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新书局，1925年3月成立于北京。第二年十月，它在上海设立分店；1927年春，总店亦迁沪。该书局的经理为李小峰（1897—1971）。他于192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听过鲁迅的课，并参加文学团体“新潮社”和“语丝社”，和鲁迅有相当深的关系。荆有麟曾谈到：“在金钱方面，使先生牺牲最多的，是北新书局的创设。”（《鲁迅回忆》，1947年4月复兴第1版，第57页）。鲁迅在1933年1月2日的《致李小峰》信中也说：“我与北新，并非‘势利之交’，现在虽然版税关系较大，但在当初，我非因北新门面大而送稿去，北新也不是因我的书销场好而来要稿的。”我们从北新书局所登的“鲁迅先生遗作特价纪念四十天”的广告里可以看出，鲁迅所著、所译、所编的书籍，由北新书局出版或经销的就有39种之多，计创作7种、杂感11种、翻译9种、论著9种和艺术3种。此外，还有关于鲁迅的著述2种，即李长之著的《鲁迅批判》和李何林编的《鲁迅论》（见1936年10月24日《时事新报》）。许广平甚至说，鲁迅对北新书局“有些偏爱，或甚至溺爱的”见马蹄疾辑录《许广平忆鲁迅》，第288页。，为的是希望它“是一个为文化服务令人敬佩的书店”，例如“在厦门、广州时，曾有另一书店托人和先生磋商，许以优待条件，要先生把在某某书店（指北新书局——引用者）发行的全部著作移出，交给那家书店出版，先生也未为所动”（《欣慰的纪念?鲁迅和青年们》）。但是，后来北新书局“学了上海流氓书店的坏样”，鲁迅就“实在忍耐不下去了”，只好请律师来和北新书局交涉版税等事宜。他把这件事称之为“北新纠葛”（分别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680、684、688页）。
一、矛盾的发生
鲁迅与北新书局的关系这么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矛盾甚至激化到几乎诉诸法律的地步呢？
对此，李小峰的说法是：鲁迅“先生抵上海因革命文学派风传先生在本局每年有数万元版税，先生因向本局结账，以明真相”；否认北新有“克扣先生版税”情事（见1936年11月24日《立报》）。他把尖锐的矛盾磨平、冲淡，好似鲁迅只是一般的结算账目而已。这当然和事实不符。而且，鲁迅在日记、书信等中，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在北新书局“每年有数万元版税”这一类的话。
李小峰在这里的“风传”云云，说法还比较委婉。他在另外的场合，则说这一纠纷的发生，是由于“奸人在造谣”和“挑拨”。林语堂也是这样看问题，说是因为有人“捣乱”（见《鲁迅研究资料（12）》，第103页）。另外，还有同志虽然承认纠纷有别的原因，但是强调“其实鲁迅亦受人包围也”（《鲁迅研究资料（12）》，第78页）。这些都是不对的。在纠纷过程中，自然可能有人“造谣”“挑拨”“捣乱”，甚至想包围鲁迅，但是，看问题要看实质，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这件事的内因是什么呢？鲁迅在书信中说得很清楚。作为调解人、证人之一的郁达夫也指出，和北新书局的版税纠葛“当然是鲁迅的胜利，因为欠债还钱，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郁达夫忆鲁迅》，第41页）。可以说，北新书局欠债不还，就是纠葛发生的根本原因。具体地说，则为下列几点。
一、在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受到激烈的围攻，似乎将要被打倒了。当时有一个和鲁迅相当亲近的学生，本寄住在鲁迅家里，也急着要离开了，说“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起”（转引自《三闲集?序言》）。看来，他“怕为的是避免被牵连了倒掉”（《欣慰的纪念》，第68页）的缘故而匆忙地离沪回广东去的。李小峰对鲁迅的态度和这个广东学生相类似。1936年11月15日，以“译文社”名义发表的《鲁迅先生与〈译文〉》曾说：北新书局的老板认定鲁迅先生“这次在四面八方的围攻中要被打倒了，对先生也就冷冷然，置之不理了。而同时却以先生积存的巨款，喂着先生的某个论敌”转引自《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第三辑，第47页。关于“论敌”，鲁迅在1929年8月17日的书信中曾说：“用种种方法骂我的潘梓年，也是北新的股东，你想可气不可气。”按：潘曾以“弱水”为笔名，在《谈中国现在的文学界》中，把鲁迅比之为林琴南，说他“态度太不兴”“尖酸刻薄”，等等。又，许广平在1936年11月29日的《立报》和秦飞在1936年12月20日的《社会日报》上，均说论敌是指蒋光赤。。
二、北新书局为了赚钱而抢出教科书，把为新文化出力的方针置诸脑后。鲁迅当时正为北新书局编《奔流》，可是，李小峰对应支付的“开去的稿费，总久不付，写信去催去问，也不复”。投稿者由于不明情况而向鲁迅发牢骚，使他感到“不胜其苦，许多生命，销磨于无代价的苦工中，真是何苦如此”（1929年8月7日《致韦丛芜》）。其实，鲁迅不完全着眼在钱上，例如对联华书局的负责人费慎祥，鲁迅就放心把书交给他出版，“从未结算过版税，甚或自己贴出纸张、印刷费亦所甘愿。这里看出鲁迅为文化事业而艰苦奋斗”（《鲁迅回忆录》，第152页）的精神。而李小峰当时在政治上则起码是停步不前，这就引起鲁迅不满。
三、北新书局负责人超出了一般的追逐利润的范围，开始“对作者刻薄起来”。经商要赚钱，这是可以理解的，鲁迅就曾说内山完造“做生意，是要赚钱的”（《伪自由书?后记》）。他绝不是因为李小峰想赚钱，而是因为李以欺压作者为能事而发生冲突的。1929年8月11日，鲁迅在给李小峰的信中说：“奉函不得复，已有多次。我最末问《奔流》稿费的信，是上月底，鹄候两星期，仍不获片纸只字，是北新另有要务“另有要务”是指北新书局的负责人热衷于“做官开厂”（1929年7月21日《致章廷谦》）。，抑意已不在此等刊物……我必当停止编辑，因为虽是雇工，佣仆，屡询不答，也早该卷铺盖了。”——关于不复信或懒于复信，情况如下：
2月16、17、19三日，鲁迅寄李小峰三信，2月20日，李小峰才复一信；3月3、5两日寄出两信，6日李复一信；4月6、8两日寄出两信，13日李复一信；4月16、19两日寄出两信，24日李复一信；6月1、8两日鲁迅寄李小峰两信，10日收复信一；7月11、13、18三日鲁迅寄李小峰三信，22日才收复信一。从2月16日至8月12日，计李小峰致鲁迅信十六封，鲁迅致李小峰信二十五封。姑且不说鲁迅是李小峰的老师，就从鲁迅对北新书局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一角度来说，李小峰的“冷漠”态度都是很失格、很反常的。和这态度相一致，北新书局对鲁迅“所报之账，往往不十分清爽”，后来，发展到“简直连月款也不提，节账也不算了。靠版税在上海维持生活的鲁迅，一时当然也破除了情面，请律师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税的诉讼”（《郁达夫忆鲁迅》，第41页）。
二、矛盾的发展
在请律师以前，鲁迅与北新书局之间的矛盾已酝酿若干时日了。现按时间先后做一介绍。
（一）1929年3月15日的《致章廷谦》就说到李小峰“信札不复，也是常事”；同时指出，虽然北新“凡事无不散漫”，但是“直到现在，北新依然为新书店魁首，闻各店且羡而妒之”。这时，鲁迅在有意见的同时仍抱着希望。
（二）1929年6月25日的《致章廷谦》云：“北新经济似甚窘，有人说，将钱都抽出去开纱厂去了，不知确否。”相类似的话，在7月21日的《致章廷谦》和8月7日的《致韦丛芜》均一再说及。关于开纱厂一事，鲁迅只是听说、怀疑，并没有进一步落实。但是，章廷谦在杭州也听到这一消息（不一定是从鲁迅的信中得到）并以此问李小峰，李只说是“奸人在造谣”（《鲁迅研究资料（42）》，第103页），并没有详细地加以说明。
（三）据《鲁迅日记》，7月1日“晚党家斌、张友松来”，7月3日“晚夏康农、张友松来”。自此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党、张等三人和鲁迅交往频繁。这和请杨铿律师来向北新书局结算版税一事有关。张友松曾说：“我和夏康农、党家斌听到鲁迅谈及他的困难和苦恼，便很为他抱不平，主张他同‘北新’打官司。党家斌推荐了他熟识的律师……”（《鲁迅研究资料（7）》，第99页）。周建人也说：“鲁迅先生近日对北新有点不对，由春潮书店里一位先生介绍一个律师预备起诉，（说是姓党）……”（《鲁迅研究资料（12）》，第78页）
（四）据《鲁迅日记》，7月29日“寄小峰信”，30日“寄还各种投《奔流》稿”。按：7月29信为“最末问《奔流》稿费的信”，鲁迅“鹄候两星期，仍不获片纸只字”。所谓“最末”，是因为在这以前，曾多次催促查问；在这以后，拟通过其他办法解决，不再催促查问了。书局既然对刊物这么不在意，鲁迅只好将《奔流》来稿退还书局。（五）鲁迅寄出7月29日信和退还《奔流》稿后，北新仍按兵不动，一直到8月5日，才由“李志云、小峰邀饭于功德林”。鲁迅对邀请决定“不赴”。
（六）8月12日，鲁迅寄出给李小峰信，说：“《奔流》……我必当停止编辑……现已第四期（即第二卷第四期——引用者）编讫，后不再编，或停，或另请人接办，悉听尊便。”同日，“访友松、家斌，邀其同访律师杨铿”。13日，即委予杨律师“向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并付公费二百”。
（七）8月15日，聘定杨铿律师，午后得杨律师收公费二百的“收条一纸”。同日晚，“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即还之”。
（八）8月16日，小峰来请求鲁迅不要起诉。同时，“四出的托人向鲁迅讲情，要请他不必提起诉讼，大家来设法谈判”（《郁达夫忆鲁迅》，第41页）。此外，李还打电报给杭州的郁达夫，请他来沪调解。本来，鲁迅与杨律师已商定，于8月25日正式起诉。郁于23日到沪，“提出再商量一次”，于是在8月25日于杨律师寓开会，出席和列席者为鲁迅、党家斌、李志云、李小峰、郁达夫；在杨律师主持下，“商议版税事，大体俱定”。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这次版税纠葛是以商议的办法解决，并没有正式“向法院控告”。因此，说鲁迅“经法院判决”而“胜诉”（《鲁迅研究资料（7）》，第99页），这显然是误记。第二，从所列纠葛发生的时间表来看，鲁迅至少已观察、思考、等待了半年时间才准备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矛盾，并不是一时冲动，或由于什么人的挑拨才聘请律师的。第三，鲁迅的深思熟虑，还表现在做了多种准备上。虽说欠债还钱，乃是公认的准则，但他仍然做了北新书局“停付拖欠版税”的准备，据说，他将“刊一广告于各报称：‘本人在北新出版之一切著作译述，自即日起，咸自抛弃版权，欢迎出版界自由翻印云”（1936年12月20日《社会日报》）。这乃是《两地书》中谈到过的思想和战术：“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鲁迅全集》第11卷，第15页）
三、商议的结果
1929年8月25日的“商议版税事，大体俱定”，但所决定的内容是什么，人们的说法不完全相同。
（一）荆有麟说：“决定除先生在北平之家，由北平北新书局，仍按月送五十元外，上海方面，由北新每月暂送二百元……曾忆民国十八年在上海时，先生曾言：北新书局欠他版费，已有十八万余元。”（《鲁迅回忆》，1947年4月复兴第1版，第60页）按：荆有麟没有直接参与这件事，虽然从鲁迅处听来，但由于年代久远，记忆可能有模糊或失实之处。例如，据《鲁迅日记》，在1931一年，鲁迅从北新书局所收版税基本上是每月400（内1月份，11、12月份的具体数字不详）而不是200元。至于说北新书局欠鲁迅版税有18万余元，也许是荆把18000余元误记为18万余元了。（二）《郁达夫忆鲁迅》所记为：“北新亦愿意按月摊还积欠两万余元，分十个月还了；新欠则每月致送四百元，决不食言。”（第41页）
（三）章廷谦说：“北新欠鲁迅的版税，售出与未售出的总算起来，共欠两万，分十一个月摊还，已订了契约，律师签字。”（《鲁迅研究资料（12）》第103页）按：郁、章两人，当时均以证人身份参与这一件事；所说比较一致，也接近事实。“两万”或“两万余元”都是约数。（四）在1936年11月24日的《立报》上，李小峰说：“先生在本局已印而未售各书之版税，全部结清，共计一万八千余元，分十二个月全部付清。”（《李小峰六项声辩》）按：李所说的“一万八千余元”也是一个约数，“分十二个月全部付清”，不完全符合事实，因为支付所欠版税，起自1929年9月，终于1931年4月，共历二十个月之久。（五）后来，经过正式结算，北新书局发表声明，说“已将详细的帐单开给”许广平委托的“张志让律师”了；内容大致为：民国十九年前，由鲁迅先生亲自结算一次，共计一万九千一百二十一元，从十八年九月起，到二十年四月止，分十二次付清（1936年11月27日《立报?北新二次声辩》）。按：这声明的内容比较准确（但也小有出入）。核对有关资料，北新书局所欠鲁迅的版税，总数为19122.334元。下面，介绍一下鲁迅每次收入北新书局支付所欠版税的时间和数目：
1.1929年9月18日，北新书局向鲁迅补付版税2200元；
2.1929年10月12日，补付2200元；
3.1929年11月20日，补付1928.417元；
4.1929年12月20日，补付1928.417元；
按：以上四笔合计版税8256.834元。北新书局补付时间，据丁景唐的《重新发现的一批鲁迅研究资料》一文。这四笔款当为杨律师代为签收然后转给鲁迅。鲁迅收款时间，据日记，分别为9月21日，10月14日，11月22日和12月23日。
5.1930年2月18日，鲁迅收杨律师转来北新书局补付版税2000元；
6.1930年3月23日，收1000元；
7.1930年4月26日，收1500元；
8.1930年6月6日，收1500元；
9.1930年9月4日，收740元；
10.1930年9月17日，收760元；
11.1930年12月27日，收500元。按：上六笔合计8000元。9月17日所收为北新应于5月份补付的版税，12月27日所收则为北新应于6月份补付的版税。大概是由于北新书局经济上有困难，所以补付的时间不能完全按照原商议协定执行。
12.1931一年所收北新书局补付的版税，《鲁迅日记》没有记载。据上引丁景唐文，该年鲁迅“分二次收到三千二百六十五点五元”。我根据丁文提供的线索，函询上海社会科学院荣正一同志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周国伟同志，承答复云：
1931年二次所收版税，一次是支票式纸：3月20日，1000元；4月15日，1865.5元。另一次是400元，共3265.5元。第一次支票式纸是经过杨铿律师的。第二次400元，是1931年9月15日。
按：400元这一次，《鲁迅日记》有记载，是属于“新欠则每月致送四百元”，不是补付旧欠版税；另两笔共为2865.5元，一次付给，则为旧欠版税。这样，合起来正好是“分十二次付清”。又，李小峰说“分十二个月全部付清”和实际情况有出入。其实，原协议似应为章廷谦所说“十一个月”，即1929年9月至1930年7月。1929年10月20日，鲁迅在给李霁野的信里就说：“北新纠葛，我是索取版税，现拟陆续拔还，须于明年七月才毕，所以不到七月，还不能说是已‘清’的。”可见，“十二个月全部付清”实际是“分十二次付清”之误记。至于北平寓的费用（据1936年11月24日《立报》，为“月付百元”）和上海寓的费用以及1929年8月28日的纸版收回费等，均应另账计算，不属旧欠范围之内。
自从这次版税纠葛以后，北新书局声称，以后对鲁迅版税“无拖欠”，“出入之款项，均有据可查”（1936年11月24日《立报》），“收支实为两抵”（11月27日《立报》）。其实这可能是仅就账面而言，因为北新的“营业帐目”，据说“有真假两套”（《鲁迅研究资料（7）》，第99页），并且还采“用浮印册数的办法来盗窃先生的版税”（1957年10月6日《解放日报》）。许广平也说：和北新书局的“帐也是算不清的。在上海出版的鲁迅著作后来是领印花去贴，在外地就简直不贴印花，这情况鲁迅是晓得而未予追问的”（《许广平忆鲁迅》，第684页）。1936年，鲁迅在《死》一文中说：“假如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阳间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去算帐呢……”这种说法，应该是事出有因，不仅仅是为了文章的风趣、幽默而已！
四、从这次版税纠葛说开去
当这次版税纠葛基本结束，在和这纠葛有关的一次宴会上，鲁迅和林语堂发生了尖锐冲突。他在1929年8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这回是“针锋相对，形势真弄得非常的险恶”（《郁达夫忆鲁迅》，第42页）。章廷谦在1929年9月4日给周作人的信中，说得更具体：“语堂与鲁迅闹翻了，几乎打起来，彼此以‘畜生’骂，我和达夫费了许多口舌，好说歹说的才劝开他们。”（《鲁迅研究资料（12）》，第103页）冲突的起因，是林语堂在宴会上提及张友松，言外之意是鲁迅和北新发生矛盾，乃是因为张友松在中间挑拨。当时，林语堂和张有矛盾，据张说，林“在北伐时期武汉政府外交部由张友仁主办的一个英文报社任职，后来乘汪精卫叛变、武汉政府垮台的机会，卷去了一笔公款。他听说我传播了他这桩丑事，就把我恨之入骨”（《鲁迅研究资料（7）》，第100页）。鲁迅在当时，对林的为人也有一些看法，加上双方已有“酒意”，所以当林语堂借题发挥、语含讥刺，矛盾就一触即发了。
虽然这样，鲁迅和林语堂在疏远了一段时间以后，仍然恢复了友谊。1934年8月13日，鲁迅在信中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极力劝他不要搞《论语》那一套“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的所谓幽默，劝他翻译英国文学名著。这封信，陶亢德在林那里看过，说“言辞极为恳切”（《文坛史料》，第282页）云云。但是，良药苦口，林语堂不肯接受，还是津津有味地钻“幽默”的牛角尖。鲁迅说“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除了八月间曾复他一信外，就不再有什么交往了。
对李小峰呢，在这次版税纠葛以后，鲁迅和他的关系当然有所疏远。但是，“鲁迅待人极为宽厚……对‘北新’还是相当照顾，对李小峰仍旧保持着友好关系”（《鲁迅研究资料（7）》，第99页）。许广平曾指出，在上海时期，每当北新被“封门受压迫时，先生从不肯在这时期去索一回版税”（《欣慰的纪念》，第74页）。鲁迅在1932年12月23日的信中也说：“这半年来，沪寓中总是接连生病，加以北平，实在亏空得可以，北新书局又正有事情，我不好来多开口，于是只得自选了一本选集，并将书信集豫约给一个书店，支用了几百元版税。”出书时，又为北新书局着想，如准备写的《五讲三嘘集》，因为“‘上海三嘘’开罪于文人学士之处颇不少”，“大有为难之处”（《鲁迅全集》第12卷，第162页），因此推荐他们印瞿秋白编的《鲁迅杂感选集》，说“此书如由别的书店出版，倒是于北新有碍的”（《鲁迅全集》第12卷，第163页）。这些话说得很为恳切。
但是，吃一堑长一智，自从发生纠葛以后，鲁迅也改变了一些态度和方法，如1933年1月2日的《致李小峰》就有“丑话说在先”的味道，不能不预先有所防范了。
在纠葛发生之前，鲁迅的著译基本上由北新书局出版。在这以后，他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卖稿集中于一家，容易被别人制约，很不利。因此，他以后的著译，除自印外，还分别由合众书店、联华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神州国光社、生活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出版。“这样一来，‘北新’和别的书店付版税都不敢太不老实了。书商之间的竞争对鲁迅是有利的。”（《鲁迅研究资料（7）》，第99页）
中国当时的作家，大概在不同程度上都吃过资本家的苦头。鲁迅以外，如郭沫若，就是“给所谓出版家剥削得最厉害的一个作家；过去的光华书局的关门，现代书局的倒闭，以及最早的泰东书局的欠帐，都使他遭受过很大的损失”（1936年11月24日《社会日报》）。他在《从典型说起》（《豕蹄》的序文）中十分愤慨地说：“国内的出版家中，有一些不良之徒，竟直可以称之为‘文化强盗’，他们榨取作家的血汗，读者的金钱……在最近的几年间我是一个铜板的版税都没有进过的。把作者的著作权，版权，任意蹂躏，私相授受，甚至连作者的原稿都霸占着既不出版，又不退还……”（《质文》第二卷第一期）在1924年，郭沫若曾经“穷得没法”，连写小说的心绪也没有了（参见《现代名人书信》，第163页）。有些青年同志对旧社会出版界的情况不大了解，在看了《现代作家书简》中郭沫若致叶灵凤的信后，责备郭在卖稿时，要钱要得太厉害了，似乎不够“清高”。当然，郭沫若和鲁迅的个性有所不同，他在卖稿时的做法和鲁迅也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郭当时在国外，受条件限制，鞭长莫及，经常拿不到稿费。据说，“自从创造社被封之后，许多未禁的著作大部都交给现代出版，因为本人一直侨居在日本，虽然也用函件，或托朋友催收版税，但总不发生什么效力。据说，现代所欠郭沫若的版税，结算起来，已不亚于万元左右”（1935年12月4日《福尔摩斯》报）。郭沫若也是吃一堑长一智，他要与出版商“现金交易”，斩钉截铁，毫不含糊，这实在是迫不得已的。总之，从鲁迅与北新书局的版税纠葛可以看出，当时的某些出版商，欲壑难填，“似乎连人要吃饭，饭要米做，米要钱买这一点粗浅事情都不知道”（《呐喊?端午节》）；对作家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千方百计地加以榨取、掠夺。像鲁迅和郭沫若这样的大作家，在旧社会都要为版税、稿费那么操心，这往往是我们想不到的。
（原载《昆明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