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1日，作《听说梦》，指出“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和说梦的诸公，有人大谈“大家有饭吃”“无阶级社会”等等，但“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的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4〉，第467、468页）。
按：东方杂志社于1932年11月1日，向国内知名人士发函，征求对下列问题的回答：（一）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二）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在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发表了一百多人的回信，后附“记者”的《读后感》。《听说梦》是鲁迅读后的感想。他反对那种不敢正视现实的说梦者，而赞扬革命者为实现这些“梦”境，“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
4日，“得蔡孑民先生信”，函邀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6日，即和周建人“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17日，“下午往人权保障大同盟开会，被举为执行委员”。
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一个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而进行斗争的政治团体，把“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等作为自己的任务。该同盟于1月17日开成立大会，选宋庆龄、蔡孑民为正副会长。鲁迅于2月12日的信中即说“民权保障会是不会长寿的”。果然，到6月18日杨杏佛被杀以后就无法活动了。
19日，“下午达夫来，并交诗笺二，其一为柳亚子所写”。郁达夫所作并书的诗是：“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柳亚子所书的是“三年前寄怀诗”：“附热趋炎苦未休，能标叛帜即千秋。稽山一老终堪念，牛酪何人为汝谋。”（马蹄疾辑录：《许广平忆鲁迅》，第123、124页）两人对鲁迅均做了很高的评价。
24日，开始写《伪自由书》的头两篇：《逃的辩护》《观斗》。
26日，作旧体诗《二十二年元旦》和《赠画师》，一面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和杀戮，一面希望画师“只研朱墨作春山”，表现出乐观的情绪和对美好未来的确信。
30日，《申报?自由谈》在《编辑室告读者书》中说：“编者……约了……文坛老将何家干（引用者：鲁迅的笔名）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生疏的缘故，错过‘奇文共赏’的机会!”（转录自《新文学史料》第1辑，第254页）
31日，“午后蕴如持来稿费八十二元，分赠蕴如、广平各二十”。
按：许广平说自己的“经济是独立的”，除“衣食之需”外，不要鲁迅的钱；同时，她始终保留着在广州工作时的三百元的积蓄，说：“有这笔钱，如我离开他的话，能自己生活几个月，也就能找到职业了。”（《鲁迅学刊》第8期，第43页）“分赠”，只有从许广平的“经济是独立的”这一角度才能更好地说明。
2月
7日，开始写《为了忘却的记念》，纪念两年前遇害的柔石等人，记述了他和柔石、殷夫、冯铿等认识的经过。这时，虽然离烈士们牺牲已经两年，但时光并没有冲淡鲁迅心头的悲愤和对他们的怀念。他深情地说：“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了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但是，鲁迅确信烈士不朽，他说：“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4〉，第488页）
17日，午后赴宋庆龄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等。
按：萧伯纳，英国作家。他在周游世界的旅行中，于2月12日过香港，2月17日到达上海。鲁迅应蔡元培之约，前去和萧会见。围绕着萧的来华，鲁迅写了《颂萧》《谁的矛盾》《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和《〈萧伯纳在上海〉序》。他说，萧是伟大的，“他竟替我们二十岁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而且并不离开了现在”（〈5〉，第33页）；萧“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4〉，第494页），从“英系报，日系报，白俄系报”对萧“全都攻击起来，就知道他决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4〉，第501页）。又，1981年9月19日《人民日报》上的《回忆鲁迅二三事》，记有“鲁迅和萧伯纳这两位幽默大师”的相当长的“非常精彩和诙谐的交流”，可以参看。但是，据鲁迅说，他和萧只“同吃了半餐饭，彼此讲了一句话”（〈12〉，第154页）而已。
本月，用日文写《吊唁小林多喜二家属电》，说小林多喜二之死，用血填平了资产阶级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所制造的鸿沟，而“我们正在坚强地沿着小林多喜二的血路携手前进！”（《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1辑，第21页）。
按：小林多喜二，日共党员，革命作家，著名作品有《蟹工船》等；本月22日，被日本反动派逮捕并被打至死。鲁迅除发唁电外，于本月还在《左联为小林事件向日本政府抗议书》上签名，5月，和郁达夫、茅盾等九人签署《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载1933年5月15日《文学杂志》第2期）。
本月，瞿秋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黄玠然送到鲁迅家避难。在此期间，鲁迅赠瞿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大约在月底，黄又把瞿接出来，转移到另外的地方。这是瞿第二次在鲁迅家避难。（据1986年5月3日《光明日报》的《送秋白同志到鲁迅家避难》）鲁迅17日会见萧伯纳回来后，即把当时情况向瞿介绍，“他们痛感中国报刊报导太慢，萧又离去太快，可能转瞬即把这伟大讽刺作家来华情况从报刊上消失”，于是，由许广平到“大小报摊”“搜罗一番当天的报纸”，由鲁迅和瞿秋白圈定、安排妥帖，“连夜编辑，鲁迅作序，用乐雯署名，就在2月里交野草书屋出版，即市面所见《萧伯纳在上海》是也”（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125页）。
3月
2日，作旧体诗《题〈呐喊〉》和《题〈彷徨〉》，回顾自己创作《呐喊》《彷徨》时的战斗豪情和思想历程：从“抗世”到“荷戟”，贯串着一条战斗不息的线索。
5日，瞿秋白作杂感《王道诗话》，由鲁迅请人抄写，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为了使文章得到更广泛的流传，鲁迅把它编入了《伪自由书》。新中国成立后，根据鲁迅所保存的瞿秋白手稿，同时也编入《瞿秋白文集》。相类似的情况，在《伪自由书》中还有《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在《南腔北调集》中有《关于女人》，在《准风月谈》中有《中国文与中国人》共十一篇。这些文章，有些是瞿在鲁迅家居住时，和鲁迅共同讨论过才写的，当中有鲁迅的观点；另外，把瞿秋白手稿和鲁迅文集中的有关文章比较，发现有些题目和个别字句经过鲁迅的修改。
本日，作《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论述自己写小说的目的，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从而“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并论述自己塑造典型的办法，是只采取事实的一端而“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人物的模特儿……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4〉，第512、513页）。
9日，“晚往致美楼夜饭，为天马书店所邀，同席约二十人”。在闲谈时，鲁迅和郁达夫谈及在北平的五次演讲，并对批判梁实秋、杨村人、张若谷等变换了看法（据陈子善等辑注之《郁达夫忆鲁迅》，第89页）。“但不知道是辗转传开去的呢，还是当时就有新闻记者在座，不久就张大其辞的在报上登了出来”；“不过既然闹了风潮，将来索性写一点也难说，如果写起来，我想名为《五讲三嘘集》”（〈4〉，第629页），以便和《南腔北调集》相配，但后来并没有写。
15日，作《光明所到……》，批判胡适。胡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但他竟然为国民党反动派涂脂抹粉，说什么蒋介石的监狱并无严刑拷打。由于胡适公然反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基本原则，因此被开除出去。鲁迅在3月1日《致台静农》中即说：“闻胡博士有攻击民权同盟之文章，在北平报上发表，兄能觅以见寄否?”（〈12〉，第155页）11日，即“得静农信并北平《晨报》一张”。鲁迅因胡适说什么“光明所到，黑暗自消”，讽刺地把他称之为“光明”，说“光明一去，黑暗又来”，“光明只跟着‘光明’走，监狱里的光明世界真是暂时得很!”（〈5〉，第64页）
22日，作《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回忆自己思想和创作的历程，说过去写小说，是要表现“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而现在，“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7〉，第390页）。但是，鲁迅表示不愿停步不前，而是要“再学下去”。
27日，“下午移书籍至狄思威路”。这时，鲁迅已决定搬家至大陆新村，为了提防敌人，决定把书放置在狄思威路（即现在之溧阳路）。在这批书中，不少是马列主义的著作。周建人曾说，鲁迅“是十分警惕的，他有很多马列的书，从不随意乱放。在离他住处上海大陆新村九号不远的地方，租有一间房子，开门一看，只见满屋子都是书，书架全部是用粗糙的厚木板钉成的，钉得也比较结实。鲁迅介绍说：‘这些书架全部是木箱，装满书就是书箱，打开来，成了书架，就这样，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汽车运走’”（周建人：《回忆鲁迅》，第102页）。
31日，“往中央研究院”，研究起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告中国人民》的有关问题。
按：本日上海第二特区法院非法判决把陈赓、廖承志等五人由上海工部局巡捕房引渡给中国行政当局。《告中国人民》指出这甚至违反了租界的法律，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要求释放他们而斗争，这因为他们“不是罪犯，而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第48页）。
本月，艾芜被捕，“左联”请律师出庭辩护。鲁迅捐助延聘律师费用五十元。艾芜出狱后才知道此事，即去信表示谢意——这即《日记》本年10月13日所记的“得艾芜信”（据艾芜的《悼鲁迅先生》，见茅盾等著之《忆鲁迅》，第81，82页和《〈艾芜短篇小说集〉后记》，见1978年第4期《文学评论》，第93页）。
4月
11日，“迁居大陆新村新寓”，这是鲁迅最后的寓所。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上海鲁迅故居”开放。
23日，“上午达夫来，未见，留字而去”。这是郁达夫因将移家杭州而来告别。
26日，“下午往中央研究院”。
按：这是出席民权保障同盟召开的会议，会上，讨论通过了《中国民权保障章程》，聘请律师营救罗登贤、罗章龙、马哲民、侯外庐，开除吴迈的会籍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执行委员的职务（据《上海〔1〕》，第237页）。
29日，作《文章与题目》（原题为《安内与攘外》），痛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论，指出它不过是清朝刚毅的“宁赠友邦、不给家奴”的变种，其实质乃是“安内而不必攘外”或“不如迎外以安内”等罢了，这实在“不是人话”（〈5〉，第121页）。
本日，“得西村真琴信并自绘鸠图一枚”。
按：西村真琴，日本的生物学家。淞沪战争时以大阪每日新闻社医疗服务团团长（一说为儿童亲善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来上海，于三义里街道发现昏迷的小鸠，乃持归日本。1933年2月9日，他画了“在兵乱中的上海三义里街道昏迷的小鸠‘三义’之图”，寄给鲁迅，表达了日中人民应和睦相处的情谊。（据1977年第6期《革命文物》，第46页）
5月
3日，以周乔峰的名义寄王志之信并洋二十元（〈12〉，第170页）。这是给北平《文学杂志》作印费，为了避免反动派的注意，故用乔峰的名义写信。（1979年《鲁迅研究年刊》，第288页）
6日，得为守常募捐公函。
按：上月，北平人民为被杀害了六年之久的李大钊（守常）同志举行公葬。鲁迅和李大钊是“站在同一战线的伙伴”，认为纪念李大钊“是极应该的”。他于11日寄上“赙李守常泉五十元”，表达自己的哀思。
10日，因史沫特莱将赴欧洲治病和休养，鲁迅特设家宴饯行。
13日，“上午往中央研究院，又至德国领事馆”。鲁迅签名于《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并和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抗议书，抗议德国法西斯逮捕工人、摧残文化。这不仅是对德国法西斯的抗议，也是对中国的推行法西斯专政的蒋介石政权的抨击！
14日，丁玲被捕，后传说已被杀害。鲁迅于6月28日作《悼丁君》，说“可怜无女耀高丘”，深表痛惜。
22日，约见朝鲜《东亚日报》记者申彦俊，说如果认为我是人道主义者，那“我是绝对反对托尔斯泰，甘地他们那种人道主义。我是主张战斗的”（《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3期，第179页）。
29日，作《〈守常全集〉题记》，指出李大钊为革命流了血，牺牲了，但“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4〉，第525页）。
本月，开始编辑关于文学和美术的翻译小丛书《文艺连丛》，陆续出版了《不走正路的安得伦》《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和《山民牧唱》；鲁迅还写了《文艺连丛》（广告），介绍编辑该丛书的缘起和工作的进展情况。
6月
2日，鲁迅签名的《为林惠元惨案呼冤宣言》发表于《大美晚报》等上面，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林惠元（诗人，福建龙溪抗日会常委）。
4日，作《又论“第三种人”》，针对戴望舒为第三种人辩护的论调，指出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第三种人”；有些人“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戴望舒攻击左联像军阀一样勇于内战，鲁迅针锋相对地指出，如果对“第三种人”的论争“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4〉，第535页）
18日，晨八时许，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杏佛在上海法租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鲁迅从内山完造处听到信息，“便立刻赶上汽车，飞奔到本部去”（《鲁迅先生》，见《译文》新2卷第3期）。当时，形势非常险恶，据说鲁迅已被列入准备暗杀的黑名单中。他在晚上写信给姚克，以“天气大不佳”暗示白色恐怖严重，说“难于行路，恐须蛰居若干时”（〈12〉，第183页）。据《秘密通告抄件》，所列拟暗杀的五六十人中，鲁迅列名48，紧接在杨杏佛之后。
20日，杨杏佛在万国殡仪馆大殓。鲁迅不顾危险，说“实在应该去送殓”。于是，和许寿裳一同前往，“并且当天出门不带钥匙，以示坚决到底，这种精神完全是大无畏的”（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141页）。
按：当天开追悼会时，特务“不断去那里侦察监视”，把吊祭者“去的情况和当场说过的话一一汇集起来报告南京方面转报蒋介石”（《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68、169页）。
从追悼会回来后，写旧体诗《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这诗表现鲁迅心中深重的痛苦和悲愤之情，“才气纵横，富于新意，无异龚自珍”（《亡友鲁迅印象记》，第87页）。
从追悼会回来后，收林语堂信。林在杨铨被暗杀后，要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停止工作，说否则同盟的会员都将遭到暗杀”（宋庆龄：《追忆鲁迅先生》，载1977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他不合时宜地来信催鲁迅写打油诗。鲁迅心情痛苦地说：“前函令打油，至今未有，盖打油亦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迫压，令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12〉，第187页）
25日，致山本初枝信，说：“近来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了”，“可能还有很多人要被暗杀，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13〉，第524页）这表现出鲁迅“威武不能屈”的凛凛然的硬骨头精神。同日，作《致增田涉》，28日，作《致台静农》，均表示出相类似的感情来。
28日，作《华德焚书异同论》，不但对秦始皇做出了新的评价，而且矛头直刺希特勒的在“这里的黄脸干儿们”（〈5〉，第214页。）
六、七月间，参加艾芜的短篇小说《咆哮的许家屯》讨论会（《鲁迅研究资料〔5〕》，第180页）。
7月
1日，“午后协和及其长子来，因托内山君绍介其次子入福民医院”。
按：关于这件事，在7月8日、28日，9月7日，10月23日的日记中均有记载。这是张协和因为次子患重病，乃托鲁迅介绍入医院。在7月至10月这段时间，鲁迅“时常去探病，替他们付出千多元的医药费，出院之后，又替他们请全院医生吃饭，表示谢意”（《欣慰的纪念》，第94、95页）。
3日，第4卷第1期《社会新闻》攻击左翼作家在杨杏佛被杀以后，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他们都以避暑为名离开了上海。“据确讯，鲁迅赴青岛”等等（转录自〈5〉，第162页）。鲁迅坚决反击说：“西湖是诗人避暑之地，牯岭乃阔老消夏之区，神往尚且不敢，而况身游。杨杏佛一死，别人也不会突然怕热起来的。”接着还直接斥责反动文人：“代我设想的恐怖，其实是不确的。否则，一群流氓，几支手枪，真可以治国平天下了。”（《伪自由书?后记》）
12日，作杂感《沙》，说：“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象一盘散沙，……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鲁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指出，像“一盘散沙”的是“大小统治者”，至于老百姓“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4〉，第549页）。
29日，作《给文学社信》，针对《文学》第1卷第2号上伍实（傅东华）的《休士在中国》进行驳斥，并宣布退出文学社。鲁迅在信中说：“招待休士，我并未接到通知……现在并未相告，就责我不到，因这不到，就断定我看不起黑种。……但我自己还不相信我竟是这样一个势利卑劣的人！”（〈4〉，第551页）
按：其实，鲁迅在大家招待休士之前，已经和休士“接谈过了，不过当时的环境是未便从实说出的”（马蹄疾辑录：《许广平忆鲁迅》，第287页）。休士在《我一边流浪一边思考》中曾记及他和鲁迅的会见（据姜德明《活的鲁迅》，第284页）。
30日，作《伪自由书?后记》。为了从正反两方面总结阶级斗争的经验，鲁迅收录了很多反面材料。他说，这样做，“其实也并非专为我自己，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5〉，第181页）。
本月，瞿秋白第三次到鲁迅家避难，时间是深夜二时左右。他从前门来，不久，杨之华带着一位同志的小姑娘从后门来，“东邻住着的日本人和西邻住着的白俄巡捕都开窗探望这不寻常的事件”（许广平等：《鲁迅回忆录》，第129页）。黄玠然也说，1933年2月底，瞿秋白离开鲁迅住处，住到内部交通主任高文华处，后来，高处“也曾经有过一次不安全的风声，秋白同志又到鲁迅家里住了些时候。为掩护起见，还带去一个十来岁的女孩，是高文华同志的女儿，叫高平”（见1980年5月3日《光明日报》）。
本月，由瞿秋白编录并作序的《鲁迅杂感选集》，由上海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发行。瞿编录这书，得到鲁迅的充分支持和合作。6月16日，鲁迅“夜校《杂感选集》讫”，4月和7月，两次为瞿收转编辑费。在该选集的《序言》上，瞿秋白深刻地阐明鲁迅的思想道路，肯定鲁迅的杂感的伟大意义并指出其前期思想的缺陷，鲁迅对这些意见是心悦诚服的。
8月
1日，作《致何家骏、陈企霞》，谈有关连环图画的问题，当中说道：“材料，要取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是大众知道的人物，但事迹却不妨有所更改。旧小说也好，例如《白蛇传》（一名《义妖传》）就很好，但有些地方须加增（如百折不回之勇气），有些地方须削弱（如报私恩及为自己而水满金山等）。”这些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故事新编》的一些写作原则和方法。
21日，“下午达夫来”。鲁迅在7月29日写《给文学社信》，宣布退出文学社后，傅东华做了解释（仍有不妥之处）。《文学》编辑部一面向鲁迅致歉意说“疏忽则诚有之，然而决不是对于先生有恶意”；另一面又请郁达夫从杭州来上海进行调解。郁达夫这次来访就是来调解的。后来，鲁迅仍为《文学》写稿，像《忆韦素园君》《病后杂谈》等就是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
24日，作《“论语一年”》，27日，作《小品文的危机》，批判林语堂等倡导的“幽默”。指出他们所提倡的小品文，不过是“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4〉，第575页），“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4〉，第567页）罢了。鲁迅指出，“小品文”不应是麻醉品，而应该“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4〉，第576、577页）。
本月，由鲁迅、茅盾等联名签署《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的宣言》。它强调世界劳动者的革命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认为中国工农大众的斗争是：“欢迎反帝大会国际代表的最巨大的力量！”（丁景唐：《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第37、38页）。
按：该宣言所署的月日是8月18日，这似是起草宣言的时间，不一定就是鲁迅署名的时间，似也不是发表宣言的时间。
9月
5日，晚，在伊赛克上海的寓所会见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主编瓦扬?古久烈，并请他在其所著《没有面包的罕斯》的德译本上签名。（据《鲁迅研究资料〔1〕》第97页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展览说明等）
按：瓦扬?古久烈当时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国际反帝反战代表大会。
30日，国际反帝反战代表大会（或称上海反战大会、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远东反战会议）开幕，推举毛泽东、朱德、鲁迅、高尔基等为名誉主席。考虑到安全问题，党不让鲁迅出席，但鲁迅十分关心和支持这会议，除捐助会议筹备经费外，另赠一百元给会议组织者之一冯雪峰，作为乘出租汽车（避免特务钉梢）的费用（《鲁迅研究资料〔5〕》，第5页）。1934年12月6日，鲁迅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还说，会议的“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瞭了中国的实情。我加入的”（〈12〉，第585页）。
按：开会的时间，据宋庆龄著《为新中国奋斗》第64页，《鲁迅研究资料〔1〕》第96页和1933年11月26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129期，均为9月30日。有些同志说会议开幕于8月30日，有些同志认为是大会结束之后，鲁迅才和瓦扬?古久烈相见。现姑且一并录入，详情待考。
10月
12日，作杂感《“感旧”以后》（上）（下），批判复古主义的论调和做法。后，又作《扑空》《答“兼示”》《反刍》《难得胡涂》《古书中寻活字汇》等，批判施蛰存。《“感旧”以后》（上）指出，《重三感旧》是针对社会上的某一类人，即一大队遗少群，可以包括施在内。《“感旧”以后》（下）则是批判刘半农“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5〉，第334页）。施、刘的主张，势必使得“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书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为应该模仿的格式，不再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来了”（〈5〉，第334页）。
按：鲁迅于1933年10月1日写《重三感旧》，批判“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施蛰存认为“这篇文章是为我而作的了”，又说“希望……并不是为我而作的”。鲁迅说，从施的反扑来看，说明他属于“比较顽固的遗少群”。
14日，“下午同广平携海婴往木刻展览会”。15日，“下午往木刻展览会”。
按：这是鲁迅举办的木刻展览会，展出地点据说在“北四川路千爱里”（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第51页），展出俄国和德国的木刻共四十张（〈12〉，第240页）。关于这次展览，许广平曾说，由于内容丰富，“看到过的没有不留一好印象，先生更兴高采烈，从我们住的大陆新村楼窗上望到隔墙的千爱里川流不息的人群，有时喜不自禁地又从寓所跑到会场中去照料一下呢”（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第51、52页）。
16日，“下午同内山君往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观MK木刻研究社第四次展览会，选购六幅”。
按：这次是应邀前往。MK是“木刻”两字拉丁化拼音的第一个字母，该社的主要成员是美专学生，如张望、黄新波等。除自己选购外，鲁迅还鼓动内山完造“买这展览会的全部作品，结果就把全部三套作品买下来了”（《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第241、242页）。参观后，展览会负责人请鲁迅“在批判本上留下纪念，他没有写，他答应印集子时写一篇序。”（张望：《鲁迅先生与版画》，见1953年泥土社的《论鲁迅》）。据《日记》，到1934年5月20日，“得MK木刻研究社信并《木刻集》稿一本”，但到22日，MK木刻社即被查封，《木刻集》未能出版。因此，鲁迅也就没有写序言。
30日，作《〈北平笺谱〉序》，论述了从五代之末的敦煌千佛洞的佛像印本至近、现代的木刻，实在是一篇中国木刻小史。鲁迅说：“镂象于木，印之素纸，以行远而及众，盖实始于中国。”“其先于日耳曼最初木刻者，尚几四百年。”而《北平笺谱》“虽短书，所识者小，而一时一地，绘画刻镂盛衰之事，颇寓于中；纵非中国木刻史之丰碑，庶几小品艺术之旧苑；亦将为后之览古者所偶涉欤”（〈7〉，第405、406页）。
按：《北平笺谱》，由鲁迅和郑振铎合编，共6册，收笺332幅，于1933年12月出版，第一次仅印100部。有关编印过程，郑振铎在《访笺杂记》中有详细记载。
本月，《伪自由书》由北新书局用青光书局名义出版，第二年即被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列为禁书，说内容“多讥评时局、攻讦政府当局之处，以《伪自由书》为名，其意亦在诋毁当局”（转录自《鲁迅研究资料编目》，第31页）。
约本月（“秋冬之间”），夏衍引沈泽民来；沈向鲁迅介绍有关鄂豫苏区的情况。（《鲁迅研究资料〔5〕》，第164页）
11月
3日，作《致郑振铎》，说：“对于文字的新压迫将开始……前日潘公展朱应鹏辈，召书店老板训话，内容未详，大约又是禁左倾书，宣扬民族文学之类。”（〈12〉，第253页）。8日，在致曹靖华信中说：“看近日情形，对于新文艺，不久当有一种有组织的压迫和摧残，这事情是好像连几个书店也秘密与谋的”（〈12〉，第261页）。随着第五次反革命“围剿”的开始，鲁迅预感到新的白色恐怖高潮将要到来。果然，不久（11月12日），上海艺华影片公司被特务捣毁，次年2月，上海出版的一百四十九种文艺书籍被禁止出售，七十六种刊物被禁止发行。
12月
2日，“下午往日本基督教青年会观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6日，在《致吴渤》中说：“苏联的难以单独展览，就须请人作陪，这回的法国插画就是陪客。”（〈12〉，第290页）又据内山完造的《鲁迅先生与版画》，这次展览会是他们二人筹办的；会上展出的作品一百余幅，木刻居半（据1933年12月1、2两日上海《申报》所刊的展览会广告）。
5日，“下午海婴与碧珊去照相，随行照料”。
按：当时冯雪峰已去江西苏区，因有人将去江西苏区，所以领海婴、雪明（碧珊）和冯的夫人一起去拍照，以便带给冯雪峰。（据《鲁迅研究资料〔5〕》，第394页）
20日，作《致徐懋庸》，就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典型创造等问题，精辟地论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23日，“上午得洛扬信……午后同广平邀冯太太及其女儿并携海婴往光陆大戏院观儿童电影《米老鼠》及《神猫艳语》”。
按：洛扬即冯雪峰。鲁迅收到他从江西中央苏区的来信后，“即全家出动，邀请冯雪峰尚留在上海的眷属看儿童电影。一代文化宗师对革命后代的关注爱护，对离家出征的战友的殷殷之情，分明可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第249页）。
28日，作《答杨村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指出杨的以当孝子为借口，离开革命队伍而竖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的错误。这虽然还“不是奸商”，但已经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他“既从革命阵线上退回来，为辩护自己，做稳‘第三种人’起见，总得有一点零星的忏悔，对于统治者，其实是颇有些益处的'（〈4〉，第630页）。
按：杨村人早年曾“参加”革命并混入党内，但在白色恐怖加重的时候，他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和《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想当“第三种人”了。鲁迅出于阶级义愤，在11月7日，写了《青年与老子》一文，加以嘲讽；在一次宴会上，说到有些人“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这有些人就包括杨村人。杨为了反扑，以自认是永久诚实的心情给鲁迅写公开信。鲁迅说：“这封信，倘使略有自知之明，其实是不必写的”（〈4〉，第626页）。但既然找上门来，鲁迅就给予严肃的批判。
29日，“下午映霞及达夫来”。王映霞对鲁迅说：“大先生，我们搬到杭州去了，你应该送样东西给我留作纪念，最好是你自己写的作品。”说着就拿出事先带去的四张虎皮笺，请鲁迅书写（据1979年第4期《破与立》，第67页）。第二日，鲁迅即作七律一首相赠，诗云：“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这诗表示不同意郁达夫移家杭州，说应该留在风波的中心（上海）参加战斗。郁达夫后来说：“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国民党〕党部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见《宇宙风乙刊》第12期）。
本月，应法国期刊《Vu》的记者谭女士之托，代集中国左翼作家绘画，准备运往巴黎和苏联展览。鲁迅乃转托陈铁耕和李雾城代为征集。后因她不知道鲁迅的住址，而能领她来找的人当时又不在上海（据〈12〉，第296页），所以绘画无法面交，由鲁迅于1934年1月17日把58幅作品寄往法国。
本年，当日本帝国主义者加紧侵略和我国白色恐怖严重之时，马莱反战调查团来华，受广大群众欢迎（据《鲁迅先生纪念集?鲁迅的美术活动》）。鲁迅曾到沙逊旅馆去和马莱相会（据《上海〔3〕》，第44页）。
本年底，在北四川路底一家咖啡馆和成仿吾相见，并为他接上了党内关系。
按：1933年，成仿吾被省委派遣，由鄂豫皖苏区到上海找党中央报告工作，并要求委派军事干部前往。成到上海时，党中央已转移到江西苏区，一个多月了还未接上关系。当时反动报纸骂鲁迅是“准共产党”。成仿吾因此决定请鲁迅帮助。后接上了关系，于12月30日离开上海经汕头转入江西苏区（据《一段非常愉快的故事》1979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许广平也回忆说，鲁迅会见成仿吾后回家来，“瞒不住的喜悦总是挂上眉梢。我忍不住问个究竟，他于是说，今天见到了成仿吾，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143页）。
本年所出的专书有：《两地书》《伪自由书》《竖琴》《十月》《一天的工作》（后三本为翻译小说）。
本年的著译计：诗歌13首（12题），杂文183篇，书信193封，翻译1篇和全年日记。
〔附〕本年共收信541封，发信400封，和鲁迅有来往者共216人（内本年才始见于日记者116人）。
1月3日，日本侵略者占领山海关，华北危急。反动派置祖国河山不顾，匆忙地把北平古物南迁。
1月30日，德国希特勒奉命组阁。
2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
2月，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嫁祸于德国共产党，3月3日，逮捕德共领袖台尔曼。
3月13日，胡适奉蒋介石召令到达保定。18日，他在北平向日本侵略者建议注意“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3月，蒋介石为总司令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被粉碎。
3月，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城南逃，日军占领承德。
4月23日，北平公葬李大钊，群众举行路祭，反动派开枪镇压。
5月18日，最高法院判处汉奸胡立夫死刑。
5月25日，《申报?自由谈》刊布编辑室启事，说：“编者……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
4、5月间，反动政府的航空第三、第四队，飞往江西苏区狂轰滥炸。
9月30日，国际反帝反战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者有马莱（英）、音考托（法）、波比（比利时）和宋庆龄等。
10月，蒋介石调兵百万，发动第五次反革命的军事围攻。
11月1日，潘公展、朱应鹏辈和出版家及书店编辑在宴会上商议检查杂志稿件的问题，有人建议可以对稿件加以删改，或用××代之。
11月，蔡廷锴、李济深等于福州组成人民革命政府，改国号为中华共和国，并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红军签订抗日停战协定。因蒋介石的镇压，1934年1月福州失陷。
本年，左翼文学家应修人、洪灵菲、潘漠华，革命家邓中夏先后遇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