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章太炎为鲁迅所书的条幅

　　1915年6月17日，鲁迅在日记中记道：“许季市来，并持来章师书一幅，自所写与。”首先介绍了这条幅详细内容的是黄裳。他在《锦帆集外?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中说：这“是一张中堂，厚纸，章太炎先生所书：‘变化齐一，不主故常。杜谷满谷，杜阬满阬。涂却守神，以物为量。’上属‘书赠豫材’，下题‘章炳麟’”（第206页）。1956年，在《文艺报》第19期上曾刊载影印原件。和影印的原件相较，《锦帆集外》所录基本上准确。按：章太炎所写，选自《庄子?天运》，该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郤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章选录了当中的六句。当时，他被袁世凯软禁，心情愁闷悲愤。在五月二十六日的信中，他说到“今日谗匿横行，宵人成市”，有些事“不必与争，争之亦无益耳”（据影印本《章太炎先生家书》，第74页）。从这种心情、认识出发，他可能是以《庄子?天运》之意以自励，表示要顺自然之法则，以达到“处困而享”（《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的境界。《锦帆集外》之所录，“在”误为“杜”，“郤”（xì）误为“却”（què）。这可能是因为形近而至讹（章所写的字体是楷书而近隶，“在”字看来有点似“杜”字），也可能是由于检字者的误植。

　　又，近出的《许广平忆鲁迅》，把《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一文收入“附编”，有些论著，也据《锦帆集外》录出条幅文字，但对“杜”“却”的错误均一仍其旧，没有改正。

关于1927年1月25日欢迎会的情况

　　鲁迅在1月25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下午往中大学生会欢迎会，演说约二十分钟”。这次演说，有林霖的记录稿，发表于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鲁迅认为在广州演讲的记录，“记得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鲁迅书信集》，第687页），有些地方甚至“意思和我说的正是相反”（《集外集?序言》），所以没有把这篇记录稿收进自己的集子里。

　　关于这次欢迎会，与会者的回忆不完全相同。1936年12月，清水在《西北风》半月刊第十三期上发表《我怀念到鲁迅先生》一文，说当天的主席是李秀然，李致欢迎词以后，鲁迅接着演说（参见《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第230、233页）。

　　1971年，徐彬如的回忆和清水的有所不同，他说当天的主席是朱家骅，朱讲话在前，鲁迅讲话在后（见197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在广州》，第204页）。

　　人们的回忆有分歧并不奇怪，有些地方不很确切也容易理解。这因为清水写回忆时，距开欢迎会已有九年多，而徐彬如谈当时的情况更是在四十五年之后。我觉得，参与其事者的回忆虽然很可贵，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根据当时的文献和记录材料，要根据鲁迅本人的叙述和回忆。虽然林霖的记录稿不很确切，不能作为论述问题的主要根据，但是，关于这个欢迎会的情况，鲁迅是有论述的。当年的九月三日，他在《而已集?通信》中说：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不料主席的某先生这个“某先生”即朱家骅。朱于1926年秋到广州，任广东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广东大学改组为中山大学后，他任委员，1927年6月任该校副校长。——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

　　这很明确地指出：鲁迅演说在前，朱家骅演说在后。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认为：1927年1月25日的欢迎会，朱家骅以学校领导人和老相识的资格任主席，李秀然致欢迎词，接着是鲁迅演说，最后是朱家骅演说。可能因为当时广州的青年推崇鲁迅是战士，也可能李秀然在致欢迎词时曾说鲁迅是战士、革命者，而鲁迅则声明自己并不是。最后，朱在演说时认为“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鲁迅只好“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有些同志在谈这件事时，不考虑鲁迅的论述，认为是朱的演说在前，鲁迅则当面直接痛斥朱家骅的恶意恭维（鲁迅和朱家骅的关系，在演说时还没有对立得这么厉害）。也许这些同志觉得，这样可以更好地表现鲁迅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吧？

（原载《思想战线》198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