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颖便是被“激起不满情绪”的研究者之一，他接连写了《关于五十年代“批俞运动”的评价问题——读刘梦溪同志《红学三十年》有关论述的质疑》和《当代红学史论三题——关于“批俞运动”的几点质疑》等文章，除了对刘梦溪的“批俞运动”“有一定必要性”，仅“存在着缺点和极限”提出批评和质疑；以及对刘文把极左的责任推向“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从而抹杀和粉饰“批俞运动”的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进行辨析和批驳外，也不客气地指出刘梦溪在“四人帮”搞评《水浒》阴谋和评《红》阴谋时期，曾经是积极分子，发表过诸如《〈红楼梦〉的反孔学精神》（《山西日报》1974年7月20日）、《〈水浒〉和〈红楼梦〉》（《光明日报》1976年1月24日）、《从版本问题看〈红楼梦〉研究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辽宁大学学报》1976年第4期）等带有浓厚“帮”味的文章。文章还进一步论述刘文有关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两篇文章[40]，是“应运而生的”，“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论断，指出尽管李、蓝的文章“一开始就带有某些‘左’的偏激情绪”，“但基本上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未可厚非的”，而《文艺报》转载时所加的有所保留的“按语”，更是“大体正确的，有分寸的，切合实际的”。但从这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文艺报编者”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可耻的投降主义”，这种指导思想的介入之后，运动便不断升级，李、蓝的文章也就不断地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形成一边倒的大批判，距离学术批评越来越远，政治批判却不断升级，到“文革”“评红热”期间李希凡在他的《红楼梦评论集》准备出第三版时所写的《后记》、《附记》，则几乎已流于向江青“表忠”了。[41]以至于“四人帮”跨台后曾经受到某种“解剖”[42]。
有关“批俞运动”，吴颖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探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开始于何时”，这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在这一点上，当时国内的两部红学史稿：郭豫适的《红楼研究小史续稿》和韩进廉的《红学史稿》，都朦胧地、有意无意地为1954年“批俞运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制造历史空白，而作为“在朝”者的刘梦溪，更是直截了当，干脆否认建国后几年有“开始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那么一回事，他是这样表述的：“我们通常有一种说法，从1954年批评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以后，开始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这样说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我们这样说，主要以一个标帜为依据，就是从1954年开始，一些研究者开始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研究《红楼梦》这部书。”[43]这样，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两篇文章，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刘梦溪所说的“应运而生”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解决”“人类”“任务”的“历史”文献。对此，吴颖偏偏不凑趣，要与之校真，他逐一举证了建国后至1954年开始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文章：第一，《文艺报》编辑部的一篇旨在引导青年正确阅读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关于〈红楼梦〉》（《文艺报》1950年第3期）一文，多处引用马克思主义及其经典作家的观点；第二，1953年，俞平伯曾委托他的助手王佩璋写过一篇15000多字的长文《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经俞平伯修改），发表于《东北文学》1954年2月号，还压缩为《红楼梦简说》发表于《大公报》1953年12月19日，都是以俞平伯署名，该文“无论是对历史观点、阶级观点和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典型性的掌握运用方面，或者是文章的论点、论据、论证的全面的逻辑构思……应该承认是建国后‘开始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楼梦》的第一篇较为坚实、较有见地的文章”。[44]况且这文章结尾都有这么一段话：“最后为了给《红楼梦》一个更简括，更正确的估价，我们来看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的信中的话吧：——‘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如果他能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打破对于这关系的传统的幻想，粉碎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引起对现存秩序的永久性的怀疑，那末，纵然作者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解决，甚至作者没有明显地站在那一边，这部小说也是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这原则应用于《红楼梦》，是很恰当的。”[45]第三，从1954年1月至8月间，还有刘大杰《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解放日报》1954年3月7日）、刘舟《读〈红楼梦〉》（《广州日报》1954年5月11日）、粟丰《应正确认识〈红楼梦〉的写实性》（《光明日报》1954年8月21日）、杨晦《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作品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文艺学习》1954年6月号）、高山《关于〈红楼梦〉》（《青岛日报》1954年8月17日）等，这些文章，也“都是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阶级观点，或现实主义理论等角度去解释和评价《红楼梦》”的。
经吴颖的文章这么一列举、一论证，便一目了然，无须多说。那么，无论是两部红学史稿，还是刘梦溪的有意还是无意的武断结论，客观上就都存在着“史才”、“史识”乃至“史德”的问题，为正直严肃的史家所不取。更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么大规模的一场试图在红学领域传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俞运动”，结果真正最早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楼梦》的，正是这场运动的指责和批判对象：《文艺报》编辑部和俞平伯本人（及其助手），这可真是当代红学史上的“黑色幽默”。
吴颖的当代红学研究与“批俞运动”相关的，他还写过《关于“钗黛合一”说的评价问题》、《“为十二钗作本传”说辨正》、《重新认识鲁迅论〈红楼梦〉的几个主要论点》等几篇文章，对红学史上有关“钗黛合一”说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述，在评述中也提到1954年写过批判“钗黛合一”说的聂绀弩，已经修改了他的论点。还认为“钗黛合一”说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是有其成为‘一家之言’的根据和理由的”。并进一步指出，对俞平伯评《红》的几个主要论点都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重新评价。[46]对于俞平伯的“为十二钗作本传”说，吴颖指出它是代表新红学的与索隐派不可同日而语的一个历史进步的新论点，它继承了红学史上涂瀛等人的“传论”的传统，成为新红学及尔后《红楼梦》研究人物论一派的坚实的理论基础。50年代对其“批判”，是当代红学史上的一个颠倒是非的“错案”。[47]另外一篇，是吴颖对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等著作中有关《红楼梦》的若干观点作全面的梳理和评论。吴颖指出鲁迅论《红》的基本观念是人性解放，其具体观点：如指出曹雪芹“知人性之深……此《红楼梦》在说部中所以为巨制也”；指出贾宝玉“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的“人情小说”观点；还有指出“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写实”“自叙”观点，等等，使《红楼梦》成为一部“驾一切人情小说而远上之”的“说部中的巨制”。吴颖对此的梳理和重新认识，实际上也是欲以“五四”时期鲁迅对《红楼梦》的深刻理解和评论，来比较出从50年代“批俞运动”到“文革”“评红热”的流行理论观点的苍白。[48]
刘梦溪的《红学三十年》之所以“在广大学术研究工作者中激起不满情绪”，还因为其文章中对“文革”“评红热”的所谓辩证的两分法评价。对于由“四人帮”发动的“文革”“评红热”及其流行的“三说”，红学界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有比较严肃的批评，当时写过文章提出严厉的批评意见的，尽管只是红学界“在野”的一些学者（“在朝”的即红学会和学刊的一些核心人物，多是 “文革”“评红热”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改革开放后的既得利益者），但也有相当的阵容，笔者粗略的统计，大体有李国涛、丁振海、吴颖、傅继馥、李汉秋、徐仲元、沈天佑、汪征鲁、洪家森、汪宗元、林文山、向忻等一批学者。刘梦溪对于这些学者的有关对“文革”“评红热”的批评和对他的《红学三十年》有关说法的批评，极为不满，很快发表了反批评文章《读〈也谈“文革”中的“评红热”〉书后》，这篇文章，言词激烈，指责丁振海等人的批评是“恫吓”和“挑拨”，“整个立论都是建立在曲解和误解我的观点的基础上的”，“每一点都曲解我的愿意”。[49]《文学评论》在发此文的同时，发动大家参加讨论。吴颖很快就写了文章，对刘文所谓的“何尝有半点对那次评红运动的赞美和回护”等说法，提出严正的分析和批驳，对刘文的以复活索隐派来为“评红热”的流行观点寻找依据，以及刘文中的“现代迷信”观点，也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批评，指出刘文为了保护“文革”“评红热”中的流行观点来作为他一系列文章的“理论支柱”，便拉出传说中的毛泽东谈话的一些关于《红楼梦》的观点，力图把几个敢于触动“禁区”的学者顶回去。[50]这篇文章原是投到《文学评论》“参加讨论”的，但《文学评论》当时由于受到来自上面的压力，讨论无法继续，于是不得已结束讨论，仅在1981年第6期发了一篇这次讨论“来信综述”[51]吴颖这篇文章的一些主要观点，被大段综述进此文。对于此次未果的讨论，吴颖一直耿耿于怀，并未甘心，几年后还写了一篇《当代红学的一个理论是非问题——对八一年前后“评红热”论争的再探讨》，就这个《文学评论》试图讨论而未果的“理论积案”的理论是非，进一步申述他的理论观点。[52]
1984年出版了由刘梦溪选编的170多万字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吴颖发现其“选编”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一些帮派之类的偏见和一些“煞费周章”的“小动作”，于是写了一篇《关于“水平和质量”及其他——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的选编》，预以揭露和评析，指出其既然以“水平和质量”为第一标准，但又说“同一研究者的文章，一般只选一篇，最多不超过两篇”，这不是在“水平和质量”面前人人平等，而是编者“相中”的红学家“人人有份”；“编选原则”之三说“对不同学术观点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而不单纯以编者的学术观点作为取舍文章的标准”；“编选原则”之五又说“经过实践检验已被证明是完全错误或在编者看来立论根本无法成立的文章，一律不选”。吴颖指出这两条既自相矛盾，又可作为“掩盖”选编者偏见的充分依据。他开列出从1978年末到1981年包括在《光明日报》、《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学术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国内一流学术刊物发表的近20篇批评“文革”“评红热”中流行的“三说”的文章，这些文章一篇也没有入选，那么，“在编者看来”都是“实践检验已被证明是完全错误”或“立论根本无法成立”呢？还是编者的偏见？他举了沈天佑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的《〈红楼梦〉第四回和总纲》，认为该文“立论持平谨严，分析踏实精当，无刻露之弊，有泱泱之风”，在“水平和质量”上显然超过入选的《从第四回看〈红楼梦〉》，那么，为何厚彼薄此？更为离奇的是，吴颖发现其“三十年”的上下限居然是令人费解、莫明其妙的1952-1981年，经过一番“吟味”之后，才发现其中的“秘奥”。第一，欲为“批俞运动”制造出以前的“理论空白”，可以把1950年文艺报编辑部建国后第一篇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文章排斥在时间上限之外；至于由王佩璋执笔，俞平伯署名发表的《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长文（《东北文学》1954年2月号），选编者自然可以用“偏见”不予入选；还有刘大杰的《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1954年3月《解放日报》），选编者虽不敢抹杀，收了进去，却在文章的发表时间上搞了个“小动作”，不据原发表时间入选，却据1957年结集出版的时间入选。这样机关算尽，目的就是要为李希凡、蓝翎两篇“批俞运动”的“重要文章”创造“历史空白”。第二，更重要的是，定这样一个时间上下限，就是为了堂而皇之地把选编者自己的《红学三十年》编进去，而且作为“点睛”的“殿后”之作，成为近于“后序”的总结性文章。[53]上文曾提到《红学三十年》一文，曾受到多位红学研究者的批评和质疑。那么，他自编的“论文选编”，却仍然煞费苦心地安排好时间的上下限，把它置于这样的总结性的位置，而且也不选入任何一篇批评文章，这样的肆无忌惮，也就难怪吴颖要来做这样的拆卸性的议论了。实际上，这部《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是刘梦溪继他的《红学三十年》、《红学十题》和《读〈也谈“文革”中的“评红热”〉书后》等文章之后，刻意要维护从1954年“批俞运动”到“文革”“评红热”的“理论定势”，不顾红学界的许多批评，力图维护其在红学领域的既得利益的“在朝”地位而我行我素的具体体现。而吴颖的这篇批评文章的议论，目光锐利，切中肯綮，犀利尖刻，痛快淋漓，揭露了红学的“在朝”者借选编论文所使出的种种难以拿上台面的“小动作”。
当代红学的“在朝”者除了凭藉着其学会和学刊的有利地位，包括上述的选编论文，尽其可能地控制在野的红学家发表意见外，其不敢公开进行讨论争鸣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他们受到那样严肃的批评，自然也不会甘心。果然在1986年社科院为俞平伯举行的带有对“批俞运动”平反性质的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庆贺会刚召开不久，作为红学会的常务理事、《红楼梦学刊》编委的杨光汉便迫不及待地出来说话了，尽管他不敢直接与社科院的“俞平伯学术庆贺会”唱反调，但却借讨论海外的余英时的“革命红学”“斗争论”为由头，发表了《两次红学革命的思考》一文，通过一些似是而非的红学史回顾，和“顾左右而言他”的一些说法，硬生生地把“批俞运动”及其倡导者塞上当代“红学革命”“典范（范型）”的宝座。对此，吴颖拉上笔者，又写了一篇文章，针对杨文的下列观点：“1954年的红学成果是巨大的……树立了新的‘范型’……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学术革命”；“这场革命的发难者是李、蓝，实现者是一个并肩作战的集体……从各个方面逐步把新的‘范型’丰富起来”。[54]进行驳斥。文章通过分析和论述1954年“批俞运动”及尔后60年代对何其芳、蒋和森扣上“修正主义的红学代表”、“人性论”的帽子加以批判，还有对王昆仑、俞平伯的学术观点的批判，到1973年“评红热”期间，李希凡的《〈红楼梦〉再版前言》代替了何其芳的“前言”，还有李、蓝的《红楼梦评论集》增加了很长的带有明显的邀宠成分和帮味的“代序”、“三版后记”和许多篇的“附记”，在那时候一花独放地出版其“第三版”，分明就是“评红热”的理论“楷模”、“样板”，也即“典范”了。而这也确实构成了余英时所说的“斗争论”的“革命的红学”的“典范（范型）”。这一范型的发展路径非常清晰，“绝不是像杨文所‘痛心’的‘在十年动乱中被迫中断’”。[55]
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当代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研究《红楼梦》的工作中，是否已形成了红学革命的新“典范（范型）”了呢？吴颖等的文章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这一红学革命的新“典范”，总上来说是产生于对“批俞运动”的审视、反思而形成的自成系统的红学见解，作为这一新“典范”的代表性著作，可以举出两本：一本是以何其芳的约七万字长文《论〈红楼梦〉》为中心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五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另一本是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而何其芳与蒋和森，就是这一红学革命新“典范”的代表人物。这一红学革命的“典范”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他们一开始就表现出和“批俞运动”分道扬镳地选择了不同的理论取向，并批评李希凡等人的学术观点是“老的牵强附会加上新的教条主义”；第二，他们对新红学派的胡适、俞平伯等人的红学成果，采取了分析的批判继承的态度，不但肯定“自叙传”说中的一切合理的成分，还在实际上继承和发展了鲁迅红学见解中的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观念；第三，他们对“批俞运动”中的政治干预学术采取了有保留的态度，坚持把《红楼梦》研究严格掌握在学术讨论范围内，“有所不为”地不参加“政治大合唱”；第四他们超越了庸俗“阶级斗争”的观点，对《红楼梦》作美学的和历史的掌握，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和现实主义典型观作理论基点，力图把《红楼梦》研究从“政治斗争的紧箍咒中解放出来，引上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论争的正轨。文章还特别指出，何其芳的《论〈红楼梦〉》，在那一哄而起的势如排山倒海的“批俞运动”中，是第一篇对运动有所抵制和纠正的力图“回狂澜于既倒”的文章；而蒋和森的《贾宝玉论》、《林黛玉论》等代表性文章，更跨进了一步，指出《红楼梦》的历史文化环境“到处淤积着陈腐和糜烂，到处布满了镣铐和灾难”，这些厚重的历史沉渣的淤积，使一切“生动的思想和美好的感情”，都“得不到一点回旋的余地”。总之，由何其芳通过对“批俞运动”的审视和反思，以及对新红学的批判继承所开辟出来的、与蒋和森并肩发展而形成的红学研究思路，不但在50年代 “批俞运动”的鼓噪声中有中流砥柱的意义，成为当代红学革命中无法否认的新“典范”，而且在今天的红学新路向上，仍然具有“典范”的意义。他们在学术史角度的红学革命的意义，是客观存在的。[56]
吴颖等的这篇文章，还进一步比较深入地概括论述了新红学派的“自叙传”说在红学史上的重要价值，以及其在“新红学”发展到当代红学革命中的中介作用。再就是在红学的发展路向上，余英时所论的“为红学研究寻找出一条可能的新路向”：即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集中于《红楼梦》的本体研究，对《红楼梦》作美学的、艺术的研究。吴颖等的文章在基本同意这个路向的基础上，认为“重点的目标应该是《红楼梦》的人的研究、人学的研究”，即“人的问题，人的解放的问题，人的思想、人的心灵解放和自由的问题”的研究。
吴颖最后一篇涉及“批俞运动”和“文革”“评红热”的文章，是《“批判者的悲剧”——80、90年代之交红学理论走向转折述论》，该文借着学界有学者指出“‘红学’的危机是膨胀造成的”，“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取消它自身”，“独立的红学可以休矣”[57]的取消论为由头，指出红学界之所以出现“危机”论、“取消”论，是由于存在着一个“有所不为”的“理论暗角”，为了维护“批俞”、“评红热”以来形成的“理论定势”和“既得学术利益”，千方百计阻挡人家重新讨论“批俞”、“评红热”等历史旧案，阻碍了红学界的思想解放。在改革开放之初，文艺界拨乱反正之时形成的红学专门机构，基本上是以“批俞”的班底为骨干的。文章引述红学界一些学者的批评意见，这些骨干者缺乏“接受历史教训而勇于作自我批评”的学术勇气和清醒认识。[58]他们“囿于自身的研究所获得的利益和沉湎于权威的地位而表现出一种自大与自恋，同时也表现出一种缺乏自觉，对于自身弱点和知识结构上的缺陷采取规避和拒绝反省的倾向”；“过于自信，不知道怀疑自己，强烈地要求别人接受自己的思想”。[59]由这些骨干班底筹办的“学刊”和“学会”，就必然要维护“批俞”的“理论定势”，通过其权威地位，千方百计地企图控制红学研究者对“批俞”和“评红热”的非议和批评，这就形成了这个“有所不为”的“理论暗角”。吴颖举出如下若干实例：《红楼梦学刊》出版了40多辑超千万字，除了1982年发了三篇公开为“批俞”和“评红热”辩护的文章之外，对“批俞”和“评红热”有所非议和批评的文章“竟然一篇也不让出现”；1986年，社科院为俞平伯举行带有平反性质的庆贺会，是恢复俞先生学术威信和学术地位的庆贺会，《红楼梦学刊》却完全丧失了历史责任感，对此事竟然闭上眼睛，佯装不知，在刊物上“一言不发”；红楼梦学会会长吴组缃看不过去，在刊物编委扩大会上呼吁《红楼梦学刊要开展论争》[60]，但仍未见动静；1988年在武汉召开首届当代红学研讨会，会议是以清理“批俞”以来的理论积案为基本目标，而《红楼梦学刊》又一次闭上眼睛，佯装不知，“一言不发”。
吴颖等曾经分析为何红学界总有那种羞羞答答、弯弯绕绕的为“批俞”辩护的文章，指出：“在“批俞运动”中，一些‘新星’升了上来，又有若干‘小星’簇拥了上去，这既形成了红学界的烨烨‘星系’，又形成了一种以权势为后盾的‘理论定势’，两者相须为用，终于形成红学界一股长期可以左右局势的煊赫力量。”[61]终于，吴颖又发现“学刊”的一位编委写的庆祝该刊创刊十周年的首篇文章的一段警语：“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门户派系陋习的影响，当时某些地方刊物有超越学术争鸣范围，对希凡同志意气用事的文章出现，但他从未想到利用《学刊》这个在全国很有影响的舆论阵地回答那些好事者。”[62]吴颖指出，这实在堪称“奇文”，这位编委颇有“自恋情结”，自认为《红楼梦学刊》是“在全国很有影响的舆论阵地”，而发表对“批俞运动”有所非议的文章的刊物，包括《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红楼梦研究集刊》、《北京大学学报》等等，都不过是“地方刊物”。另外，批评“希凡同志”的文章，都是“超越学术争鸣范围”的“意气用事”之作，其作者都是在“门户派系陋习的影响”之下的“意气用事”的“好事者”。但是，他为何不说1954年“希凡同志”是“超越学术争鸣范围”的“批俞”的“意气用事”的“好事者”呢？还有，说“希凡同志”“从未想到利用《学刊》这个在全国很有影响的舆论阵地回答那些好事者”。这恐怕是拍错了马屁，因为“希凡同志”要维护“批俞”的“理论定势”，恐怕正是要利用《学刊》的 “有所不为”，来形成那个“理论暗角”呢。文章最后举出一些实例，以“病树前头万木春”来形容80、90年代之交红学的理论走向摆脱“批俞”、“评红热”“理论定势”出现的一些新气象。[63]
综上，吴颖的当代红学研究，从70年代末的批评“文革”“评红热”的流行“三说”，到对“批俞运动”的若干质疑与批评，到对一些红学“小星”的刻意维护“批俞运动”“理论定势”的文章的议论和批评，直至对“批判者的悲剧”的分析与论述，前后是一以贯之的，也贯穿了吴颖的整个十余年的红学研究生涯。吴颖在这个方面的成就和建树，应该是国内同类研究者中相当突出的。国内的一些这方面的研究者，像前期的李国涛、丁振海、傅继馥、徐仲元、沈天佑、汪征鲁、洪家森、汪宗元、林文山、王志良、方延曦等，较后期的张国光、于绍卿、胡明、石昌渝等，大多只是在一、两篇文章中专论，或集中于某一时期。吴颖的这个方面的研究，却是前后跟踪了十余年，涉及各个方面，可以说是最全面的，发表文章数量也最多；他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冲锋在前，完全没有“荷戟独彷徨”的犹豫，而是像堂吉诃德的大战风车一样，荷戟往前冲，不管有任何阻力，不管受到何种冷遇，尤其像直接遭到“学刊”的封锁和拒绝之类。这种执着的学术精神，实际上也缘于他对当代红学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依笔者看，吴颖所重点批评的“批俞运动”和“文革”“评红热”，是当代红学的两个“赘瘤”（姑且不说是“怪胎”），具有政治干预学术的极其恶劣的影响，前者如石昌渝所概括：“这一场被纳入政治轨道的学术批判运动，不仅对其后红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导致了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术品格的失落，学术失去了自身的目的，沦为政治的附庸。这一场批判，既是被批判者的悲剧，也是批判者的悲剧，对于红学，对于中国的学术，更是一场悲剧。”[64]后者更是“四人帮”“阴谋红学”与现代迷信对学术的极为严重的歪曲。吴颖等当代红学史的学者们，坚持要揭露和剖破这两个“赘瘤”，以使人们认识其真面目，从而使红学界能够解放思想，沿着学术本身的发展轨辙去从事红学研究，这是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问题是，当这两个当代红学的“赘瘤”被吴颖等在野的红学研究者揭露、剖破、拆卸得一片狼藉之后，仍有既得利益者及其帮闲们羞羞答答、弯弯绕绕的刻意回护，为其制造诸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白，甚至试图把其硬塞上当代红学革命“典范”的宝座，乃至推销至国际红学界，这确实是当代学术的悲剧，也确实佩服这些“小星”们的“勇气”。正因如此，吴颖等一批在野学者，对此的跟进剖析与反驳，就是极具学术史意义的。
第三，是力图校正国内红学研究的重心，使其从诸多泛滥的外学研究回到《红楼梦》文本的研究，回到《红楼梦》的典型形象和思想内容、美学意蕴的研究。吴颖在这个方面发表了议论颇为中肯的文章，包括：《要加强〈红楼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读〈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论宏观红学——关于红学突破问题的一个思考》、《红学和群众关系的若干问题——对于“红水泛滥”批评意见的思考》、《〈红楼梦〉电视剧的制作应接受那些教训——冯其庸〈看电视剧《红楼梦》及其他〉读后》。吴颖指出，红学研究领域自从50年代“批俞运动”到“文革”“评红热”形成其“理论定势”以后，一方面是庸俗社会学、庸俗阶级论占据着主导地位，也就是以研究《红楼梦》的“典型环境”为主，而研究《红楼梦》的美学意蕴、研究“典型人物”为主的学者则每受到“唯心论”、“人性论”、“修正主义”等帽子、棍子的严重打击而成危险地带，这也就导致了不少学者转向安全系数较高的考证性的“外学”，从而导致“外学”的某种程度的泛滥。这与红学领域的一些“权威”的指导思想也不无关系，比如，作为红学领军人物的冯其庸，发表于80年代初的《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长文，列举的研究问题是：“关于《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关于《红楼梦》的续作者的问题，关于曹雪芹的画像问题，关于曹雪芹的卒年问题，关于曹雪芹的家世、祖籍问题，关于《红楼梦》的版本问题，关于《废艺斋集稿》的问题，关于曹雪芹的书箱问题，关于香山正白旗39号老屋的问题，关于后四十回的问题，关于大观园的问题，关于《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的问题，关于《红楼梦》的艺术成就的问题，关于脂砚斋的问题等等。”[65]吴颖对此提出他的议论，认为其所列14个问题有12个属于“外学”，而两个属于《红楼梦》本身研究的问题被排在第12和13，还不如书箱、老屋问题的重要。更为甚者，冯文所概括的“思想内容的问题”是：“关于《红楼梦》的时代背景的问题”、“关于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关于哲学思想方面的斗争”。[66]吴颖指出这些还都应该算是“外学”，很难算是“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要加强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特别要加强从美学的角度对《红楼梦》的思想性方面的研究，同时通过公开的认真讨论，澄清许多有关的理论是非和学术是非，红学的研究才可望有个‘突破’。”[67]但是，红学领域的以“外学”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却是根深蒂固的，周汝昌甚至认为，“红学”就是“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这“四个方面”，此外还有“注解”等，这就是红学的特殊定义和界限；至于研究《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社会意义、美学价值”以至“人物性格”、“形象”、“语言”等等，那是“一般小说学范围”，“不属于红学的范围”。[68]这已经是干脆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排除在红学之外。吴颖认为这是红学主次的颠倒，正如海外的余英时所指出的，以“曹学”为主的“考证性红学发展到今天已显然面临到重大的危机”。[69]国内也有作家撰文调侃，说曹雪芹去“天国”参加在“牛角尖市”举行的红学研究会，有位OK博士考证出：曹的辫子长“2.1尺”，头发有 “15563根”。[70]鉴于上述种种，吴颖提出“宏观红学”的概念，认为红学的中心应该是“评论性红学”，“按照我们的时代对红学的历史要求，已经需要强调和突出评论性红学，需要把重点转移到评论性红学上面来”，也即是“通过《红楼梦》本身的艺术分析和思想分析，从而对作品的思想的性质、倾向及其意义作出美学的和历史的阐释和评价”。[71]而且要有面向理论分歧的魄力和勇气，要通过平等的讨论辨明和清理30多年来的“理论积案”，同时，注重提高与普及，这样，红学才会走上“广阔的、辉煌灿烂的前途”。[72]此外，吴颖还就《红楼梦》电视剧的编导思路、指导思想、理论取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他的批评意见。[73]
吴颖在上述这个方面的研究无疑是深具学术眼光的，具有宏观上的学术意义的。因为红学几十年来不是走庸俗社会学的“运动群众”的政治批判，就是远离《红楼梦》文本钻牛角尖去搞大规模的“红外线”研究，导致出现学界所严肃批评的“红水泛滥”等的“危机”。因此，把红学研究的重心拉回到以《红楼梦》为中心，以典型人物为中心的宏观研究即评论性的研究，这是颇有学术眼光的一种理论定位的意见。
第四，是关于《红楼梦》的人物研究。吴颖的红学研究，并不单是上述当代红学史方面的批评与论述，从80年代初开始，他的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关于《红楼梦》本身的，主要集中于对《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的研究，依据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典型理论，对《红楼梦》的几个主要人物，进行深入的美学的和历史的分析和阐释。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发表于《红楼梦研究集刊》等刊物，后收入《红楼梦人物新析》一书的《论贾宝玉形象的历史内容》、《论林黛玉形象的历史意义》、《论薛宝钗性格》和《论花袭人性格》四篇人物论文章；还有与黄志鸿、李彦山合作的一组人物谈文章。这个方面，是吴颖《红楼梦》研究用力颇深，成就较大的一个重要部分。
《论贾宝玉形象的历史内容》这篇4万多字的长文，吴颖主要是在时贤对这个文学史上有非常突出个性的典型形象较多研究的基础上，来提出他的分析的。他首先对这一形象在《红楼梦》中的份量作了定位，指出“贾宝玉是曹雪芹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探索着现实生活境界和寄托着生活理想的正面典型人物形象”；“在整部《红楼梦》中，贾宝玉是负担着两三千年来最沉重的封建历史淤积并作出了巨大牺牲的悲剧主人公”；“是整个《红楼梦》的历史悲剧的目击者和见证人”；“贾宝玉这个真实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红楼梦》美学结构的中心，是全书巨幅长卷‘中心图画’的主体部分”。就此从多个侧面展开阐述，认为《红楼梦》整个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是末期封建社会的封建“铁屋子”对人性的禁锢，与贾宝玉这个叛逆者的人性解放觉醒的矛盾冲突。曹雪芹以其天才的彩笔描写了一个《红楼梦》式的“情”的世界，而这正是贾宝玉无限向往和执着追求的精神生活境界。尽管宝玉在封建的卫道者看来是“潦倒不通世务”，厌恶“仕途经济”，整天“无事忙”，喜欢“在内帏斯混”的“离经叛道”、“于国于家无望”的人，但其追求向往“情”的世界，“爱”的天地，追求人性解放觉醒的思想，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新鲜的生活真理，这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宝玉是一个“爱博而心劳”的“多所爱者”，却能够追求专一的爱情，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人性解放觉醒者建立在反封建的叛逆思想基础上的爱情。他们心灵相通、思想一致、互相关心、互相交心，互相尊重对方的人格和意志，充满着愿为对方牺牲一切的高尚精神”。宝玉的“多所爱”及其爱情，“不但代表着人类的光明的希望，而且像漆黑一团的暗夜的彗星一样，照出了黑暗社会的卑污恶浊”。在《红楼梦》中，宝玉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看见许多死亡”，“看见”秦可卿和尤氏姐妹的“死亡”，“看见”金钏的“死亡”，“看见”晴雯的“死亡”，“看见”许多美好的人被封建制度“吃”掉，“看见”优美的人性正在被封建势力摧残着、毁灭着，这就使他经历着历史见证人和人性解放觉醒者的“大苦恼”，这种“大苦恼”的发泄爆发和他追求人性解放觉醒思想的升华，集中体现于《芙蓉女儿诔》这篇祭文之中。文章最后指出：“这篇诔文及其作者贾宝玉的形象，以及许多像黛玉、晴雯等在悲剧命运中焕发出灵魂和品质的真善美的光辉的人物形象，使《红楼梦》这座最为杰出的现实主义高峰不但成为一篇揭露和控诉反动、黑暗、腐朽的末期封建社会的种种假恶丑的檄文，而且成为一曲和那个时期的禁锢人性、摧残人性和毁灭人性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根本对立的优美人性的颂歌。”[74]
《论林黛玉形象的历史意义》这篇同样有4万多字的长文，吴颖首先在序说部分给《红楼梦》和林黛玉形象作了一个历史定位：指出《红楼梦》是中国叙事文学的高峰，“其所概括的历史内容和美学意蕴的深度、广度、厚度和密度，特别是人物精神世界的真实性、新鲜性、丰富性和生动性”，都远远超过了文学史上像刘兰芝、崔莺莺、霍小玉、李娃、杜丽娘、祝英台等这些正面的女性形象，而且“还概括了中国历史像蔡琰、李清照等女诗人的某些精神气质，像聂荌、卓文君、鱼玄机等越轨女性的某些思想面貌，并且在人性解放觉醒的叛逆的思想性格上有新的飞跃和高扬”。接着概括回顾了红学史上有关林黛玉形象的有代表性和学术价值的评价观点。在此基础上，从人性解放的角度来展开他对林黛玉形象的历史内容、美学意蕴和历史意义的分析和评论。吴颖认为，曹雪芹是根据他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半世亲睹亲闻的几个女子”，“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觉得“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于是“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地塑造了正面的有代表性的林黛玉形象，欲“使闺阁昭传”，因其具有一个深刻而广袤的精神世界和感情天地，足以体现《红楼梦》全书如此巨大深刻的封建社会悲剧的历史内容，寄托作者毕生追求的人性解放觉醒的生活理想和美学理想。 [75]
文章分析了林黛玉性格形成的初期环境：黛玉是科举出身、钦点巡盐御史林如海的独女，出身于书香之家，从小丧母，父亲爱如掌上之珠。黛玉又生得聪明清秀，如海便为之延师，欲使她读书识字。所以黛玉从小便受到较为良好的教育，也得到大体为封建正统教育所容许的诗词歌赋一类的文化传统的熏陶，而很少受到拘束限制和社会污染，因而从小养成淳厚的天性。寄居贾府之后，又因为老太君贾母把丧女的痛惜怀念之情，转移到黛玉身上，因而特别的慈爱，让其和宝玉一样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加以特别的爱护，从而又形成了一个既防止污染又较少受限制的相对自由的生活环境，也使其从小与宝玉在一个两小无猜、亲密无间的生活过程中，既建立了一种先天性的友谊，也形成了性格、气质和情调上的某种默契。虽然这种友谊和默契在小说情节发展中，也不断经历着“求全之毁，不虞之隙”的“言语不合”的种种考验与磨合，但他们双方性格上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却是成为他们建立真正友谊，乃至后来的爱情的非常牢固的基础。文章进而分析了曹雪芹所塑造的带有某些生活理想和美学理想的大观园，在宝玉、黛玉性格形成中的“典型环境”的意义，一方面，大观园与园外贾府的种种罪恶和污垢比较起来，还相对地保持着一定距离，还是一个某种程度的半封闭环境，这对黛玉人性解放觉醒的思想和抗世违俗、孤高芳洁、不枉不屈、自尊自重的叛逆性格的成长和成熟，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提供了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大观园中的特定环境，也为黛玉发展与宝玉的爱情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活动空间，包括在各种玩笑和生活场景中黛玉与也生活在园里的薛宝钗在关于“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上的各种带有机锋的校量，和对宝玉时冷时热的各种试探乃至性格上磨合的种种过程。但是，在曹雪芹塑造的大观园中，也存在着、活动着薛宝钗为代表的封建思想的精神力量——一种恶浊的、僵死的、“沽名钓誉”的“国贼禄鬼”式的封建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客观而现实地构成了对黛玉的最为深刻、最为致命、最为无孔不入的精神威胁，尤其在怡红院的封建卫道式的一系列活动，足以对黛玉的精神层面、灵魂层面造成极严重的伤害，以至造成黛玉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76]
文章进一步还深入细致地分析论述了薛宝钗与林黛玉关系的实质，指出林薛是两个对立的典型形象，如林是“叛逆的、异端的”，薛是“封建的、正统的”；林是“真情多情”，薛是“冷酷无情”；林是“自尊、自爱、自重”，薛是“谄媚、卑屈、奴性”；林是“天真直率，心口如一”，薛是“虚伪奸诈，城府甚深”；林是“尖利刻露，孤高芳洁”，薛是“圆滑随和，‘豁达大度’”；林是“不枉不屈，真诚专一”，薛是“可屈可伸，投机取巧”；林是“好捅漏子，不留余地”，薛是“能‘全大体’，识趣弥缝”。这两个对立的典型形象，一个是追求人性解放觉醒的叛逆的真挚平等专一的爱情，要面对包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的封建淤积的重压；一个是为了经营贾府，包围黛玉和向宝玉“夺志”，处心积虑地推行其“金玉良缘”。两者的或明或暗的交锋和争斗构成了《红楼梦》一系列情节结构的跌宕起伏。从宝钗一方面来说，经过她一系列的精心经营，特别是取得贾府当权统治者较普遍的认可与支持，怡红院内部壁垒的形成，一步步把黛玉逼上了无可挽回的绝境，逼到了悲剧性的必然地步；在黛玉一方来说，她只追求纯真的爱情，她只要宝玉坚定、专一的心心相印的纯真爱情，通过一系列的反复试探，在得到宝玉的爱情确证之后，尽管承受着封建历史淤积的精神威压和折磨，但她追求人性解放觉醒和叛逆的爱情仍是非凡的坚定，绝不知难而退，也没有打算改变自己的任何性格棱角，她矢志靡它，至死不变，这既是的最可宝贵的坚忍不拔的性格特征，也构成了她的爱的被毁灭的悲剧命运的必然性。文章最后概括林黛玉这个“典型形象的悲剧命运中所体现的那种人性解放觉醒的思想和叛逆的性格，那种诗的气质、情操，以及那种傲世抗俗的决不屈服于命运的生死不渝的追求精神等等，当然会随着这个具有艺术生命的典型形象而存活着，并且会在长时期中对《红楼梦》的读者一直起着震荡心灵的启迪智慧、激发思想和陶冶性情的作用”。只有曹雪芹这样“毕生追求着美的理想和美的事物的最伟大的悲剧作家，才会创造出‘美’的林黛玉的‘毁灭’的悲剧；而只有像林黛玉这样的‘美’的悲剧典型，才会作为‘美’本身而永远存活着，并且会长远地发挥着悲剧的美感力量——一种永远是活生生的不灭的美感力量。”[77]
在《论薛宝钗性格》一文中，吴颖首先概括地回顾红学史上有关对薛宝钗这个人物的评价的各方观点，概括引述其不同之处和重大分歧，在此基础上提出对薛宝钗性格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评论，他从“志气•才略•关系学”、“爱情•友谊•人生观”和“任是无情也动人”三个角度作为分析评论的线索，论述薛宝钗在贾府这个派系摩擦、嫡庶争夺、主奴矛盾等极其复杂的环境中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仕途经济”式的志气和才略，她在可以有所“进取”时是“行为豁达”、“小惠全大体”，需要“退守”时能够“藏愚”“守拙”，所谓“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但是，在仔细观察贾府之后，他的“关系学”才能的显示又是多么准确，“拍马术”的表演又是多么的恰到好处，而且选中拍马的对象又是那么的关键。她为经营贾府，“争一宝玉”，对贾府的最高统治者贾母，极尽奉承之能事，包括点戏时投其所好；另一拍的对象是贾府的内政当权者王夫人，在金钏之死这件事上，“无情”地颠倒是非来讨好王夫人；再就是对于“摇控”贾府，某种程度左右着贾府命运的贾元春，宝钗的那首“凝晖钟瑞”，使出浑身解数，极尽“颂圣”之能事，显得特别卑屈，特别谄媚，终于博得贾妃的好印象。接着，文章概括了《红楼梦》整部小说最为中心的三个主要人物及其关系：贾宝玉为人性解放觉醒者的悲剧主人公，历史见证人；林黛玉为宝玉的爱情对象，叛逆挚友，人性解放觉醒的同道人物的典型；薛宝钗则作为宝、黛精神的对立面，代表着封建正统的人生观，力图“引导”宝玉纳入她的封建正统的“补天”思想，纳入她身体力行的封建正统的“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的“仕途经济”的人生轨道，以此来瓦解宝黛叛逆的人性解放的整个精神支柱，以便取而代之。吴颖在这里对这个《红楼梦》艺术结构的三脚架，尤其对其中薛宝钗在此一过程中的种种表现，作了系统的引述和概括的分析，可以说抓住了人物关系的主要矛盾，使薛宝钗这个典型形象透过种种外在的情节，把其性格的本质方面凸显了出来。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薛宝钗在“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中掣到的酒令签中的“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各种表现，对其性格中的“无情”的种种表现的分析，也是观察细微，理解透彻，目光独到的。最后，文章指出曹雪芹借宝玉之口，对薛宝钗这一形象的评价是“‘沽名钓誉’的‘国贼禄鬼’”；另外，《红楼梦》是部“大旨谈情”的书，但却着重写了薛宝钗的“无情”，这也间接体现了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基本否定的态度。总之，整部《红楼梦》，薛宝钗形象所反映的是“对于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忠心耿耿的从自觉的卫道士到自愿的牺牲者的过程，也就是‘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蜕化为阴险残忍、冷酷无情的‘沽名钓誉’的‘国贼禄鬼’的过程。”[78]
在《论花袭人性格》一文中，吴颖也是首先概述红学史上对这一人物的各种评价和分歧意见，然后引用恩格斯的“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的话作为题旨，着重从“怎样做”的角度，分析阐述花袭人的“从奴隶到奴才”的性格发展的过程；分析花袭人“服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服侍宝玉时，他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的所谓“痴处”；分析袭人在一个好的主子宝玉身边，既梦寐以求、不择手段地追求其“屋里人”（通房丫头）的地位，但却在思想上成为宝玉追求人性解放觉醒的对立面，和宝玉的生活意向背道而驰，成为封建的卫道者在怡红院里发展羽翼，建立“壁垒”“监护”宝玉，排除异己的帮凶，主动地、秘密地干了害人的坏事；通过打小报告、告密等手段，献媚邀宠，间接地逼死晴雯、逐芳官、蕙香，实际上是对阶级姐妹的叛卖。总之，花袭人为达到她的奴才——屋里人的目的，不惜施展各种手段，包括充当“耳报神”的角色和“装狐媚子”等等的手段，一直扮演着监视和破坏宝黛爱情的“调三窝四”的角色，起着贾府任何当权者所不能起的极其恶劣的封建卫道士的作用。吴颖认为，花袭人“是一个具有特定时代的社会现实生活中全部复杂性、丰富性和生动性的‘真的人物’”，“是一个使人觉得十分可厌可憎甚至可怕的‘负的人物’”。曹雪芹虽然没有正面地给花袭人以评价，但通过一些“不写之写”和间接地通过宝玉《芙蓉女儿诔》中的诸如“鸠鸩”、“薋葹”、“盅虿”、“詖奴”等，乃至“诼谣謑诟，出自屏帏”等，都很大程度地指向袭人。吴颖认为，曹雪芹“深刻地、形象地写出了这个人物从奴隶到奴才的异变过程中性格的各个侧面和各种表现，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的许多血淋淋、活生生的严峻而又残酷的生活真理和‘斗争形式’，这样一个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内容的奴才典型，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未有先例的，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有其匹的。”[79]
不再去举吴颖的其他《红楼梦》人物谈的文章，单是上述这四篇人物论文章，就已足可见出吴颖在《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的研究上，是有相当的新观点和学术深度的，可以看出他在这个方面研究颇为突出的成就了。吴颖从《红楼梦》所处的封建社会末期封建的“铁屋子”对人性的禁锢、叛逆者人性解放觉醒追求自由的生活和爱情的角度，探索主要人物贾宝玉和林黛玉这对典型形象的思想意蕴、历史意蕴和美学意蕴；指出《红楼梦》是一曲和那个时期的禁锢人性、摧残人性、毁灭人性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根本对立的优美人性的颂歌。这个角度是非常新颖独到的，除了五四时期的鲁迅曾有片言只语接触到，吴颖是第一个系统阐述这方面思想意蕴的红学研究者，他的观点是建立在现当代的著名人物论研究者，如王昆仑、吴组缃、蒋和森、王朝闻等名家的研究的基础上来立论，和这些名家的研究成果相比，吴颖的研究和观点可说是并不逊色，各有侧重点，各有千秋的。对于这几个主要人物，他的分析是细致入微的，评论是颇为精当的，褒贬是恰当有据的，在《红楼梦》的人物形象的研究上，可说是别开生面，其《红楼梦》人物论文章结集出版时，定名为《红楼梦人物新析》，也正是基于有新的研究视觉的原因。他的《论薛宝钗性格》、《论花袭人性格》两文，被收入《名家图说薛宝钗》、《名家图说四大丫鬟》等书，[80]也可见其对《红楼梦》人物的研究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第五，是从宏观的视角，对《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的思想涵蕴的各个侧面和其美学风格进行综合论述。吴颖在这个方面发表了《论〈红楼梦〉的人的主体意识》、《关于〈红楼梦〉的人道主义精神——兼谈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关于〈红楼梦〉的启蒙主义精神》、《漫谈屈原赋和曹雪芹的〈红楼梦〉》、《论太虚幻境》、《〈红楼梦〉的美学风格论纲》等多篇文章。另外，还与一外地青年学人合作写了一些研究脂评的文章。首先，从文学是人学的角度，论述了《红楼梦》的人的主体意识。指出《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系列是其美学意蕴和历史意蕴的主要载体，《红楼梦》写活了几十个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这些人物的遭遇和命运，他们的思想性格、精神状态、情感世界、理想天地，是作品最能打动读者、深入人心、引起共鸣的主要因素，是作品的具有人性的深度和美学的魅力的发源地。以此看来，作家是有浓厚的人的主体意识的。曹雪芹在塑造这一系列人物形象时，都尊重他们的思想、感情、个性和性格逻辑，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思想性格逻辑和独有的生活意向“自由”地行动着，使其人物具有各自的独特的人的主体意识，特别是“于诸女子无讥贬”，忠实和尊重女性人物形象的人的主体意识。《红楼梦》所塑造的人物，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涉笔不多的人物，都是具有人的主体意识的有思想、有个性、有各自的追求和悲欢，有各自的不可重复、独一无二的精神世界的人物，都具有各自的性格逻辑。[81]这是吴颖所论的《红楼梦》总体思想涵蕴的一个层面。其次，正面提出和论述《红楼梦》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命题。他指出，《红楼梦》的人道主义精神，主要是通过贾宝玉这一悲剧主人公和历史见证人的思想意识来体现的，贾宝玉则是曹雪芹很大程度上寄托生活理想和美学理想的一个人物形象，这个人物虽然有某些贵族公子脾气和思想上、行为的种种弱点与缺点，但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意识到自己和别人都是“人”的具有人性解放觉醒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人物，是生活在两三千年来的沉重封建历史淤积中，却又试图稍为扒开这淤积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的人物。宝玉和黛玉建立在价值观念相一致或相接近的基础上的友情和爱情，所体现出来的平等而自由、真诚而纯洁、美丽而芬芳，正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关系。还有他与薛宝钗的关系，宝玉曾迷恋于其美貌，心折于其博学多才、豁达大度，但他们之间从来就没有达到深层次的思想感情交流，但他对宝钗却有一种从“清净洁白”的女儿异化为“沽名钓誉”的“国贼禄鬼”的惋惜，这种惋惜也仍然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再有他的“多所爱”首先体现的是尊重对方是“人”，甚至是比自己更高贵的“人”，而愿意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包括甘心“为诸丫头充役”等，都体现了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总之，《红楼梦》是一部超过以前中国任何一部叙事文学作品的，“具有最深刻、最丰富、最厚实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这种《红楼梦》式的、贾宝玉式的具有人性解放觉醒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中国古代人道主义精神相比是已经有了发展并形成了新‘质’的一个飞跃”，“和欧洲同时代的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相比，则是各有特色，各有千秋的”。[82]这是吴颖所论的《红楼梦》总体思想涵蕴的另一个重要层面。再次，与上述人的主体意识、人道主义精神相联系，吴颖还论述了《红楼梦》的启蒙主义精神。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至明清，曾出现一些初级形态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但未出现可与欧洲相比的启蒙运动，仅只出现了具有某些启蒙主义因素的思想家如李贽、黄宗羲、王夫之等，具有启蒙主义因素的文学作品《红楼梦》。吴颖认为，《红楼梦》是中国第一部具有启蒙主义精神的伟大小说，启蒙主义精神，核心是“人”，是“人”的解放，《红楼梦》之所以具有启蒙主义精神，正在于它是第一部关于“人”的解放，关于“人”的精神世界被禁锢被压抑而求解放的伟大小说，小说中出现贾宝玉这样一个具有“人”的觉醒的主体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悲剧主人公，他与他周围人物的关系，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中国式的启蒙主义精神的因素，比如，宝玉是文学史上第一个把别人（包括奴隶）当“人”来看待，而且具有真正的平等精神，甚至有“女清”“男浊”的矫枉过正，还有心灵上对于自由的执着追求，等等。《红楼梦》深刻而真实地描写了人的心灵、人的一切生动的思想和美好的感情受到禁锢、压抑和扼杀的大悲剧，也描写了人在这种禁锢、压抑之下的无比痛苦的深忧极郁，以及一些有主体意识自觉的人试图摆脱这一切（包括在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渗透下人的自我禁锢和自我压抑）的反拨、抗争乃至自我解脱，启示着人类的无止境的追求，并在“追求的过程中去改造一切禁锢、压抑和扼杀人类心灵解放和自由的悲剧性的社会文化环境”。这就是《红楼梦》式的启蒙主义的思想意蕴，而《红楼梦》的这种思想意蕴是具有超前性的，非常了不起的。[83]这是吴颖所论的《红楼梦》总体思想涵蕴的又一个重要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