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时候，往往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鲁迅何时开始接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这个问题和他何时购买并阅读《天演论》有直接关系。
《天演论》即英国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一书前面两篇文章的译述，译述者为严复。《天演论》的版本，最早是陕西味经售书处的刻本，时间约为1894年或1895年，后经修改，于1898年正式出版。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说到他购读《天演论》的情况：转学到矿务铁路学堂以后——
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
鲁迅何时购读《天演论》？对此不少同志都是以《琐记》为根据做出回答的。如果是一般的论述，可以笼笼统统地说：鲁迅是在南京的时候，购买并阅读了《天演论》的。可是，如果要把这史实系年，像编鲁迅年谱的时候，分歧就出来了。
我所看到的11种有关鲁迅的论著和研究资料，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认为鲁迅是1898年购读《天演论》的，两种；认为是1899年的，七种；认为是1900年的，一种；主张是在1901年购读的，一种。
做出上述判断的同志，多半是根据《琐记》。为什么同是根据这一篇回忆散文，看法却有这么大的出入呢？我想，这主要可能是下面两个原因。
一、这和《朝花夕拾》的性质有关。《朝花夕拾》并不完全是一本传记性质的书，虽然其中包含着很多极为重要的传记材料。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就把《朝花夕拾》和《呐喊》《彷徨》《野草》《故事新编》看成一类，说：“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这5种创作在性质上有某种共同的特点，即当中的某些史实，经过一些缀合、加工，并不完全等同于事实。例如离开仙台医专的时间，《朝花夕拾》说“到第二学年的终结……不学医学，并且离开仙台”，但在《呐喊•自序》中则说是第二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放弃了学医而提倡文艺运动。根据中国留日学生监督李宝巽于1906年3月写给仙台医专校长的信（参看《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第344页），显然《自序》的说法更符合历史实际。《朝花夕拾》这一类创作与传记文章的不同，就像《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与《鲁迅日记》有所不同相似。这因为鲁迅在写《马上日记》等时，虽然主要是以事实作根据，但事实的先后有所调动，而且当中也有若干虚构、加工。许广平就说《马上日记》等“虽然也是日记体裁，然而总不免一看就晓得是故意造出来的……和他正式写的日记就大大地不同”（《欣慰的纪念》，第17页）。正因此，鲁迅一面说《朝花夕拾》是“回忆的记事”，一面又说这些记事“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朝花夕拾•小引》）。所以，仔细推敲起来，当中某些细节以及前后文之间，就可能有一些矛盾。人们根据矛盾的不同侧面或不同的细节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可以理解的。如主张1898年说的，就可能是以下列两点作为根据：甲、由于《天演论》是1898年正式出版的，所以就说：“本年……《天演论》出版，鲁迅买了一本。”乙、以鲁迅的“一位本家的老辈”的话作根据。《琐记》说，当鲁迅如饥似渴地看《天演论》等新书刊时，这位“本家的老辈”递给鲁迅一张报纸，说：“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见许应骙的《明白回奏并请斥逐工部主事康有为折》，1898年7月12日的《申报》）
这两个根据能否成立呢？
关于甲。《天演论》正式出版的年份和鲁迅购读《天演论》的年份不一定相同。这用我们自己购书、读书的情况就可以说明这点，更何况在当时，《天演论》乃是鲁迅的专业以外的课外书。
关于乙。这在《琐记》中就可以找到反证。该文说，鲁迅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入学时间为1899年1月，即戊戌年12月）后的第二年，“新的总办才到校”，后来，“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再后来，鲁迅才知道有《天演论》一书并买来阅读。因此，购读《天演论》一书的年份，如果仅以《琐记》为根据，是不能确说在1898年的。
二、推算的方法不同。《琐记》所说的“第二年”，不少人把它定为购读《天演论》的年份。但是，这“第二年”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推算方法。
甲、鲁迅考入矿路学堂是戊戌年十二月，即公元1899年1月，按新历计算，第二年就是1900年。
乙、戊戌年12月入矿路学堂，这戊戌年即为第一年。按旧历计算，第二年即为己亥年，而己亥的正月至11月，就是公元1899年的2月至12月。
据《琐记》，第二年只是新的总办到校这新的总办到职的时间，据《鲁迅研究资料（4）》（第365页），是1901年初。因此，鲁迅说他到矿务铁路学堂后的第二年新的总办到职，如果所指是俞明震，那是不一定确切的。。但是，从新总办任职到“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从看新书的风气开始流行到鲁迅知道并购读《天演论》，当中总会隔着若干月日，有一个过程。因此，购读《天演论》的时间，有可能就是第二年，也可能是第二年之后。当然，由于《琐记》所记述的内容，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来排列的，而买《天演论》一事，又记在“第三年”去青龙山煤矿之前——这样，把购读该书放在第二年也是可以的。如果只以《琐记》为根据，不管定在1899年或者1900年，都可说是言之成理。至于1898年说的以“一位本家的老辈”的某些话作为推论的根据，论证的方法似乎值得商榷。这因为这个本家老辈，很有点像《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鲁四老爷“大骂其新党”，而时代已经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兴起或者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但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可见思想之陈腐和落后。那个本家老辈也是这一流人物，他反对鲁迅学习新书刊，搬出若干年前旧报纸上的文章，那也完全是可能的。
但是，上述这些说法，特别是1898年说和1899年说，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既然鲁迅在1899年以前就已经购读了《天演论》并初步形成了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像某些论著所说的），那么，在1900年、1901年的作品中，如《别诸弟三首》（“谋生无奈日奔驰”）、《莲蓬人》《庚子送灶即事》《惜花四律》《别诸弟三首》（“梦魂常向故乡驰”）、《祭书神文》和《挽丁耀卿联》这些诗文，为什么却看不到明显的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呢也有些论著列举了“戛剑生”“戎马书生”（别号）、“文章误我”（图章）和《庚子送灶即事》等来论证进化论思想对鲁迅的影响，但据我看来，这显得牵强。另外，我觉得，鲁迅并不是看了《天演论》以后，就立刻初步形成了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的，这当中总有个认识和汲取的过程。只是由于有些同志把二者连在一起来认识，在时间上扣得很紧，我为了论述方便，也就姑且连在一起来谈。？
我对这个问题考虑了一段时间，但没有得到合适的答案。最近，在重阅《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时，发现周作人的一则日记和这个问题很有关系。这则日记是辛丑年12月24日（公元1902年2月2日）的：“午饭后步行至陆师学堂……同大哥谈少顷，即偕至鼓楼一游，张协和君同去，啜茗一盏而返。予循大路回堂，已四下钟矣。晚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夜同阅《苏报》等，至十二下钟始睡。”（第186页）我想，这可能就是鲁迅购买和开始阅读《天演论》一书的时间，理由如下：
一、周作人是辛丑年八月初六日（公元1901年9月18日）到南京读书的，根据鲁迅对《天演论》的重视和当时他与周作人的关系，如果他确已早就购读了这本书，一定不会迟到1902年2月才向周作人介绍的。
二、2月2日这天，下午3时多以前，鲁迅与周作人还一起在南京的鼓楼，而“晚大哥忽至”——“忽至”，就是出乎周作人的意料之外；“忽至”的目的，就是要向周作人推荐《天演论》。如果鲁迅早就购读《天演论》，“忽至”的必要性便不存在了。
三、1902年2月2日正是星期日，这和《琐记》所说的相符。
四、周作人在这天日记中说“夜同阅《苏报》等”，我过去就猜想这个“等”，应包括《天演论》在内，但没有充分的证据。后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看到了周作人日记的手稿，这一猜想才得到证实。这因为周作人在1902年2月3日的日记中说“又看《天演论》二篇”。“又看”，这说明他们昨晚是“同阅”《天演论》的。鲁迅是2月3日回矿路学堂去的，这本书似乎就留在周作人那里。继2月3日第二次看《天演论》以后，周作人在该年的3月1日、12日，8月14日，10月20日、21日、22日，12月8日等写的日记中，均有看《天演论》的记载（至于鲁迅在南京看《天演论》的时间，除了2月2日那天外，恐怕主要是在2月4日至19日这段时间内，因为20日他就回绍兴去了，直到3月17日才到南京，并且很快就去日本。鲁迅所看的书，自然有可能是学堂阅报处的，但更大的可能还是留在周作人处的那一本。正因此，鲁迅看《天演论》，才被本家的老辈发现并受到他的告诫）。
另外，在1902年2月2日以前，周作人的日记很少记有关新书报的事，提及《知新报》《申报》《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的地方寥寥可数。可是，在2月2日以后，有关新书报的记载就大量出现，或“抄”，或“阅”，或“收”，触目皆是。由于当时鲁迅与周作人的特殊关系，我想，周作人读书情况的这一变化，可以从某一个侧面反映鲁迅的读书情况。在1902年2月2日以前，鲁迅不大可能购买《天演论》；在矿路学堂看新书的风气开始流行前，鲁迅也不大可能较多地阅读专业功课以外的新书刊。因此，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接触《天演论》仅仅是开始，他的进化论的社会发展观应该是日本留学时期才系统地建立起来的。关于这个问题，周作人曾经说过：
《天演论》……并不是专谈进化论的，所以说的并不清楚，鲁迅看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是在南京，但是一直到了东京，学了日本文之后，这才懂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鲁迅看到丘浅治郎的《进化论讲话》，于是明白进化学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鲁迅的青年时代》，第50页）
如果这个说法可以成立，那就较好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鲁迅在南京读书时，写了为数不少的诗文，为什么从当中看不到明显的进化论思想影响的痕迹呢？
把鲁迅购读《天演论》的时间定在1902年，是不是太晚了呢？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说，总力图阐明作为伟大思想家的鲁迅的思想，总希望看到鲁迅较早地购读《天演论》、接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也总希望鲁迅较早地批判维新派、较早地轰毁进化论的思路并成为共产主义者，等等。因此，主张鲁迅到1902年才接受进化论，这不但和我们过去的印象、认识有较大的出入，而且在感情上也令人感到别扭，但是，我们不能从感情出发来做判断，必须拿出充分的证据来。另外，有同志说：从南京鼓楼到城南秦淮河、夫子庙一带，路途比较远；如果下午3时多才离开鼓楼去买书，而“晚大哥忽至”（至江南水师学堂），这在时间上太紧迫，不大可能。其实，从鼓楼到夫子庙一带，步行也不过个把小时。当时虽然没有公共汽车之类，但可以骑马，也可以坐马车等（俞明震坐的就是马车）。周作人日记里也有关于在南京“乘车”“坐小车”的记载（参看《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186、187页）。还有同志说：为什么不主要根据《琐记》来推算而根据周作人的日记呢？《琐记》和周作人的日记，在我们谈论的问题上，有些地方不完全相同。《琐记》写于1926年10月8日，离开鲁迅在南京求学的时间已经20多年了，就算撇开《朝花夕拾》这书的性质不说，那么长的时间了，记忆也不可能那么确切。鲁迅在《琐记》中就说过：“……去考矿路学堂去了，也许是矿路学堂，已经有些记不真，文凭又不在手头，更无从查考。”可见，照鲁迅看来，查对文凭，即查对当时的文献、记录，要比事后的回忆更可靠。
这里，就牵涉到史料的选择和鉴别的问题了。有关鲁迅一生的史实，我们所看到的各种说法不一致，这原因之一是材料来源不相同，例如：
一、根据当时的文献和记录材料；
二、根据鲁迅后来的叙述和回忆；
三、根据鲁迅的亲友后来的叙述和回忆；
四、根据一般人后来的叙述和回忆。
从不同的史料出发，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史料本身就有分歧。有分歧，就要进行鉴别，然后决定取或舍。在这四方面的史料中，要紧的当然是第一、二两方面，特别是第一方面的——一般地说，最可靠的当然是当时的文献资料。如果说，鲁迅在1926年对“矿路学堂”的名字就已经记得不很真切，那么，购买《天演论》的时间，比学堂的名称难记得多，就很难记得准确无误。周作人的日记，则是当时的记录，似应比较可靠。正因此，我主张根据周作人日记的记载，同时参考有关的资料，来给鲁迅购读《天演论》这一史实系年。
（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