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二持
吴颖是当代国内文学研究颇有影响的人物，是当代潮汕本土第一位面向全国从事文学批评与研究，与国内高层次学者对话的潮汕学人。其治学涉猎的范围很广，有关于古典文学的古典诗词、古代诗论、古典小说等，尤其是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研究、当代红学史的研究与批评，有较高的成就；还有现代文学的鲁迅研究，尤其是鲁迅《故事新编》的研究，前后历经半个世纪，反复辨析申论，挖掘评论作品的思想意蕴和艺术成就，或可称其自成一家之言。
吴颖的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一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这时期的吴颖，刚涉足文学研究领域，可谓初生牛犊，以其独立思考，大胆敢言，一鸣惊人，在文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曾经由他的文章引发了国内两场学术论争：有关李煜词评价问题的论争和有关鲁迅《故事新编》体裁性质的论争，都有较大的影响和成就，这期间还有对中学语文教材所收古文的研究等。二是改革开放初期至90年代初吴颖辞世这段时间，吴颖的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当代红学史和《红楼梦》研究领域，一方面是对上世纪50年代“批俞运动”以来直至“文革”“评红热”的政治干预学术的恶劣影响和由此而来的“左”的庸俗社会学、庸俗阶级论的理论倾向的否定批评，力图对其恶劣影响和理论倾向进行较彻底的清算和纠正，使红学研究能够在新红学的胡适、俞平伯、鲁迅为代表，当代红学的以何其芳、蒋和森等为代表的比较正确的学术路向和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展开。这是红学拨乱反正的艰难历程，吴颖是国内较长时间跟踪这个方面研究的有代表性的学者，其在这个方面的成就也比较突出。另一方面，是对《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花袭人等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研究，吴颖在这几个主要人物的评论上，是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新颖见解的，可以说颇有其独到之处；对《红楼梦》整体的思想意蕴和美学风格等方面，也有多篇文章作深入的探讨，具有一定的成就。再就是就50年代他所研究的几个领域：古典诗词论和鲁迅文艺思想、《故事新编》等，他仍继续关注，并连续有一些颇有份量的研究文章发表。
吴颖的治学，是深具个性的。他博览群书，善于独立思考，爱憎分明，喜欢论争，擅长论辩，尤喜爱提出与众不同的学术观点，文笔犀利活泼，注重学术性，注重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对其所从事的学术领域，他往往能竭泽而渔，认真阅读，务求了如指掌，因此能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问题，进行论述，绝不人云亦云，重复前人的研究，包括他所从事的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也非常注重这个方面的标准。这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学术腐败时有所闻的现实之下，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吴颖辞世至今已过廿年，其文学研究的多方面成就和影响，以及他治学的个性特点，应该是颇具学术和现实的启示价值的。因此，本文拟就吴颖一生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成就，以及其治学的个性特点，展开作些阐述，以就教于吴颖生前的同好、论敌和学界方家。
一、生平述略
吴颖（1924.12-1992.1），曾用笔名有东方未明、克钊、伍郢、石棱羽、石尤风、史求真等，男，广东揭西人。幼聪敏，四岁便入本村小学，第三年起就读于揭阳（今揭西）棉湖兴道学校，1936-1939年，就读于棉湖育才国文专科学校，期间受到系统的国学训练，广泛涉猎经史典籍。后因其父壮年病逝，无法继续升学。1943年遇罕见大旱，举家到汕头市谋生，业余爱好文学。
1946年初，吴颖开始用笔名向汕头的《汕报》副刊投稿，逐渐成为汕头的《汕报》、《建国日报》、《光明日报》等副刊的投稿者，发表短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寓言故事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1948年初受聘为《光明日报》副刊编辑，这是吴颖从事社会工作的第一个正式职业。吴颖接编《光明日报》副刊之后，大胆改版，组织稿源，思想倾向进步，副刊办得颇有生气，经常刊用一些抨击时弊、宣传自由和斗争的文章。稍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各报社印刷工人闹经济性罢工。吴颖了解他们的困难,暗中给他们出主意，让他们提出“以大米计薪”，以避免受通货膨胀影响。工人罢工胜利，社会便风传《光明日报》内有异党活动，致主编被捕。吴颖与一同事为避祸，便赶紧找朋友联系“上山”，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北山游击队第八大队（边纵二支三团前身）任文化教员，不久，调潮汕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任外勤记者，稍后被派参加第二期潮汕干部学校新闻班学习，结业后参加军管会准备接管汕头市的新闻研究组。
1949年10月汕头解放时随军进入汕头，参加军管会文教部新闻组的接管工作。1950年,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后，吴颖本人提出，经批准，调汕头地区的中学教书，先后执教于汕头聿怀中学、潮安第五中学、第二中学、第一中学等，为政治、语文、历史等科教师。吴颖因酷爱文学，对文学研究有浓厚兴趣，且嗜书如命，教书之余，购买文史类书籍，阅读钻研，一方面是丰富充实教学内容，一方面则是积极从事业余的文学研究。这期间吴颖发表了为数不少的文学研究文章，锐气十足，可谓崭露头角（此点下节详论）。到1957年被划右派时止，吴颖已拥有八九千种一万余册自己的藏书。吴颖被划右派之后，旋即被遣送农场劳教廿余年，期间受尽种种精神折磨，自然灾害期间更是忍受饥饿和精神折磨的双重熬煎。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后期，曾有“弃文从医”的一段扭曲经历。
1976年秋，被摘掉右派帽子，回城“待业”。1978年冬，被“照顾安排”回潮安一中图书馆工作，负责整理被“文革”弄得乱七八糟而尘封的古籍。这时也是吴颖重新拿起业余的文学研究的笔的时候。1979年右派“改正”，彻底平反。1980年秋，被作为专业人员引进到韩山师专，主持刚创办的《韩山师专学报》（社科版）编辑工作。1984年，调到新办的汕头大学，负责筹办《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为负责人、副主编，直至离休。[1]吴颖曾为全国红楼梦学会理事、广东省学报研究会理事，广东鲁迅研究学会理事。其生平及著述简况，《红楼梦大辞典》、《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广东社会科学手册》等大型工具书都列有专门辞条。曾获“汕头大学科研成果突出者”荣誉证书。在50年代中期，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这两时期，比较集中从事文学研究，尽管时间不算长，但其成就却是可圈可点的，下面就这两个时期的文学研究，及其治学个性，分别作点综述综论。
二、初生牛犊，崭露头角：50年代中期的文学研究
吴颖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文学研究，内容比较广泛，他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大量地购买阅读古今典籍和关注文学研究的动态，关注文学批评领域的热点论题。经过几年的阅读积累和准备，1953年开始向《文艺月报》等刊物投稿，1954年初，发表了第一篇文艺思想评论的文章《亦门的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读〈诗与现实〉》（《文艺月报》1954年3月号），后被该刊吸收为通讯员；隔年又在该刊发表《评胡风反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1955年4月号）和《文艺报》发表《关于“诗与现实”的批评》（1955年第1、2期）。这几篇文章，对亦门（阿垅）和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颇为严厉的批评，文章基本是辩证的说理的，但当时《文艺月报》等刊物以至全国的文艺思想意识形态，均带有明显的“左”的庸俗社会学的理论倾向，吴颖的上述文章也同样带有那种味道。在当时看，当然是代表正确的革命的，现在来看，却是须要有所反思的。吴颖对此，在稍后的全国性的对胡风的大批判中，便已有所醒悟、有所认识。当1955年夏，全国性轰轰烈烈地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大批判时，他就已缄口不言，不愿参与了。在后来与笔者谈起最早开始文艺思想研究的这几篇文章时，他都流露出有点“悔其少作”之意。在吴颖此后的大量的文学研究文章中，也再没出现过那种“左”的味道，而且，他此后从事文学研究的生涯中，都是自觉地批判和反对庸俗社会学的理论倾向的。
50年代中期，吴颖的文学研究除了最早这几篇文艺思想方面的论文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古典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再就是在《人民文学》、《文艺月报》等刊物发表一些文艺短论。
古典文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75期的《关于李煜词评价的几个问题》，该文占据了《光明日报》的一个整版，可以说是重头文章。这篇文章观点新颖，对当时涉及李煜词评价的詹安泰的《关于〈虞美人〉的通信》、李长之的《中国文学史略稿》和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十）》中有关对李煜词的评价，都有所批评。他引述了五代十国时期许多历史记载为依据，论证当时的南唐“甚至可以说是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可以说是‘五代十国’大混乱时期的一片干净土”。因此，“李煜的词中怀念南唐，为南唐的灭亡悲痛的爱国的思想感情，就不但有着具体的历史依据，也具有正当性质”。文章针对上述论者对李煜前期的词持基本否定观点的评论，引述多首李煜前期的词，作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和论证，指出：“不但后期的李煜词可以肯定，就是前期的这些词，也还是可以基本肯定的，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的。这正是后期李煜词能有更大成就的内部发展根据。”[2]对李煜后期的词，该文进一步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对其所表现出来的人民性作了进一步的充分的肯定，认为：“李煜这些词所反映的这样的思想感情，也必然会激起各个时代的处在类似情况下的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共鸣，因为爱国的、不屈服的囚徒丧失自由之后，被侮辱被伤害的痛苦、忧郁、悲哀和不平，也是古今一样的。总之，李煜后期的这一重要的方面的人民性是有着历史社会意义的，因此，我们需要给以更高一些的评价。”[3]这篇文章，距离吴颖以前发表的批评胡风、亦门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文章，前后不过一、两年，但其在前几篇文章所表现出来的“左”的庸俗阶级论的文学观念，却几乎完全没有了。这也许是当时文学艺术界经过批判胡适、俞平伯，批判胡风等大规模的“批判运动”的洗礼，吴颖的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性对这些“批判运动”的文学观念不以为然的思想表现。尽管吴颖的这篇评论李煜词的文章发表至今已半个多世纪，直至现在，在笔者看来仍然有其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但在当时，却是犯了大忌讳的，对于一个没落小王朝的文人帝王，所谓“没落地主阶级”，肯定其词作具有爱国的思想感情，具有人民性，“会激起各个时代的处在类似情况下的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共鸣”。这在当时“左”的阶级论思想占绝对优势的人们看来，简直就是离经叛道，甚至大逆不道了。
该文发表后，可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于李煜词的讨论，北师大中文系、北大中文系、北大文研所、中大中文系、作协上海分会等，都曾召开座谈会专门讨论，有的还不止讨论一次，参加者涉及全国大多数文学史和古典文学的名家耆宿，多家刊物刊发参加讨论的文章，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作为结束这场为期一年讨论的《李煜词讨论集》所收的署名文章有：楚子、夏兆亿、吴颖、元页石、陈赓平、游国恩、邓魁英、聂石樵、王仲闻、谭丕模、毛星、许可等，参加座谈的名家有：黄药眠、谭丕模、刘盼遂、李长之、启功、钟敬文、穆木天、力扬、余冠英、林庚、吴组缃、范宁、浦江清、游国恩、章廷谦、杨晦、褚斌杰、阎简弼、曹道衡、俞平伯、钱钟书、陈友琴、蔡仪、王智量、何其芳、黄海章、王起、詹安泰、楼栖、沈尹默、龙榆生、刘大杰、王运熙、徐中玉、马茂元、赵景深，等等。当时的讨论，虽然出现评价不一的多种观点，但吴颖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引起争论最集中之焦点，特别是北师大的两次座谈会，都是将这篇文章的一些主要观点作为“靶子”来加以批评的。尤其是发表于最高喉舌《人民日报》的有点定“调子”意味的毛星的文章，更是点名批评吴颖等人的观点是“考据癖”太深，是“为害”“更大”的“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和牵强附会”。[4]但毛星的这篇文章实际上自身就矛盾百出，既居高临下地批评吴颖、楚子、吴组缃、游国恩等人肯定李煜词有“爱国的思想感情”和“人民性”的观点，断定这是“简单化和牵强附会”，又说李词“是有艺术价值的，并没有特别宣传什么反动的观点”，又说李煜词都是“哭哭啼啼”的，“感伤的”，“颓废的”，“不健康的”，是“廉价的悲观主义”。李词“没有人民性，也不是反人民的”。李词的“思想感情虽不能说是如何太坏，至少也是不值得推崇的”。李词之所以长期受读者爱好，“是因为在他被俘后的作品中，所流露的哀愁，尽管实质上同人民的哀愁不一样，某些方面却有一种类似”。[5]在当时的讨论中，多数参与者对《人民日报》这篇居高临下的文章并不服气，大多仅是采取了“抽象的肯定”，而提出了不少“具体的非议”，一直到讨论经过一年之后，《文学遗产》编辑部作为结束这场讨论编辑论文集时，在“编者说明”中仍然承认“李煜的词有没有人民性与爱国主义思想”，“意见还很不一致，都可以继续研究”。[6]但是，自从这篇准定“调子”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各种文学史对李煜词都采取基本否定的评价，学界对李煜词的评价不但降至冰点，而且是从大热门沦落到“门前冷落车马稀”，以至于有20余年，李煜词竟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空白。这可见那种最高喉舌的定“调子”的文章的“威力”。
吴颖作为此次讨论的“始作俑者”，对这样的定“调子”也并未服气，在沉默了近30年之后，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又写了一篇《重新论定李煜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长文，除了简要归纳当时讨论双方的主要观点外，着重对毛星的定“调子”的观点作了较全面的分析、评述和反驳，同时更深入地申论了自己有关李煜词的人民性和爱国的思想感情的观点；还进一步把李煜词跟同时代的名家如温、韦、冯，跟北宋成熟期的名家如苏、辛、李，作简要的比较，指出“在唐末五代的词家中，李煜不但是名家，也是大家，他的成就超过了唐末五代的所有名家”，和北宋黄金时期的名家比，“也还应该认为是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各有千秋的”。[7]这篇文章发表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文学遗产》也对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作了摘要介绍。[8]这也可见，吴颖50年代有关李煜词评价的学术观点，过了近30年，仍然未被学术界抛弃，也就应该说，仍然有它存在的学术价值。
此外，就李煜词这个题目，吴颖从50年代讨论那时就规划并着手搜集资料，准备校注南唐二主全集，后因被“扩大化”而成泡影；80年代中期，又从新开始，承担了“辑校汇笺集传南唐二主全集”的课题，他收集了较为完整的资料，着手写了部分书稿之后，因工作太忙，不得不暂时搁置，一直到逝世都未能完成全稿。后来由笔者商请其学生李来涛为之续完并出版；吴颖的上述讨论李煜词的两篇文章，一作代序，一作附录，收入于这本编著的二主全集之中。[9]这样，吴颖有关李煜词的研究，前后历经了近半个世纪。
以上是吴颖有关李煜词研究的概况，应该说，吴颖在50年代提出的这些学术观点是有新颖的见解且深具学术价值的，引起这场全国性的学术论争和文学研究领域的许多名家耆宿参加争鸣，本身便可说明这个问题，至于受到粗暴的否定乃至造成李煜词研究二十余年的停滞，则是那个扭曲时代庸俗社会学、庸俗阶级论泛滥的必然结果。
吴颖50年代中期古典文学研究的另外一些内容，则是结合其语文教学的实际，在教材、教学参考书和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学语文教材所选的古典文学名篇的研究，他发表了多篇这个方面的颇有份量的研究文章，如《〈木兰诗〉的思想性》（《语文学习》1956年1月号，收入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乐府诗研究论文集》）、《陶潜的〈桃花源记〉》（《语文学习》1956年5月号）、《马致远的〈汉宫秋〉》（《语文学习》1957年11月号）、《关于〈五人墓碑记〉》（《语文学习》1955年12月号）、《〈促织〉的思想性》（《语文学习》1957年2月号）、《〈水经注〉在中国游记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影响》（《旅行家》1957年3月号）等。这类的研究，在当时来说，是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的，不仅具有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促进中学语文教学，帮助广大中学教师加深理解中学教材中古典文学作品方面的参考价值。
吴颖50年代中期文学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是鲁迅研究，集中在两个专题：一是《故事新编》研究；一是鲁迅文艺思想研究。
《故事新编》研究方面，发表于《文艺月报》的《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一文，针对当时冯雪峰、伊凡、李桑牧等认为《故事新编》是“寓言式的短篇小说”、是“以‘故事’的形式写出来的杂文”、是“卓越的讽刺文学”等观点，提出批评，指出这几种观点的庸俗社会学的实质，同时通过系统分析《故事新编》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分析《故事新编》中的一些鲁迅自认为“油滑”之处，结合引述鲁迅自己有关《故事新编》创作的一些自述，系统论证《故事新编》“是中国历史上最先出现的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集”，它的思想意义主要体现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而不是表现在某些直接抨击现实的细节上。这实际上是有关《故事新编》体裁的争论，其焦点是对于《故事新编》中的“油滑之处”的理解和评价。对此，吴颖认为：第一，这些“油滑之处”，“不过是羼杂在典型化的方法中的偶一为之的杂文手法”，在作品中是“非常次要”和“非常个别”的部分；第二，这些“油滑之处”，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并不是作者的过错”；第三，这些“油滑之处”，“在当时是起过一定的战斗作用的”；第四，这些“油滑之处”，“从典型化的角度来看固然是缺点，但也不是什么严重的缺点”，当然也不能说成“宝贝”。[10]围绕着这些问题，又引发了一场该研究领域的全国性的论争，其中有对吴颖这篇文章的观点提出激烈的反批评的[11]；也有对吴颖所说的《故事新编》中的“油滑之处”虽然“起过一定的战斗作用”，但“从典型化的角度来看固然是缺点”的观点，进行断章取义，攻其一点的批评的[12]。但是讨论中也部分文章是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或基本赞同吴颖文章观点的[13]。针对这些批评意见，吴颖又写了一篇《再论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除对上述批评意见预以回应，同时也更深入申述了自己的观点。这次论争的主要文章，稍后由《文艺月报》编辑部编成《〈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和艺术风格》一书出版。编者在编辑“前记”中说“吴颖同志的第一篇文章，是讨论的开始，放在前面”，而第二篇是回应文章，被放在最后，结束这场争论；还说，争论中的“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有待以后继续探讨”。[14]对于这次论争，90年代出版《当代鲁迅研究史》曾作这样的评述：“尽管伊凡、李桑牧都没有接受吴颖的这一正确的批评，但是，不可否认，《故事新编》的体裁性质问题已经妥善解决了。”[15]
在上述论争的同时，吴颖着手查阅了《故事新编》八篇作品的“古事”与“今事”，把其分为几个类型，分别准备资料，写了札记，准备写成几篇专论，成书出版，并已与一个出版社签订了出书合同，结果因被反右“扩大化”而成泡影，资料也都星散。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80年代初，有关《故事新编》“油滑之处”的评价，仍存在很大的分歧，学界似乎接续50年代的那场论争，于是吴颖又发表了他的“三论”文章，就“历史小说的真实性和倾向性”问题，进一步阐发他对《故事新编》这部历史小说集的理解思路，同时又就对“油滑之处”不同评价，申论和发挥他50年代的学术观点。[16]这个时候，学术界有关这方面的探讨文章也多了起来，有的也涉及到50年代的那场讨论的评价，于是吴颖又发表他的《〈故事新编〉研究诸问题的第四次商略》，针对王瑶、李何林等的一些批评的意见，作了辨析、回应和反驳，又对这些研究者新提出的“融古铸今”、“古今杂糅”、“新的历史小说”等观点，提出批评和议论，并再次申论自己一贯的观点，指出一些论者对《故事新编》“油滑之处”的某些看法和评价，“实际上是在抱残守缺”。[17]在此之后，有关《故事新编》的研究文章，虽然不是很多，但仍然陆续有发表，仍然有多种说法。吴颖意识这论题并不容易强求一致，于是萌发了出版《故事新编》论集的想法，准备再写一篇更加系统阐述历史文学的美学机制的文章作为“五论”，再写三两篇作品专论，连同以前的文章，结集成《〈故事新编〉研究一家言》出版。但因工作太忙腾不出手，拉笔者参与执笔写一两篇。于是，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吴颖等又陆续发表了《〈铸剑〉新论》[18]、《鲁迅创作〈故事新编〉的心态及其对作品的自评》（“五论”之一）[19]、《重评几十年来〈故事新编〉论争双方的主要论点》（“五论”之二）[20]、《〈故事新编〉与历史的美学机制》（“五论”之三）[21]、《人类初始的辉煌——〈补天〉新论》[22]和《鲁迅立人思想的一个侧面——再论〈补天〉》[23]等文章，并编成《〈故事新编〉研究一家言》书稿，广东鲁迅学会准备作为首批“广东鲁迅研究丛书”之一出版，后因经费未能落实而搁置。尔后一直到了吴颖辞世约十年之后，才由笔者将上述书稿，连同吴颖有关鲁迅研究的其他几篇文章，以及笔者自己的几篇鲁迅研究文章，合编为《鲁迅〈故事新编〉研究及其他》一书，作为“汕头大学学术丛书”之一出版。[24]这样，吴颖的《故事新编》研究，从发表第一篇引发全国性论争的文章到书稿结集出版，前后又历经约半个世纪。应该说，吴颖的《故事新编》研究，在该领域是能够自成“一家之言”的。
吴颖50年代中期鲁迅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是鲁迅文艺思想研究，或者说是鲁迅论文艺的研究，1956年，吴颖开始在《读书月报》、《作品》等刊物发表《略谈鲁迅文评的风格》、《略谈鲁迅对继承民族文学遗产的看法》等文章，每篇集中论述鲁迅论文艺的一个侧面，计划写成十万余字的《鲁迅论文艺问题》，成书出版，1957年初，已与广东一个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同年夏天，已写成十余万字的书稿交到出版社，并有刊物提出要先刊发“鲁迅论杂文”等篇，结果因“扩大化”为右派又没出成，书稿散佚，底稿被毁。不过对此专题，吴颖在经过20多年之后，仍有关注，并先后发表了《关于鲁迅文艺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重新认识鲁迅论〈红楼梦〉的几个主要论点》、《评关于鲁迅杂文的几个流行观念》、《毛泽东论鲁迅与当代鲁学研究》等数篇颇有份量的文章。这几篇文章，多数都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的《鲁迅研究》和《红楼梦研究》转载，后来也一并收入《鲁迅〈故事新编〉研究及其他》一书中。[25]再就是，1981年《鲁迅全集》出版，吴颖在通读全集过程中，系统摘录了约30万字的鲁迅论文艺的精粹言论，分类编成了“鲁迅文论摘选类编”书稿，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改书名为《鲁迅文论选》。[26]
以上是吴颖50年代中期的文学研究及有关专题到80年代延续研究的概况。在那时，吴颖不过30出头，可谓初生牛犊；这个阶段，尽管吴颖只是开始涉足文学研究领域，也可说是无师自通，但其所呈现出来的这方面的才华和独立思考的气质，乃至敢于面对权威，大胆提出批评的研究个性，都是难能可贵的。试想一个刚涉足文学研究领域的青年，就敢于对诸如李长之、詹安泰、陆侃如、冯沅君、冯雪峰、伊凡、李桑牧、王西彦这样的名家和前辈的观点提出批评，并引发学术论争，而且观点基本是正确的，能够自圆其说的。那么，其胆识，其在文学研究领域和学术界的冲击力影响力，是有一定的爆发性的，可说是崭露头角，而且显示出其研究的巨大潜力。吴颖生前曾与笔者谈起过当年发生的两件事：一是上海华东师大的著名学者钱谷融先生，曾联系要调他到上海去当他的助手，结果也因“扩大化”而不果；一是像詹安泰这样的词学泰斗，某些学术观点受到吴颖的批评，他不仅不生气，反而对这个同乡小青年颇为青睐，托人约吴颖有空到他家“喝工夫茶”，颇多赞赏和鼓励。但是，由于时代风云的变幻，吴颖这个初露头角的文学研究青年，因“扩大化”而在文学研究领域销声匿迹长达廿余年，这应该说是颇为可惜的。
三、迟来的黄金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十余年的文学研究
吴颖的文学研究，从1957年冬被“扩大化”之后，霍然而止，中断了整整22年，1976年秋摘帽，回城等待安排工作，他才从弃文从医的扭曲状态中缓慢地走出来。1978年春节，他曾作一首《念奴娇•戊午早春书怀》：“东风万里，又江南草绿春回大地。翘首云天神正往，健隼扶摇展翅。琐琐城狐，区区社鼠，捣鬼将何计？庆父既除，乾坤一派生气。 飞扬应记当年，九天抚彗，岂乏凌云意？褊狭王伦难共处，转眼剩言流水！沧海珠沉，琅嬛简散，半枰成隔世。这回不算，从零也要开始。”[27]这首词，正是吴颖准备重新拿起文学研究的笔的精神写照，也是其毕生执着追求文学研究精神的写照。但是他在50年代蒐集的万余册书籍，毁于“两兵”（“红卫兵”和“民兵指挥部”），已几乎荡然无存。但是，受到国内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刚好这时他接触到“文革”中“评红热”的不少资料，对当时一些学者的基本观点，包括那种“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阴谋红学”，非常反感，认为很有必要进行澄清，加以“拨乱反正”，于是便从当代红学入手开始了他的红学研究，当时他还诌了一首《论〈红〉评绝句》：“诸家同赞‘护官符’，湍瀑喧豗掩众姝。千古典型哀宝黛，人间买椟竟还珠。”[28]
对于吴颖的文学研究生涯来说，这是一个迟来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应该说是吴颖文学研究的爆发期，其积聚了廿余年的激愤与力量，在这个时期几乎是汹涌地喷发。这个时期吴颖的文学研究，相对集中于当代红学和《红楼梦》的研究，具体来说大体包括五个方面：第一，是对产生于“文革”“评红热”并广泛流行的“三说”进行澄清、反拨和清算；第二，是对50年代中期的“批俞运动”的整体上基本否定的重新评价，包括对后来一些那场批判运动的既得利益者或其“帮闲”们的刻意维护那场批判运动的“理论定势”的看似辩证的理论观点的批评、驳斥，乃至对其理论构筑的拆卸；第三，是力图校正红学研究的方向，使其从以研究“典型环境”为主和诸多“钻牛角尖”的“外学”研究为主回到以《红楼梦》文本研究为主、典型人物研究为主的轨道上来；第四，是对《红楼梦》的几个主要人物形象，依据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和典型化理论，进行深入的美学的和历史的分析和阐释的研究；第五，是从宏观的视角，对《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的思想涵蕴的各个侧面和其美学风格进行综合论述。其他方面还有诸如古诗论研究的一些文章和在上节已述及的50年代几个研究专题的延续研究。下面就此略作展开概述。
第一，对产生于“文革”“评红热”并广泛流行的“三说”进行澄清、反拨和清算。这方面吴颖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吴颖红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是发表于《学术研究》的《评〈红楼梦〉评论中流行过的几个论点》，文章对1973年“评红热”中包括李希凡、孙文光、徐辑熙、洪广思等人的有代表性的几个流行论点：《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是“政治历史小说”；第四回“护官符”是全书的“总纲”；《红楼梦》“写的是政治斗争，爱情不过是掩盖”，提出质疑和批评。这几个流行论点，是产生于1973年“文革”“评红热”期间，并在尔后被广泛使用的论点。吴颖对此逐一加以批驳：首先，论证了《红楼梦》“是一部文学创作小说”这一确凿无疑的事实，它是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再现了当时的历史真实，决不是什么“形象历史”，也决不能叫“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甚至“政治历史小说”。其次，指出“第四回‘护官符’是全书的‘总纲’”说，更不能成立，第四回“护官符”一节仅是作为点明全书一般的典型环境的线索上，有其重要的提示作用，把其作为全书“总纲”，便是否定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全书中的美学评价和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上的“核心”的意义，因而是错误的。再次，论证了在《红楼梦》中，宝黛爱情悲剧是贯串全书的最主要的中心事件，占了全书的主要篇幅，而贾府为代表的象征着封建家族的衰亡史，只是宝黛爱情悲剧的典型环境，是作为宝黛爱情悲剧的对立面而存在、而被揭露和鞭挞的。“掩盖”说 “否定了由于争取善良美好的生活理想而反对封建势力的奋斗中作出了重大牺牲的宝黛悲剧的思想意义、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也就歪曲了作者主要通过这个重大悲剧冲突所深刻揭露的封建黑暗势力的反动性、残酷性和腐朽性，从而也就否定了《红楼梦》这部巨著的完整的思想光辉、历史光辉和艺术光辉”。[29]吴颖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之后红学领域拨乱反正，正面批评“文革”“评红热”的“三说”的第一炮，虽然在同一时间和稍早，红学界已有个别文章对《红楼梦》的研究方法和“掩盖”说提出质疑[30]，但都未像吴颖这篇文章那样对产生于“文革”“评红热”的“三说”正面提出否定的批评。
吴颖的第二篇红学文章是《关于〈红楼梦〉评论中的一种理论倾向——读〈漫说红楼〉》，文章对张毕来《漫说红楼》一书所体现出来的理论倾向，即以“《红楼梦》社会”为核心观念的社会史分析评价为主要理念的理论倾向，提出质疑和批评，指出这种理论倾向的渊源是自50年代“批俞运动”开始，到1973-1974年徐辑熙、孙文光、洪广思、梁效、江天等人“发展到极端”的“可以简单叫做环境为主派”的理论倾向。张毕来的《漫说红楼》，“从客观实际看来，分明是这种理论倾向的继续、改良和发展”。文章对该书体现这些理论倾向的一些主要观念进行了分析和评说，指出这种以社会学、政治学为主的分析方法曲解了恩格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文学分析原则，倒置了“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关系，抹杀了《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典型人物形象体现出来的思想光辉，从而也就抹杀了它的“思想价值、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31]
就此论题，吴颖还发表了《再评“爱情掩盖政治斗争”说》和《社会学分析不能代替文艺学分析》两篇文章，前一篇从“主张‘掩盖’说的文章提出了什么主要论据？这些论据是否站得住脚？”、“从‘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看‘掩盖’说”、“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看‘掩盖’说”、“从中国文学的讽喻传统看‘掩盖’说”和“‘掩盖’说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五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剖之后，不客气地指出：如果硬要用“掩盖”“影射”、“比附”等方法来代替“对艺术典型的美学分析和思想分析的方法，那必然会把《红楼梦》研究拉回到半个多世纪前的‘索隐’派的老路，决不会有其他的结果”。[32]后一篇则是在此前的评“总纲”说的基础上，针对《红楼梦学刊》的一篇专门阐述“总纲”说的文章《从第四回看〈红楼梦〉》[33]引发的再论。因为在吴颖看来，这是一篇“很有质量的有论据、有论证、有分析的文章”，所以准备就其“所提供的论据和论证，围绕着它的基本论点和基本方法”，作进一步的商讨。吴颖经过深入的分析和论述，认为该文的全部论点和论证，都是属于社会学分析方法，其所强调的“政治”、“经济基础”、“四大家族兴衰史”，是直接从“典型环境”，从政治细节、经济细节去概括《红楼梦》的“主题”，典型人物被当作“护官符”的“注解”，这是庸俗社会学的“环境为主派”的理论方法。吴颖指出：社会学的分析不能代替文艺学分析，研究《红楼梦》的主题，必须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去进行文艺学的分析。《红楼梦》所提供给我们的最基本的悲剧冲突与对立，决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四大家族同非四在家族之间的对立”，而是末期封建社会的禁锢人性、摧残人性、毁灭人性和叛逆者人性解放觉醒的冲突与对立。[34]
以上是吴颖从事当代红学研究的第一个方面的概况，这个时候吴颖可以说是国内系统批评“文革”“评红热”中流行的“三说”，即：“政治历史小说”说、“第四回‘护官符’是全书的‘总纲’”说、“谈情‘掩盖’政治斗争”说的急先锋，是国内改革开放初期红学领域清算“文革”“评红热”极左观念的拨乱反正的一员干将。这些文章，体现出其对红学的敏锐思考、理论勇气和论辩力度。在过了几十年的现在看来，吴颖当时的这几篇反拨的文章，是算不了什么的，但在当时，却是需要非凡的理论勇气和相当的文学艺术的洞察力的。
第二，是对50年代中期的“批俞运动”的整体上基本否定的重新评价，包括对后来一些那场批判运动的既得利益者或其“帮闲”们的刻意维护那场批判运动的“理论定势”的看似辩证的理论观点的批评、驳斥，乃至对其理论构筑的拆卸。吴颖对那场由最高领导人发动的政治干预学术的“批俞运动”，是持否定的评价的。本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1980年，对那场政治干预学术的“批俞运动”，红学界已有颇为激烈的批评，如有文章指出：“在1954年的批判运动中，某些重要文章和社论认为，这个问题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映’，是‘破坏我们事业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这些提法无限上纲，是没有根据的。”“至于运动一开始即被肯定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武器’的文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列主义，也要等待实践的检验和社会的公论。预先这样肯定下来，无形中便定了调子，划了框框，限制了独立的思考和深入的研究。从此以后，《红楼梦》研究中形成一种按‘指示’立论的‘新风气’。”[35]还有文章指出：“三十年来《红楼梦》研究工作中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影响了《红楼梦》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1954年的批俞运动，“在批判的过程中，采取政治斗争的方式，无限上纲，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而对其学术上的问题则又不是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全盘否定，结果不仅从政治上伤害了同志，而且窒息了刚刚发展起来的学术民主的气氛。从此，在学术文化领域内造成了一种恐惧心理：一方面是许多同志害怕搞学术研究，认为文化工作危险；另一方面某些同志则产生了宁‘左’毋右，左比右革命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实践证明，凡属思想问题、学术问题……采取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效果一般来说是适得其反的。”[36]另一篇文章说得更透彻：“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某些批判，恰恰是全盘否定，不作任何实事求是的分析”；“从1954年以后，《红楼梦》的研究中也出现过一股貌似公正，实则极左思潮在大开倒车，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不说理，专上纲，一笔横扫的情况是愈演愈烈的。把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是使《红楼梦》研究不能更好发展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在1954年的批判时，哪怕稍为有那么一点学术性的说理分析，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学术界的这股‘批判风’的为祸总可以小一点。现在是吸取教训的时候了”。[37]
以上这几位对“批俞运动”的否定性的批评，既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很不客气的。这使得红学领域的“在朝”者，即红学会和学刊的一些头面人物，也是从“批俞运动”一直到“文革”“评红热”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既得利益者，觉得很没面子，因为他们借政治力量形成的“批判”的“成果”，受到严肃的批评、挑战，乃至相当程度的否定。于是这些头面人物坐不住了，很快出现了刘梦溪的“总结”性长文《红学三十年》，文章有意避开“批俞运动”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看似委婉却十分坚定地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继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的一次重大的文艺思想斗争，当时进行这场斗争，我以为还是有一定必要性的，因为新型的人民政权刚刚建立，旧社会的思想污垢，还在散发着霉烂的气息，为了巩固政权，需要打扫旧的基地，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会促进打扫基地的工作加速进行。”[38]把被学界加以否定批评的“批俞运动”，肯定为“有一定必要性”的“重大的文艺思想斗争”，而且是为“巩固政权”的“积极的思想斗争”。因此，此文一出，便“在广大学术研究工作者中激起不满情绪”[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