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家宏

早就想去拜访蒙树宏先生，又担心他年事已高，仍在读写，不便打扰。七月的一个下午，我带了两个研究生，还是敲开了蒙先生的门。

蒙先生住六楼，昨晚电话联系时，他说：“我是高高在上呵！”这位严谨的学者，不乏幽默。上得楼去，蒙先生已经在他简朴的客厅里等候。爬完六楼，心已难平静。我心想，蒙先生已七十多岁，天天要上下六楼，很不易。细心的蒙先生见我一头的汗，忙去找来手扇，又去拿来话梅等小食品给两位女生。

蒙先生从云大中文系退休已经17年了，可退休以后却出了三本书。他告诉我们，云南的地方文学研究，主要是退休以后才做的。1998年，他的《云南抗战文学史》出版，此时蒙先生已经退休8年了，这是一本很重要的著作。众所周知，云南在抗战时期，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既是后方，又是前方，更是抗战物质的生命线，也是抗战期间的三大文化中心之一。云南的抗战文学有极为丰富的内容，那时大师云集，他们与云南人同舟共济，共赴国难，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发生在云南，多少名篇佳作流传至今，可是云南的抗战文学研究却有许多空白，研究人员稀少，研究的深广度甚至不如邻省的贵州。重庆、桂林、贵阳等地均有抗战文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出版了不少抗战文学研究著作，发表了许多有份量的论文。去年全国的现代文学界“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是在贵阳召开的，贵州在抗战期间怎能和云南相比呢？广西、四川、重庆等都已经出版了本省的“抗战文学史”。云南如果没有蒙树宏先生的这本《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将是空白！阅读这本书，我体会到了先生作为一个学者的责任感，一片赤诚之心，他在默默地耕耘着，退休以后仍在继续。

与我同去拜访蒙先生的05级研究生姜永玲，论文选的是“作为文学流派的战国策派”，蒙老师知道后很高兴。非常详细地告诉她如何查找资料，云南有些什么资料，那些资料只有到外地去查找。让我惊叹的是，他竟能说出某本资料是“在学校图书馆502室左边倒数第二个书架下面第二台”！我早已知道，蒙先生做学问，尤其在资料方面，极为扎实。那天从蒙老师家出来，两位学生对此也感叹不已。

我们说起了战国策派。这是中国抗战时期的一个重要思想文化流派，它的重镇就在昆明，领军人物林同济曾担任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四年。蒙先生告诉我们，文学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陈铨虽然属西南联大的教师，但在云大文史系任过文学课。当时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两校教师交叉兼课非常普遍。上个世纪50年代后，对战国策派有许多不实之辞，直到80年代才开始重新评价，胡耀邦任总书记时曾请林同济先生进中南海咨询国策。可是云南学界对这个曾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思想文化流派的升沉起伏知之甚少，对他们在云南的贡献没什么研究。90年代后，北大、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校对战国策派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博士、硕士都有不少进入这个领域的。云南好在还有个蒙树宏先生，他在他的书中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战国策派的主要人物均有涉及，资料极为详实，对他们的评价相当冷静，由于书的体例和篇幅所限，对这个流派来说，研究当然还是简略的，后续者有很大的空间。

蒙先生退休前后关注的主要是云南的现代文学史研究，曾由他领衔做过一个集体项目，《云南地方文学史·现代文学卷》，由于种种原因，本书未能出版。蒙先生退休以后，仍然继续从事研究，这方面的文章都已经发表在云南的一些刊物上，分别收入了他的书中，除《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外，还有《浅耕集》、《蒙树宏五十四年集》。云南的现代文学，尤其是抗战以前的云南文学研究，零星的文章不少，但没有别人像他那样集中研究过了。这对我们重续薪火有重要价值。

蒙先生话不多，只是在说起这些课题时才如数家珍。我认识蒙先生已经多年了，对他除了学问的景仰外，还有因一件小事产生的一份内心的感激与敬佩之情。1988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召开“全国中青年创新座谈会”，蒙老师是该会的常务理事，也是云南唯一的理事，负责推荐参会者，只能推荐一名。我那时在滇东北，与蒙老师素不相识，却非常意外地接到了他的信，让我去参加会议。在一个偏僻之地，得此殊荣，喜出望外呵！就因为这一年我在《文学评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昆明有这么多的同行，蒙老师却推荐了我。我由此知道了蒙老师是重学问的，把“成果”放在首位，“人情关系”等等并不看重。从北京回来，我忍不住，还是专门到蒙老师家去探望。对我的感激之辞蒙老师很淡然，说的还是做研究的话。这天我又旧话重提，蒙先生仍是淡淡的一句：“这事我还有印象。”

一个退休多年以后还在做学问的人，他是把做学问与他的存在方式融为一体了，是真正的学者。有多少人评个教授后，再也没有写文章的“动力”了，以这样的“动力”写出来的文章，从学术意义上来说，有许多其实不写也是可以的。蒙先生不一样，他写云南文学研究的那些文章没有发表在什么“核心”刊物上，却是出自一个学者的责任感和学术良知，出自他真实的内心价值，也许永远也不会大红大紫，甚至是冷清的，它却为一个领域存留下了学术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