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发表《创造周报复活预告》，说鲁迅任该周报的“特约撰述员”。据去年12月3日《时事新报》所刊登的《创造周报》复刊广告，该周报应于今天出版。但是，因为有些人另有主张，复活《创造周报》的打算没有实现，鲁迅与创造社一些同志联合作战的协议作废了。　　

　　按：这个《复活预告》，该期《创造月刊》只有少数刊物登载了，大部分刊物并无这预告，而代之以《〈创造周报〉改出〈文化批判〉月刊紧要启事》；在封三的最下方，还以“附注”的形式说：“后面关于《创造周报》定价广告一则，显系误印，当即声明取消。”　　

　　8日，“晚立峨来，即同三弟往旅馆，迎其友人来寓”。　　

　　按：立峨姓廖，原是鲁迅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的学生。和他同来的，还有另外二人，共三人。他们把鲁迅“当作家长了，供给膳宿，津贴零用，一切由先生负担”（《欣慰的纪念》，第64页）。　　

　　10日，“复易寅村信并还薪水六十”。　　

　　按：因为易任校长的劳动大学镇压革命学生，所以鲁迅坚决辞职，不肯再去授课并拒收薪水。　　

　　同日，《未名》半月刊由北京未名社出版，该刊物是根据鲁迅的提议，接替已结束的《莽原》而出版的。1930年4月30日，《未名》在出满第2卷以后停刊。

　　15日，《文化批判》创刊，共出了五期。当中不少文章把鲁迅当作批判的靶子，甚至叫鲁迅为“老生”，说他“醉眼陶然”，认为鲁迅等是“以趣味为中心”，而“趣味文学”就是“文学的法西谛主义”。该刊在对待鲁迅等的态度上，有两种略有区别的情况：一种认为鲁迅等“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了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根性，是他们的代言人，因此，要“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另一种则认为鲁迅等是“不革命的文学家”，“照他们在实践上的表示看来倒还没有什么积极的反革命的行动”，新月派的徐志摩“才是有意识的反革命派”。当然，这两种对待鲁迅的态度都是错的。　　

　　按：创造社等的一些同志，改变了和鲁迅联合作战的计划，可是，他们并没有把这改变“向有关各方面作妥善交待”（《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2辑，第5页），鲁迅并不知道。所以，《文化批判》对鲁迅的围攻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　　

　　本月，翻译的童话《小约翰》（荷兰望?霭覃著）由北京未名社出版。2月2日的《日记》记道：“收未名社所寄《小约翰》二十本。”

　　2月

　　11日，译完日本板桓鹰穗所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鲁迅说它是“以‘民族底色彩’为主……简单明了，殊可观。我以为中国正须有这一类的书，应该介绍”（〈11〉，第599页）。

　　14日，“得小峰信并《唐宋传奇集》下册二十五本”。

　　23日，作《“醉眼”中的朦胧》，对《文化批判》所发起的围攻进行反击，展开了有关革命文学的大论争。鲁迅在该文中指出“不远总有一个大时代要到来”，为了迎接这大时代，革命者对自己的思想要“敢于明言”；“决不怕批判自己”（〈4〉，第62、66页）。

　　25日，“司徒乔、梁得所来”，梁赠其所著散文集《若草》一本。他们来约画像和摄影的时间。　　

　　按：司徒乔28日来画像，梁得所3月21日来照相。这画像和照相即编成一组专题刊于4月号的《良友画报》上（据《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第384页）。    

　　3月

　　13日，“午后同方仁、广平往司徒乔寓观其所作画”；14日，作《看司徒乔君的画》；21日，“往司徒乔个人绘画展览会定画二帧，共泉十三元”。鲁迅因画家“表示了中国人的这样的对于天然的倔强的魂灵”而欢喜，他对司徒乔的创作多方加以鼓励和诱导，希望他更多地画出北方黄埃漫天的人间，因为这可以看出作者“怎样为人和自然的苦斗的古战场所惊，而自己也参加了战斗”（〈4〉，第72、73页）。

　　19日，鲁迅把白薇的独幕剧《革命神的受难》发表于《语丝》第4卷第12期上。该剧不点名地斥责了蒋介石：“啊哟哟!原来你是民国英雄，是革命军的总指挥么?”“你阳假革命的美名，阴行吃人的事实”。为此，《语丝》“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警告的来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一篇戏剧”（〈4〉，第170页）。从这可以看出鲁迅所编辑的《语丝》的战斗锋芒。

　　22日，“往外滩观S.SEKlR小画展览会，买取四枚，共泉十八元”。

　　春

　　加入互济会。这个组织又叫赤色济难会，总会设在巴黎。中国的互济会是恽代英等同志于1926年发起组织的，它的任务是“保护一切解放运动的斗士，救济被难者”。鲁迅对这组织曾多次捐款，但《日记》只记了一次，即1930年6月7日的“捐互济会泉百”。（据《鲁迅回忆录》，第145页；《鲁迅研究资料〔1〕》，第80页）

　　4月

　　3日，选译日本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随笔）讫。

　　4日，作《文艺与革命》，指出文艺创作“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作家要敢于正视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要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同时，该文赞同革命文学提倡者强调斗争的观点，说：“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4〉，第83、84页）

　　10日，作《扁》《路》《头》《通讯》《太平歌诀》和《铲共大观》六文。这是针对革命文学的某些提倡者的脱离实际、回避黑暗的思想作风而写的。鲁迅一面对旧思想和反动统治者加以揭露，一面也是为了诱导革命文学家的正视现实。鲁迅在《路》中曾引《野草?题辞》的话说：如果地下的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但鲁迅的态度是“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假使革命文学家对野草以及乔木被烧尽的现状不敢正视，或者“因此觉得没有了出路，那可实在是很可怜”（〈4〉，第90页）。鲁迅总的意见，就是要人们正视淋漓的鲜血，不要盲目乐观，集中解决一个对现状如何认识的问题。这是对的。但是，鲁迅当时的思想认识也有片面之处，例如在《太平歌诀》一文中，就说市民还是这样的市民，不觉醒，“五十一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这里，就仍然流露出怀疑群众革命性的缺点。

　　20日，作《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指出有些以革命文学家自居的人，不在理论上进行论争，而纠缠在什么态度、气量和年纪上。可是，就说态度、气量吧，这些以革命文学家自居的人，不是也很有问题么?可是，他们却看不见自己的问题。鲁迅说：“我自信对于创造社，还不至于用了他们的籍贯，家族，年纪，来作奚落的资料。”只是“指摘了他们文字里的矛盾和笑话而已”（〈4〉，第110页）。

　　5月

　　15日，“陈望道来，同往江湾实验中学校讲演一小时，题曰《老而不死论》”，有葛世荣记录稿，但鲁迅说这是“胡乱记出”，“将我的讲演全然变了模样了”；还有黄源的记录稿，已佚。鲁迅后来在《〈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记》中曾说，原始社会时杀害婴孩和老人，“是因为食物所逼，强敌所逼，出于万不得已……所以这杀害里，仍有‘爱’存”。“西洋教士，常说中国人的‘溺女’‘溺婴’，是由于残忍，也可以由此推知其谬，其实，他们是因为万不得已：穷。前年我在一个学校里讲演‘老而不死论’，所发挥的也是这意思”。这次“演讲极有声势，他幽默而泼辣地指斥当时的黑暗势力。每当讲到得意处，他就仰天大笑，听讲的人也都跟着大笑，那满屋的大笑声直震荡了黑暗势力的神经”（陈望道：《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见《文艺论丛》第1辑，第222页）。

　　30日，致章廷谦信，说：“有些生病，而且肺病也说不定。”（〈11〉，第623页）　　

　　按：鲁迅从5月9日起，开始服药，12日起，“往福民医院诊”，至6月9日，共去了六次。他后来在给鲁瑞的信中说“初到上海后，也发过一回”，“是肺病”（〈13〉，第418页）。　　

　　本月，翻译的《思想?山水?人物》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原书共三十一篇，鲁迅选译当中的二十篇。他说，移译该书，是因为“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但全篇中也“间有大背我意之处”。例如鹤见祐辅鼓吹资产阶级的宽容和自由，这和鲁迅的思想就有较大的出入。

　　6月

　　20日，鲁迅和郁达夫编辑的《奔流》月刊出版，由北新书局发行，共出15期，于1929年12月20日出了第2卷第5期后停刊。为了编辑《奔流》，鲁迅出了大力气。他说：“白天汗流，夜间蚊咬，较可忍耐的时间，都用到《奔流》上去了。”（〈11〉，第631页）

　　7月

　　12日，“晚同钦文、广平赴杭州”，至17日清晨才乘车回上海。　　

　　按：鲁迅要去杭州玩几天，这是和许广平“结婚时就约定了的”（《忆鲁迅》，第76页）。在杭州时，还和熟人相约明年一道去绍兴，后来因为海婴出世等原因，计划没有实现。（据《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第2页）　　

　　19日，收冯雪峰信，20日，复冯雪峰信。12月9日，冯由柔石陪同来访。自此以后，冯雪峰和鲁迅过从甚密，成为鲁迅忠诚的学生和战友。　　

　　按：在这以前，即1928年5月，当有些刊物围攻鲁迅时，冯雪峰写了《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为鲁迅辩护说：“实际上，鲁迅看见革命是比一般的智识阶级早一二年。”周扬也说：在中国共产党内，冯是“较早地对鲁迅采取比较正确态度的一人”（《学习鲁迅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1980年2月27日《人民日报》）。　　

　　22日，复韦素园信说：“以史底惟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昧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11〉，第629页）鲁迅从本年初开始，大量购读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和马列主义的文艺论著，手不释卷地钻研。

　　8月

　　4日，在宴会上遇见刘半农。鲁迅后来在《且介亭杂文》中说：“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6〉，第73页）。这反映出在“五四”高潮过后，战线发生了分化，和鲁迅共同战斗过的有些伙伴开始分道扬镳，“有的高升，有的退隐”（〈4〉，第456页）。像刘半农，就因为有了一定的名和利而停滞不前甚至后退，不再以战士的面貌出现了，他和鲁迅的关系开始逐渐疏远。

　　10日，作《革命的咖啡店》《文坛的掌故》和《文学的阶级性》三文。在《文学的阶级性》中，鲁迅指出：一、文学中所描写的“吃饭睡觉”等，“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二、“有马克斯学识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赞成的。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4〉，第127页）这是很深刻的见解，反映出鲁迅的思想深度。

　　同日，《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出版，上载杜荃（郭沫若的化名）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攻击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这比他在《留声机器的回音》中说语丝派“没有甚么积极的反革命的行动”走得更远了。）鲁迅在1934年的《致杨霁云》中曾指出：“这些（以前的）人身攻击的文字中，……有郭沫若的化名之作。”（〈12〉，第410页）

　　24日，“立峨回去，索去泉一百二十，并攫去衣被什器十余事”。　　

　　按：在《文化批判》《创造月刊》的围攻鲁迅声中，廖立峨可能是怕被牵连，对鲁迅说“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4〉，第4页），提出要回家去。在回去之前，向鲁迅索取买田地的巨款五千元（据曹聚仁的《鲁迅与我》），不成，连衣被什器也拿走了。

　　9月

　　9日，“下午移居里内十八号屋”（即从景云里23号移往18号），“并约建人先生全家从一弄原来的住处搬在一起”（《鲁迅研究资料〔1〕》，第134页）。

　　25日，“午代矛尘校《游仙窟》”。　　

　　按：章矛尘当时在杭州工作，想于年假时来上海校对印稿。鲁迅说：“若夫校对，则非一朝一夕可毕，我代校亦可也。”（〈11〉，第602页）而关于这书的“校对以及到书的印出，种种工作，都由鲁迅先生代我承担了”，“实际上鲁迅先生为此书所花费的劳动，不比我为少”（《我和鲁迅相处的日子》，1958年版，第67、73页）。　　

　　本月，《朝花夕拾》由北京未名社出版。该书由陶元庆作封面，为“未名新集”之一。

　　秋

　　江苏省委宣传部负责人李富春找阳翰笙谈话，说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论战，是不正确的，现在应该集中火力，把矛头对准国民党……中央也有这个意见，批评鲁迅，从原则上讲是不正确的。几天以后，阳翰笙约党内一些同志开会，和潘汉年一道传达了李富春的意见（摘录自《鲁迅研究资料〔5〕》，第172、173页）。

　　10月

　　7日，“得廖馥君信”。廖时任同济大学德语教授，因翻译《阿Q正传》写信请求鲁迅同意并约时间面谈。鲁迅于8日寄出回信，17日，廖即和同济德籍教师卢克斯往访。（《鲁迅研究资料〔7〕》，第130页）

　　30日，以《马克思读本》（神永文三著）为课本，教许广平日文，直至1929年4月7日止。许广平说：“鲁迅能够深入浅出地说明这些道理，有时把整个句子拆除开来向我讲解，并且随时改正课本上所有的错字。”鲁迅不但要许广平“通晓日文，还须了解内里理论的奥妙”（《鲁迅回忆录》，第79页）。

　　31日，“赵景深来并赠《文学周报》一本”。　　

　　按：赵景深是来向鲁迅借《百孝图说》。当晚，鲁迅即把书找到，并写了信，托张梓生带给赵。（据〈11〉，第640页；《徐州师院》1977年第3期，第65页）　　  

　　本月，《而已集》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所收为1927年在广州和上海所写的论文二十九篇及附录1926年文一篇。

　　11月

　　10日，“上午往大陆大学讲演”，内容不详。

　　17日，“午司徒乔赴法来别，留赠炭画二枚”。

　　12月

　　6日，朝花社编印的《朝花周刊》创刊，1929年5月16日出了第20期后停刊。朝花社所出的刊物，还有《艺苑朝华》《朝花旬刊》等。鲁迅和柔石是该社的主要负责人。鲁迅说，朝花社“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4〉，第482页）。他在《朝花周刊》《朝花旬刊》上发表的著译有《一九二八年世界文艺概观》《〈近代木刻选集〉小引》《〈二月〉小引》等。

　　23日，柔石向鲁迅谈及上海艺术大学被捕学生在法总捕房所受的酷刑。鲁迅说“最好将这种黑暗写成一部书”，并揭露办学的人如此出卖学生（《鲁迅研究资料〔7〕》，第48页）。

　　本年，鲁迅曾给哈尔滨的任国桢写信，要他开一份马克思文艺理论和苏俄文艺理论的书单，说他要研究研究这些问题。这信由楚图南转给任国桢，据说，当周恩来开完党的六大秘密经东北回国时，任国桢曾将这信送给周恩来看过。（据《鲁迅学刊》1981年第2期，第24页）。

　　本年，译《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艺术与阶级》《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等。鲁迅说：“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4〉，第209、210页）

　　本年所出的专书有：《小约翰》《思想?山水?人物》《朝花夕拾》《而已集》。

　　本年的著译计：杂文58篇，书信39封，翻译26篇和全年日记。

　　〔附〕本年共收信410封，发信240封；和鲁迅有来往者共197人（内本年才始见于日记者98人）。　　

　　2月7日，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通过所谓“制止共产党阴谋案”。

　　2月24日，因为白色恐怖严重，郭沫若被迫离开上海往日本。

　　3月10日，《新月》杂志创刊，在《〈新月〉的态度》一文中，标榜资产阶级的所谓健康和尊严，公开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4月28日，朱德率部队上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5月，改组部队，组成工农红军第四军，由毛泽东任党代表，朱德任军长。

　　4月30日，北伐军进入济南市，5月3日，济南日军开枪屠杀，先后死亡军民四千余人。是为“五三惨案”。

　　6月18日，中国共产党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清算“左”、右倾机会主义，于7月11日闭幕。

　　8月30日，井冈山守军（不足一营）在黄洋界击溃敌两个团，这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

　　10月，蒋介后窃夺革命成果，任国民政府主席。

　　12月30日，中国著作者协会在上海成立，参加大会的共有九十余人，选出郑伯奇等九人为执行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