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1日，发表《流氓的变迁》和《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前者谈到《水浒》，鲁迅认为这部书：“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4〉，第155页）鲁迅肯定《水浒》对招安路线的批判，鞭挞当时为蒋服务的奴才们。后者则指出新月社对蒋介石的诤谏，不过是“挥泪以维持治安的意思”（〈4〉，第159页）。
20日，“寄淑卿信，托由家用中借给霁野泉百”。
按：这是借给为韦素园治病的。李霁野曾说：“1930年1月素园病再发，鲁迅先生虽然自己已很窘急，却从北京寓所的用度中挤出百元来，供给我们为他治病。”（《忆鲁迅》，第46页）
22日，“夜方仁来，还陆续所借泉百五十，即以百廿元赔朝花社亏空，社事告终”。
按：关于这事，鲁迅在《致李霁野》中曾说：“朝华社之不行，我早已写信通知。这是一部分人上了一个人的当，现已将社停止了。”“我这回总算大上了当，不必说了。”（〈12〉，第2页）本来，组织朝华社是王方仁提议的，鲁迅大力支持，但是，王方仁“似乎别有所忙，时常往来于上海、宁波之间，有时急待他接洽什么，总老等他不来……卖出去的书，据说一个钱也收不回……这时〔王方仁〕对于译书事忽然不热心了，颇有十问九不理的样子。在某天，他宣布不能继续了，他哥哥的店不肯再代设法……”（《欣慰的纪念》，第70页）。
24日，作《“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反击梁实秋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和《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当中所散布的谬论，附带也批评了创造社等一些同志的“左”的错误。
梁实秋攻击“硬译”近于死译而主张曲译，说译错了“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鲁迅把翻译譬作普罗米修士的“窃火”，说“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同时，“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
梁实秋还反对文学的阶级性，主张资产阶级的人性，这既虚伪而又反动。鲁迅通过煤油大王和捡煤渣老婆子的对比等，论证人的喜怒哀乐带有阶级性。他把那么复杂的问题论述得如此明确和简练，如此从容和紧凑，他的笔就像庖丁用来解牛的刀那样锋利。这使我们看到，鲁迅对阶级分析法的运用真是十分得心应手。
25日，“下午史沫特列、蔡咏霓、董时雍来”。
2月
10日，收史沫特莱所赠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一本和所摄照相四张。 按：这是德文译本，在扉页上，史氏于2月2日用英文题词：“赠予鲁迅，向他为了一个新的社会而生活和工作表示钦佩。”（参见1976年第3期《革命文物》，第15页）
13日，“晚邀柔石往快活林吃面，又赴法教堂”，这是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大会，鲁迅作了演说（据《亡友鲁迅印象记》，第78页），并在宣言上签字。
按：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支持的政治团体，在成立之前，“在上海的党中央希望鲁迅先生也做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记得他当时的表示是不大同意这种方式，认为一成立就会马上被解散，可是他依然立刻答应参加并为发起人之一”（1956年第20期《文艺报》，第22页）。在二三月间，鲁迅曾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所组织的演讲，他在《致章廷谦》中曾说：“近来且往学校的文艺团体演说几回，关于文学的。我本不知‘运动’的人，所以凡所讲演，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12〉，第6、7页）在五六月间召开的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扩大会议”上，鲁迅还被选为执委（见《鲁迅研究资料〔4〕》，第490页）。后来，因为白色恐怖太严重了，自由运动大同盟实际上很难展开什么活动。
16日，“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加菲”。这是往北四川路日人开设的公啡咖啡店，参加成立左联的筹备会，与会者有柔石、雪峰、沈端先、蒋光慈、吴黎平、冯乃超、鲁迅等共十二人。鲁迅在会上作了发言，意思“是要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对敌，为推进我国的革命文化，革命文艺而努力奋斗”（见吴黎平文，载《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会议总结过去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认为有重要的四点应当指摘：（一）小集团主义至个人主义，（二）批判不正确，即未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方法及态度，（三）过于不注意真正的敌人，即反动的思想集团以及普遍全国的遗老遗少，（四）独将文学提高，而忘却文学底助进政治运动的任务，成为为文学的文学运动”（《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载《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
20日，“晚达夫来，赠以越酒二瓶”。郁达夫当天日记说：“午后访鲁迅氏，谈到子夜。”所谈可能和即将成立的“左联”有关。郁曾说：“左翼作家联盟，和鲁迅的结合，实际上是我做的媒介。”（《郁达夫忆鲁迅》，第37页）
21日，“往艺术大学讲演半小时”，讲题为《绘画杂论》。现存有刘汝醴的记录稿（载南京师院编的《文教资料简报》1977年9月第69期），但未经鲁迅审阅。
24日，“午后乃超来”。
按：在本月16日的会上，曾推定由冯乃超起草左翼作家联盟的纲领。这次冯乃超来，大概是拿他起草的纲领给鲁迅看，请鲁迅提意见。（据冯雪蜂的回忆，见上海师大中文系铅印的《鲁迅研究资料》，第122、124页）
25日，作《〈新俄画选〉小引》。该画选于5月由光华书局出版，为《艺苑朝华》第5辑。鲁迅在《小引》中指出，介绍新俄之画，那是因为“新俄的美术，虽然现在已给世界上以甚大的影响，但在中国，记述却还很聊聊”；同时，“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7〉，第345页）。 3月
1日，发表杂感《习惯与改革》和《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前者指出要“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提醒“有志于改革者”，要深入民众，不能只关在书斋中高谈阔论，必须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以上见〈4〉，第224页）。后者指出“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当真的革命到来时，便会“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所以，应该警惕，不要堕落成为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鲁迅对自己前期的个性解放思想有所批判，指出个性解放必须以社会解放为前提说：“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大同世界’一样，在革命者们所反抗的势力之下，也决不容用言论或行动，使大多数人统得到正确的意识。”这种思想和前期的不一样了：在前期，他认为只有一个一个的个人解放了，社会才能解放；这时，他认为只有社会解放了，那些压制人们个性发展的社会制度被粉碎了，人民大众的个性才能更好地得到解放。
2日，“往艺术大学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鲁迅被推为三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被选进七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中去。在会上，他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发言，总结了历史的——特别是1928、1929年文艺界的经验教训，针对当时尖锐的路线斗争，指出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这表现出鲁迅有极大的政治远见。
鲁迅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从当时的客观实际出发，首先，指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他从理论与实际、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群众的关系论到革命作家应有的正确态度。其次，他提出左翼文艺运动今后应该注意的几点，如要强调韧性战斗、分清敌我、培养新的战士、组成有共同目的的联合战线等，从组织上、思想上批判了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阐明了左翼文艺运动的方向。
按：“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成立时有会员五十余人。鲁迅先后多次向“左联”捐款，如1930年9月13日，“捐左联五十”；1934年在内山书店会客室交给左联“一张一百元的支票”（1980年第1期《文学评论》，第95页）等。由于参加左联，鲁迅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居住、行动不得自由，同时受到一些教授、学者的攻击。例如钱玄同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就嘲讽地称鲁迅为“左翼公”“左公”（据《新文学史料》第3辑，第210页）。但是，鲁迅无所畏惧，他自豪地说自己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而“‘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6〉，第590页）。
9日，“午后往中华艺术大学演讲一小时”，讲题一说为《美术上的写实主义问题》（曹白、江丰），一说为《革命文学》（李乔），现尚无法确定。（请参看本年8月6日条之按语）
13日，“上午得廖立峨信”。
按：廖于1928年1月8日到上海，住在鲁迅家里，8月24日，怕被牵连而离去。这时，看见鲁迅并没有垮，就从广州来信，大意是说：“原来你还没有倒掉，那么，再来帮助我吧。”（《欣慰的纪念》，第68页）
同日，“往大夏大学乐天文艺社演讲”，题目为《象牙塔和蜗牛庐》。鲁迅在《二心集?序言》中说：“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
按：据内容反动的《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勾当》一文，鲁迅13日在大夏大学讲演时，“用了做寓言小说的笔调，引出许多比喻从旁面来说明人民是如何的不自由”（《鲁迅研究资料〔3〕》，第357页）。
19日，“往中国公学分院讲演”，讲题为《美的认识》（据反动文章《鲁迅卖狗皮膏药》，见《鲁迅研究资料〔3〕》，第354页）。
按：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为了扩大宣传，鲁迅和郑伯奇等被派往各大学去演讲，郑伯奇在《鲁迅先生的演讲》（载《忆鲁迅》）中，谈及鲁迅抱病（“午后落一牙”）演讲的情况，他从家乡讨媳妇的风俗讲到美的阶级性，“朴实的语句中，时时露出讽刺的光芒……引起热烈的鼓掌和哄堂的笑声”。不过，郑伯奇把在大夏大学和中国公学的演讲混起来了，误以为这是在大夏大学演讲的情况。
同日，“离寓”。
按：自从鲁迅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后，压迫立刻就来了。大约在这前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他的离寓乃是对白色恐怖的警惕。果然，第二天，当他和魏金枝、冯雪峰从兴亚夜餐后回避难处时，就“有形似学生者三人，追踪甚久”。这次避难，似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3月19日离家，住于“或一屋顶房中”（〈12〉，第10页），至4月1日“回寓”，共十四天；第二阶段从4月6日寄宿于内山完造寓所开始，至4月19日“回寓”止，共十三天。又，据郁达夫回忆：“南京的秘密通缉令，列名者共有六十几个，多半与民权保障自由大同盟有关的文化人，而这通缉令呈请者，却是在杭州的浙江省党部的诸先生。”（《回忆鲁迅及其他》，第26页）鲁迅则说：“现已在查缉自由运动发起人‘堕落文人’鲁迅等五十一人。”（〈12〉，第23页）又，据张群所签署的上海市政府公函第2159号和国民党《中央党务月刊》第28期所载，反动组织在3至5月间，一再说严密侦查革命组织“并严缉其首要份子究办”和“查封其机关并通缉其主持人”（见《纪念与研究》第6辑，第111页）等等，通缉一案的眉目已比较明晰。
27日，“得史沫特列信并稿”。这稿即发表于《萌芽》月刊第1卷第5期上的杂记《中国农村生活断片》。
同日，作《致章廷谦》，内中谈到：一、“想望休息之心，我亦时时有之，不过一近旋涡，自然愈卷愈紧，或者且能卷入中心”；二、“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虽然自己筹组文学社团，“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12〉，第8、9页）。从这可以看出鲁迅的思想矛盾和其主要倾向。
4月
19日，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在这之前，《拓荒者》上有人指出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梁看后诡称“我不生气”，但实际是恼羞成怒，写文章暗示：批判他的都是“到××党去领卢布”的人。这里伏下了甚大的杀机!鲁迅对梁实秋的反动本质看得清清楚楚，一击而中其要害。他尖锐地指出梁“丧家”以后处境的阶级实质；指出他造谣、告密，干起比刽子手更下贱的职业。文章在当时就被人称赞为难得的奇文。
25日，“夜阅《文艺研究》第一期原稿讫”。
按：《文艺研究》是季刊，由鲁迅主编，但仅出了一期；上载有鲁迅译的《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
29日，“上午得上海邮务管理局信，说寄矛尘之《萌芽》第三本，业被驻杭州局检查员扣留”。这反映出反动派的统治、言论钳制的加紧。
同日，下午二至六时，“左联”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出席者有“左联”成员三十余人。鲁迅似应参加了这次会议。（据《记左联第一次全体大会》，见第1卷第4期《巴尔底山》）
5月
7日，“晚同雪峰往爵禄饭店”。
按：这是和中央负责人李立三的一次会见。李立三由潘汉年引来，鲁迅由冯雪峰陪去，谈了四五十分钟。李立三“着重指示两点：一、革命要实行广泛的团结。只有自己紧密的团结，才能彻底打败敌人；二、……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最先进的阶级……”（《鲁迅回忆录》，第139页）。除此之外，李立三“希望鲁迅发个宣言，以拥护他的‘左’倾机会主义那一套政治主张。鲁迅没有同意。……鲁迅说中国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不同意赤膊上阵，要采取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等战术”（《鲁迅研究资料〔1〕》，第83页）。
12日，“夜同广平携海婴迁入北四川路楼寓”。
按：北四川路川北公寓这一套房子，是由内山完造出面租的。这次从景云里搬出相当匆忙，“这事的背后可以看出危险正逐渐向鲁迅先生身边逼来”（《上海〔3〕》，第35页）。
29日，“午后往左联会”，即参加“左联”的第二次全体大会。会上，听了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者的传达报告（据1930年6月1日出版的《新地月刊》的《左翼作家联盟的两次大会记略》），鲁迅还作了半小时左右的讲话。他讲话的大意是“关于国民党御用文人和国民党报纸对‘左联’的攻击等。鲁迅讲这都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主要是‘左联’每个成员都要‘改造思想’（原话虽不是这样说的，意思是这样）。有一句话，我是记得很清楚的，鲁迅说：‘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的。’这话很尖锐，给我印象很深”（《鲁迅研究资料〔1〕》，第67页）。
6月
本月，翻译的《文艺政策》，由水沫书店出版，列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十三，所收为俄共中央1924、1925年关于党的文艺政策的讨论会的会议记录及决议。
7月
6日，“下午观时代美术社展览会，捐泉一元”。
按：时代美术社是由中国青年左翼画家组成的团体。这次展览会所展出的苏联革命美术图片，很多都是由鲁迅的藏品中选出来的。展览会负责人因为房租、招贴画、印刷费等的开支无着，“于是在展览会场上设立了一个募捐箱，请观众们自由捐款”（沈鹏、杨纯如编《回忆鲁迅的美术活动》，第28页）。
19日，“淑卿来，晚邀之往中西食堂晚饭”。
按：淑卿即许羡苏，是许钦文的四妹（鲁迅在女高师任教时，她在该校读数理系）。从1925年起，她曾两次借住在鲁迅北京的家里，并代办理一些杂事，一直到1930年春往大名府河北第五女子师范去教书时才离开。又，淑卿离北京后，鲁迅北京的家的对外事务，则多托宋紫佩办理。（据《鲁迅研究资料〔8〕》，第214、215页）
本月，翻译的《艺术论》（普列汉诺夫著）由光华书局出版，列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所收为普氏的《论艺术》《原始民族的艺术》《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三文。
8月
4日，参加“左联”执委会，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鲁迅在讲话中强调地说：我们要深入到工人里面去，不要当空头文学家。会上通过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这一决议（见《鲁迅研究资料〔5〕》，第174页）。
6日，“午后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一小时”。
按：夏期文艺讲习会（一作暑期补习班），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秘密举办，一部分学社会科学，由王学文负责；一部分学文学艺术，由冯雪峰负责。这次讲演的题目据说是《美术上的写实主义问题》，听众约百余人。（据《鲁迅》照片集的“注”，张望编的《鲁迅论美术》第223页和1980年第1辑《新文学史料》第8页）
同日，“晚内山邀往漫谈会，在功德林照相并晚餐，共十八人”。这次漫谈会，“据有关同志回忆，是旅沪的爱好文艺的日本友人，邀请鲁迅去漫谈文艺问题的一次聚会”（《鲁迅》照片集的“注”）；另外，据说郁达夫、田汉、郑伯奇等也在这十八人内（《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第19页）。
26日，“下午托三弟在商务印书馆豫定百衲本《二十四史》一部，付泉二百七十”。10月28日，周建人“为代买得《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二本”。鲁迅购买这些书，是为著述《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字体变迁史》做准备（参看〈11〉，第315页）。
30日，“晚译《十月》讫，计九万六千余字”，是根据日本井田孝平的译本重译的。
9月
1日，为北平私立协和医学院学生冯蕙熹（许广平之表妹）的纪念册题诗：“杀人有将，救人为医。杀了大半，救其孑遗。小补之哉，乌乎噫嘻！”这诗抨击蒋介石反动派的杀人罪行，指出医学对人民群众只有“小补”，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4日，买《独逸基础单语四〇〇〇字》。6日，买《露西亚基础单语四千字》。这时，鲁迅“很想到外国去，自己在预备，每天自修，读文法，读书。那时已经五十岁了，还是孳孳不倦像个小学生”（《欣慰的纪念》，第136页）。
10日，“下午收靖华所寄《十月》一本，《木版雕刻集》（二至四）共三本，其第二本附页烈宁象不见，包上有‘淞沪警备司令部邮政检查委员会验讫’印记，盖彼辈所为”。
13日，“借学校六十”，这学校即夏期文艺讲习会，是一个由“左倾”学生组成的地下暑期学校，地址在上海公共租界（即英租界）威海卫路。（据《冯雪峰谈左联》，见1980年第1辑《新文学史料》，第8页）
17日，“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归”。
按：今年9月24日（旧历八月初三）为鲁迅五十（虚岁）生辰，左翼作家联盟决定召开一次祝寿会，地点即在由史沫特莱租定的法租界的荷兰餐厅。下午，客人们陆续到来了，“花园中已经挤满了人”。大家热烈地向鲁迅祝贺，亲切地交谈。“当暮色开始下降时，一半客人已经走掉”。于是，连鲁迅、许广平在内共二十二人（名单见《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9号，第34、35页）的晚宴开始。“晚餐过后，演说开始。”祝寿会首先由柔石致开会辞，然后由阳翰笙致祝寿词，继由冯铿、史沫特莱演说，最后由鲁迅致答辞。他谈到自己的生平道路，讲到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并谦逊地说自己还不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事后，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说过：“前几天有几个朋友给我做了一回五十岁的纪念，其实是活了五十年，成绩毫无，我惟希望就是在文艺界，也有许多新的青年起来。”（〈12〉，第24页）
19日，“致苏联左翼作家笺”。
27日，“今日为海婴生后一周年，晚治面买肴，邀雪峰，平甫及三弟共饮”。可是，前十天还参加五十寿辰庆祝会，“亲切地”和鲁迅“一起谈天，私心很觉荣幸”（〈4〉，第624页）的杨村人，却化名“文坛小卒”造谣鲁迅“领到了南京中央党部的文学奖金，大开筵宴，祝孩子的周年”（〈4〉，第628页），说郁达夫从安庆赶来参加，与宴的还有杨骚、白薇等，不料引起了郁达夫对亡儿的记忆，悲哀了起来等等。鲁迅愤怒地说，杨村人明明知道事实而故意造谣，竟然使“出世不过一年的婴儿，也和我一同被喷满了血污”。
10月
4日，“今明两日与内山君同开版画展览会于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下午与广平同往观”。
按：这是由内山提议、鲁迅赞同而举办的一次展览会。鲁迅从所藏选出德国和俄国版画七十余幅，安上画框，编了号，印了展览目录。这是我国第一次举行的版画展览会，参观者约四百人（据《上海〔3〕》，第13、14页）。为了斗争的需要，“特意安排不少日本版画”，而“凯绥?珂勒惠支女士的连环版画，富含反抗性的，为了减轻空气的重压，特地把它分散在几个房间。这次展览会很引起各方注意，至少逐渐唤起文化界对于木刻的认识了”（《关于鲁迅的生活》，第50页）。
18日，“夜译《药用植物》讫”。译稿发表于1930年10、11月的第5卷第9、10期《自然界》上。
11月
20—25日，修订《中国小说史略》，25日，作《中国小说史略?题记》，说该书“复将重印，义当更张，而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故仅能于第十四十五及二十一篇，稍施改订，余则以别无新意，大率仍为旧文”。
12月
26日，“夜译《溃灭》讫”。
按：《溃灭》即《毁灭》，是苏联A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译书于1931年由三闲书屋印行。
27日，“晚杨律师来并交北新书局6月份应付旧版税五百”。至此，北新书局归还所欠鲁迅旧账告一段落，总数约两万元。
按：据郁达夫说，鲁迅和北新的关于稿费、版税的纠纷，“后来经过几次的交涉……北新亦愿意按月摊还积欠两万余元，分十个月还了；新欠则每月致送四百元，决不食言”（《回忆鲁迅及其他》，第22页）。前引荆有麟在《鲁迅回忆》第60页所述，和郁的回忆有所不同。
本年，周建人“把一些讲共产主义的书放在书架上，正巧被鲁迅看到了，他严肃地说：‘你怎么把这些书放在家里呢?把这些书放在家里就是公开向敌人说我是左派，这是很危险的。’鲁迅不仅这样嘱咐我，他自己也是十分警惕的，他有很多马列的书，从不随意乱放”（周建人：《回忆鲁迅》，第102页）。他把这些马列主义的书，专门收藏在离他的大陆新村住处不远的溧阳路的一间房子里。同时，他住在川北公寓的时候，哪怕是很热的夏天，“他总是坐在离窗户三尺左右的地方，警戒着有人从街道上望上来发现他，他决不靠近窗边”（《上海〔3〕》，第98页）。这体现了鲁迅在对敌斗争时的壕堑战的精神。
本年所出的译书有：《文艺政策》和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
本年的著译等计：诗歌1首，杂文29篇，书信27封，书单1份，翻译8篇和全年日记。
〔附〕本年共收信217封，发信158封；和鲁迅有来往者共156人（内本年才始见于日记者70人）。
1月5日，毛泽东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判林彪等的悲观思想，指出中国革命将星火燎原，高潮快要到来。
2月10日，由冯雪峰（成文英）翻译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发表于第1卷第2期《拓荒者》上。
从4月到11月，发生蒋、阎、冯、桂系军阀之间的大混战，蒋介石获胜。
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左联”派柔石、胡也频等出席大会。
6月，王平陵等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授意和支持之下，发表《中国民族文艺运动宣言》，提倡所谓民族主义文艺。
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开始在党内占统治地位。
7月30日，在李立三路线的影响下，红军第三军团占领长沙，8月9日被迫退出。
7月，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在上海成立。
7月，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通过“处置共产党条例”。8月，先后查禁《萌芽》《拓荒者》等杂志。10月9日，左翼戏剧家联盟盟员宗晖惨遭杀害。
9月22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9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批判李立三路线。但是，到第二年，代之而起的却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
12月6日，蒋介石兼任教育部长，直至1931年6月18日。
12月，蒋介石调兵十万，以鲁涤平为总司令，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红军全歼了敌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活捉了前线指挥张辉瓒，粉碎了反动派的第一次围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