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经济情况，除童年和学生时代以外，从其发展变化来看，大致可以分作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自留学回国以后到辛亥革命之前，即从1909年到1911年。这时，鲁迅在杭州、绍兴两地任教，薪水的支出分三个方面：一、本人的生活费和书报费；二、家庭的生活费；三、周作人在日本留学的费用。当时，周作人已和羽太信子结婚，留学的官费已不够开支，鲁迅每月要给他汇去60元（据王鹤照口述的《回忆在鲁迅先生家中三十年》，见山东师院聊城分院编的《鲁迅在绍兴》，第185页）。鲁迅在杭州两级师范时，薪水还较为丰厚（第二年第一期《教育杂志》上的《杭州某君论师范风潮书》说：“师校教员薪水，为通省冠。”），一说为每月100元，一说为每月200元（见《乡友忆鲁迅》，第63、67页）；回到绍兴府中学堂时，则“所入甚微，不足自养”，只能靠卖地来维持日子。在1910年，家里卖了一次田。到1911年3月，卖田的钱已经用完。1911年则“售尽土地”，鲁迅说：“一思将来，足以寒心。”因此，他只好力促周作人回国，不同意为了“略习法文”而继续留学，“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在这个时期，鲁迅的经济情况相当拮据。

　　第二个时期从往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起至1919年全家搬往北京时止。在南京，每月只有津贴30元。到北京以后，开头几个月也只是每月领津贴60元。1912年有半年左右，经济情况是相当紧张的。至8、9月份，鲁迅开始领半俸125元，10月份起，月俸为220元；1913年1月份起，为240元；1914年8月开始，为280元；1916年3月起，为300元；1921年，因已进至俸钱“最高之等，受至最高级之俸满五年以上，确有功绩”，因此，教育部秘书处于10月31日通知，“依中央行政官官俸法第三条之规定”，“给以三百六十元之年功加俸”。该俸并人工资，按月发给，即每月增加30元见《纪念与研究》第七辑，第138页和171页。如1923年9月26日鲁迅日记所记：“收三月分奉泉五十六元，一月之一成七。”这里的“一成七”就是按330元折算的。。在这个时期，鲁迅的支出也包括三个方面：除本人和家庭的开支外，还要负担周作人岳家的费用，包括“月用钱”“年末之用”以及羽太信子的三妹的“学费”等共800余元。但总的说来，经济情况比第一个时期好了。只是最后一年，即1919年比较困顿，因为购买北京八道湾十一号宅而开始负债（买宅款加上修理费等，约共支出4255元，而卖绍兴老屋所得不过1600元），曾于1919年11月23日“托齐寿山假他人泉五百，息一分三厘”。所以，本年买书款开始削减，支出才248元，仅为上年的一半。

　　自1919年12月底全家搬迁北京起至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止，为第三个时期。

　　在这个时期，鲁迅除俸钱外还有兼课的收入和一部分稿费，按理手头应该比较宽松。但是，因为俸钱的拖欠和开支大大增加，鲁迅长期入不敷出。

　　1920年，鲁迅的经济情况比1919年更为紧张。其原因有四：一、上年因买屋而举了债；二、开始欠薪，到年底才领到9月份的薪水；三、侄儿周沛因肺炎住院，从5月20日至7月13日，几达两个月之久（出院后不久又因腹泻而再住院），费用不小；四、全家搬到北京以后，开支比在绍兴时大得多，特别是周作人夫妇，大手大脚用钱，过日子极为讲究排场。他们除了“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以外，“一有钱就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不管是否急需，食的、用的、玩的，从腌萝卜到玩具都买一大批，所以不过几天钱就花光了。花光之后，就来诉说没有钱用了，这又得鲁迅去借债”（《鲁迅回忆录》，第49页）。本年计向齐寿山等6人借钱21次，累计数达895元。全年买书款才51元余，不及前年的九分之一。

　　在1923年7月以前，鲁迅和周作人是一起生活的，他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指周作人之妇——引用者）”（《鲁迅回忆录》，第49页）。1926年11月，鲁迅回忆过去，说在婚姻问题上，也包括日常生活的各方面，“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两地书》，第八十三封信）。7月19日，周作人听信谗言，公开与鲁迅决裂。鲁迅被迫迁居砖塔胡同，从此“生活才能有点预算，比较不那么发愁了”（《鲁迅回忆录》，第52页）。这时，鲁迅的母亲因忍受不住周作人夫妇的苛刻待遇，“哭回鲁迅住处，鲁迅为着老人家要有自己的房子好安排生活，在非常不安之下，于是又在病中到处看屋，在朋友援助下，终于在1923年10月30日另行买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子”（《鲁迅回忆录》，第57页）。鲁迅除付出房价800元外，还支付翻修费（不包括刷墙费和税款）10425元；为此，先后向许寿裳、齐寿山等借款1150元。这笔钱，一直到1926年8月7日才还清。为了买屋，鲁迅不但少买书，而且还节衣缩食。例如在砖塔胡同61号时，“生活更朴素，连女工的工资（每月二元，当时一般是一元或者一元五角，他家的比别家多些），房租八元，另外柴米油盐等、朱氏的零用，一切都算在内，每月支出平均不超过卅元”（《鲁迅研究资料（3）》，第204页）。

　　1925年8月14日，鲁迅因为支持女师大进步学生的斗争，被北洋军阀政府非法免去在教育部的职务，司长刘百昭提出不发欠薪，还想从经济上加以打击。这是不能不使鲁迅认真地加以对待的。

　　在这个时期，鲁迅的生活还相当困难。1926年1月16日，他作为女师大的代表之一，“上午往北大集合多人赴国务院索学校欠薪，晚回”，体验了索薪“到半夜饿腹步行的辛苦”（《鲁迅回忆录》，第50页）。按：有同志认为，鲁迅所参加的这次索薪斗争获胜了。这和事实不符。据《女师大周刊》第118期的报道，这次索薪提出的要求是：1月16日须发两个月现银，2月16日前须发4个月欠薪。可是，据鲁迅日记所记，当天并没有收到现银，到1月28日，才收到北大1924年12月和1925年1月薪水21元，1月29日，才收到女师大本月薪水405元，收师大1925年1、2月份薪水32元。可见，索薪时所提的要求并没得到满足。第四个时期是在1926年8月26日离开北京以后。这个时期，鲁迅讲自己“经济倒还安定的，自从走出北京以来，没有窘急过”（1929年3月22日《致韦素园》）。这是因为：一、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基本上按时发薪水，没有拖欠。二、在上海时期，鲁迅不再教书，专心译著，收入的稿费、版税较多。1934年12月6日，他在《致萧军、萧红》中说：“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三、从1927年12月至1931年底，任大学院（后改称教育部）特约撰述员，每月收入一笔编辑费。四、和出版商的非法行为作斗争，迫使他们照付版税等——例如北新书局在1929年、1930年内，就被迫交还拖欠鲁迅的稿费、版税两万元左右。

　　关于这时期的经济情况，1934年11月1日，鲁迅在《致窦隐夫》中说：“我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除存有少量的子女教育费外，别无积蓄。他晚年病重时曾想易地休养，但始终迟疑不决；要很大一笔开支是当时考虑的一个问题。鲁迅逝世后，据许广平说，丧葬费和医药费就“共欠五千余元”（《鲁迅研究动态》1986年第5期，第2页）。可是，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总以为鲁迅有的是钱。例如廖立峨，当他觉得跟随鲁迅不但没有好处，甚至可能遭受麻烦的时候，就提出要回家去，并且说：他“是卖了田地出来的，现在回去，要生活，还得买田地”（《欣慰的纪念》，第67页），要鲁迅给他5000元（据曹聚仁《鲁迅与我》）。鲁迅无法给他这笔巨款，他便于1928年8月24日“索去泉一百二十，并攫去衣被什器十余事”。又如苏雪林，她在《致蔡元培》中，在从政治、思想上恶毒攻击鲁迅的同时，还说鲁迅“表面上虽旧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缠久已累累”（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33页），似乎是在生活作风上搞两面派了。更有甚者，就是一些无耻政客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暗探之流，抱着极大的杀机，诬蔑鲁迅收受了苏联的卢布或日本的金圆。有一篇叫作《鲁迅愿作汉奸》的文章写道：鲁迅“搜集其一年来诋毁政府之文字，编为南腔北调集，丐其老友内山完造介绍于日本情报局，果然一说便成，鲁迅所获稿费几及万元”（《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鲁迅于1934年5月16日的《致郑振铎》中说：“另有文氓，恶劣无极，近有一些人，联合谓我之《南腔北调集》乃受日人万金而作，意在卖国，称为汉奸。”这种造谣攻击，真是“三人传言，可使市中有虎”，竟然连有些“老朋友”也相信了。如留日时的同学、同乡陈子英（此人后沦为汉奸），曾请鲁迅“借支五百元，说明不久就还”，鲁迅乃“向别人转借给他……把千余元的存折，连图章托他去取五百”。谁知他连存折都没收掉，写信去催，则只寄回图章，并且放出口风，说：“人家说他收卢布，恐怕是真的罢！”（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第95页）

　　鲁迅对上述这些遭遇深感悲愤，他说：我没有“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圆”；而且，如果真的收了日本的金圆，“做了汉奸，则它们的主子就要来握手”，叭儿们“还敢开口吗？”（《鲁迅全集》第12卷，第586、409页）鲁迅曾对曹聚仁谈过自己的悲愤感情。当鲁迅患病时，曹劝他去乡间，例如浙江金华北山双龙洞一带去休养。鲁迅在回信中说：

　　倘能暂时居乡，本为夙愿；但他乡不熟悉，故乡又不能归去。自前数年“卢布说”流行以来，连亲友竟亦有相信者，开口借钱，少则数百，时或五千；倘暂归，彼辈必以为将买肥田，建大厦，辇卢荣归矣。万一被绑票，索价必大，而又无法可赎，则将撕票也必矣，岂不冤哉。

　　这里说的是实情，是对陈子英辈的造谣诽谤的一种寓庄于谐的反击。

　　在介绍了鲁迅的四个时期的经济情况以后，我们觉得鲁迅对“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坟?娜拉走后怎样》）的态度，有不少地方值得发扬光大。

　　我们总观鲁迅的一生，发现他自奉十分俭约——经济困难时不必说了，就是手头比较宽裕时也是这样。在上海那几年，鲁迅由于衣服穿得很随便，曾经被人误解，遭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待遇：“他到医院给朋友当翻译，医院里面的人就当他是吃翻译饭的……到印刷所接洽印件……人家当他是商店里的跑街或伙计；到外国人的公寓去拜访，电梯司机人……不准他乘电梯，要他一步步跑到九层的楼上。”（《关于鲁迅的生活》，第2页）对这一切世俗的冷眼，他安之若素。这不是“矫情”，不是“保护色”，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因为“沉迷于自己的理想生活的人们，对于物质的注意是很相反的”（《欣慰的纪念》，第106页）。我们现在参观上海的鲁迅故居时，缅怀他在革命史、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丰功伟绩，看到故居竟然没有沙发，甚至俭朴到连窗帘也没有，真是深受感动。

　　但是，对待必要的开支，如买书、编印书籍和画册、支援革命事业，鲁迅用钱却勇于出手。他曾多次捐款给革命互济会、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三年办过一个《新地周刊》，鲁迅先生拿出了一二百元钱办起来的。”（《鲁迅研究资料（6）》，第135页）“有一次，党中央特科要紧急地派一个干部到山东某一国民党军队中去工作，但一时拿不出路费来，就要我让胡风去向鲁迅先生求援（捐助或借贷），先生当即二话不说拿出几十元。”（《鲁迅研究资料（5）》，第187页）这方面的例子是非常多的。另外，据说“每有受政府迫害的青年逃亡时缺路费，鲁迅便提供资助，在这方面，先后用了八千至一万元（折成现在的日币约为三百万元）。这是鲁迅对我说的”（增田涉《忆鲁迅》）据1934年1月的上海米价，1万元可买江西晚秈米约1366石，每石价732元。。同时，鲁迅还经常自费印书，如曾用三闲书局名义印刷《铁流》《毁灭》等。他在1932年6月18日的《致台静农》中曾说：“至于自印之二书，则用钱千元，而至今收回者只二百，三闲书局亦只得从此关门。”可是，他还不肯罢休，说“后来倘有余资，当印美术如《士敏土图》之类”。就是在经济情况很不佳的时候，例如1924年8月3日，仍然捐给西安的新型剧团易俗社以现洋50元，帮助新文化的发展。鲁迅把书籍譬之为强盗的盒子炮，看作一种武器。他一生过着俭朴的生活，把钱节约下来买书。根据《鲁迅日记》所列的书账，他从1912年到1936年，购买书籍共支出11218元。至于在经济上帮助文学青年，增田涉说，鲁迅“可能认为，……作为前辈，有义务帮助有志于文学的青年”（《忆鲁迅》）。这是有见地的。鲁迅在1936年8月2日的《致曹白》中就说过：“凡是为中国大众工作的，倘我力所及，我总希望（并非为了个人）能够略有帮助。”

　　鲁迅十分憎恶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憎恶资本主义的铜臭味。1927年1月12日，他曾尖锐而中肯地抨击市侩们以钱为中枢，“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的恶劣表演。又如他与北新书局之间，本来“并非‘势利之交’”，但当北新书局投机取巧，以剥削作家为能事时，鲁迅对这种恶劣的思想作风绝不妥协，准备和它打官司。而对改组后的天马书店，鲁迅就谅解它的困难并给予支持。当时，天马书店欠鲁迅200元，一时无法归还，想请鲁迅以这作为股本。1936年3月4日，鲁迅对该店负责人说：“……我与书店，不喜欢有股东关系，现在既由兄及友人复业，我可负责的说，非书局将来宽裕自动的付还，我决不催索，那么，目前也可以不算在债务里面了。”从鲁迅对北新书局和天马书店的这种不同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在经济问题上嫉恶如仇的思想和高尚的风格。

　　鲁迅自从1925年被非法免职以后，深感和旧社会战斗，必须有一定的物质保证。譬如说，要有能支持半年以上的生活费，才不致被敌人打一个措手不及。他去厦门大学任教，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以外，也考虑到积一点钱，为下一个战役做一些物质的准备（参看《鲁迅回忆录》，第65页）。这因为在“反动政权统治之下，什么都无保障，随时可以发生意外的袭击，想要坚持真理，站得住脚，经得起打击，永久保持着这‘硬骨头’，非自己首先建立起经济的物质基础不可”（《回忆伟大的鲁迅》，第6页）。他曾反复地郑重地和友人谈及这个问题。可见，鲁迅重视积一点钱，主要是为了战斗，这和市侩们那种“以钱为中枢”打转转的观点和做法是格格不入的。

（原载云南大学《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