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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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民国十三年•甲子)43岁

日期: 2019-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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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7日,“下午往师大附中校校友会讲演”,题目为《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在讲演中,批判了胡适等提倡的“整理国故”,“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指出大家都可以做“培养天才的泥土”,不要“空等天赋的天才”,而且,“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1〉,第169页)。


  2月


  7日,作短篇小说《祝福》,这是《彷徨》的第一篇。主人公祥林嫂在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的迫害下,走投无路,只好幻想死后在地狱中和死去的丈夫、儿子团聚。但是,这种十分虚无缥缈的幻想只能使她失望,因为她始终不明白到底有没有地狱和灵魂。在欢乐的祝福之时,祥林嫂悲惨地死去。如果说,夏瑜是被清政府的钢刀所杀害,那么,祥林嫂就是在封建礼教的软刀子下牺牲的。


  16日,作短篇小说《在酒楼上》,主人公是吕纬甫。他在辛亥革命前后,激烈得“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可是,时间磨平了他的斗争棱角,他再也不敢用清醒的态度对待生活,变得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成为一个麻木不仁的人。


  18日,作短篇小说《幸福的家庭》,描写一个作家在五四高潮过去以后感到深深的迷惘,迷失了方向。


  25日,“午后往世界语校讲。由校医邓梦仙种痘三点”。关于种痘一事,鲁迅在《我的种痘》一文中有记述。(见〈8〉,第349页)


  3月


  15日,“旧存张梓生家之书籍运来,计一箱,检之无一佳本”。  


  按:鲁迅于1919年12月回绍兴搬家时,曾把一时带不动的一些书籍暂存绍兴五云门外张梓生家里。除这一箱外,新中国成立后还从张家找到了寄存的另外三箱书,内有鲁迅在南京读书时手抄的《几何学》《开方》《八线》和《开方提要》等(据《绍兴》,第192页)。  


  同日,“下午寄常维钧《歌谣周刊》封面图案二枚”。


  25日,“得师大信,极谬”。


  27日,“晨寄师大信,辞讲师”。


  29日,下午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四学生来。


  31日,“寄钱玄同信”。这封信谈到向师大辞职一事。鲁迅说:“所以与师大注册部捣乱者,因其一信措辞颇怪,可以疑为由某公之嗾使,而有此不敬之行为。……其意在惩罚某公,而非与注册部有斤斤较量之意者也。”“昨有学生来,言此种呆信,确出注册部呆鸟所作,其中并无受某公嗾使或借以迎合之意云云也。然则我昨之所推度者,乃不中的焉矣。故……有打消辞意之行为者也。”(〈11〉,第424、425页)这封信和11月份的《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的性质相类似,表现出鲁迅的警惕性和自我批评精神。


  5月


  2日,下午往中央公园观中日绘画第三次联合展览会。


  8日,“午后往集成国际语言学校讲”。  


  按:这是一所世界语的学校,成立于4月20日,谭仲逵任校长,借钟鼓寺某中学的教室上课。据《日记》,鲁迅在5、6月份往集成国际语言学校讲课7次,没有收学校薪水的记载,似为义务授课,他教的是中国小说史。  


  同日,“夕八时往协和学校礼堂观新月社祝泰戈尔氏六十四岁生日演《契忒罗》剧本二幕”。在祝寿演出会上,鲁迅曾和陈源见过面,但是他后来说:“与陈源虽尝在给泰戈尔祝寿的戏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视为异类。”(〈3〉,第168页)  


  按:泰戈尔(1861—1941)为印度作家,曾获诺贝尔奖。他于4月来华,由新月社的一些人接待。当晚由胡适任主席。梁启超在演讲时给泰戈尔起了“竺震旦”这一中国式的名字,并说今天就是命名日,所以一方祝贺老诗哲六十四岁的生日,一方又是祝贺一位刚生下来不到一天的小孩云云(见《鲁迅研究文丛〔2〕》,第304页),在接待泰戈尔的过程中,他们不宣传泰戈尔的爱国主义的诗篇,不发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而把他说成是“超凡入圣”,结果是“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胡涂”(〈8〉,第341页)。鲁迅说,泰戈尔在中国“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5〉,第586页)。又,鲁迅在《〈狭的笼〉译后记》中说泰戈尔“赞美本国的‘撒提’(指妻子殉夫的封建陋习)”则似误,这因为泰戈尔在《摩诃摩耶》中,对“撒提”是加以反对、抨击的。  


  21日,“晚以女师校风潮学生柬邀调解,与罗膺中、潘企辛同往,而续至者仅郑介石一人耳”。  


  按:关于女师大风潮,据郑介石回忆,鲁迅在该校“每周任课的时间不多,因而对学校的腐败情况是不很清楚的,所以,当女师大风潮发生的时候,他是颇为沉默的”(《北京》,第148页)。这次应邀前往调解,是他参加这场斗争的开始。  


  25日,“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鲁迅租住的砖塔胡同的房子很窄,母亲来时也无法住下来。他设法借钱购买这所旧屋并加以翻修。为此,去年即向许寿裳借了400元,今年还向齐寿山等借款750元。除付出旧屋价800元外,至5月13日,共支出翻修费用1042.50元(不计算刷墙费和税款等)。鲁迅一直到1926年8月7日才把借款还清。因为本年手头很紧,所以不但全年才买书99.24元,平均每月仅8.268元,而且节衣缩食,例如在砖塔胡同时,“连女工的工资(每月二元,当时一般是一元或者一元五角,他家的比别家多些),房租八元,另外柴米油盐菜、朱氏的零用,一切都算在内,每月支出平均不超过卅元”(《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第204页)。


  6月


  1至8日,又校《嵇康集》一遍,10日,作《〈嵇康集〉考》。


  11日,“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按:鲁迅去年8月2日被迫迁居砖塔胡同时,十分匆促,很多东西来不及带出。这次回去取留下的东西。鲁迅进入八道湾十一号里院不久,周作人即骂了开来,先是“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继则拿起“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准备砸过去,幸被熟人抢下,没有发生更大事故。周作人的老婆则打电话请人来干涉,鲁迅对来人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62页和1978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上的《弟与兄》)  


  12日,遇许寿裳,告之以昨天发生的事。许寿裳说“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是日,周作人写了一篇题为《破脚骨》的短文,18日发表于《晨报附刊》,对鲁迅加以影射(方言叫流氓为破脚骨)。(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62页和1978年10月22日《人民日报》上的《弟与兄》)  


  按:9月21日鲁迅在《〈俟堂专文杂集〉题记》中,把自己辛勤搜集的古砖和朾本被人掠夺,譬之为“忽遭寇劫”,而现在则是“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末写“宴之敖者手记”。——关于这个名字,鲁迅曾对许广平说过:“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第24页)  


  20日,“晚孙伏园来并持到《中国小说史略》下卷一百本”。  


  按:下卷于3月间校毕,本月由新潮社出版。


  7月


  7日,“赴西车站晚餐,餐毕登汽车(‘汽车’为日语,即火车)向西安,同行十余人,王捷三招待”。  


  按:当时国立西北大学和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讲演会,自北京、天津等地约请学者来陕讲学。上月28日,鲁迅即“赴西北大学办事人之宴”,答应了“往陕作夏期讲演”之邀约。今日同行者有孙伏园、王桐龄,夏元瑮、王小隐、陈定谟、李济之、蒋廷黻等。王捷三为北大哲学系三年级学生,代表西北大学出面招待。  


  鲁迅往西安,除进行学术讲演外,还准备考察杨贵妃的遗迹,为写有关杨贵妃的历史小说(一说为戏剧)做准备。但结果却改变了想法,放弃了写《杨贵妃》的念头。在1934年1月11日的《致山本初枝》中,鲁迅曾说:“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象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


  9日,抵陕州。在这里会合从南京等地来的学者,于十日乘船出发。在陕州时,一早便苍蝇哄鸣,扰人清梦,鲁迅说:“《毛诗?齐风》所咏:‘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于今朝验之已。”以后,他还对同行者说,吴佩孚的谬论以及帝国主义那一套“其扰乱世界,比苍蝇更甚千百倍”(《西安》,第102页)。


  14日,坐汽车(《日记》作“自动车”)从潼关到达西安,宿西北大学教员宿舍。


  20日,参加在西北大学礼堂召开的暑期学校(即暑期讲演会)举行的开学式,上午十时开会,会后摄影。


  21日至29日,共讲演12小时,分6讲,讲题为《中国小说之历史的变迁》。


  30日,“下午往讲武堂讲演约半小时”。  


  按:省长刘镇华“想请鲁迅先生对西安的下级军官士兵讲演一次”,叫张辛南“向鲁迅先生商议一个士兵能了解并感觉兴味的题目”,意思当然是希望为他说好话,但鲁迅说:“给士兵讲可以,我还是讲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刘镇华“碰了个软钉子,几乎要马上掀开‘礼贤下士’的假面具的时候,经人劝阻,才隐忍住了。当时的新秦日报曾透露了这个‘兼坐怒形于色’的消息,还被罚的停了几天刊”(《西安》,第118、119页)。


  8月


  3日,从酬金中拿出50元捐给易俗社。  


  按:易俗社为著名秦腔剧团。鲁迅在社会教育司任职,戏剧为其所管的工作之一,所以对易俗社早有所知。到西安后,鲁迅看了该社演出的、宣传爱国思想的《双锦衣》上下本、《大孝传》全本和《人月圆》等,印象很好。他主张“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知道易俗社经费困顿,便把钱捐给它。又,在这时,适逢易俗社成立十二周年,鲁迅和其他学者为了对易俗社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由鲁迅“亲笔题‘古调独’四字;制成匾额一块赠易俗社”(据《西安》,第104、111、112页)。  


  同日,“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被饯行者仅鲁迅、孙伏园、夏元瑮三人,因为他们决定提前离西安。  


  按:有关这次饯行情况,孙伏园在《鲁迅和易俗社》一文中有所记述(见《西安》,第112页)。  


  4日,离西安;8日,到潼关;10日,到洛阳;11日,到郑州。


  12日,“夜半抵北京前门,税关见所携小古物数事,视为奇货,甚刁难,良久始已”。  


  按:鲁迅在西安,曾往古董店买乐伎土偶人2枚,四喜镜1枚、魑头2枚,弩机5具、小土枭1枚、小土偶人2枚、磁鸠2枚和彩画鱼龙陶瓶1枚等,税关因不明用途而加以刁难。其实,鲁迅是为了学术研究而买这些古物的,他历年在琉璃厂和小市地摊就注意购存。据当年琉璃厂熟识鲁迅的人回忆:“鲁迅先生……好像要利用出土的古物,编一部历史图谱。”(1956年第10期《文物参考资料》,第8页)  


  13日,“寄还女师范校聘书”。这是对杨荫榆当校长的一种抵制。但是,学生爱戴他,“一个也不缺的,挤到教务处,包围他,使得他……终于重又执掌教务”(《欣慰的纪念》,第52、53页)。


  9月


  8日,“自集《离骚》句为联,托乔大壮写之”。  


  按:对联是:“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乔大壮(曾敂),曾任京师图书馆馆员、教育部编审处编审员等职,和鲁迅相熟。他在《送戴芦舲罢官南归》诗中说“论心形影偕周许”,就是说和鲁迅、许季上之间的友谊。[据安徽师大阜阳分校:《鲁迅诗歌研究》(上),第184页]  


  15日,作散文诗《秋夜》,这是《野草》的第一篇。当中以枣树等为一方,以秋夜的天空等为一方,展开了斗争。枣树是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感人形象,它“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着许多蛊惑的眼睛”(〈2〉,第163页)。


  22日,“夜译《苦闷的象征》开手”;10月10日,“夜译《苦闷的象征》讫”。


  24日,写信给李秉中,严格地解剖自己,说:“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11〉,第430、431页)


  10月


  3日,作《我的失恋》,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这诗已在《晨报附刊》发排,但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编辑孙伏园因此和《晨报》闹翻,转而去编辑《京报》副刊并发起组织“语丝”社。(据沈尹默等《回忆伟大的鲁迅》,第113页)


  11日,往东亚公司买《近代思想十六讲》《近代文艺十二讲》《文学十讲》《赤俄见闻记》各一部。在本年,鲁迅购读进步、革命书刊越来越多,如《马克思主义与法理学》《托尔斯泰与马克思》《无产阶级的文化》《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等。


  24日,章川岛等因伏园《晨报》社辞职而准备自办刊物。当日,他们找鲁迅谈计划,鲁迅表示赞同。在《我和〈语丝〉的始终》里,鲁迅说,孙伏园“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参看《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66页)


  28日,作《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从雷峰塔倒掉一事而联想开去,深切地同情被压迫的白蛇娘娘而憎恶那横来招是搬非的法海和尚,表现出对象征反动统治的雷峰塔倒掉的由衷喜悦。


  11月


  3日,“孙伏园来”,告知《语丝》周刊的筹备情况。昨天,孙伏园、钱玄同、江绍原、顾颉刚、周作人、章川岛、李小峰在东安市场的开成豆食店北楼集会,商议周刊出版事。鲁迅同意昨天的决定并答应任长期撰稿人,11月16日,还以钱十元付伏园等,“为《语丝》刊资之助”。(据1962年第4期《文学评论》,第81页)


  17日,《语丝》创刊号出版。据周作人(长年)说,“刊物的名字的来源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不是原就有那一句话,乃是随便用手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第291页)。在这一期上,刊登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和《“说不出”》两文。


  《语丝》和鲁迅的关系相当密切。他不只在上面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而且从第4卷第1期开始,任该刊编辑一年左右。到1928年12月,鲁迅推荐柔石负责编辑。《语丝》于1930年出了第5卷第52期以后停刊。


  24日,“午后荆有麟来”,鲁迅告之以孙伏园离开《晨报》的情况。当天,荆遇到《京报》负责人邵飘萍,即推荐孙任《京报》副刊编辑,邵同意。晚9时,荆又去找鲁迅(《日记》没有记),报告和邵飘萍的接洽经过。鲁迅说:“伏园大概没有问题罢?……我明天去找他来。你明天晚上到我这里吃晚饭。”(《鲁迅回忆》,第96页)25日《日记》的“晚伏园来。荆有麟来”就是商量去《京报》任职问题。


  12月


  3日,“午后陶璇卿(元庆)、许钦文来”。这是鲁迅和陶元庆第一次相见。


  5日,“寄顾颉刚信并《国学季刊》封面图案一枚”。


  14日,“傅筑夫、梁绳祎来,师范大学生,来论将收辑中国神话”。这两人当时正为中华书局编一个儿童周刊,想把古代神话改写为故事,所以来向鲁迅请教。梁绳祎说:鲁迅指导学生真是“耳提面命,口说函授,恳切到使你没法不用功”。(见《鲁迅研究文丛〔3〕》,第238页和1981年9月15日《光明日报》)


  15日,在《语丝》第5期上发表《“音乐”?》一文,批判徐志摩。  


  按:在《语丝》第3期上,徐志摩发表翻译的《死尸》并大发议论,宣扬神秘主义。鲁迅写这篇杂感,目的是“使他不能来”,也就是要《语丝》保持竭力排击旧物、催促新的产生的战斗风格,和他们划清界限。鲁迅说:“这是我和后来的‘新月派’积仇的第一步;语丝社同人中有几位也因此很不高兴我。”(〈7〉,第5页)  


  20日,作散文诗《复仇》和《复仇》(其二),批判冷漠、好奇、麻木不仁等“国民性”,表现了改革者因得不到群众的理解而感到悲愤的心情。


  本月,翻译的《世界的火灾》和《苦闷的象征》出版。前者所收为爱罗先珂的童话,包括《世界的火灾》《“爱”字的疮》《红的花》《时光老人》,由小说月报社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者为日本厨川白村所作的文艺论文四篇,译文由新潮社出版,陶元庆绘封面。


  本年所出的专书有:《中国小说史略》(下)、《世界的火灾》和《苦闷的象征》。


  本年的著译计:小说4篇,散文诗6首,杂文35篇,书信15封,翻译5篇和全年日记。


〔附〕本年共收信148封,发信139封,和鲁迅有来往者共150人(内本年才始见于日记者94人)。  


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毛泽东等参加大会并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成。


  2月18日,免去许寿裳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职务并任命杨荫榆为校长。


  6月16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举行开学典礼。不久,周恩来任该校政治部主任。


  9月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直系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了曹锟政权。11月4日,冯玉祥驱逐清废帝出京;24日,成立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三派的联合政府,由段任“临时执政”。


  11月10日,孙中山应北方政府的电请,准备北上,发表《北上宣言》;13日,乘永丰舰离粤,经日本、上海,于12月31日到达北京。


  11月17日,《语丝》周刊出版,1930年3月10日以后停刊,共出265期。


  12月5日,《京报副刊》创刊,由孙伏园编辑。


  12月13日,《现代评论》在北京创刊,1927年迁上海,至1928年12月出了第209期后停刊,主要执笔者为徐志摩、陈源等。


  1月21日,列宁卒,54岁。


  10月9日,林纾(1852年生)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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