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2日，应厦门大学泱泱社的邀请，到学校后面南普陀的小山冈上照相。除集体拍照留念外，鲁迅还在龙舌兰丛生的坟的祭桌上，照了个人相。他对该社的青年说，个人相将寄到上海去，印在《坟》上面，就算表示那集子里的几篇杂文，是被埋葬了的坟。鲁迅在照片上题字：“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据1956年第10期《文艺月报》第32页和《鲁迅》照片集）

　　4日，“下午赴全体学生送别会。晚赴文科送别会”。

　　在全体学生送别会上，林文庆校长和教育系主任孙贵定陪坐在鲁迅左右，仪式相当隆重。会上，有厦大女生同学会致语和厦大全体学生致语，表现了学生们的依依惜别的心情和鲁迅对厦大的巨大影响。在送别会发言中，还有学生把《论语》上子贡推崇孔子“温良恭俭让”的话来赞美鲁迅，说以周夫子来比孔夫子，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鲁迅在答词中针对这说：我不敢当！说不定我明儿，会变成一个小偷，或一个土匪的。（据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展品《鲁迅先生纪念集》第3辑，第170页；1956年10月号《长江文艺》，第10页）

　　本日共照相三张，即“厦岛留别鲁迅先生”“厦大学生会欢送鲁迅先生大会摄影”、“厦大浙江同乡会欢送鲁迅先生赴粤摄影”（据《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第1集，第138、139页）。

　　5日，寄许广平信，说：“这几天，‘名人’做得太苦了，赴了几处送别会，都要演说，照相。我原以为这里是死海，不料经这一搅，居然也有了些波动，许多学生因此而愤慨，……然而这些事故，于学校是仍无益处的，这学校除全盘改造之外，没有第二法。”（〈11〉，第262页）

　　6日，“晚同人饯行于国学院，共二十余人。夜译文”。　　

　　按：这次饯行是由林玉堂的襄理白果（即黄坚）经手办的，此人曾多方刁难鲁迅。鲁迅感慨地说：“我在这里是许多人觉得讨厌的，但要走了却又都恭维为大人物。……连白果也称我为‘吾师’了，并且对人说道，‘我是他的学生呀，感情当然很好的。’他今天还要办酒给我饯行，你想这酒是多么难喝下去。”（〈11〉，第269页）又，晚上十时左右，鲁迅才散席回来，睡了四五个钟头，于凌晨三时就起床，分别给许广平、李小峰写信，还翻译了《运用口语的填词》一文，表现出一种争分夺秒的极端勤奋的精神。正因为这两个原因，他十分厌恶白果的饯行，说：“这种无聊的应酬，真是和生命有仇。”（〈11〉，第269页）　　

　　8日，“谢玉生邀赴中山中学午餐，午后略演说”。这次讲题为《革命可以在后方，但不要忘记了前线》，鲁迅说，在平静的后方，还有无形的敌人，应该对他们开火；有必要时，你们可以到前线去消灭那些有形的敌人；要效法孙中山先生，……走在革命最前头。（据《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第1集，第129页）

　　同日，“下午往鼓浪屿民钟报馆晤李硕果、陈昌标及他社员三四人，少顷语堂、矛尘、顾颉刚、陈万里俱至，同至洞天夜饭”。　　

　　按：《民钟日报》于3日登了一条消息，说鲁迅的离开厦门，是和胡适派闹矛盾的结果。这一消息，林语堂、陈万里、鲁迅都加以驳斥或发出质问：“连校长林文庆也不承认说过这样的话。报纸的编辑，原也是相识的，却夹在当中了，为了要表示无所偏袒，还特别客气，借为鲁迅先生饯行的机会，请双方好些人去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川岛：《和鲁迅相处的日子》，第45、46页）以表示道歉的意思。　　

　　9日和13日，林文庆两次设宴饯行。有一次，“酒过三巡，两方都借着三分酒意发牢骚”。林介绍一个参加宴会的资本家，说：“某某先生是学校的董事。我们私立大学不管别的，谁捐钱谁就可以作董事。”“鲁迅先生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来往桌上一拍，说：‘我捐两毛钱也可以作董事吗?’”（《忆鲁迅》，第60页；《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第1集，第132页）

　　12日，致翟永坤信，说厦门大学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11〉，第526页）

　　15日，上午寄林文庆信并还聘书，午后上“苏州”号轮船。16日，发厦门。18日，到广州，寓长堤宾兴旅馆。19日，搬入中山大学，住于“大钟楼”上。

　　23日，“往世界语会”。这是应中山大学世界语教授黄尊生之邀，去欢迎一个周游世界的法国世界语学者赛耳。欢迎会于桂香庙环球学会举行，鲁迅“演说其到粤之感想，以及对于世界语之必要”（《世界语同志欢迎步行全球世界语学者纪载》，1927年1月25日《民国日报》。转录自《鲁迅演讲资料钩沉》，第3页）。

　　24日，徐文雅来。这是徐第二次来看鲁迅（第一次《日记》没有记）。徐文雅，现名徐彬如，当时是中国共产党中大总支书记、学生会干部、法科预科二年级学生。他是受党的委托，和毕磊等一起直接与鲁迅联系。（据《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3期和《鲁迅在广州》山东师院聊城分院编，1977年12月印出中的徐文雅的回忆文章等。）

　　25日，“下午往中大学生会欢迎会，演说约二十分钟”。这次演说，有林霖的记录稿，标题为《鲁迅先生的演说》，副题为“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席上”，发表于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鲁迅认为“记的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12〉，第596页），有些地方甚至“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集外集?序言》），所以，没有把它收进自己的集子里。　　

　　按：这天任主席的是朱家骅，中大学生会临时主席李秀然（国民党“左派青年团”头目）在致欢迎词时恭维鲁迅一番。鲁迅接着演说，声明自己“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3〉，第446页），同时，谈了对广州的印象，说它是红中带白（据《广州》，第99页）。最后会议主席朱家骅讲话。鲁迅指出，朱家骅说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据《而已集?通信》；《广州》，第131页和《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4期，第27页）　　

　　同日，“刘弄潮来”。　　

　　按：刘弄潮因在东北被通缉，于1926年11月到达广州。刘向鲁迅汇报了自己在东北等地的情况后，“就向他介绍了当时广州的革命形势和外弛内张的复杂斗争情况，同时还……希望他在适当的时候，到黄埔军校作一次讲演，……〔鲁迅〕谦逊地表示自己革命实践少……但是，他恳切答应，‘在环境需要我讲话的时候，我总会应邀去讲话’”（《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第126页）。　　

　　26日，“午后往医科欢迎会讲演半小时”，讲题和内容不明。　　

　　按：可能是由于鲁迅在日本仙台学过医，所以医科也开欢迎会。这表明人们对鲁迅的敬佩心情的强烈。　　

　　27日，“下午赴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说”，讲题和内容不明。　　

　　按：社会科学研究会是中山大学左派学生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1926年12月24日成立，由毕磊、欧阳继统等负责。鲁迅对这个组织很关心，除这次往演说外，还于8月31日和4月13日给这个组织捐助活动经费共二十元。（据《日记》和1976年第6期《历史研究》，第103页）　　

　　31日，“徐文雅、毕磊、陈辅国来并赠《少年先锋》十二本”。　　

　　按：这三人是受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的委托，经常和鲁迅联系。据中共中大总支内部刊物《支部生活》周刊（油印）第5期“内外消息”一栏所记：“地委检《少年先锋》十二期，使毕磊持往与鲁迅接洽。”（《广州》，第200页）鲁迅在4月10日写《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当中所引列宁的话，即引自《少年先锋》第8期。可见，鲁迅对《少年先锋》是认真看的。　　

　　本月，曾往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访问，准备和他们联合起来从事新文化运动。只是由于创造社的不少重要成员当时都已离开广州，所以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据《关于鲁迅的生活》，第5、6页）

　　2月

　　9日，“徐文雅来并赠《为什么》三本”。　　

　　按：《为什么》是《做什么?》之误。这是中共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机关刊物铅印的周刊，由毕磊主编。该刊发刊词《我们应该做什么?》由陈延年执笔（一说由陈修改过）。创刊号（2月7日出版）上还有坚如（即毕磊）的《欢迎了鲁迅以后》一文。（据《广州》，第197页）　　

　　10日，“被任为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开第一次教务会议”。　　

　　按：鲁迅在中山大学共主持过七次教务会议，最后一次的时间为4月14日。　　

　　11日，“下午山上政义来”。　　

　　按：这是山上政义（1896—1938）第一次访问鲁迅。他笔名为林守仁，后来曾译过鲁迅的《阿Q正传》，由日本东京四六书院于1931年10月5日出版。当时，他以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特派记者的身份到达广州。山上政义说，鲁迅“常常到沙面一家日本人的杂货店来购买日本的文学杂志，我也就是在这个沙面认识鲁迅的”（据1976年第1期《革命文物》，第9、10页；南京师院《文教资料简报》1997年9月总第69期，第57页）。　　

　　18日，应邀前往香港基督教青年会演讲。当天讲《无声之中国》，第二天讲《老调子已经唱完》。20日返回广州。　　

　　按：当时港英当局不同意请鲁迅来演讲，曾叫青年会的人去问话：为什么请鲁迅来演讲？有什么用意?（据137期《语丝》，第20页）鲁迅在《略谈香港》中也说：“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3〉，第427页）　　

　　20日，请许广平往接昨天到达的许寿裳，迎入“大钟楼”同住一室。后，又合租白云楼一套房子，同住至6月5日许寿裳离开广州时为止。（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广州同住》）

　　3月

　　1日，“午中山大学行开学典礼，演说十分钟”。记录稿经鲁迅修改后，署题为《读书与革命》，发表于《广东青年》第3期上。又，本日为《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作《中山大学开学致语》一文，文内说“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8〉，第160页）。　　

　　按：“演说十分钟”，《日记》重排本1981年版作“演说一分钟”，误。现据第一次铅印本和影印本改正。　　

　　2日，中山大学开始上课，鲁迅所任课程为“文艺论”“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文艺论”一课，因选修者有204人之多，所以只好把时间排在晚上，在大礼堂授课。（据《广州》，第210页；夏征农：《鲁迅研究》，第35页）

　　11日，晚往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会演说，地点在中山大学内。　　

　　按：广州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大会筹备会，邀请各界知名人士于10、11、12这三日发表演说，参加演讲的还有萧楚女、邓中夏等。　　

　　14日，晚七时往惠东楼太白厅参加南中国文学社茶话会，与会者有孙伏园和广州文学社的欧阳山（杨罗西）等人。鲁迅在会上“将研究文学之经过，文学途径，研究方法及国内文坛近况，详为解述”（《鲁迅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76页）。

　　24日，作《黄花节的杂感》，说：“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指出“幸福的花果”必须继续培养，现在倒是那“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太多了。

　　28日，“斥宋湜”。　　

　　按：宋湜，四川人，为戴季陶之外甥，时任中山大学委员会秘书。问题的起因和经过不详，有可能是由于鲁迅和当时中山大学委员会所贯彻的路线发生尖锐矛盾的缘故。　　

　　29日，“上午往岭南大学讲演十分钟，同孔容之归，在其寓小坐”。　　

　　按：3月15日，鲁迅在致韦丛芜信中说：“岭南大学想我去讲点东西……因近几天拉了一个他们的教员兼到中大来，所以我也许去讲一点，作为交换。”这天的讲演是围绕着黄花节来说的，鲁迅和孔容之“略谓先烈的牺牲，是为革命奋斗，为中国全体人民谋幸福。但最怕先烈苦心，后继无人。现在革命还未成功，所以我们要继续他们的志向，努力奋斗”（《广州》，第213页）。　　

　　同日，移居白云路白云楼二楼。这里“远望青山，前临小港”（按：1954年已把小港填掉，白云楼现离珠江约有百余米），“地甚清静”（《亡友鲁迅印象记》，第75页）；更适合于工作和联系革命青年。

　　31日，“下午开组织委员会”。这是中山大学组织委员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会议，会上决定：“教务处办事通则，请周树人、傅斯年两委员担任整理。”该会主席为杨子毅，委员共四人。（据《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9期，第3、4页）

　　本月，《坟》由北京未名社出版，所收为1907年至1925年的文章23篇。17日，鲁迅即收到未名社寄来的《坟》60本。

　　约于本月下旬，由毕磊陪同，前往中山大学斜对面的一座楼房（即现在延安二路386号），和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会见。　　

　　按：陈延年在北京大学时曾听过鲁迅的课，以“父执之辈”视鲁迅。在鲁迅决定来广州之后，“延年就布置工作，要利用鲁迅的威望发动‘中大’的学生；这正是斗争激烈的时候，鲁迅没来就决定毕磊公开出来做鲁迅的工作，制造舆论”（《广州》，第96页）。这次会见，是鲁迅提出，经毕磊反映，陈延年同意才安排的。

　　4月

　　1日，鲁迅参加签名的《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发表于《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0期上，在上面签名的还有成仿吾、何畏等。《宣言》发表时，前面有声明：“这个宣言是我们一种忍无可忍时的表示。”“在这里签名的人都是本人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确有信心的。”《宣言》希望中英两国人民“现在第一要为了打倒资本帝国主义而团结”，将来，“更可以为世界的生活发展而互相扶助”。　　

　　按：这个《宣言》约起草于3月，鲁迅签名似在3月末。又，《洪水》30期的出版时间标明为4月1日，但并没有按时出版，延期了。　　

　　3日，“作《眉间尺》讫”，后发表于《莽原》半月刊，收集时易名为《铸剑》。鲁迅说，写这篇是“只给铺排，没有改动的”，写得很认真。它塑造了眉间尺和宴之敖者的形象，表现了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的复仇思想和大无畏的英雄精神。

　　8日，“晚修人、宿荷来邀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讲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希望出现“带有愤怒之音”的“怒吼的文学”，并且进一步指出“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才能解决问题，表示：“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3〉，第419，423页）。

　　10日，作《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于5月5日发表于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鲁迅当时虽然在广州，但因为深重的白色恐怖，杜门不出，一直不知道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他在《在钟楼上》说，这篇文章“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了”（〈4〉，第33、34页）。一直到1975年，才由《中山大学学报》把这篇长期被遗忘的重要杂感重新加以发表。

　　在杂感中，鲁迅指出中国革命者的屡遭挫折，就往往因为胜利而冲昏头脑，“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鲁迅说，在对敌斗争中，“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实际上是束缚革命群众手脚的绳索。这篇杂感四次提到列宁，三次说到进击。它根据列宁的“要彻底消灭敌人”的思想，指出革命者绝不能麻痹大意，因为还远没有消灭敌人。　　

　　按：北伐军于3月22日和24日，先后占领上海和攻克南京。原定于4月4日召开的“广东各界庆祝北伐军克复沪宁大会”，会期一再改变，后终因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而停止举行。　　

　　15日，凌晨，蒋介石继12日在上海举行反革命政变之后，在广州大量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革命群众。中山大学被反动军警包围，毕磊等被捕。在白云楼的对面，工会被查抄。鲁迅于下午冒雨“赴中大各主任紧急会议”，提出要营救学生，并要朱家骅去找李济深出个布告，不准搜查教授宿舍。关于营救学生，鲁迅力争无效，归来一语不发，气得连晚饭也未进一口，心情十分悲愤。（据《广州》，第70页；《鲁迅回忆录》，第71页；《亡友鲁迅印象记》，第75页）

　　16日，“下午捐慰问被捕学生泉十”。

　　26日，作《〈野草〉题辞》，说：“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这表明鲁迅坚决和旧我诀别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在“地下运动，奔突”的“地火”上。　　

　　按：“四一五”以后，广州工人转入地下活动，分作六区，坚持斗争。又，据反动派的《解放旬刊》第2期说，广州“还时时发现共党分子聚众演讲及散发传单等事”。这就是“地火”的一些具体表现。反动派后来也感到“地火”的威胁。1928年，当《野草》印第4版时，《题辞》就被抽去。鲁迅说，这想来“是被官办的检查处删去的”。（据《广州》，第136页；〈13〉，第314页）　　

　　29日，“上午寄中山大学委员会信并还聘书，辞一切职务”。　　

　　按：一般均据1927年5月11日武汉《中央日报》所刊的信，把辞职事定在21日。似误。我想，是否可能这样：29日寄出的信写于28日，即星期四，而说“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那信，实写于5月1日以后而日记失记，因而被误定为写于4月29日，从而发生推算错误。但是，一时无法确定，仅记于此以存疑。   

　　5月

　　6日，“午山上政义来”。时鲁迅蛰居于白云楼。谈话间，外面“有一群工人纠察队举着工会旗和纠察队旗，吹着号从窗子里望得见的大路上走过去”。鲁迅望着这些反动的纠察队对山上说：“真无耻！昨天还高喊共产主义万岁，今天就到处去搜索共产主义系统的工人了。”（转录自1976年第1期《革命文物》，第16页）这表现出鲁迅对反动派镇压革命的愤恨心情。

　　9日，“沈鹏飞来，不见，置中大委员会函并聘书而去”。　　

　　按：沈鹏飞，当时兼任中山大学事务管理处主任和校组织委员会主任。鲁迅辞职的态度很坚决，所以拒而不见。沈鹏飞曾回忆说：“我当时未能了解鲁迅先生的心情和处境，冒然代表去挽留，亦可谓不识时务之至了。”（据《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15期第14页和1961年9月24日《南方日报?忆鲁迅先生在中大二三事》）　　

　　30日，作《〈小约翰〉引言》，除介绍该书的翻译经过等以外，还谈到自己当时的处境是：“时有侦察的眼光，或扮演的函件，或京式的流言，来扰耳目。”

　　6月

　　6日，“上午得中大委员会信，允辞职”。　　

　　按：鲁迅三次退中山大学聘书，态度很坚决。于是，中大反动当局只好停止写“扮演的函件”，不再虚假地表示挽留，同意辞职。　　

　　11日，“寄香港循环日报馆信”。　　

　　按：1927年6月10、11日香港《循环日报》副刊《循环世界》上，发表《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一文，造谣说“鲁迅到了汉口”等等。鲁迅所寄为更正信，但《循环日报》拒不刊登。（据〈3〉，第429页）

　　7月

　　16日。“午后往知用中学校讲演一时半，广平翻译”，讲题为《读书杂谈》，鲁迅说，看书要“自己思索，自己做主”，“倘只看书，便变成书厨”；同时，“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3〉，第443、444页）。

　　23日和26日，在广州市夏令学术讲演会讲演，讲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曾说“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11〉，第646页）。他想通过孔融、嵇康等的被杀，来影射蒋介石的凶残屠戮。他还用比喻的办法，说北方军阀从“压迫民党”而投机地变为“信仰三民主义……”（〈3〉，第513页）。这里抨击的实际也是蒋介石。　　

　　按：这次约去演讲，是对鲁迅的政治态度的试探。据说，蒋径三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鲁迅。鲁迅“知道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好象战士嗅到火药味，越加奋发精神，愈讲愈引人入胜”。他“画龙点睛地联系现实，以古例今……隐喻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叛徒”（《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第297页）。　　

　　24日，“得对门徐思道信并文稿，下午复”。　　

　　按：徐当时才15岁，在中山大学暑期升预科补习班学习。他把三篇习作寄给鲁迅，请求评改。鲁迅的复信对徐热情地鼓励。（参见《诚挚的纪念》，第21-26页）　　

　　本月，散文诗《野草》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鲁迅自书“野草”二字，由孙福熙作封面；连《题辞》共收24篇。

　　8月

　　1日，“午后复顾颉刚信”。　　

　　按：7月24日，顾曾寄鲁迅一函，因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鲁迅的一封信，顾认为当中有对他的攻击，所以叫鲁迅“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云。鲁迅和他“小开玩笑”（〈11〉，第566页），叫他可“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　　

　　15日，“上午至芳草街北新书屋将书籍点交于共和书局”。　　

　　按：书屋原为孙伏园所筹办，后孙往武昌，所租房子即交付给鲁迅。待北新书局把书寄来，遂于3月25日正式开张，目的是传播文化，打破广州文坛的寂寞。现因将离粤，所以把书籍点交共和书局，北新书屋即告结束。　　

　　19日，“下午同春才、立峨、广平往西关馆照相”。　　

　　按：所照之相，见1977年文物出版社版《鲁迅》。据何春才说：当时鲁迅“安排我和许广平站在后排，他和廖立峨坐在前排。当时廖立峨推让许广平和鲁迅坐在一起……但他不同意。我想可能为了避免别人造谣”（《诚挚的纪念》，第58页）。

       9月　　

　　4日，作《答有恒先生》。这是看了时有恒的《这时节》一文以后的答复。时有恒说：“久不见鲁迅先生等的对盲目的思想行为下攻击的文字了。”“我们还得请求于鲁迅先生来亲自出马，对现社会下攻击。”鲁迅答复道，现在之所以不发议论，是因为“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在过去，“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所以，过去关于青年必胜于老年的“妄想破灭了”，进化论思路发生了根本动摇。他深刻地解剖自己在厦门和广州时的认识，说“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表现了严于自我解剖的革命精神。

　　10日，“夜纂《唐宋传奇集》略具，作序例讫”《〈唐宋传奇集〉序例》。介绍成书经过、选录标准及唐宋传奇的演变情况等，最后一段为：“中华民国十有六年九月十日，鲁迅校毕题记。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鲁迅曾经对郁达夫说过，这些话“那是我有意刺高长虹的!”“高长虹自称是太阳，说景宋是月亮，而我呢，他却谥之为黑暗，是黑夜”（《鲁迅回忆录》第二集，第300页）。但是，在当时说这些话，可能具有双关意义，包含着对蒋介石反动派进行抨击的意思，是一种隐晦曲折的笔法，起到了使“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7〉，第225页）的作用。

　　19日，写信给章廷谦，说：“中大今日（或明日，记不清了）开学，行授旗式，旗乃校旗也，青天白日外加红边，新定的。”（〈11〉，第576页）

　　按：中大已由国民党右派掌权。开学式于21日举行，由国民党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授旗，戴季陶受旗。旗为青天白日，中画一书。内写“中大”二字，外界红圈，嵌于旗之中央。（据《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20期）　　

　　24日，“往创造社选取《磨坊文札》一本，《创造月刊》、《洪水》、《沉钟》、《莽原》各一本，《新消息》二本，坚不收泉”。这反映创造社在当时对鲁迅的亲切态度。鲁迅在第二天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11〉，第583页）

　　25日，复台静农信，谢绝作诺贝尔奖金候选人，说：“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11〉，第580页）　　

　　按：关于做候选人一事，是由瑞典人斯文赫定和刘半农等谈判的结果。斯文赫定“拿瑞典诺贝尔奖金的华冕来取悦中国学者是一份现成的人情”，而“鲁迅先生的回信不仅仅表示自己的谦虚，实在还严正而又坚决地拒绝了帝国主义阴谋分子斯文赫定的‘诱惑’”（《回忆伟大的鲁迅》，第55、56页）。　　

　　27日，下午和许广平搭“山东”轮离开广州，只有廖立峨一人送行，这和1月间到广州时的热烈欢迎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鲁迅在9月3日曾说：“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3〉，第447页）他还对郁达夫说过：“在这半年中，我譬如是一只雄鸡，在和对方呆斗。这呆斗的方式，并不是两边就咬起来，却是振冠击羽，保持着一段相当距离的对视。”

　　28日，泊香港，29日发。30日上午抵汕头，下午开船。

　　10月

　　3日，上午到上海，夜，“玉堂、伏园、春台来访，谈至夜分”（《日记》）。林玉堂说他当时对鲁迅的印象，乃是一个受了满身疮痍的灵魂，但同时是一个光荣的胜利归来的戎马作家（据《鲁迅》第3卷第1期《北新》）。

　　5日，“往内山书店买书四种”。这是鲁迅第一次往内山书店，时书店设在魏盛里2号，即现在四川北路1881弄内。　　

　　按：内山书店的书有时会遗失，所以，这一天，因为鲁迅的衣服很随便，书店的一个负责的日本人打量了鲁迅这般模样之后，对一个中国店员说：“注意看着这个人——鲁迅，他可能会偷书。”（《鲁迅回忆录》，第86页）　　

　　8日，“上午……移入景云里寓”，开始和许广平同居。后来，许广平在给常瑞麟的信中说，在女师大事件中，鲁迅为了学校而四面受敌、心力交瘁而至于“病甚沉重”；“人待我厚我亦欲舍身相报”。（1978年第1期《南开大学学报》，第65页）

　　同日，“往内山书店买书三种四本，九元六角”。约从这时起，开始和内山完造相识。　　

　　按：内山完造（1885—1959），日本岗山人。他后来成为鲁迅很熟的朋友。鲁迅多次避难，都得到他的关照；抗战期间，鲁迅的冢墓被敌伪毁坏了，后有人加以修复，据许广平说，想必是内山完造“慷慨而不肯居功”（《亡友鲁迅印象记》，第111页）。　　

　　11日，和三弟一起看望茅盾。当时茅盾正被通缉，行动不方便。鲁迅谈了半年来在广州的见闻，并说革命看来处于低潮了，“对于当时流行的革命仍在不断高涨的论调表示不理解”（《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第5页）。

　　18日，“夜章雪村招饮于共乐春，同席江绍原及其夫人、樊仲云、赵景深、叶圣陶、胡愈之及三弟、广平”。席终以后，赵景深表演了一个单口相声，刻画一个人因忘了戏词只好含糊不清地叽哩咕噜地说话。“鲁迅听后说，现在人与人之间，说话也是‘叽哩咕噜’的。意思是说，各用心机，不能开诚相见”（《徐州师院》1977年第3期，第65页）。

　　19日，“晚王望平招饮于兴华酒楼，同席十一人”。　　

　　按：王望平是中国济难会的负责人员。当时济难会准备出一个刊物，所以宴请作家，请给予支持。（《鲁迅回忆录》第二集，第298页）　　

　　21日，作《革命文学》，指出革命文学的“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3〉，第544页）。

　　25日，“至劳动大学演讲约一小时”。这次讲演没有一定的题目，记录稿即收在《集外集拾遗》的《关于知识阶级里》，这题目是记录者代拟的（据《鲁迅先生与〈译文〉》载新2卷第3期《译文》）。在讲演时，鲁迅说：“各国革命，知识分子当被民众捧上了台的时候，他们便不再为民众说话了！”这时台下热烈鼓掌。鲁迅从容而又幽默地继续说：“你们不要捧我罢!把我捧起来，于你们毫无好处!”（第106期《文化与教育》，第11页；还可参看〈8〉，第188页）

　　26日，“晨有麟来”，即住于景云里23号鲁迅寓里。28日去立达学园演讲时，荆有麟也陪着前去。（据《鲁迅回忆》，第2页）

　　28日，“下午往立达学园演讲”。王任叔和胡行之说，讲题是《伟人的化石》，大意是说伟人生前受人嫉妒、受人反对，及其既死，则处处受人欢迎。荆有麟说，鲁迅是作“关于文学方面的讲演”（据《鲁迅先生的盖棺论定》，第13、14页；《鲁迅回忆》，第2页等）。　　

　　按：讲演稿没有发现，但据张孟闻回忆，他当时在南京生物所阅报室曾看到报刊上连续两天登载的讲话记录。

　　11月

　　2日，“午蔡毓骢、马凡鸟来，邀往复旦大学演讲，午后去讲一小时”，讲题为《革命文学》。讲演稿（未经鲁迅审阅）载1928年5月9日上海《新闻报?学海》副刊。（据《鲁迅讲演考》）又，1927年的《复旦旬刊》第2期对这次演讲也有报道。

　　6日，“上午丏尊邀至华兴楼所设暨南大学同级会演讲并午餐”。　　

　　按：这是应夏丏尊的邀请，为该校中文系一年级同学所作的一次演讲。鲁迅讲了写作问题、怎样写真实问题和学习外语问题等。“实际上也可说是一次谈话会吧。因为既无讲题，又无正式记录。”（1981年9月25日《陕西日报》）　　

　　9日，“郑伯奇、蒋光慈、段可情来”，商量联合起来共同战斗的问题。郑伯奇等建议合办一个刊物，希望鲁迅“做一个经常的撰稿员，他无条件地答应了。看起来，决不像是‘漫然应之’；他的样子很诚恳”（郑伯奇的《不灭的印象》第2卷第2期《作家》）。新中国成立以后，郑伯奇说得更具体：“我们觉得这么多进步作家聚集上海，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办一个刊物，提倡新的文学运动一定会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我们取得沫若同志的同意和支持，同去访问鲁迅先生，谈出联合的意思，鲁迅先生立即欣然同意。他并且主张不必另办刊物，可以恢复《创造周报》，作为共同园地，他将积极参加，我们都很高兴。沫若也表示非常欢迎。”（《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2辑，第4、5页）

　　11日，“得梁式信”。　　

　　按：梁式在广州的一家书店里，发现在《黄埔生活》周刊第4期上，刊载了鲁迅4月8日的演讲记录《革命时代的文学》，他买了一册寄给鲁迅。（据《文坛史料?可记的旧事》）　　

　　14日，“往劳动大学讲”。这是应劳动大学校长易寅村之邀，前去讲授“文学讲座”。因为和易寅村在北京时相识，推辞不得，所以在7日和14日去讲了两次。后因劳动大学发生镇压革命学生的事，鲁迅即辞退教职。——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在学校正式上课。（据《永不磨灭的印象》，1961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

　　16日，“下午往光华大学讲”，地点在饭厅，听众把几百个座位坐得满满的。讲演记录发表在《光华》周刊第2卷第7期上，似未经鲁迅审阅（题目由编者加上，为《文学与社会》）。

　　又，现留下这次讲演前后在光华大学拍的照片两帧。（据《鲁迅在光华大学演讲的内容及经过》1977年第5期《南开大学学报》和《鲁迅》照片集）

　　17日，“下午往大夏大学演讲一小时”，讲题和内容均不详。

　　19日，“下午郑、段二君来”。郑即郑伯奇，段即段可情。他们前来，大概是把《〈创造周报〉复刊广告》和《〈创造周报〉复活预告》送给鲁迅看并征求同意。

　　12月

　　3日，上海《时事新报》刊登《〈创造周报〉复刊广告》，内列之特约撰述员为“鲁迅、麦克昂（即郭沫若）、蒋光慈、冯乃超、张资平、陶晶孙、赵伯颜等三十余人”（据《鲁迅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的一些文献资料》，1979年《语文教学通讯》）

　　7日，作《“尘影”题辞》。《尘影》是黎锦明所作之中篇小说，写1927年4月12日前后一个小县城内的情况。鲁迅在《题辞》中说，虽然“世界现在常为受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但是，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3〉，第547页）。

　　17日，“往俭德贮蓄会观立达学园绘画展览会”。在这以前，11月27日，“黄涵秋、丰子恺、陶璇卿来”，即和筹备这次绘画展览会有关。12月14日，“午璇卿遣人来取关于展览会之文稿去”，这文稿即鲁迅于12月13日所写的《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当时，陶元庆在立达学园任教，展览会的展品包括陶元庆的绘画。（据《新文学史料》第2辑，第76页）

　　同日，《语丝》第4卷第1期出版，鲁迅从这期起任主编。　　

　　按：《语丝》于10月22日出版了第154期以后，在北京被张作霖查封，155、156期即移上海出版。　　

　　18日，“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份薪水泉三百”。　　

　　按：鲁迅从广州到上海后，表示不愿教书。许寿裳即把这事告知蔡元培。蔡时任大学院院长，即聘鲁迅为特约著作员（同时聘请的为江绍原、马叙伦、李石曾、吴稚晖4人），“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据《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载《蔡元培选集》；《亡友鲁迅印象记》，第77页；《新文学史料》第1辑，第147、148页）。　　

　　21日，午后应暨南大学“秋野社”邀请，至该校演讲，讲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次讲演，有刘率真（即曹聚仁）和章铁民所记的两个纪录稿，当时均已发表。现收在《集外集》的是经过鲁迅改正的曹的记录。

　　在讲演时，鲁迅指出“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反动政治和革命文艺之间有矛盾；如今，“‘象牙之塔’毕竟不能住得很长久”，但也不能光喊“打打”“杀杀”了事，应该“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7〉，第114、118页）

　　同日，作《卢梭和胃口》，批判梁实秋对妇女和劳动者的攻击，揭露他的人性论的资产阶级实质。

　　23日，作《文学和出汗》，继续批判梁实秋。鲁迅指出，汗有“香汗”和“臭汗”之分，英国先前的小说写的多是“香汗”，可是19世纪后半，因受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3〉，第558页）。这表明鲁迅开始比较自觉地用阶级分析法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本月，《唐宋传奇集》（辑录并考正）出版，由北新书局印行，陶元庆画封面。12月29日的日记中，有“得小峰信并《唐宋传奇集》二十本”的记载。

　　本月，开始教许广平学日文，先教单字，自编讲义。后，又以《尼罗河之草》和《马克思读本》为课本，一直教到1929年4月7日止（据《鲁迅回忆录》，第77-79页）。

　　本年所出的专书有：《野草》《坟》《华盖集续编》《桃色的云》和《唐宋传奇集》。

　　本年的著译计：历史小说1篇，杂文62篇，书信62封，画1幅，翻译12篇和全年日记。

　　〔附〕本年共收信398封，发信291封；和鲁迅有来往者共241人（内本年才始见于日记者160人）。　　

　　1月1日，国民政府迁武汉，蒋介石的迁都南昌的打算被击败。

　　2月22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因准备不充分等原因而失败。

　　3月21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激战约三十小时，起义成功。起义时，北伐军白崇禧部在龙华按兵不动，起义成功后，才开进上海抢夺胜利果实。

　　3月24日，北伐军克复南京。帝国主义的军舰当天夜里炮击市区，死伤军民二千余人。

　　4月12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上海大资产阶级支持下，发动反革命政变，袭击工人纠察队，在宝山路用机关枪屠杀请愿群众。

　　4月15日，广州宣布戒严，钱大钧秉承蒋介石意旨，向中国共产党各机关、工农组织进攻，逮捕二千余人，杀害了不少革命者。

　　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党政府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国民党党籍，解除本兼各职，并要求逮捕法办。

　　4月18日，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举行。大会驳斥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和建立人民政权两大任务。

　　7月15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取缔共产党之议案，用武力镇压革命运动。

　　8月1日，为了挽救革命，打击蒋汪的反革命阴谋，周恩来、朱德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后来，起义部队转战于广东、福建、湖南，1928年4月由朱德率领队伍上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

　　8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九江召开紧急会议，撤换了陈独秀的领导。但是，这次会议在反右倾的同时，却为“左”倾开辟了道路。

　　9月8日，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后向井冈山挺进，于十月建立革命根据地。

　　10月，大学院于南京成立，蔡元培任院长；1928年4月，改为中央研究院；1928年11月，改称教育部。

　　11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左”倾路线正式形成并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中取得统治地位。

　　12月11日，共产党领导工人和士兵举行广州起义，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

　　3月，康有为卒。

　　4月28日，李大钊被杀害于北京。

　　6月，王国维（1877年生）投水自杀。

　　7月，陈延年（1898年生）被杀害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