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木天（1900—l971），原名穆敬熙，吉林人。创造社成员，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38年夏到达昆明，1939年1月，被推选为“文协”昆明分会的常务理事。穆积极投入“文协”分会的工作，对云南抗战文学的现状和发展，进行了宏观的、执着的、认真的思考，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穆木天在云南抗战文艺的理论研究上作出了贡献。
首先，他向云南文艺工作者提出，应把反映云南的社会实际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1938年8月，他在《南方》第一卷第十期上，发表《认识云南表现云南》一文，一方面强调要把握全国“大的动向”，同时要“把握住地方的种种的现实”，并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穆木天指出，文艺是反映现实的，而云南在经济上、风土上、文化上都有特殊性，还有众多的民族；在抗战的时代潮流的冲击下，新旧交替，形成了它的丰富和复杂。因此，抗战的云南，是文学赖以生长的沃土，它为文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他从题材和主题的多样性来立论，认为作者应该深入云南的实际，把认识云南、表现云南作为中心课题，而不应舍近求远，空想地去写“八千里外的云和月”。
其次，他特别重视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他强调：“地方文化工作，是十字街头的工作，是下乡入伍的工作，而不是书斋的工作，研究室的工作。”他从文艺能动地反映现实这一命题出发，旗帜鲜明地反对形式主义、艺术至上主义、唯美主义（写《旅心》诗集时，他就倾向于唯美主义等）；同时，又强调文艺的功利目的，指出必须警惕“帝国主义的末流的艺术倾向，会同封建社会的复古主义倾向”相互结合的可能性。这些认识是当时全国共同的文艺主潮，但穆木天却有自己的特点和贡献：第一，他的认识是坚定的，同时具有身体力行的韧性。他在云南的时间只有一年半左右，但围绕文艺的大众化、通俗化这一论题，他先后写出了《文艺大众化与通俗文艺》《保卫华南与云南抗战文化的大众化》《对于目前云南地方文艺工作的检讨》《一年来的新云南文艺工作》《展开地方文艺运动！动员地方文艺壮丁！》等约20篇文章。他在诗歌创作里也贯穿着这一宗旨。第二，在思想方法、斗争策略上，他既坚持正确的观点，又认为即使是“倾向的错误与弱点”，也“不能以一种讥笑或讽刺的态度对待”。这点在当时颇有针对性。周恩来在抗战时期曾对夏衍说过：“对在政治上、文艺思想上意见不同的人，对他们也要和和气气，切忌剑拔弩张，这方面我们犯过错误吃过亏，千万不要再犯。”见《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综述》，第33页。穆木天在行动中体现了这一认识。例如在1939年4月，昆明曾展开“抗战会使文艺低劣下去吗？”的论争。这和对梁实秋《编者的话》的批判有关，但并不直接针对梁实秋，而是针对昆明文艺界的不同认识。这一论争的气氛比较紧张，出现了对立的情绪。穆木天在《两年来的抗战文艺运动》一文里指出：“文艺工作落后是事实，我们并不否认；不过，那不是说抗战使文艺落后，而是文艺的进展，没有能力地追随上抗战。”可以认为，这是对昆明那场论争发表的意见。文章是说理的，不是剑拔弩张的，论述的角度也有新颖之处。
穆木天在云南期间，很重视文学队伍的组织和对青年一代的鼓励、辅导。1939年暑假，他在“文协”昆明分会所举办的暑期讲习班上，讲授了“诗歌”这一专题。在《对于目前云南地方文艺工作的检讨》一文里，他强调对青年文艺工作者的训练，建议有计划地展开通讯报告运动和通俗文艺运动。1938年，作为“文协”分会所开展的“九月文艺竞赛”的负责人，他以极大的热情完成了任务，并写了详细的总结——《在荒莽的原野里最初的春雷响了》，指出参赛者的成就和不足，给文学青年以耐心的辅导和鼓励。例如，他对获奖小说《赵教官》的作者寄予厚望，建议他立雄心，向大作家的高度攀登，而“为了达到自己的伟大的神圣的目的，他更须谦逊地去学习”。由此可见他对青年文艺工作者是极为诚恳和热情的。
穆木天还为雷溅波、罗铁鹰、彭桂萼的诗集写了序文和序诗。《赠澜沧江畔的歌者》是为彭桂萼的《澜沧江畔的歌声》写的序诗，对该诗集加以肯定，并对作者提出期望。《青春的气息》是为雷溅波的《战火》写的序，它指出：《战火》比之《夜哨》有明显的发展，雷已从流浪人的浪漫主义发展到对现实有了进一步的把握；诗集具有青春的气息，是“牧歌情调和战歌情调的交织”。穆木天把《战火》放在新诗发展历程的背景上来评价，指出：从“八一三”以来，新生的中国对诗歌提出新的要求。虽然不能说《战火》完全体现了这种要求，但它确乎有“这一种健全的萌芽”；虽然雷溅波的抒情诗“没奏出震动大地的雄壮的强烈的交响曲”，但它已是“伟大的现实的响亮的回声了”。《写在〈原野之歌〉的前边》则是为罗铁鹰的诗集所写的序文。它指出，诗集作者的“心上，有血印；他的心中，有风暴；他的眼中，迸着反抗的火花”；他的诗，“那是旧时代的葬歌，那也是新时代的前奏曲”。穆木天说，《原野之歌》充满着矛盾：“艺术至上主义，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不调和，挽歌的情绪，官能的要求和战斗的情绪，革命的要求的不调和，洋泾滨的气氛和‘大地之子’的素质的不调和”，而从铁鹰的生活经历来看，有这些不调和是真实的。但是，穆木天强调指出，在该诗集中，“新的要素日渐地在生长着”，作者有可能把自己“伟大的前途开拓起来”。这里有热情的鼓励、认真的分析和殷切的期待。穆木天为上述诗集写序，表现了他对云南抗战诗歌的关怀，文章也显得朴实而厚重。
穆木天在云南所写的诗歌，除前面已谈及者外，还有《“八一三”一周年》《初踏进了牧歌的天地》《七年的流亡》《武汉！中国的玛德里！》《昆明！美丽的山城！》《南国的花火一般地红》《义务教育》《悼高尔基》《秋风里的悲愤》等。
《七年的流亡》一诗，写的是“九一八”以来的流亡生活。诗中说，“七年的流亡，／使我从流亡者的悲哀，／转成了一个盗火者的欢喜”，因为祖国到处怒放着民族解放斗争的火花。抗战初期，穆木天在武汉，和全国高昂的抗战激情相呼应，他的诗是“烽火式的，呐喊式的”，强烈地表现心中炽热的情怀。1940年1月，穆木天一家离开了昆明，以后就辗转在桂林、坪石等地。这时，抗战已进入更艰苦的阶段，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政治黑暗，民生凋敝。因此，穆诗就袒露出苦闷、阴郁、惆怅的一面。在云南时期则不同：一方面，抗战形势和人们的热情在继续高涨，但和抗战初期人心躁动、心情极为狂热的情况已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穆木天已安下身来，工作和家庭生活都相对稳定。这样，他在云南时期的诗歌，基调就不再是热烈、昂扬；感情的表现比较平缓、细致；不再是直接的表白，而是通过对事物、风光的描绘来表现。自然，当中仍然跳动着强烈的时代脉搏，含有饱满的政治热情。他强调在云南的田野、山川、空气、湖水中弥漫着牧歌的情调，同时也看到“森林里边，瞪着愤怒的眼睛。／山谷里边，激昂着复仇的心胸。／在烟瘴中，吹震着动员的号角”（《南国的花火一般地红》）。在《昆明！美丽的山城》中，他深为美丽的风光所陶醉，欣赏“那高耸的五华，／和那苍翠的圆通，／在那神秘的翠湖的上边，／瞰视着那寂静的螺峰！”欣赏这些景物，是要有较平静的心境的。雷石榆在《再会吧，昆明！》中也写及“圆通山头，／蔓草正铺着锦茵，／翠湖堤上／杨柳正曳着绿鞭”。但他接着又说：“我走了，／这儿的春光春色，／并非为我斗艳争妍！”这当中就表现出某种悲苦的情调。穆木天写美丽的昆明，是把它作为云南的象征或代表，所以笔锋就旁及滇缅公路上“十几万的开路先锋”，“在蛮烟瘴雨的万山中，／用血汗写成了伟大的诗篇”。这是因为，昆明也好，云南也好，在他的心目中，总是把它们作为祖国的一部分来热爱：昆明“好像一个铁的堡垒”，“你傲然地屹立着，／你好像一个新中国的象征”；昆明的“一缕风，／一滴雨，／都令我想象到祖国的伟大的姿容”。1939年9月，穆木天离昆前不久，写了纪念鲁迅的《秋风里的悲愤》。诗中写：“在过去，我曾想象过你的孤独，／而，现在，／我却是只想象你的愤怒！”这反映他当时的心境，体现出他在昆明时期和桂林、坪石时期思想情绪的一种过渡。
穆木天在云南时期所写的诗歌，思想内容比较成熟，远远超出像《旅心•乞丐之歌》那一类作品。诗句朴实、流畅，感情真挚、自然，只是由于构思不够成熟（有些诗是赶任务而匆忙写成）等原因，其艺术成就和《旅心•心响》等比较起来，就有所逊色。当时，人们为了追求诗歌的时效和战斗性，往往甘愿在艺术上做出某些牺牲。因此，穆木天诗歌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