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晚年，面临着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1935年12月1日，上海《社会日报》发表文章，说鲁迅即将投降南京，引进人是胡风。1936年1月，鲁迅在致沈雁冰和胡风的信里说：“近得转寄来之南京中央狱一邮片，甚怪，似有人谓我已转变，并劝此人（署名寿昌）转变……”；“据南京盛传，我已经转变了。”《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291、296页。另外，在“左联”解散的问题上，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鲁迅被人“说是破坏联合战线”，甚至被影射为托派、汉奸，矛盾也相当尖锐。研究鲁迅晚年思想和战斗业绩的人们，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解散”和“论争”之上，而对那盛传的“转变”论等，则相对地有所忽略。这两个方面，自然有巨大的区别：前者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认识分歧和论争，后者则是反革命的阴谋伎俩，是尖锐的阶级斗争问题。但是，这两个方面有联系、交叉，并不能一刀两断简单地分开来。这因为在新的形势下，在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发生大转变的时候，在党内、在左翼作家内部发生分歧、论争不可避免，而敌人，也必然会利用这些分歧、论争，采用种种办法以求达到他们的目的；加上他们的爪牙有的以进步知识分子的面貌出现，而左翼阵营的有些文化人又被敌人以威迫利诱的办法拉了过去，这就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
首先，革命阵营内部这场尖锐的论争，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引起了南京政府以及其他敌对力量的极大注意。托陈派的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曾说到，当两个口号的论争发生以后，其同伙陈其昌十分兴奋，认为有机可乘，便写了一封信给鲁迅，并附上托派刊物《斗争》《火花》等，妄想取得支持。南京政府的御用文人，在恶毒地攻击革命者是什么“思想上的汉奸”和“行动上的汉奸”，攻击共产党“直接以刃杀人”和左翼作家“间接以笔杀人”的同时，说什么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都来源于1930年潘公展、王平陵等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文学；至于文学艺术以及政治、军事的领导权，应以力量为依归，因此，“中央政府及蒋委员长，是事实上的领导者”。
其次，南京政府的上述目的与认识，和当时的国内形势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发动第四次、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同时，他们也加快了文化“围剿”的步伐。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所谓新生活运动，标榜什么礼、义、廉、耻。1935年，在南京成立了由国民党反动派操纵的中国文艺社。该社临时主席叶楚伧说：他们将“扫除一切门户派别的痕迹”，“把文艺界的各种人才，都密集在中国文艺社”（见1935年10月6日《时事新报》）。该社的《文艺俱乐部》周刊，也以思想权威自居，梦想“文艺家们对本刊要树立一个思想和言论的中心”（见1935年12月24日《立报》）。1935年11月16日，南京的《中央日报》刊载署名文章说“目前的上海文坛，确实到了一个没有出路的时际”，普罗文学的道路走不通，只有民族主义文学，才“的确是一条大道”。
到1936年，他们的政治目的表现得越来越露骨。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集中意志，共赴国难》的告国人书，说什么“万恶共党借救国口号作掩护受赤色汉奸鼓惑者速来自拔其有怙恶不改当加严厉制裁本党政府誓本主义勇迈前进”（据12日南京《中央日报》）。这是一面在威胁，一面在招降。2月14日，该报还发表署名文章《国难中文艺家的态度》，说“各人有各人之理想，但对于国家却不可不有一种‘最高信仰’并倾露热情以拥护之……”，实际上是以党代国。2月20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南京招待新闻界，该部副部长方治在报告中谈到“自动解散团体另觅爱国途径”时说：“还有自以为原系出于爱国赤诚、因被反动分子之混入、而反招致误会者，竟不惜自动解散其团体，而另觅其爱国之正常途径，以表其纯洁爱国之主张，其勇于自拔的精神，尤可敬佩……”（21日南京《中央日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在2月间解散的（据《徐懋庸回忆录》），方治所说解散团体云云，似即指此而言。他们从这件事中得到了对他们有利的结论，接着就进行了一系列针对左翼作家、针对鲁迅的活动。
第一，由李秉中出面游说，并反复来信，云将设法联系，代为解除通缉令，征求鲁迅同意。我在《谈鲁迅研究的史料学》中曾谈及和此事有关的活动。但该文只是提出问题，未展开论述。本文的这一部分主要是补充介绍有关资料并做若干分析，希望能得到指正。
李秉中于7月13日所写的信，用的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信笺。锡金和许钦文都认为，李的代为解除通缉是要用政治条件去交换的。李所谓“绝不致有损吾师毫末之尊严”，恐怕也就是上海《社会日报》上虹儿文章中所说的第三种“转变”：“对鲁迅翁，据说将施用第三种办法”，这种办法可以称之为“邀请”式，“决不施用与对方身体不大舒服的举动，只是托人晓以大义，谆谆劝诱。这大半对年龄稍长者施用之，也存有尊老惜旧之意云”。李信虽有代表官方之意，但也写得毕恭毕敬，反映出私人情谊相当深。后来鲁迅去世，他在办公室中“不禁伏案恸哭”，反映出的乃是真情。这种矛盾现象，单从南京政府的官方立场或单从恩师关系的角度只能解释一个方面。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表现极为错综复杂。李秉中和鲁迅的关系也不可能例外。鲁迅在收到李秉中这封信以后，仍于9月9日和27日，两次接待李的来访和接受所“赠广平布衫一件”。李之受命劝说鲁迅同意解除通缉令，他的本意可能包含着关怀鲁迅这一层意思在内，不一定在主观上就是想拉鲁迅下水。但是，鲁迅深知此中的政治含意，坚决地加以拒绝。他曾对内山完造说：“前几天，从南京来的那个家伙，寄来一封非常诚恳的信，告诉我要撤销通缉令。方才我给了他一封回信，说不。”（《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5辑，第343页——以后引到该辑，均简作《汇编（5）》）一面承认来信非常诚恳，一面称写信者为“那个家伙”，这正好说明李秉中的双重身份。
第二，南京政府可能是托李秉中，或同时还托别的人劝说鲁迅出国养病、留学。茅盾曾说：“那时颇有人在传播他要出国的消息，鲁迅听了很不高兴，曾经幽默地说：他们料我要走，我偏不走，使他们多些不舒服。”（《汇编（5）》，第1069页）当然，传播这消息的有友人、有文化界的人，因为鲁迅确曾考虑过出国养病的问题；但是，希望鲁迅离开中国到外国去，这乃是南京政府惯用的“釜底抽薪”的办法，是用来对付政敌和异己者的。
第三，和李秉中写信、来访的时间差不多，荆有麟、黎锦明也先后从南京来。据1936年7月16日南京《中央日报》载：“鲁迅病危，荆有麟得讯后，携其爱女小小画家奥特华于昨晚夜车赴沪探病。”荆似未被鲁迅接见。黎锦明也想访谒鲁迅，他在《追记鲁迅先生》一文中，谈及南京政府有关部门以及他自己当时和鲁迅的若干关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较长，只能加以摘录。他说，在南京时自己——
有个小使命，不妨说是为文学界，尝试找个合作机会的。那时候我深深感觉到文学界的散漫情形。这种散漫也只有延长下去，不会有什么团结和整顿。
N市的CN部里，有个文艺科，不用说，正需要拿出些机会来做事的……旁的文化界，自有他们的体系，是很难成全文艺界的合作的。那末，只有让几个有老作家头衔的人牺牲些时下的政见，团结起来，跟CN部的文艺科相前提携，再从而组织个大规模的作家集团，再从而定出来一个范围，较大的文艺政策，让几个有成绩老作家做中坚，享受些殊异的待遇（“礼送”出国留学，大概即此类殊异的待遇了——引用者）；次一点的，印书，办杂志，由会中出版推销，与以保障。虽然这办法抄袭自苏俄……
我在N市进行这事，差不多有半年之久。我找了许多CN部中文化事业方面的主持人物，他们也大半接受了。可是事搁浅了；……一般人还不免怀疑沪平的作家，是否能牺牲成见，在一个名义下团结。我到S埠，找了三次鲁迅，他还在医院里，拒见任何宾客……
（摘自1936年10月26日《北平晨报?北晨学园》）
鲁迅当时生病不假，但并没有住院。他和黎锦明之间，据《鲁迅日记》，似在1927年初才见面，但其实在北京时已相识，应该说是熟人了。三次拒见，只能表明鲁迅对黎在南京宣传民族主义文学和他所进行的企图让人“牺牲些时下的政见”的活动的坚决反对。黎也和李秉中一样有两重性，他后来也承认鲁迅的“忠于其所见”的不失节的“光明行径，——这是我们这些小市民所万万不及之点”。又，黎锦明文中所说“这办法抄袭自苏俄”，据小报介绍，大致情况为：苏联政府和共产党，对苏联作家联盟“很帮忙，由中央政府及各省政府预算中，划出一笔特款，津贴他们，在1935年，从国家预算中，指拨6762000卢布给作家联盟，3700000卢布作为文艺基金。苏联文艺基金的用途，是帮助苏联作家改良文化和物质设备……根据政府的命令，一切印行文艺作品的书店，必须缴纳百分之十的书价给文艺基金……”（1935年8月15日上海《福尔摩斯》报）当然，也如黎锦明文所说的，抄袭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二者的出发点、目的并不相同，“内容不同，思想表现亦不同”。
第四，中国文艺社组织的春季旅行团及有关活动。1936年3、4月间，由方治、王平陵、叶楚伧、张道藩等20余人组成春季旅行团，由南京而苏州、而上海、而杭州，兜了一个圈子。表面上是参观游览，实际上承担着政治任务。在上海，他们有这么几次公开的活动：4月23日午间，上海“文艺界同人在青年会联合招待”旅行团；晚间，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欢宴该团全体成员；“第三次是上海十四文化团体公宴于大东酒家，设中菜四十席”；4月25日午间，“该团答谢上海文艺界，假座沧州饭店的草坪”举行露天茶会。特别是4月23日晚间这一次，吴铁城以市长之尊出面做东，“并邀文艺界作陪，先在市府图书室聚谈”，然后才把酒言欢，极一时之盛。该旅行团于4月22日晚到沪，26日晨离去，时间才3天多。可是，欢迎的次数这么多，规格这么高，规模这么大，颇足以说明旅行团有来头。4月27日，《申报》在报道中谈及：该团是要“把文艺界扩大组织，使全国文人，站在统一的旗帜之下，努力于文艺救国的运动”。也就是说，企图以他们为中心来组织作家集团，从而掌握文学艺术的领导权。这就难怪吴铁城在欢宴时要邀请鲁迅，而且理所当然地遭到鲁迅的拒绝。斯诺说鲁迅对他谈过：前不久，一帮作家和画家，受到吴铁城市长的款待。吴向鲁迅发了邀请，也请了茅盾。鲁迅认为，这表明他们连模仿、照搬法西斯伎俩的才能也没有。他没有去。（参见《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第9、10页）
最后，说一说鲁迅的态度。当时鲁迅面临着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既有友人的误解，又有左翼作家内部尖锐的思想分歧；既有南京政府的种种拉拢，又有陈其昌辈的挑拨和别有用心的吹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考虑鲁迅当时的态度，也必须首先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否则，就会“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对内部矛盾，鲁迅的感受十分强烈，曾对冯雪峰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雪峰文集（4）》，第507页）但他不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鲁迅全集?书信?350912②》）。虽然这样，他把解决问题的突破口选在处理托洛茨基派的来信上。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鲁迅针对“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一事，公开地斥责托派：“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又宣告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对国民党的拉拢、收买的用意，鲁迅也洞若观火。他在《360827致曹靖华》中说：“出版界确略松，但大约不久又要收紧的。而且放松更有另外的原因，言之痛心，且亦不便。”“放松”为的是便于拉拢、分化，是南京政府当时的策略，当拉拢不成时，自然是“又要收紧的”。对这个问题，鲁迅没有公开谈及，但我们从他拒绝吴铁城的宴请以及在出国问题上针锋相对的态度——他原来准备去日本的云仙休养，没有去，除了经济原因以外，主要是当他知道南京政府想让他离开中国以后做出的决定。他当时告诉内山完造：“不论怎么样也得停止到云仙去了，现在那边来人说，是不是到德国留学去，意思是这干扰了蒋介石，所以希望我去德国。说到云仙去就是逃跑，是我的失败，因此我不去了，总而言之我不去了。”（《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五辑上，后简称《汇编（5）上》，第344页）——可以看出他的坚定立场。
对待内部矛盾，后来也被迫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但鲁迅的话说得留有余地，讲究分寸，讲究摆事实讲道理，这和当时论争的对方的文字相比，是相当明显的（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有若干说过头的地方）。写这类文章时，鲁迅极为重视两类矛盾可能交叉，但是，他不赞同“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办法，强调集中力量对敌。对左翼阵营中“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鲁迅说自己曾“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只是怀疑过而已，写文章时，鲁迅承认论争的对手“也许别有他的优点……仍将成为—个真的革命者”；只是糊涂，“还没有坠入最末的道路”。在解散“左联”问题上，他一再退让，从不同意解散到勉强同意，从坚持解散时要发表宣言到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但是，1936年2月28日，当徐懋庸告知连这总的宣言也不发表时，鲁迅“就脸色一沉，一言不发”（《徐懋庸回忆录》，第88页）。他认为，解散“左联”，如“是同人所决定”，“是解散”，如“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那是溃散”（《360502致徐懋庸》），这当中有原则性的区别。信中所说的“别人”，徐懋庸以为“是指当时文化界救国会的头头”（《汇编（5）上》，第482页），这大约是不对的。鲁迅当时的认识远比徐懋庸所揣度的更为严峻：关于解散“左联”一事，南京政府那方面是否起了某种作用，即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我们的人是否在压力下屈服，或者因为经验不足、丧失警惕而上了敌人的当？
由于我们对20世纪30年代右翼文学活动研究得不够，加上左翼文学界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很多史料没有能保存下来或者残缺不全，这使研究工作遇到较大困难。恩格斯在《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唯物主义的认识的发展，哪怕是单单对于一个历史实例，都是一种科学工作……单靠几句空话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只有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透彻地掌握住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因此，发掘和清理这方面的史实，对研究鲁迅、“左联”和我国文化界的反“围剿”斗争，都将有巨大的意义！
（原载《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