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18日，译完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始译于1919年8月2日）。译文先后在北京的《国民公报》和《新青年》杂志上连载，1922年7月出单行本。

　　26日,“下午赴国歌研究会”。这个会是教育部筹设的；当时因为《卿云歌》之“音节词旨未尽允协”，所以另组研究会，“遴派部员并延聘文学音乐专家，另行商讨厘订，以期制作合宜”（第7年第1期《教育公报?部令第九十八号》）。鲁迅于1919年12月10日被任命为该会干事之后，除本日外，在4月16日、6月7日和10月10的《日记》中，均有参加国歌研究会活动的记载。

　　3月

　　20日，作《〈域外小说集〉序》，谈到该书翻译、出版的情况和重印的缘故。　　

　　按：《域外小说集》于1921年由上海群益书社重版。

　　4月

　　17日，“午后往午门”。早在1919年11月21日，鲁迅被派往清理德华总会书籍（据第7年第1期《教育公报》公牍门，第38页）。往午门就是去清书。据说，欧战以后，教育部把上海德华总会书籍没收，运北京放在午门西雁翅楼，由部派专家进行清理。他们每人下午三时至五时，“到午门楼上……把各种图书清理登记，编制草目……据说这批图书，除一部分由中国政府扣留外，后来大部分又还给德侨了”（1956年第10期《文物参考资料》，第6、7页）。《日记》从4月17日起至5月12日止，记往午门共14次，11月19日，还有“午后往午门”的记载。鲁迅曾说：这种清理、分类工作，“几里古鲁了一年多，花了几千块钱，对德和约成立了，后来德国来取还，便仍由点收的我们全盘交付”（〈3〉，第356页）。

　　5月

　　4日，致宋崇义信，指出：“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11〉，第369页）

　　11日，“晚至中央公园俟二弟至饮茗”。这可能是《新青年》同人的一次集会。据《周作人日记》，这天，他“下午……往大学又至公园赴适之约，共议《新青年》八卷事，共十二人，七时散”。

　　6月

　　26日，“至大学”，收陈望道信和寄赠的《共产党宣言》。陈信写于6月22日，是寄给鲁迅和周作人两人的；已知的内容有两点：一、对鲁迅在《新潮》上发表的《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很表赞同；二、约鲁迅为《新青年》写小说（后即寄去《风波》一文）。寄赠的《共产党宣言》，是陈望道翻译的，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于1920年5月出版。据周作人说，鲁迅当天就翻阅了一遍，称赞陈的“这个工作做得很好”，“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鲁迅托周作人写了回信，并把《域外小说集》寄赠作为答谢。（据《鲁迅回忆录》第1集，第13页；《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第279、300页和第2辑第242页）　　

　　按：有关《共产党宣言》的收阅和这次与陈望道的通信，《日记》中均无记载，这可能因为：一、本年所写日记均较简略，来往函件既由周作人处理，鲁迅就不记了；二、有关《共产党宣言》这类政治性很强烈的书籍，《日记》一般是不记的。又，关于该书的出版时间，原本版权页作“8月”，或有误。现姑从周作人和陈望道的回忆。

　　7月

　　18日，“消息甚急。夜送母亲以下妇孺至东城同仁医院暂避”。　　

　　按：直皖战争于7月12日爆发，17日，直系吴佩孚获胜，向长辛店进击；同时，奉系也协助直系对皖系作战，皖系的东路总指挥徐树铮逃回北京。当时，城内谣言纷纷。晚，友人来报告“战信紧急”，所以鲁迅连夜送家中妇孺入医院暂住。（据《周作人日记》等）　　

　　19日，“上午母亲以下诸人回家”。　　

　　按：18日，皖系段祺瑞派人至天津向直系求和，19日，段祺瑞引咎辞职，空气逐渐和缓了下来。

　　8月

　　5日，“小说一篇至夜写讫”。这就是《风波》，写的是七斤一家在张勋复辟事件发生时的情况和遭遇，表现了当地封建势力代表人物如沉滓之泛起。鲁迅曾说：他看见过张勋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对于没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关于这次复辟活动，“我曾在《风波》里提到它，别的作品上却似乎没有见”（〈6〉，第189页）。

　　6日，“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马当时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他代表学校来聘请鲁迅任北大兼职讲师，教“中国小说史”。　　

　　按：周作人曾说鲁迅对于古小说已下过十多年的功夫，但很少有人知道；“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里当‘票友’，马幼渔君正做主任，有一年叫我讲两小时的小说史，我冒失的答应了回来，同豫才说起，或者由他去教更为适宜，他说去试试也好”（《鲁迅的青年时代》，第123页）。　　

　　21日，许羡苏来借住。许字淑卿，是周建人在绍兴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教过的学生，许钦文之妹。她于1920年秋来北京，因公寓不收未入学校的女生，故在鲁迅家借住。周建人往上海之后，鲁迅就成为她的保证人和监护人。鲁迅于1926年离京以后，许帮鲁迅经管一些家务，一直到1931年春她往大名府河北第五女子师范去教书时为止。（据《周作人日记》和《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第200页）

　　9月

　　29日，“午后寄时事新报馆文一篇”，即《头发的故事》。鲁迅谈到过写这小说的直接原因：“民国九年，寄住在我的寓里的一位小姐考进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去了，而她是剪了头发的，再没有法可梳盘龙髻或S髻。……校长M先生虽被天夺其魄，自己的头顶秃到近乎精光了，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示意要她留起。设法去疏通了几回，没有效，连我也听得麻烦起来，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随口呻吟了一篇《头发的故事》。”（〈1〉，第245页）这小说表现了鲁迅对辛亥革命夭折的悲愤心情，表现了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批判。

　　10月

　　22日，“译《工人绥惠略夫》了，共百廿四枚”。这是俄国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所著的小说，译本自1921年7月起在《小说月报》上连载，1922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文学研究会出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鲁迅后来曾说：在辛亥革命前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而且，“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所以我打算将它重印一下”（〈3〉，第356、357页）。

　　11月

　　27日，“下午得青木正儿信”。这信对鲁迅的小说评价很高。鲁迅于12月15日寄出回信，说自己的小说，是为冲破中国的沉寂而写的，“今后写还是要写的，但前途暗淡，处此境遇，也许会更陷于讽刺和诅咒罢”（〈13〉，第454页）。

　　12月

　　24日，到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这是他往高等学校兼课的开始。当时听课的王鲁彦说：鲁迅“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却在“每个听众的眼前赤裸裸地显示出了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过去现在和未来。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件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忆鲁迅》，第49页）。

　　本年，鲁迅的经济开始很拮据，原因有四：一、因1919年买八道湾宅，不但把积蓄用光，还负了债；二、政府欠薪，到12月31日，才发到9月份的俸钱；三、周沛（侄儿）因病住院，时间长，开支大；四、全家搬到北京后，费用比在绍兴大，特别是周作人夫妇，大手大脚地用钱，“一有钱就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不管是否急需，食的、用的、玩的，从腌萝卜到玩具都买一大批，所以过不几天钱就花光了”（《鲁迅回忆录》，第49页）。所以，从3月份起，一直在借钱，计向齐寿山等六人借钱二十一次，累计数为895元，全年买书款才51元余，不及去年的1／4。

　　本年的著译计：短篇小说2篇，杂文3篇，正误一则，书信3封，翻译2篇和全年日记。

　　〔附〕本年共收信60封，发信31封；和鲁迅有来往者共61人（内本年才始见于日记者10人）。据日记，鲁迅的社交活动以本年为最少，这因为：一、全家人住在一起，外出活动、书信往来少了；二，12月24日才开始到高等学校兼课，还没有大量地和青年交往。　　

　　3月，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华，与陈独秀、李大钊等讨论在中国建党的问题。

　　5月1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召开五一节纪念大会。第7卷第6期《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号”。

　　6月，美国哲学家杜威来华，先后在上海、杭州、苏州等地演讲，鼓吹实验主义。

　　7月19日，共产国际在列宁格勒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会上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

　　7月，直皖战争爆发，奉系和直系站在一起，打着“拥护元首，讨伐诸奸”的旗号。皖系段祺瑞被迫辞职。

　　9月1日，第8卷第1期《新青年》出版。从本期起，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公开机关刊物。

　　9月18日，毛泽东在长沙组织俄罗斯研究会。

　　9月27日，苏俄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帝俄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党在中国所侵夺之权利，一并永远无偿退还中国。”

　　10月16日，瞿秋白以《晨报》记者名义往苏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