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7日，《语丝》第4卷第52期出版，从此鲁迅不再任该刊编辑职务。他说：“《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积了半年的经验之后，我就决计向小峰提议，将《语丝》停刊，没有得到赞成，我便辞去编辑的责任。小峰要我寻一个替代的人，我于是推举了柔石。”（〈4〉，第170、172页）　　

　　按：鲁迅于1月11日晚上，请柔石负责看《语丝》的“来稿并校对”（《鲁迅研究资料〔7〕》，第51页）。　　

　　10日，“付朝华社泉五十”。　　

　　按：朝华社于去年12月成立后，积极出版《朝花周刊》并准备出版《近代木刻选集》《蕗谷虹儿画选》等。鲁迅先后以“付”“交”“借”的名义拿出450元，支持朝华社开展社务（分别见本年1月20日、3月5日、6月16日、10月9日和14日的《日记》）。

　　2月

　　17日，作《“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竟然把自署“革命军马前卒”的先烈邹容的事迹列入“落伍者的丑史”内，他们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已经茫然”，讽刺他们对革命传统的背叛。

　　21日，“晚移至十九号屋”。　　

　　按：景云里十九号是弄内的第一间，朝南又兼朝东，光线较好。鲁迅搬到十九号后，周建人仍住十八号，中间打通一门，便于两家来往（据《日记》和许广平的《景云深处是吾家》）。

　　3月

　　5日，“通夜校《奔流》稿”。

　　25日，作《〈奔流〉编校后记（九）》。鲁迅针对有人攻击翻译《文艺政策》是不甘落伍，说：“其实我译这书，倒并非救‘落’，也不在争先，倘若译一部书便免于‘落伍’，那么，先驱倒也是轻松的玩意。我的翻译这书不过是使大家看看各种议论，可以和中国的新的批评家的批评和主张相比较。”（〈7〉，第180页）

　　31日，“往观金子光晴浮世绘画展览会，选购二枚，泉廿”。　　

　　按：金子，名光晴，日本画家。1928年4月2日和1929年1月26日，在郁达夫招饮时，鲁迅曾两次和金子光晴相见。

　　4月

　　1日，“晚郁达夫、陶晶孙来”。这因为从第2卷第1期起，陶将继郁主编《大众文艺》，所以郁将陶介绍给鲁迅。（参见《郁达夫忆鲁迅》，第74页）

　　12日，“上午得侍桁信并当票一张”。　　

　　按：韩因投稿《语丝》而和鲁迅相熟。这次鲁迅往北京省亲，“他就寄来一张当票，叫鲁迅到京后代赎出送到他家里去”（《鲁迅回忆录》，第155页）。据《日记》，鲁迅于6月2日曾把赎出的皮袍送往韩的家里。　　

　　22日，“夜半译《艺术论》毕”。

　　27日，“午后杨维铨来，并同柔石及广平往施高塔路看パニ?ウル个人绘画展览会，购《倒立之演技女儿》一枚，泉卅”。　　

　　按：杨维铨，即杨骚；パニ?ウル即宇留川。　　

　　本月，《壁下译丛》由上海北新书局印行，鲁迅自署封面；内收翻译的俄国及日本十人的论文二十五篇。5月5日的《日记》，即有“小峰令人送《壁下译丛》来”之记载。

　　5月

　　13日，晨离上海，往北平省亲。15日午后抵北平。

　　17日，“下午往未名社，遇霁野、静农、维钧”。29日，“下午往未名社，晚被邀至东安市场森隆晚餐，同席霁野、丛芜、静农、目寒”。在和未名社同人相聚时，鲁迅谈到“要试用新的观点和方法来完成中国文学史的工作”，同时，“对于素园的一病不起，觉得深深惋惜”，表示极愿见见素园（据李霁野的《回忆鲁迅先生》，第7、36页）。

　　20日，“赴中央公园贺李秉中结婚，赠以花绸一丈，遇刘叔雅”。　　

　　按：据刘叔雅说，在参加婚礼时，鲁迅“穿一件新的竹布大褂”,“躺在一张藤椅上”谈到“在广州时，国民党军警对他的‘滑稽待遇’，说是要考查他的思想，他说：‘我这么大的年纪，思想是极其复杂，极其古怪的，岂是你们这般年轻人所能考查得了的’”（云南大学中文系：《鲁迅逝世廿周年纪念特刊》，第8页）。　　

　　22日，“晚往燕京大学讲演”，题目为《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重点谈有关革命文学论争的问题。首先，鲁迅认为，文学家对革命的看法要实事求是，不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如果仅仅是幻想，那么，“空想被击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俄国的叶遂宁、索波里就是前车之鉴。这“因为四面袭来的并不是暴风雨，来试炼的也并非风雷，却是老老实实的‘革命’”。其次，革命作家对自己的认识也要实事求是，“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4〉，第135、136页）

　　23日，“从静文斋、宝晋斋、淳菁阁搜罗信笺数十种，共泉七元”。28日，“在松古斋及清閟阁买信笺五种，共泉四元”。　　

　　按：鲁迅准备“将琉璃厂略佳之笺收备”（〈11〉，第295页），为印《北平笺谱》做准备。　　

　　24日，“上午郝荫潭、杨慧修、冯至、陈炜谟来，午同至中央公园午餐”。　　

　　按：这四人均为沉钟社成员。鲁迅在《两地书》中说：“十点左右有沉钟社的人来访我，至午邀我至中央公园去吃饭，一直谈到五点才散”（〈11〉，第299页）。　　

　　25日，“往孔德学校访马隅卿，阅旧本小说，少顷幼渔亦至”。　　

　　按：往孔德学校的目的之一，是为士衡（即侍桁）找工作。鲁迅说：“我今天的出门，是为士衡寻地方去的，和幼渔接洽，已略有头绪”（〈11〉，第300页）。但是，后来“一个风声传来，说他是鲁迅派，不能容他插足”，“自然这位东京朋友的饭碗是立刻打破了”（《欣慰的纪念》，第76页）。　　

　　29日，“七时往北京大学第二院演讲一小时”，因听众太多，临时改在北大三院礼堂，“可是连这里也挤得水泄不通，鲁迅先生绕到后台才能走上讲坛”（《回忆鲁迅先生》，第37页）。鲁迅在《两地书》中也说：“到北大第二院演讲一小时，‘听者有千余人，大约北平寂寞已久，所以学生们很以这类事为新鲜了。”（〈11〉，第308页）鲁迅在讲演中“提出壕堑战的名词，主张对邪恶势力……切忌赤膊上阵”（《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第250页）。

　　30日，“晨目寒、静农、丛芜、霁野以摩托车来邀至磨石山西山病院访素园，在院午餐，三时归”。鲁迅在《两地书》中说：“漱园（即素园）还不准起坐，因日光浴，晒得很黑，也很瘦，但精神却好，他很喜欢，谈了许多闲天。……漱园原有一个爱人，因为他没有痊愈的希望，已与别人结婚；接着又感到他将终于死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便觉得心脏—缩，暂时说不出话，然而也只得立刻装出欢笑，除了这几刹那之外，我们这回的聚谈是很愉快的。”（〈11〉，第309页）

　　31日，“午后金九经偕冢本善隆、水野清一、仓石武四郎来观造象拓本”。　　

　　按：金九经为朝鲜人，他“因为不满意日本人的措施，脱离了日本人所办的大学来到北京，一时没有办法，就住在未名社”（《回忆鲁迅先生》，第47页），后曾任北京大学讲师。其他三人为日本人，对造像拓本有兴趣，请金九经介绍前来观看。

　　6月

　　1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要“一声不响，来编《中国字体变迁史》或《中国文字史》了”。又说：“我们到那里去呢?我们还是隐姓埋名，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也不响，大家玩玩罢。”（〈11〉，第315页）这是鲁迅在上海和北平遇到不痛快的事时，在心头上所掠过的一丝暗影。念念不忘国家、民族、人民命运的鲁迅，哪里会真的采取隐姓埋名、退出战斗的避世态度呢?

　　2日，“上午往第二师范院演讲一小时”，“晚往第一师范院演讲一小时”。　　

　　按：这两所学校，其前身即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关系相当深。在第二师范学院谈的是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和文艺界的一些情况，未经鲁迅审阅的讲演稿，刊载于1929年12月28日的《世界日报》副刊上。在第一师范学院谈的是对革命文学的看法和自己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一些思想感受。鲁迅说自己从北京而广州，现在又到北京来，始终“没有见上革命的面”；“党国英雄”“为清一色计，他们正在防止赤化和排除异端，甚至从红皮书到红嘴唇都被禁止了”（转录自《鲁迅讲演考》，第330页）。　　

　　3日，下午二时从北平出发，5日下午回到上海。

　　15日，翻译的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由大江书铺发行（据版权页）。6月30的《日记》有“大江书店送来《艺术论》二十本”的记载。据说，该书的封面为鲁迅所作，“在色调及线条的调合上，均极画之能事”（君毅：《追悼伟大民族作家》，见《鲁迅先生纪念集》）。　　

　　按：冯三昧在《鲁迅先生》一文中说，卢氏《艺术论》的封面是冯画的，“竟被他老人家看中了。所以第一版的封面内部，还特标有‘某某装帧’字样。”（《文坛史料》，第58页）但查所藏该书初版的封面内部，并没有标明谁是装帧人。　　

　　16日，“下午复白莽信”。　　

　　按：白莽，即殷夫。这是鲁迅和殷夫通信的开始（在这以前，《日记》并没有收白莽信的记载）。　　

　　26日，“托柔石寄白莽信并彼得斐集两本”。　　

　　按：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说：“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4〉，第481页）

　　7月　　

　　7日，“下午改《小小十年》讫”，28日，为该书作《小引》。鲁迅在指出《小小十年》没有写出事件和思想变迁的“桥梁”的同时，肯定了作者的优点是：“他描出了背着传统，又为世界思潮所激荡的一部分的青年的心，逐渐写来，并无遮瞒,也不装点，虽然间或有若干辩解，而这些辩解，却又正是脱去了自己的衣裳。”鲁迅针对当时的创作现状，中肯地指出：“文艺家至少是须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谈不到什么意识。”（〈4〉，第147页）

　　8日，给李霁野信，说：“《未名》忽停，似可惜。”“倘由我在沪编印，转为攻击态度（对于文学界），不知在京诸友，以为妥当否?因为文坛大须一扫，但多造敌人，则亦势所必至。”（〈11〉，第676、677页）　　

　　按：《未名》于1929年4月25日出了第2卷第8期以后暂停出版，至1930年4月30日出终刊号（鲁迅1930年5月12日收到寄来的终刊号）,有关移沪编印的建议未能实现。　　

　　28日，作文抨击《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揭发、批判当时出现的反俄反共的逆流。鲁迅摘录《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中“昏不可当”的文字，指出该文作者如非蒙古人，那就是“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鲁迅嘲讽地说：“嗟乎，赤俄未征，白痴已出，殊‘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也!”（〈4〉，第144页）

　　8月

　　3日，“收未名社所寄……精装《外套》一本，是韦素园寄赠者”。鲁迅在1934年曾说：“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6〉，第66页）

　　10日，“夜得钦文信，报告陶元庆君于6日午后八时逝世”。　　

　　按：陶元庆在绘画上有相当的成就，他曾为《苦闷的象征》《彷徨》《故乡》等画封面，获得相当高的评价。鲁迅对陶元庆很器重，陶逝世后，他于9月8日还“以泉三百”付许钦文，“为陶元庆君买冢地”。　　

　　12日，“晨寄李小峰信，告以停编《奔流》”。　　

　　按：鲁迅在7日的《致韦丛芜》中，即说“《奔流》也许到第四期止，我不再编下去了”，这是因为“北新近来非常麻木，我开去的稿费，总久不付，写信去催问，也不复。投稿者多是穷的，往往直接来问我，或发牢骚，使我不胜其苦”（〈11〉，第680页）。　　

　　同日，“下午访友松、家斌，邀其同访律师杨铿”。这是因为北新书局长期克扣稿费、版税，鲁迅忍无可忍，只好准备起诉。

　　20日，“为柔石作《二月》小序一篇”，指出书中的萧涧秋，“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4〉，第149页），是近代青年中的一种典型。

　　25日，“午后同修甫往杨律师寓，下午即在寓开会，商议版税事，大体俱定，列席者为李志云、小峰、郁达夫，共五人”。　　

　　按：鲁迅在8月24日的《致章廷谦》中说：“廿三日……晚达夫正从杭州来，提出再商量一次，离我的正式开玩笑只一天。我已答应了，由律师指定日期开议。”（〈11〉，第684、685页）这里所说的即商议版税事。如果商议不能解决问题，鲁迅即将委托律师正式起诉。这次商量结果还好，鲁迅所提出的条件“大体俱定”：除了分期交付旧欠等以外，“决定除先生在北平之家，由北平北新书局，仍按月送五十元外，上海方面，由北新每月暂送二百元”（荆有麟：《鲁迅回忆》，第60页）。　　

　　28日“下午达夫来。石君、矛尘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548元5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其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后来，宴会参加者郁达夫和郑石君对这件事均有回忆。郁达夫说：林语堂提及“一个不在场的第三者，也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当时也在经营出版事业的某君”。鲁迅“脸色发青，从坐位里站了起来，大声的说：‘我要声明，我要声明！’”大约是声明起诉并非由于某君的挑拨。郑石君说：“那时不知道鲁迅先生对语堂为什么要这样声色俱厉，后来我们看到这位买办阶级的奴化分子一天一天地堕落下去了，就明白了鲁迅先生怎么能够和他始终保持友谊了。”（据《回忆鲁迅及其他》，第23页和1956年10月号《文艺月报》，第28页）。

　　9月

　　8日，“夜校译《小彼得》毕”。　　

　　按：鲁迅教许广平日文时，曾以匈牙利至尔?妙伦的童话《小彼得》（日本林房雄译本）为课本，并叫许广平试译。鲁迅的校译，实际是“示范地亲自译出一遍”（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80页）。　　

　　21日，“下午白莽来，付以泉五十，作为稿费”。　　

　　按：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说这是和白莽的第三次相见，“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鲁迅“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4〉，第480、481页）。从《日记》的行文看来，这五十元，应该包括鲁迅的赠予，不完全是稿费。这表现了鲁迅对白莽所从事的事业的同情和支持，表现了鲁迅同志式的关怀和对青年人自尊心的尊重。　　

　　26日，“下午送广平入福民医院。夜在医院”。27日，“晨八时广平生一男”。10月1日，命名为海婴。　　

　　按：鲁迅说过他“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12〉，第43页）。　　

　　28日，“买文竹一盆，赠广平”。这表现出鲁迅的好尚、性格的一个方面。他既爱参天的大树，也爱玲珑、纤弱的文竹、天门冬之类。

　　10月

　　10日，鲁迅对柔石说：“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了，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强韧地慢慢地走去。”（《鲁迅研究资料〔7〕》，第59页）

　　12日，夜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毕。

　　19日，“下午寄小峰信，晚得复”。鲁迅在信中说，如果北新书局不能出版《奔流》，他将和郁达夫来把第2卷出全。小峰的复信表示不同意，要鲁迅再等半个月，说那时一定筹款云云。后来，《奔流》于12月20日出了第2卷第5期后停刊。

　　31日，“夜律师冯步青来，为女佣王阿花事”。　　

　　按：关于这件事，鲁迅曾说：“月前雇一上虞女佣，乃被男人虐待，将被出售者，不料后来果有许多流氓，前来生擒”（〈11〉，第692页）。后来，由上虞人魏福绵来调解，“言明由鲁迅替她付出了一百五十元的赎身费，以后陆续用工资扣还”。冯步青来，当和办理赎身、离婚手续有关。（据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同情妇女》，第109页）　　

　　本月，根据日文重译的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由水沫书店出版，列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六。

　　11月

　　8日，作《致孙用》，表示愿意为孙用译的彼多菲的《勇敢的约翰》“张罗出版”。　　

　　按：从本月6日收到孙用的信、稿起，一直至“1931年11月18日止共费时间两年，才把这件事告一段落。其中经过，有鲁迅与孙用来往通信二十一封；与书店或有关人的接洽书信十二封，接洽五次，又鲁迅自己为《勇敢的约翰》制图而亲自跑制版所一次；编校算得出的有五次，最后才由湖风书店将书印成”。我们从这过程，可以“了解鲁迅替群众服务的不辞劳瘁的精神”（《鲁迅回忆录》，第158页）。　　

　　本月，《小彼得》由春潮书局出版，译者署名：许霞。

　　约11、12月，冯雪峰受党的委托，找鲁迅谈有关成立左联的问题。谈话的内容为：希望鲁迅以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和创造社、太阳社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这个团体拟定名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征求鲁迅对这名称的意见。鲁迅同意冯雪峰所转告的意见。（据上海师大中文系铅印的《鲁迅研究资料》，第121页）。

　　12月

　　4日，“午后周正扶等来迓往暨南学校演讲，下午归”。讲题为《离骚与反离骚》。讲演记录载1930年1月18日出版的《暨南校刊》第28-32期合刊；1978年第1期《复旦学报》重新刊载，但不知这记录稿是否经鲁迅审阅和修改。讲演中他说“发牢骚是人的天性”，“不过，发牢骚这个事情，却不是很轻易的，实有很大的危险”。同时，强调“发牢骚多少会使人们的意识清醒些。而反牢骚究竟也不是绝对的不发牢骚，一点反牢骚的牢骚就是他的牢骚”——这些话是针对蒋政权的反动和《新月》的发牢骚的。

　　22日，作《我和〈语丝〉的始终》，叙述自己和《语丝》的关系，指出《语丝》的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而“语丝派”的共同写作态度则是“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4〉，第167、169页）。鲁迅在《致章廷谦》中还说：“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贱胎们一定有贱脾气，不打是不满足的。今年我在《萌芽》上发表了一篇《我和〈语丝〉的始终》，便是赐与他们的还留情面的一棍。”（〈12〉，第5页）

　　同日，柔石说，他的“心是有些异常的不舒服”，可是，在鲁迅家吃饭后（他当时是搭伙在那里），“就平静的多了……先生底慈仁的感情，滑稽的对社会的笑骂，深刻的批评，更使我快乐而增长智识”（《柔石日记》）。

　　23日，“杨律师转来第四期版税1928.417元，至此旧欠俱讫”。连前所交第一期版税2200元（9月21日），第二期2200元（10月14日），第三期1928.417元（11月22日），四笔共8200余元，加上8月28日纸版收回费用548.5元，合共8805.334元。　　

　　按：在《致李霁野》中说：“北新纠葛，我是索取版税……须于明年7月才毕，所以不到7月，还不能说是已‘清’的。”（〈11〉，第688页）其实，这次纠葛的账款，北新书局是一直到1930年12月才赔清的。　　

　　25日，“上午得史沫特列女士信，午后复”。这是和史氏的第一次通信。

　　26日，“晚林庚白来信谩骂”。　　

　　按：林庚白一天连写两封信并各附七律一首骂鲁迅，说鲁迅有官僚气、师爷味，是“失官遂与段章争”和“醉眼镰锤梦亦惊”，给鲁迅扣上一顶共产党的帽子，而这一顶帽子在当时是有被杀头的罪名的。（据姜德明《书边草》，第80、81、83页）　　

　　27日，“下午史沫特列女士、蔡咏裳女士及董绍明君来。……史女士为《弗兰孚德报》通讯员，索去照相四枚”。　　

　　按：史沫特莱（1893—1950），原为德国人，后入美国籍，约于1928年来中国。她和鲁迅的关系比较密切，把鲁迅的一些文稿，翻译并介绍到外国发表；鲁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贺信，是由史氏转寄的；鲁迅病重时，她为之落泪；鲁迅逝世时，她在从上海往陕北的途中，但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仍列上她的名字。　　

　　本年所出的专书有：《壁下译丛》、《近代美术史潮论》、《现代新兴文学诸问题》、卢氏《艺术论》、《文艺与批评》、《小彼得》。

　　本年的著译计：杂文47篇（暂不把《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什么?》《离骚与反离骚》统计进去），书信59封，翻译18篇和全年日记。

　　〔附〕本年共收信387封，发信316封，和鲁迅有来往者共227人（内本年才始见于日记者103人）。　　

　　2月7日，创造社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封闭。但因事先有准备，全部书籍的纸型都移交“江南书店”继续印行，坚持斗争。

　　3月至5月，爆发蒋桂战争和蒋冯战争。

　　6月8日，山东第二师范学生会举办游艺会，演出《子见南子》一剧。曲阜孔氏族人以“公然侮辱宗祖孔子”为借口进行控告。

　　6月，孙中山灵柩安葬于南京紫金山。

　　9月，梁实秋开始编辑《新月》杂志，他撰写《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以反对鲁迅“硬译”为名，反对翻译苏联的革命文艺理论。鲁迅写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进行驳斥。

　　10月，高尔基的《母亲》中译本出版。

　　11月，托洛茨基进行叛国活动，被苏联驱逐。他于1940年死于墨西哥。

　　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开除陈独秀等党籍的决议案。

　　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毛泽东为大会起草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

　　1月19日，梁启超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