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5日，参加教育部全体人员摄影。

　　11日，收到刻印的《百喻经》三十册，即分赠诸友人和同事。该书收佛教寓言故事九十八则，名为“百喻”，“疑举成数，或并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为二事也”。鲁迅对这书很关心，7月20日，曾“以高丽本《百喻经》校刻本一过”，1926年，当王品青对《百喻经》加以校点，“除去教诫，独留寓言”而以原名《痴华鬘》（“痴人的花冠”）印行时，鲁迅曾为之写《〈痴华鬘〉题记》。

　　同日，“收拾历来所购石印名人手书及石刻小册，属工汇订之，共得三十本也”。　　

　　按：汇订，一方面是为了便于保管、翻检；另一方面也是一次小结。从本年起，鲁迅即大力搜求古砖、造象、墓志的拓本和瓦当文字等等，后来辑成《汉画象目录》《六朝造象目录》《六朝墓志目录》《唐造象目录》（均未出版）和《俟堂专文杂集》（1960年出版）等。

　　2月　　

　　23日，“受五等嘉禾章”。　　

　　按：嘉禾章分九等。鲁迅大约是因“有功绩于学问及事业”而被授勋的。他当时是荐任官，据1912年的《新官制》的第六条，“初受嘉禾章……荐任官自七等起累官（?）俱得递进至三等”。我只看到鲁迅受五等、四等（1921年2月8日）嘉禾章的记录，不了解何时曾受七等、六等嘉禾章。这可能是有些史料没有看到，也可能是当时的北京政府并没有完全按《新官制》的规定办事。3月

　　17日，“黎明丁祭，在崇圣祠执事”。　　

　　按：本日，国务卿徐世昌代表袁世凯祀孔，鲁迅因职务关系，被派任执事。所谓执事，就是每届春秋二祭，“将所谓‘帛’或‘爵’递给鞠躬或顿首之诸公的听差之谓也”（〈1〉，第249页）。以后，从1917年至1924年，鲁迅均于祭孔时被派任执事，但他一贯“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对孔子是“颇近于不敬”（《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的。

　　6月

　　17日，“下午许季市来，并持来章师书一幅，自所写与”。这是章太炎为鲁迅而写的大条幅，内容为：“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郤守神，以物为量。”（据1956年第19期《文艺报》上所刊影印件）章所书文字，见《庄子?天运》。

　　19日，收周作人所寄《会稽郡故书杂集》二十册。该书于2月间付刻，由陈师曾写书衣，用周作人名义出版，但实由鲁迅辑录；当时共印一百部（据《人物》，第41页）。

　　7月

　　23日，被授予上士职称。（据7月27日《周作人日记》）　　

　　按：袁世凯于1914年7月28日公布“文官官秩令”，把文官分为卿、大夫、士三级，每级分上、中、下共九等。鲁迅就是根据“文官官秩令”被授为上士的。     

　　8月

　　3日，汤化龙派遣教育部部员29人参加官办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和伍博纯他们的半官方的通俗教育研究会不同），鲁迅也包括在内。（据《北京》，第63页）

　　6日，“晚冀育堂招饮于泰丰楼，同席十人”。这次招饮的情况，冀育堂后来曾说：“我在山西政法学校当校长的时候，……有一次到北京见了他，他对我说：‘你还是办政法学校，造就公侯伯子男吧！’这正是洪宪在酝酿的时候。”（1959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我对鲁迅壮年的几点印象》）。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对反动政治的厌恶。　　

　　按：据《日记》，在酝酿洪宪的时候，他们之间的相见只这一次。　　

　　19日，“午后在通俗教育研究会”开预备会议，讨论有关筹备该会成立的具体工作。（据《北京》，第63页）

　　9月

　　1日，午后同戴芦舲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四库全书》办法。　　

　　按：《四库全书》原藏热河“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共收书3470种，79018卷，36304册；后移北京。1914年1月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晨教育部役人来云，热河文津阁书已至京，促赴部，遂赴部，议暂储大学校，遂往大学校，待久不至，询以德律风，则云已为内务部员运入文华殿。”后经交涉，允移交教育部。1915年8月30日教育部曾致函内务部云：“兹派佥事周树人，主事戴克让于9月1日午后二时前赴贵部商定一切手续，即希查照为荷。”鲁迅办《四库全书》移交手续至10月12日始毕。（据《北京》，第56、57页）　　

　　同日，被任为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据第3年第10期《教育公报》：《本部行政纪要丁编》和《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报告书》）。

　　6日，参加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宣武门大街京师通俗图书馆召开）。先由会长梁善济代表教育总长汤化龙致训词，然后推选该会干事并讨论、修正、通过该会议事细则等（据1977年第5期《山东师院学报》,第75页）。　　

　　按：通俗教育研究会是秉承袁世凯的意旨而创办的，会长由教育部次长兼任，内分三股，即：小说股、戏曲股、讲演股。鲁迅对该会分派的工作用消极应付办法来对待。　　

　　15日，“午后往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第一次会”。　　

　　按：自此以后至年底，鲁迅召开小说股股员会共11次（有一次因人少未开成）。

　　10月

　　10日，主持小说股第七次例会。会上，有人传达会长袁希涛的指示，“要小说股‘编译妇孺皆晓之小说’，寓忠孝节义之意而文词情节又能引人入胜。鲁迅以没有必要的参考书为理由”（1977年第5期《山东师院学报》，第75页）加以抵制。　　

　　按：袁希涛的指示，基本上是贯彻10月8日的通俗教育研究大会上教育总长张一麟所作的“训词”。张的“训词”，载1915年的第23期《京师教育报》。   

　　12月

　　27日，绍兴的鲁迅家里和隔壁梁家“因筑墙”而打起官司来了，此事闹到1916年6月20日才结束（据《周作人日记》）。　　

　　按：《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35年间（1902—1936）的演变》一书第79页说，梁家的闹开来，是“为了一条狭窄得只容一身的小夹弄和一口井”。　　

　　本年的著述有：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已印成）、《〈大乡寺弥勒重阁碑〉校记》和全年日记。

　　〔附〕本年共收信170封，发信151封；和鲁迅有来往者共119人（内本年才始见于日记者45人）。　　

　　1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共分5号，并诱骗袁世凯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大总统再高升一步。”5月9日，袁除对第5号（即“中国政府必须聘请日本人作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表示“容日后协商”外，全部同意。

　　6月2日，王金发以“迭犯内乱罪”被袁世凯的走狗枪杀于杭州。

　　8月14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杨度（此人后来转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严复、刘师培等筹组“筹安会”，为袁的复辟效劳。23日，“筹安会”宣告成立，杨度任会长。

　　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易名为《新青年》）创刊于上海。

　　10月28日，在袁世凯的操纵和威迫下，开始国体投票，结果全部“国民代表”均“赞成”君主制。

　　12月11日，“国民代表大会”向袁世凯上“总推戴书”。12日，袁接受“推戴书”，承受帝位。31日，他下令1916年改称“洪宪”元年，准备正式就任“中华帝国”的皇帝。

　　12月19日，蔡锷从北京经日本回到昆明。25日，云南独立，声讨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