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5日，“得汤、杨信及小说稿”。10日，“晚复杨、汤信，并还小说稿”。
按：这里所说的小说稿，是沙汀（杨子青）的《俄国煤油》和艾芜（汤道耕）的《太原船上》等。他们在去年12月收到鲁迅的回信后，又把自己的作品寄去请求指导。鲁迅说作品写得朴实，亲自把小说稿送到他们的家里（据茅盾、巴金等《忆鲁迅》第8页和《新文学史料》第1辑，第79页）。
8日，作《“非所计也”》，揭露蒋介石政府对日本的侵略不抵抗、对革命群众却残酷地加以镇压的罪行。这是《南腔北调集》的第一篇。
按：蒋介石在深重的国难面前，却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的反动主张。除本文外，鲁迅在1933年写的《论赴难和逃难》《学生和玉佛》《九一八》（均见《南腔北调集》）《逃的辩护》《崇实》《对于战争的祈祷》《战略关系》（均见《伪自由书》）等文，就是抨击蒋介石政府对外投降、对内杀戮的政策的。又，《“非所计也”》发表于《十字街头》第8期。该期标为1月5日出版——出版当是延期的。
23日，作旧诗“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并书赠日本高良夫人。该诗歌颂了革命力量的兴起，誉之为“劲草”“春华”，并揭示了反动派的没落。
28日，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挑起事端，战事爆发。鲁迅“看见红色火线穿梭般在头顶掠过”，乃“急退至楼下”，而他的“书桌旁边，一颗子弹已洞穿而入，这时危险达于极点”［宋庆龄、周建人等： 《鲁迅回忆录（第1集）》，第92页］。鲁迅在书信中曾说：“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12〉，第68页）
29日，“终日在枪炮声中”。
30日，黎明，大队日军敲门，前来检查。鲁迅全家仓皇出走，避居内山书店楼上。
本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秉承反动派的意旨，裁去鲁迅的“特约撰述员”职务。
按：鲁迅所收特约撰述员的编辑费只到去年12月份。
2月
3日，郁达夫化名冯式文，在上海《申报》临时专刊“脱险与失踪”栏登载寻找“前北京大学教授周豫才”启示。当时，谣传鲁迅已经失踪，许寿裳、李秉中等辗转致书询问，陈子英也在《新闻报》登报招寻。
6日，和周建人等从内山书店楼上“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
本月，于《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上签名，该书发表于2月上海各报，在上面签名者还有茅盾、郁达夫等共四十三人；抗议日本发动“一?二八”侵略战争。
3月
13日，“晨觉海婴出疹子，遂急同三弟出觅较暖之旅馆，得大江南饭店订定二室，上午移往。三弟家则移寓善钟路淑卿寓”。
19日，“海婴疹已全退，遂于上午俱回旧寓。……夜补写1月30日至今日日记”。除有少数几天“失记”外，其他均一一补写。
按：鲁迅迁回时，北四川路一带“颇荒漠，行人亦复寥寥”（〈12〉，第71页）。4月4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49期上发表的《上海事变中作家之逃难》一文说：“鲁迅家住战区适当火线之下，可是他很镇定……离开战区最后的是他，回去最早也是他。”
4月
20日，“夜作《闻见录》序”。
按：据《日记》，鲁迅于4月16日，“始为作者核阅《苏联闻见录》”；22日，“下午阅《苏联闻见录》毕”。该书作者林克多，原名李镜东，别名李平，不是五金工人，而是留苏学生。
23日，晨与田君等四人来，并赠檀竹合成火钵一枚。
按：“一?二八”事变时，鲁迅离家避难。当时附近有日本侨民未能逃离，由内山打开北川公寓鲁迅住所之门让他们暂住。事后，他们向鲁迅表示感谢并送火钵一个。（据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片断》，见《文教资料简报》总第46期，第66页）
24日，“夜编1928及1929年短评讫，名之曰《三闲集》，并作序言”。
26日，“夜编1930至1931年杂文讫，名之曰《二心集》，并作序”。
按：《二心集?序言》文后作“1932年4月30日之夜，编讫并记”。
29日，“午后汉嘉堡夫人来，借去镜框四十个”。6月30日，“汉嘉堡夫人来还版画”。
5月
6日，作《我们不再受骗了》，揭露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恶毒宣传和无耻诽谤，正面肯定无产阶级专政。鲁迅公开地宣称：“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它说着怎样甜腻的话头，装着怎样公正的面孔。”（〈4〉，第131页）
16日，周建人往安徽大学任教，但因为安庆生活不很安定，于6月下旬回上海，不再去了。
6月
4日，“往瀛寰图书公司观德国版画展览会”。
10日，“得育和信并赵宅收条一纸”。
按：鲁迅于去年8月5日所交的柔石遗孤教育费百元已寄到柔石家里，“赵宅收条”，即收到遗孤教育费后的收据。
26日，“同广平携海婴往青年会观春地美术研究所展览会，买木刻十余枚，捐泉五元”。
按：“春地画会”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楼上举行展览会，得到了鲁迅的支持，把他珍藏的德国女画家阿勒惠支的版画借来一同展出。鲁迅自己也来参观，签了一个很小的名。看完之后捐了五元——会场要出租钱。“我把‘收条’给他，他悄悄一揉就扔掉了。”（《〈艾青诗选〉自序：在汽笛的长鸣声中》，见1979年第1期《读书》，第96、97页）
7月
3日，作《〈诗论〉题记》（见1974年《鲁迅研究年刊》，1981版《鲁迅全集》未收）。
11日，鲁迅签名的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的致南京政府电刊登在《申报》上。
20日，“为淑姿女士遗简作小序”，即收在《集外集》的《〈淑姿的信〉序》。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说：这是金淑姿之夫程鼎兴托人来请鲁迅作序的，“从表面看来，是一番好意，但从淑姿的信里细看，他却是一个薄幸郎君，使淑姿赍恨以殁的。鲁迅深为淑姿抱不平。……因为男方要求，鲁迅不便直斥，故隐约其词……到‘中国少年，乐生依旧’句则简直痛责程鼎兴了”（第104、105页）。
8月
5日，“得霁野、静农、丛芜三人信，言素园在8月1日晨五时三十八分病殁于北平同仁医院”。霁野等的信内，还附上韦素园逝世前不久所写的遗书，向鲁迅先生致最后的敬意并告别（据1974年《鲁迅研究年刊》，第231页）。鲁迅在当天写的回信中说：素园逝世，“使我非常哀痛”，并且深情地说：“我是以为我们还可以见面的，春末曾想一归北平，还想到仍坐汽车到西山去，而现在是完了。”（〈12〉，第101页）
17日，写信给许寿裳，请其转托汤尔和营救因共产党嫌疑而被捕的孔另境（若君）。孔交保释放后，向鲁迅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鲁迅“却无论如何不承认有他的力量在内，他幽默地说：‘没事，当然要放的，他们的口粮也紧得很呀!’”（《鲁迅回忆录》二集，第209、210页）。
23日，“将《二心集》稿售去，得泉六百”。
按：这是冯雪峰托阿英把稿售给合众书店的，稿费即由阿英代领然后转给鲁迅。有一次，鲁迅曾开玩笑地对阿英说，《二心集》里有几篇说到你，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据《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第24页）——这表明鲁迅和左联的一些革命作家之间虽然彼此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6〉，第537页）。
24日，“下午捐野风社泉廿”。
按：这是捐给该画社的开办费。野风社成立于9月份，成员有郑野夫、倪焕之等。（据上海师大铅印的《鲁迅研究资料》，第240页）。
9月
1日，“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14日，“文尹夫妇来，留之饭”。何家夫妇、文尹夫妇指瞿秋白和杨之华。这是《日记》最早记到瞿秋白的地方。
按：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相互访问、关怀，这远不只是私人的情谊，“而是出于他自动的对于整个被压迫阶级的同情”。杨之华曾回忆说：“当我们在监狱似的亭子间里生活的时候，谁能够象他那样的热情，一批批的书送给我们看。他是我们寂寞和患难中的知己，当他笑嘻嘻的夹着黑印度绸的书包走进房内的时候，我们充溢着说不出的愉快。”（《鲁迅研究文丛〔2〕》，第91页）。
11日，在书信中谈及去苏联旅行问题：因为足疾，“倘须旅行，则为期已近，届时能否成行，遂成了问题了”（〈12〉，第107页）。又说，因为生病，旅行“能否来得及，殊不可知，因为现在是不能走陆路了，坐船较慢，非赶早〔动〕身不可”（〈12〉，第109页）。
按：所谈旅行，指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等（据曹靖华注本《鲁迅书简》，第39页）。
13日，“夜编阅《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之曰《竖琴》”。
19日，“下午编《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下册讫，名之曰《一天的工作》”。 按：上述两书均由良友图书公司于1933年出版。内除柔石、曹靖华、文尹的
少量译文外，绝大多数是鲁迅翻译的。
本月，鲁迅、茅盾等七人联名发表《高尔基的四十年创作生活——我们的庆祝》，刊载于11月15日出版的《文化月报》创刊号和周起应编的《高尔基纪念论文集》卷首。
本月，《三闲集》由北新书局出版。
秋
曾专门邀请陈赓将军来秘密会见，谈话内容使鲁迅深受感动，他准备写一部类乎《铁流》那样的书，表现工农红军和革命人民的英勇性格和高贵品质。（据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144页）
按：当时陈赓是腿部负伤，于夏秋间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来到上海就医。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朱镜我，把陈所讲的红军战斗故事记下来，送给鲁迅看。鲁迅希望能会见陈赓将军。会见时，陈在介绍情况时，随手画了一个简略的地图。这地图鲁迅一直保留了下来。［据宋庆龄、周建人等《鲁迅回忆录》（第1集），第50、51页］关于这事，楼适夷在《深渊下的哭声》（笔名金三，刊《鲁迅先生纪念集》）中曾提及，说鲁迅“有时要求讲的人画出详细的地图”。又，他认为，鲁迅与陈赓会见过两次，地图是第二次会见时画的（据《读点鲁迅丛刊》第3辑：《鲁迅二次见陈赓》）。至于会见的时间，有同志认为应当是冬季而不是秋季。
本季，鲁迅在内山书店时，曾遇着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卖票的阿累来买他所译的《毁灭》。当阿累因钱不够而为难时，鲁迅推荐他买《铁流》，并只收一元钱的工本费，而《毁灭》即作为赠送。阿累在1936年10月写的回忆文章《一面》中深情地说：“在这四年里，我历尽了艰苦，受尽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紧了牙，哼都不哼一声。就是在被人随意辱骂，踢打……的时候，我总是昂着头。我对自己说：‘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宋庆龄、周建人等：《鲁迅回忆录》第1集，第141页）
10月
6日，“洛扬（即冯雪峰）来并赠桌上电灯一座”。
10日，作《论“第三种人”》，反击苏汶对“左联”的进攻。鲁迅指出，根本没有什么超政治的、超阶级斗争的“第三种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4〉，第440页）鲁迅对他们进行说理斗争，在战斗中体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12日，作旧体诗《自嘲》。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达夫赏饭”，指10月5日“达夫、映霞招饮于聚丰园”；“闲人”是鲁迅自称，因成仿吾说过鲁迅是什么“有闲阶级”；“偷得半联”，似指洪稚存《北江诗话》所引的“饭饱甘为孺子牛”（据1962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孺子牛的质变》）。毛泽东对这诗有很高的评价，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5日，作《“连环图画”辩护》，批判苏汶对连环图画的蔑视态度，指出世界上的名画《亚当的创造》《最后之晚餐》也“明明是宣传的连环图画”，鼓励青年艺术工作者从事艺术创造的热诚和坚持正确的方向。
26日，“下午往野风画会”。这是去讲演，讲题为《美术上的大众化与旧形式问题》，听讲者有陈铁耕、胡一川、马达、倪焕之、吴似鸿等人。据说“当时由顾洪干作记录，报上发表了鲁迅这次的讲词”，但现在尚未发现。（据张望《鲁迅论美术》第226页和上海师大铅印的《鲁迅研究资料》第240页）
本月《二心集》由合众书店出版，是1930和1931两年间杂文的结集。鲁迅认为：“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较锋利。”（〈13〉，第116页）
11月
9日，“夜三弟来，交北平来电，云母病速归”。第二日“得紫佩航空信，7日发”。宋紫佩信，主要是说鲁迅母亲患病的情况。
11日，登车往北平，13日到达，“见母亲已稍愈”。
按：鲁迅的母亲是因为“饮食不慎，胃不消化，则突然精力不济，遂现晕眩状态”（〈12〉，第118页）。
22日，下午，往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四十分钟，题目为《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记录稿现收《集外集拾遗》；又往辅仁大学演讲四十分钟，题目为《今春的两种感想》，指出办事要认真，“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实际问题是也要注意些才好”（〈7〉，第388页）。
24日，“下午范仲沄来，即同往女子文理学院讲演约四十分钟”。讲题为《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讲演毕，大家还追随到许寿裳的办公室里，继续提出文学问题请求解答。当问到“现代中国的女作家，哪一位最优秀”时，鲁迅说：“丁玲。……最近的一篇《水》，你们读了吗?她的目光注视着生活在底层的人民，她描写受尽天灾人祸摧残的群众的苦难，群众在进行着斗争，她写他们的斗争生活。丁玲是很有发展前途的女作家。”（云南大学：《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第39页）又，张永年在《鲁迅访问记》中也谈及鲁迅论丁玲的内容。
按：这次的讲词大意发表于25日的《世界日报》，但因所记“离实际太远”，鲁迅没有收入杂文集中。
同日晚，在范文澜（仲沄）家中，以洗尘宴会的形式和北平左翼文化团体的代表见面，参加者有北平文总、社联、教联、左联的同志，交换有关上海左联和北平左联的工作情况，“先生曾谈到不久前国际进步作家在苏联举行大会，曾特邀先生出席。先生再三考虑后，认为……如果去苏联参加大会……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就很难立足了……因此就谢绝前往出席”（《鲁迅研究资料〔7〕》，第138页）。
25日，“晚师范大学代表三人来邀讲演，约以星期日”。据邀请者王志之说，鲁迅谈到不久前有人要他写一篇反映洪湖事件的小说，供给了很多资料，他也费了很大气力，还是没有写成，原因是“没有生活”（上海师大铅印本《鲁迅研究资料》，第196页）。
26日，在北海后门台静农家参加北平左翼社团的欢迎会，与会的有陈沂、于伶、潘训、宋之的、陆万美等。“这晚是正式开会的。各文化团体依次汇报了工作情况。鲁迅先生特别着重要了解左联的，他自己后来发言也着重文艺斗争这方面。”鲁迅还谈到他想“写一部反映中央苏区和工农红军胜利战斗的长篇小说”和“计划写一部反映辛亥革命前后以至‘五四’前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发展的长篇小说”等等［巴金等：《鲁迅回忆录》（二集），第50、51页］。
按：陆万美回忆到这件事，但没有指明时间。于伶的《初见鲁迅先生时》（载1956年10月《萌芽》第8期）说是11月26日，后来，于伶所写的《鲁迅“北平五讲”及其他》则说这件事发生在11月25日晚。根据《日记》等进行核对，应该是26日晚。鲁迅在11月25日夜（误写为“26夜”）写的《致许广平》说“明日又有一处讲演，后天礼拜”（〈12〉，第126页）——“明日……讲演”，即指在欢迎会上的这个发言。
27日，“午后往师范大学讲”，因听众太多，会场改在大操场；鲁迅站在一张桌子上讲，题目是《再论第三种人》，翌日有讲词大意发表于《世界日报》。该报的报道说，鲁迅答问时说到“我一到此间，即有人说我卷土重来，故我不得不赶快卷土重去”。这个“有人”即胡适。
28日，“午前往中国大学讲演二十分钟”，题目是《文艺与武力》。据陈沂回忆，他在这之前奉命去见鲁迅，“为了营救我们被捕的同志”；当时，“省委、市委考虑……请先生到中国大学去作一次演讲，斥责国民党法西斯专政……最后请先生号召听众，去向国民党要人”。“先生一点踌躇都没有，连声说：好!好！好!”这一天，“广大群众在鲁迅先生的号召下，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经西单冲往国民党的市党部……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被迫答应了我们的要求。”陈沂又说：“下午，党组织又派我去为先生送别，并向先生报告包围和冲进国民党市党部斗争的经过。先生……说：我又做了一件象当年保护女师大学生运动一样的事。”（《向鲁迅先生的一次汇报》，1979年8月8日《人民日报》）
按：由茨和于伶都回忆到这次演讲（分别见《鲁迅先生纪念集》和1956年10月16日出版的《萌芽》杂志），但均没有记述发动听众去向国民党要人一事。蒲剑在《鲁迅在中国大学的讲演》（1981年9月21日《人民日报》）中说：鲁迅“好像并没有讲完……有人引他从人群中走开了。……忽然有人喊起‘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但也有人……喊着‘打倒国民党’……接着，军警从外面跑进来，学生们不得不散开了”。1932年11月28日《北平晚报》对这次演讲有报道：演讲之前，“由朝大政治研究社代表报告该校教授周某，被捕经过”；演讲之后，“学生等即继续讨论组织中大朝阳被捕教授后援会，至十二时许散会”（马蹄疾：《鲁迅讲演考》，第530页）。
本日，下午五时十七分车发北平。鲁迅这次回北平，前后共十五日。除照料母亲就医和会见老朋友外，还和北平革命文化团体代表会见了两次，做了五次公开演讲，听了北方文总团体代表所做的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工作汇报。
按：鲁迅这次去北平，陆万美、茅盾、许广平均说是准备去苏联，后因故不能成行。确否待考。
30日，晚，回到上海寓所。时，瞿秋白正在鲁迅家里避难。
按：约11月下旬，瞿秋白夫妇晚间来到。许广平把二楼的双人床让出，请他们“在鲁迅写作兼卧室的一间朝北大房间里住下”，一直到年末之前才离去。（据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122至124页）
12月
3日，“复姚克信”。姚于上月末致书鲁迅，谈到他和斯诺准备翻译鲁迅的作品，请求给予“翻译的特权”（《鲁迅研究文丛〔2〕》，第238页）。
10日，作《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在这之前，《文学月报》第4期上，发表了芸生的诗《汉奸的供状》，里面竟然写上“放屁”“你的妈”以及“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要变做剖开的西瓜！”等辱骂和恐吓的话。鲁迅指出：“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4〉，第453页）。这篇文章，鲁迅是和冯雪峰、瞿秋白交换意见以后写的，他说是“从公意”做的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13〉，第119、120页）。“公开信”，即首甲、方萌、郭冰若和丘东平的《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它攻击鲁迅在宣扬“戴白手套的革命论”，是右倾机会主义等。针对首甲等的错误，瞿秋白写了《慈善家的妈妈》和《鬼脸的辩护》，支持鲁迅的观点，对首甲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次和左联内部“左倾”思想、作风的论争，体现了鲁迅和瞿秋白之间的战斗友谊，表现了鲁迅对“左倾”做法的反感和痛恨。
14日，“自选旧日创作为一集，致夜而成，计二十二篇，十一万字，并制序”。《鲁迅自选集》于1933年由天马书店出版。鲁迅的《〈自选集〉自序》谈了自己的创作经过和思想活动；他说《呐喊》“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4〉，第456页）。
21日，“下午往野风社闲话”，内容是谈自己的经历、思想和有关绘画的事。鲁迅说他“在日本时曾参加章太炎等领导的光复会”，还说“现在革命越来越不好干了……我呢，现在才来革命，才开始感到兴趣”。（据1957年1月号《解放军文艺》上陈广的文章和1959年11月号《红水河》上陈烟桥的文章。）
29日，作《教授杂咏》二首。第一首批判钱玄同。钱在北大曾说过“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等荒谬的话。第二首批判赵景深的误译。赵在新中国成立后说，自己的误译是因为“工作不严肃的结果，是应该批评的”；同时还说：“恐怕鲁迅不仅仅是由于翻译问题而批评我，而是由于我有一次在国民党市政府宴会上说错了话而批评我。”［巴金等：《鲁迅回忆录》（二集），第158、159页］。
30日，作《祝中俄文字之交》，指出“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4〉，第462页）。
31日，“得介福、伽等信”。
按：江丰（介福）、艾青（伽）等于1932年7月13晚被捕。年末，他们“执笔写信，告诉鲁迅先生，难友们把监狱当作一个学校，每天按时看书、作画、写诗、开讨论会，大家的精神状态和对敌斗争的意志都很好，以告慰他老人家”［《鲁迅回忆录》（二集），第251页］。
本日，“为知人写字五幅，皆自作诗”，即《所闻》《无题二首》《无题》《答客诮》。
本月，在《中国著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上署名。该电发表在本月15日出版的《文学月报》第5、6期合刊上，签名者有茅盾、叶圣陶、柳亚子等共五十七人。
本年所出的专书有：《三闲集》《二心集》。
本年的著译计：诗歌12题16首，杂文24篇，书信83封，翻译8篇和全年日记（“一?二八”逃难时，有若干日子失记）。
〔附〕本年共收信258封，发信193封，和鲁迅有来往者共137人（内本年才始见于日记者61人）。
1月9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左倾”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1月21日，蒋介石重回南京，建立蒋汪政权，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
1月30日，因“一 • 二八”上海战事，蒋介石政府迁都洛阳。
2月，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日，蒋介石拒不支持，破坏抗日。26日，中共中央宣告坚决反对国民党军队从上海前线退却。
3月1日，伪“满洲国”发表宣言；9日，举行伪“满洲国”建国典礼，以长春为首都；15日，长春改称为新京。
3月14日，李顿率领国联调查团来华。
3月18日，国民党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蒋任委员长兼参谋本部参谋总长。
5月15日，日蒋签订淞沪停战协定，23日，下令十九路军往福建“剿共”。
6月16日，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率领军队五十万，开始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军事“围剿”。
7月4日，牛兰夫妇为了抗议蒋介石政府的审讯而在狱中绝食。8月19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9月，日本承认其傀儡伪“满洲国”。
10月，李顿调查团发表报告书，建议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利，提出“国际共管”东三省。国民党政府对这报告书表示在原则上接受。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地方政权表示反对。
12月12日，中苏恢复邦交。
12月17日，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2月，蒋介石政府从洛阳迁回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