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1日，中国留日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到会者千余人，马君武、邹容等演讲，当着清驻日公使蔡钧的面提倡反清排满。根据鲁迅当时对开会的热心，他可能参加了团拜。

　　10日，听嘉纳治五郎演讲。下午7至8时，嘉纳氏召集广东、浙江、江苏速成师范卒业生，讲演中国教育事业问题。他叫学生“善藏锋颖”，说“目前惟有忍耐之一法”，又说“振兴中国教育……固不必待求之孔子之道之外”，否则，他就认为是“悻悻然出之以小丈夫之意气，而于时局终无所补”云云。这次讲演“规定在校诸生皆列席”（见第3册《游学译编》，第22、26、28页）。

　　2月

　　约于本月，参加在东京的绍兴同乡恳亲会，到会者共27人，并签名于《在留东京绍兴人寄回同乡公函》之上。（据《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1辑，第204-212页）

　　3月

　　10日，开始从嘉纳治五郎学柔道（一种日本武术）。鲁迅“复仇观念最强烈，在日本时每于课余习些武艺，目的就在复仇”（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第58页）。大约从这时起，他与许寿裳逐渐相熟，经常对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许寿掌：《我所认识的鲁迅》，第8页）。　　    

　　按：嘉纳认为：“中国文武分途，体育不讲，流于文弱……非讲求体育不可。”（《游学译编》第3册，第32页）他本人是柔道家，于1903年3月在弘文学院内兴办了讲道馆牛込分场。在“讲道馆入门者名簿”的“牛込分场?明治36年3月10日”一栏里，就记有鲁迅以及许寿裳等三十一人是其第一批门生。（据1978年第1期《国外社会科学》，第69、70页）又在报名簿中鲁迅的名字上写明为“清国……会稽县城内都昌坊口户主”，名字下面，则加盖了“存诚去伪”字样的印章。　　

　　20日前后（据1978年第1期《国外社会科学?鲁迅的境界》），剪辫并拍断发小照。鲁迅说他的剪辫“只为了方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囟门上，令人很气闷”（〈6〉，第559页）。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某些清国留学生的辫子特别厌恶，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说他们“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鲁迅讽刺地说他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另外，清政府要日本把剪辫的学生“放逐出境”。所以，鲁迅在弘文学院江南班第一个剪辫，那是要冒风险的。

　　26日，弘文学院会计干事关顺一郎集学生部长等十余人，发布新定规则十二条，说“4月1日即须实行”（据第4期《湖北学生界》。第3期《浙江潮》说发布规则为3月25日）。规则规定：“除告退外，无论临时告假归国及夏假中归国者，每月须纳金六元半”；“洗濯一月三次，……自备之物宜由学生自理”；“患病者两周之内，医药金皆由学校支出，逾则学生自理”。留学生对这些规则有异议，一两天以后，提出修改意见：“临时告假归国者如议，夏假归国者不纳”；“洗濯一月四次，被单等亦宜洗”；“诊医以十四次为度，药费亦如之，逾则学生自理”（均见第3期《浙江潮》，第159页）。

　　28日，弘文当局毫不考虑学生的合理意见，宣称规则“坚不可改”，并威胁学生说“其退校如之何”。学生早已认为规则十二条“无一关于学课，不过为赚钱计耳”，今学校当局又出言无状，大愤，乃于次日（一说为当日）集体罢课、离校。（据第3期《浙江潮》和第4期《湖北学生界》）离校人数，上两刊说是52人，《鲁迅的境界》说是48人。《宏文学院沿革》的明治三十六年三月条目中，列举集体离校的学生名字，其中有鲁迅、许寿裳等。　　

　　按：据第4期《湖北学生界》和第1期《江苏》所载，集体离校者计“年半速成师范科八人，三年速成师范科十三人，浙江师范科十二人，本科五人，速成本科十四人”。（这里所列的学科为本科和师范科没有普通科）因此，《清国留学生会馆第四次报告》说鲁迅当时学的是师范科，确乎是事实，不是笔误。至于师范科所学的，“为师范讲义：算术、博物、物理、化学、体操”，每周授业34时（据缪荃孙编著的《日游汇编》，第17页）。　　

　　29日，因学生大举离校，嘉纳治五郎复邀集学生代表开会（据第3期《浙江潮》）。鲁迅和许寿裳可能参加了这个会。鲁迅书信中所说的“我辈之挤加纳于清风”，似即指此。

　　30日至4月1日之间，邹容、陈独秀、张继、王孝缜、翁浩五人因江南班监督姚文甫和钱某的妾有奸私，便“闯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后用快剪子截去他的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里示众”（《亡友鲁迅印象记》，第2、3页）。鲁迅后来曾把自己剪辫和姚文甫的事综合进《呐喊?头发的故事》中，说：我剪掉了辫子，监督大怒，威胁“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不几天，这个监督却自己被人剪去辫子逃走了。”（〈1〉，第463页）　　

　　按：3月30日，缪荃孙“酉刻赴新桥上火车”，姚文甫还送到火车站（据《日游汇编》，第21页）。4月2日，鲁迅给周作人信中已讲到“监督姚某亦以私事被剪发逃去”（《人物》，第192页）。可见，姚被剪辫，应该发生在30日晚送火车回来以后至4月1日这段时间内。有人说这事发生在8月31日，现录于此以备参考。　　

　　4月

　　2日，寄周作人信，谈及“弘文散学事”和姚某被剪辫，并寄回《清议报》合订本八册和《新小说》《新民丛报》及断发照相等。　　

　　按：从所寄回的刊物来看，在这段时间里，鲁迅大量阅读梁启超那一派的东西。当时，梁启超在留学生中影响比较大。这一方面因为梁的“笔锋常带情感”，有鼓动作用；另一方面，革命党人在办《民报》以前，对理论宣传工作重视不够，思想阵地大半还由康、梁所占有。　　

　　16日，上午10时，弘文学院全体学生开回院式大会。“先由总监督对嘉纳致抱歉之词，次嘉纳氏仍嘱学生演说”，即希望学生“致抱歉之词”，但“学生默然”，“总监督又嘱之学生，学生又默然”，于是嘉纳氏只好起来代表学院承认错误了事。这次学潮以鲁迅等的胜利而告终。（据第3期《浙江潮》，第165页）

　　18日，寄周作人信，告知弘文罢课离校事已结束，学生已经返院；又寄断发小照一张。（据《人物》，第193页）

　　27日，托胡韵仙转交周作人一信，阻其退学。（据《周作人日记》），1903年是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的年头。在弘文学院发生学潮期间，南京水师学堂、浙江大学堂都发生风潮甚至散学，胡韵仙（他于4月28日被学堂迫令退学，据《知堂回想录》，第111页）、周作人均准备退学。鲁迅不同意这种做法，加以劝阻。

　　约于本月，以断发小照赠许寿裳，后补以诗，即著名的《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6月

　　发表翻译的《哀尘》（即雨果的《芳汀的来历》）和编译的《斯巴达之魂》于《浙江潮》第5期（后者之下半发表于该刊第9期）。

　　7月

　　5日，开浙江夏季同乡会，“凡吾浙留东学生与在东游历绅士及横滨之浙商”均来参加（见第6期《浙江潮》）。鲁迅当时在东京，应该参加了这个会。　　

　　按：《浙江同乡会简章》规定：“凡开会前三日，由书记报告同人，不得无故不到……开会时由书记将会员姓名榜示会所”（第1期《浙江潮》）。因此，凡同乡会，鲁迅在东京时，如无特别原因，总该是到会的。下同，不再一一说明。　　

　　约于本月底，鲁迅回国探亲。　

　　9月　　

　　7日，离家返日本。时周作人往南京，即同行。8日，到杭州，住杭州旅行社。9日，伍崇学来访，相约下午同往上海。10日，船抵上海，住伍的熟人张芝芳处一直到12日。13日，乘邮船往日本，约于18日到达东京。（据《人物》第193、194页和《故家》第351页）

　　约于本月（据“癸卯新秋”折算新历），作《〈月界旅行〉辨言》。

　　10月

　　3日，参加浙江特别同乡会，这会在上野三宜亭召开，“凡寓东京、横滨之同乡咸至焉”（第8期《浙江潮》）。会上公议对付高尔伊盗卖矿产之办法，决议致书国内和揭告日报加以反对。鲁迅在《中国地质略论》中所斥“为外人伥”之“浙绅某”，即指高尔伊。

　　10日，《中国地质略论》和《说鈤》发表于《浙江潮》第8期。前者表现出强烈的反帝爱国精神，署名索子，后者是我国较早介绍镭（即鈤）的文字，署名自树。

　　本月，据日本井上勤译本重译的《月界旅行》（法国凡尔纳所作的科学幻想小说）一书，由东京进化社出版。井上勤译本凡28章，鲁迅“截长补短，得十四回”。

　　11月

　　约在本月（癸卯十月），东京的“浙学会”会员，商讨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想首先占领湖南、安徽或浙江一省，作为武装根据地，再逐渐扩大”。由于鲁迅有强烈的革命热情，许寿裳等便邀请他参加。他“欣然允诺，毫不犹豫，意志非常坚决”（《日本》，第55页）。

　　12月

　　6日，参加浙江冬季同乡大会，到会者共105人（据第10期《浙江潮》）。

　　8日，翻译的《地底旅行》（法国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的前二回载于《浙江潮》第10期。全书后由南京启新书店于1906年出版。

　　约在本月，参加浙学会召开的第二次会议。这时，“还没有‘光复会’之名，实则‘光复会’即肇始于此”。沈瓞民1904年的诗《柬豫才兼示师曾》中的“东亚风云起，吾曹效力时”，就是指他们参加筹组“光复会”、从事革命活动而言（据《日本》，第55页）。

　　本年，与顾琅合编《中国矿产志》。（据《日本》，第29页）

　　约在本年，据说写了两首讽刺诗。一为批判我国在日本成城学校留学的保皇派学生的宝塔诗，诗句上短下长，作宝塔形排列。该诗写这些保皇派学生“挺胸肚开步走”，很是趾高气扬，而所追求的乃是“哨官营官是我本分”，甘当清朝政府的爪牙。一是讽刺王惕斋的打油诗，当中有两句是“钦差唤过王爷叫，忙煞新桥独臂翁”。　　

　　按：王惕斋，名仁乾，浙江慈溪人。他住于东京新桥，一臂为马车碾断，自号“独臂翁”；热衷于为达官贵人送往迎来。例如1880年李筱圃往日本观光，1902年俞明震奉命率鲁迅等往日本留学，1903年缪荃孙、张謇等游日本，他都参加迎送、照料或派仆役到旅馆招呼。（据《日本》，第31、32页；1902年3月28日《申报》，《早期日本游记五种》第105页和《日游汇编》《癸卯东游日记》）　　

1月21日，留日学生欢迎汪监督大燮大会，公举汪为留学生会馆馆长。

　　1、2、3月，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革命刊物《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分别创刊于日本。

　　4、5月，拒俄运动兴起。当时，沙俄不但不遵守《满洲撤兵条约》，反而增兵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4月28日，东京《时事新报》上刊登俄国代理公使的谈话，说“俄国现在政策断然取东三省归入俄国版图”。于是，留学生于29日召开大会并讨论组织拒俄义勇队。30日，签名愿入义勇队者百三十余人，愿在本部任职者五十余人。后因为日警察出面干涉，于是解散义勇队的形式而保留其精神，于5月初易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5月，邹容的《革命军》在上海大同书局印行。全书两万余字，共七章，尖锐地揭露清朝统治者，并大力抨击了保皇党。

　　6月29日，上海《苏报》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把光绪帝斥为“载湉小丑”。这是针对康有为说什么中国只能立宪、不能革命的《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而立论的。6月30日，章太炎被捕。7月1日，邹容到巡捕房投案。

　　7月19日，沈荩在北京被捕入狱，31日在狱中被残暴地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