》（China Today）的，不知由何人所译，登在第一卷第五期，后来又由英文转译，载在德文和法文《国际文学》上”（〈6〉，第212页）。该文揭露蒋介石反动派用文武两手镇压革命，反对左翼文艺，但是，一切都将白费心机，“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战斗”（〈6〉，第158页）。

　　27日，“寄有恒信并泉二十”。　　

　　按：时有恒于1931年4月因“共党嫌疑案”被捕；1934年出狱，生活无着。本月初，他写信给鲁迅，要求代谋职业。鲁迅回信的大意是说：你坐牢的事，我不知道；因对外很少往来，无法介绍工作；但留下二十元在内山书店，嘱有恒去拿一拿，以维持短期生活。（据《读点鲁迅丛刊》第1辑，第130、183页）　　

　　同日，“下午河清来，并赠德译本《果戈理全集》一部五本，值十八元，以其太巨，还以十五元也”。　　

　　按：鲁迅接受了赠予的德译《果戈理全集》应为一部六本，但一定要还钱，黄源认为是诚心诚意送他的，坚持不收钱。鲁迅多方开导，黄源坚持说，书上写明送给你，如何能收钱。鲁迅于是和解似地说：“这样吧，我接受你这一册，其余五册，还你十五块钱。”这反映出鲁迅“处处关心别人，体谅别人，对别人的困难，体贴入微”［巴金等：《鲁迅回忆录》（二集），第168页］的精神。　　

　　本月，受全国木刻展览会筹备处之托，开始代向各地征集展品。（参看本月7日、13日、19日的《日记》）

　　12月

　　6日，“复萧军信”，回答萧军、萧红提出的问题以及谈论文坛上的种种花样和复杂情形。鲁迅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12〉，第584页）18日，在《致杨霁云》中也谈到这个问题，说为了防“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12〉，第606页）。

　　9日，以《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并手书题记和题诗。诗为：“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题记和题诗发表于1968年4月北京大学的《文化批判》第2期上。

　　11日，作《病后杂谈》，17日，作《病后杂谈之余》，副题为“关于舒愤懑”。据有关历史资料，鲁迅揭露统治者的种种酷刑，并借此影射国民党反动派。发表时被大删大砍，如《病后杂谈》被删去4／5，只剩开头；《病后杂谈之余》从标题到内容都有删削和改动。从这可见当时文网之森严、官威之莫测，以及忌讳之多如牛毛。

　　19日，“《准风月谈》出版，分赠相识者”。　　

　　按：《准风月谈》所收为1933年6—11月间的杂文64篇（不算《前记》和《后记》），由联华书店以兴中书局名义出版。本书名为谈“风月”，实为谈“风云”，对反动派及其帮凶、帮闲进行尖锐的抨击。　　

　　20日，作《〈集外集〉序言》，谈自己青年时期以来漏收或有意删掉的作品，说“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7〉，第5页）

　　本月，在书信中谈到明年的一些打算，说：“我拟从明年起和检查官们一战。”（〈13〉，第609页）“我想用点功，索性来做整本的书，压迫禁止，当然仍不能免，但总可以不给他们删削了。”（〈12〉，第629、630页）

　　约本月（“冬天”），在内山书店和郁达夫等讨论中国文学史上的若干问题。鲁迅说：“陶潜站得稍稍远一点，李白站得稍稍高一点……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文艺报》1956年第19号，第37页）

　　本年所出的专书有：《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

　　本年的著译计：历史小说1篇，诗歌3首，杂文130篇，书信340封，翻译16篇和全年日记。

　　〔附〕本年共收信753封，发信620封；和鲁迅有来往者共228人（内本年才始见于日记者120人）。本年是发信最多的一年。　　

　　1月，瞿秋白从上海到达江西苏区，任中国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

　　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提倡什么新生活运动，实际上却大修孔庙，大肆鼓吹封建道德，反共反人民，千方百计加强法西斯统治。

　　3月，溥仪改年号为“康德”。

　　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发表声明，说日本是东亚的主人，并吞中国的狼子野心进一步暴露。

　　4月至5月，戴季陶等发起的时轮金刚法会在杭州举行。

　　7月，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江西苏区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中共中央派方志敏等率抗日先遣队北上。

　　8月，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

　　10月，由于反“围剿”斗争的失利，红军第一方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北上抗日。

　　11月13日，史量才因主张抗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沪杭路上。

　　11月，红军强渡湘江，突破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

　　7月14日，刘半农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