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13日，作《看了魏建功君〈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　　

　　按：魏文在题目上用一“盲”字，在文章中，于“看”等字上加引号，都是对失明的爱罗先珂的嘲弄和人身攻击。针对这种对盲人的侮辱，鲁迅愤激地说：“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　　

　　19日，往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听爱罗先珂讲演《过去的幽灵》。　　

　　按：这次讲演，由该校国文系国文学会主办。26日，鲁迅把爱氏演说稿寄孙伏园。　　

　　20日晚，爱罗先珂等招饮，参加宴会的还有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和冯省三。

　　29日，“得寿镜吾先生信”。2月9日，“寄寿镜吾先生信”。这是鲁迅和三味书屋老师寿镜吾的最后一次通信。

　　2月

　　17日，周作人邀郁达夫等来吃饭，鲁迅作陪。这是鲁迅和郁达夫第一次相见。郁达夫后来对友人说：“二周兄弟都会着了……鲁迅为人很好，有什么说什么……看来我们从前的误会，真正是多余，可惜沫若同仿吾不能到北京来玩玩。”

　　3月

　　25日，“黎明往孔庙执事，归涂坠车落二齿”。这是因为天冷，双手插在衣袋里，车夫跌倒时把鲁迅从车上摔出，碰落了两个门牙。后来，反动派在这件事上兴风作浪，说鲁迅参加1925年10月26日的游行示威，在警民冲突中，“齿受伤，脱门牙二”；“游行群众方面，北大教授周树人（即鲁迅）门牙确落二个云云。”（据〈1〉，第246、249页）

　　本月，“浅草社”成立并出《浅草季刊》，共出四期。他们按期把刊物送给鲁迅。在《野草?一觉》中，鲁迅说：“两三年前，我在北京大学的教员预备室里，看见进来了一个并不熟识的青年，默默地给我一包书，便出去了，打开看时，是一本《浅草》”（〈2〉，第224页）。

　　4月

　　2日，“午后大学送《太平广记》八十册又别本九册来，属校正”，至5月22日校正毕，“上午往大学讲并还《太平广记》”。

　　15日，“下午同耀辰、凤举及二弟赴学生所集之文学会”。这个文学会即春光社，是当时北大的一些学生等所组织的文学团体，成员有董秋芳等。据许钦文说：“鲁迅先生是四位导师之一。”在这次集会上，他“最先发言，也是说得最多的”（1978年第1辑《新文学史料》，41页）。下月13日，鲁迅还再次应春光社之约，前往谈话。

　　16日，“爱罗先珂君回国去”。　　

　　按：爱罗先珂这次由天津绕道大连，经哈尔滨回苏联去。他于1952年在乌克兰去世。（据《人物》，第92页和《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第90页。）

　　5月

　　28日，午后去西四牌楼帝王庙中华教育改进社参观阿博洛学会举办的第二届画展。阿博洛，即太阳神阿波罗。该学会以“传授西洋画为宗旨”。

　　6月

　　3日，在《北京周报》（日文）第68期上，发表《“面子”和“门钱”》（谈话记录）。鲁迅认为，“北京的‘面子’和‘门钱’乃是研究中国人性格的两点应予注意的事情”，和所谓国民性有关。（见《鲁迅研究资料〔3〕》，第50页）

　　本月，《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小说30篇，内鲁迅译的11篇，即：《挂幅》《克莱喀先生》《游戏》《与幼小者》《阿末的死》《峡谷的夜》《复仇的话》《沉默之塔》《三浦右卫门的最后》《鼻子》和《罗生门》。

　　7月

　　14日，“作大学文艺季刊稿一篇成。……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按：据许羡苏回忆，鲁迅的母亲在1923年的一个星期日（可能即7月15日或22日）曾说：鲁迅和周作人“突然闹起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头天还好的，弟兄二人把书抱进抱出的商量写文章。现在大先生（指鲁迅）决定要找房子搬出去。”（《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第203页）这里所说的“商量写文章”，可能即指为《文艺》季刊所写的稿子。北京大学原拟出版《文艺》季刊，曾于1922年8月1日聘鲁迅为编辑员，但该刊后来没有创刊。鲁迅所写的是什么文章，待查。　　

　　19日，“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兄弟关系从此彻底决裂。这信的信封写“鲁迅先生”，在里面则决绝地要鲁迅“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见《鲁迅研究资料》第4辑，第155页）。

　　鲁迅对周作人，一向十分关怀。除了因负担周作人婚后的费用而提前回国谋事外，在北京这几年，鲁迅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即羽太信子）”。他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可是，由于周作人夫妇在经济上的榨取，由于羽太信子的从中挑拨，“兄弟的友情终于中断了，家庭终于决裂了”（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56页）。

　　23日，“上午以大镜一枚赠历史博物馆”。　　

　　按：这是明代“福禄寿喜”大铜镜，镜背有篆文“福禄寿喜”四字，因以为名。1950年曾送往苏联“中国艺术展览会”展出。（据1950年第7期《文物参考资料》，第38页和该杂志1956年第10期，第7页）　　

　　28日，“下午孙伏园持《桃色的云》二十册来”。　　

　　按：《桃色的云》为爱罗先珂所作童话剧，鲁迅的译本由新潮社出版。

　　8月

　　1日，“上午往伊东寓治齿，遇清水安三君，同至加非馆小坐”，并托其代借汽车供搬家用（据1979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清水安三会见记》）。

　　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按：这所房子是俞英崖的朋友的，由俞芬三姊妹和她们父亲的朋友合住。当时三间北房空着。鲁迅托许羡苏去联系租房子，他也于7月26日“往砖塔胡同看屋”。　　

　　22日，晚伏园持《呐喊》二十册来。　　

　　按：《呐喊》收鲁迅1918—1922年所写的小说15篇（包括《不周山》）。《呐喊》初版是鲁迅出印刷费由新潮社印行的，5月20日《日记》就记：“以小说集《呐喊》稿一卷，并印资二百”交孙伏园。

　　9月

　　17日，“午后往世界语专门学校讲”。这是鲁迅第一次在该校授课。他在该校先后讲过中国小说史和《苦闷的象征》（据《鲁迅回忆?题记》，第1页）。最后一次讲课的时间是1925年1月6日，到3月11日，鲁迅就“寄世界语专门学校信辞教员职”。　　

　　按:在这段时间，鲁迅共收世界语专门学校薪水7次（见1923年9月30日、10月31日、11月30日，1924年2月4日、3月7日、11月10日、12月29日《日记》）。荆有麟说，世界语专门学校“请先生教课，原没有敢讲定每一点钟多少钱。待到月底，学校当局才决定，每月送车马费二十元……先生终于没有收那每月二十元的车马费一直到学校停办时为止”。（《鲁迅回忆》，第37页）此说似和事实不符（或讲的是集成国际语言学校事，参看1924年5月8日之按语）。又，据1923年7月2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鲁迅为世界语专门学校的董事。   

　　10月

　　13日，“晨往女子师校讲”。这是鲁迅第一次在该校授课（最后一次是1926年6月4日），他先后讲过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以《苦闷的象征》为辅助教材）。鲁迅与女子师范学校（后改为女子师范大学）关系甚深，曾任该校维持会委员。围绕着女师大事件，他和杨荫榆、章士钊及他们的后台北洋政府打了一场硬仗。

　　28日，“许钦文、孙伏园来，同至孙德兴饭店夜饭后往新民〔明〕大戏院观戏剧专门学校学生演剧二幕”。　　

　　按：孙伏园等是来给鲁迅送戏票的。这晚是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学生的舞台实习，演新剧《平民的恩人》和《良心》。　　

　　30日，买定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胡同“第廿一号门牌旧屋六间，议价八百”。后经鲁迅设计改建，共有房屋八间。这就是现在供人瞻仰的北京“鲁迅故居”。

　　11月

　　8日，“废粥进饭，距始病时39日矣”。上推39日，即10月1日。那天，鲁迅“大发热，以阿思匹林取汗，又写（同‘泻’）四次”；3日，“泻利（同‘痢’）加剧”；4日，才“始食米汁、鱼汤”。这是鲁迅在与周作人分手后，因精神受打击而引起肺病复发；病情比较严重。可是，就在这生病的39天中，据不完全统计，鲁迅还写了文章一篇，给学生讲课十五次，写信二十封，接见来访者十六人次，上图书馆三次，为看屋而外出九次，并坚持到教育部上班（当时正在罢工，上班是不可能经常的了）。这种精神多么感人！

　　25日，“上午击煤碎之，伤拇指”。鲁迅以普通劳动者自居，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12月

　　11日，“孙伏园寄来《小说史略》印本二百册。”　　

　　按：这是《中国小说史略》（上），收第1至第15篇，由新潮社发行。该书的出版，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　　

　　17日，《歌谣纪念增刊》出版（和《歌谣》第37号合为一专册）。《增刊》由鲁迅绘封面，画的是有云、有月、有星的天空。

　　20日，“夜草《中国小说史》下卷毕”，即写完该书的第16至第28篇。

　　26日，“往女子师校文艺会讲演，半小时毕，送《文艺会刊》四本”。这次讲演的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　　

　　按：娜拉，是易卜生《玩偶之家》的人物。她厌弃了被丈夫豢养的、类似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的生活；在戏剧快结束时，毅然推门出走。她走后怎样呢？易卜生没有写。鲁迅认为：关键在于争得男女经济的平等，而且要用剧烈的战斗才可以争取到。否则，“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第159页）”。从这次讲演的内容可以看出，鲁迅逐渐抛弃了早期的某些片面看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产生不好“国民性”的社会环境和反动制度上面，把“立人”和“经济权”的取得联系在一起了。　　

　　本年，教育部的欠薪极为厉害，到年底，才发下4月份的薪水二成。职工长期罢工。或因为无钱买煤取暖，“从11月6日起，相率至财政部上班，涌进财政部部员的办公室”（1979年《鲁迅研究年刊》，第88页）。当时的报纸已经说“教育部名存实亡”。鲁迅在《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谈话记录）中说，有人奢谈必须作彻底的改革，我们是革命派等等。但是，“真要革命就得到民间去宣传革命，依靠人民的力量来反对政府。依然留在当官的地位，因为领不到薪水，便成了革命家，实在太滑稽了”。鲁迅还说：“教育部人员常在部里开会，上国务院奔走，向曹氏请愿，要求早日任命总长，决定部的负责人，要求迅速发给经费，看样子都无结果。我觉得做这些活动也不会有办法，因此，开会时从未去过。”（转录自1979年《鲁迅研究年刊》，第85页）这些话，表现出鲁迅思想将有新的发展的一些征兆。

　　本年所出的专书有：《现代日本小说集》《桃色的云》《呐喊》《中国小说史略》（上）。

　　本年的著译计：杂文8篇（不包括3篇谈话记录），《中国小说史略》（下）等学术著述，书信4封，封面画1幅，翻译10篇（大多收在《现代日本小说集》内）和全年日记。

　　〔附〕本年共收信110封，发信89封；和鲁迅有来往者共106人（内本年才始见于日记者62人）。　　

　　1月1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

　　1月29日，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联名发表宣言。它表现了孙中山的联俄思想，并说明他认识到只有国际革命力量才会援助中国革命。

　　1月，胡适等办的《国学杂志》创刊，它以整理国故为借口，诱引青年面壁读书，脱离革命斗争。

　　2月，爆发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7日，吴佩孚下令镇压，工人死伤数百人，工人领袖林祥谦壮烈牺牲。

　　6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集中研究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出版，由瞿秋白任主编。

　　8月，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

　　9月，苏联政府代表加拉罕到达北京。

　　10月，曹锟以每人五千元的代价收买议员，操纵选举，当上了大总统。

　　11月12日，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本年底，李大钊应邀从北京到达广州，帮助孙中山完成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和筹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