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写于1925年10月。经过漫长岁月的考验，它在思想和艺术上，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影响。
小说写涓生和子君由相爱而同居；后来，因为环境的压迫和他们自身的弱点，终于被迫离散——子君返回封建家庭，在父亲“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之下死去，而涓生则挣扎地活着，想在新的生路上“跨出那第一步”而不能够。这个故事经过的时间约一年：他们在紫藤花开的春天相爱，春夏间同居，冬春之交分手；第二年初春，子君已经死去，涓生面对物是人非的环境，深深地感到寂寞和空虚，他自我忏悔，想有所作为。这故事发生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那时，新思潮已经跨洋过海，来到中国，但是旧的势力还盘根错节，相当顽固。五四运动的风雷，把涓生、子君召唤出来，但时代并没有为他们提供明确的新路。“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人们的幻想、挣扎、颓唐、苦闷、彷徨，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涓生和子君乃是“五四”的儿女。他们的婚姻悲剧，其意义超出了婚姻的范围，有深广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社会原因。但是，从《伤逝》所提供的情节、细节来看，这一悲剧应主要从他们的思想性格上来加以认识。
从思想性格来看，他们是又刚强又软弱。刚强，这是说他们勇于求索、斗争；软弱，这表现为他们在困难面前的退缩、颓唐。这两个方面，在当时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比较普遍，是既统一而又矛盾的。
在追求婚姻自主的时候，子君不愧为一个英勇的战士。不管有多么大的压力，她仍然无畏地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在路上，不管四面八方射来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她）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和子君这种大无畏的态度相比，涓生自愧弗如，说子君的态度、认识比自己“还透彻，坚强得多”；他在面对压力和世俗眼光的时候，会感到“全身有些瑟缩”。是子君的支持和鼓舞，才使他“逃出这寂静和空虚”的。可是，同居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子君的斗争动力是婚姻自主，相爱、同居是她奋斗的终极目标；除此以外无别的追求。于是，战士变成了家庭主妇，整日养鸡、生火、煮饭、炒菜，对家务事“倾注着全力”，“日夜的操心”，“终日汗流满面”，但是她满足了。这就和祥林嫂相似，整日“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忙得团团转，“然而她……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感到了满足。子君不知道，小家庭并不是时代矛盾的避风港。当涓生被解聘的打击到来时，那在封建礼教压力下英勇不屈的子君，却被无情的生活威胁压垮了，“变了色”。她所说的“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这声音“听去却只是浮浮的”，显得空空洞洞，软弱无力。涓生呢，也有自己庸俗、自私的一面。
一、他对子君表现出冷漠和厌倦的神情，而不是把她看成生活、战斗的伴侣，加以帮助和鼓励。他只责怪子君“神情的冷”，却不正视这“冷”正是“给看怒色”的结果，并且他明明知道自己有“超过她的冷漠”。涓生一心一意要“奋身孤往”，把子君看作“捶着一个人衣角”的拖累，何曾表现出什么“携手同行”的热诚呢？
二、推卸责任，缺乏严肃、郑重的态度。
首先，涓生既然想到子君身上可能发生的悲惨结果，两次“想到她的死”，就不应轻率地说“不爱你了”，应该“分离”，把子君推向无望的深渊。他们之间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非分开不可呢？当解聘的打击发生之后，他们不是一起商量以后的办法，两人不是“都感到彼此的坚韧倔强的精神，还看见从新萌芽起来的将来的希望”吗？另外，我们看子君在分手时，把“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却聚集在一起了，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郑重将这留给我一个人，在不言中，教我藉此去维持较久的生活”。这感人的细节说明：轻率地毁坏爱情、小家庭的基石，态度是不够郑重的。同时，涓生认为“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了子君，是把“真话”“真实”说出来，而早知说真话有这样的结果，就不如“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其实，问题不在于心里是否真的这样想，而在于涓生可曾认真、郑重地考虑过自己对相爱者的责任。
其次，涓生不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勇者，他身上有传统的“瞒和骗”，即不大敢正视现实。他自私地希望子君“毫无怨恨的神色”，“走出这冰冷的家”。这样，他“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自由自在的，可以不受良心的谴责。涓生说“我是一个卑怯者”——他起码有卑怯的一面。
正由于涓生有这样明显的弱点，所以不少人认为，从新道德或旧道德的角度来衡量，涓生都有欠缺之处。茅盾说涓生是“一个神经质的狷介冷僻的青年”，这确乎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涓生也有子君没有的优点。他没有因同居而囿于家庭的小天地、在人生的道路上停止追求；虽然步履艰难，但却认为“外来的打击其实倒是振作了我们的新精神”，说现在是像禽鸟脱出牢笼，应该“在新的开阔的天空中翱翔，趁我还未忘却我的翅子的扇动”。有些同志看不到这一点，预言涓生“大概不会有什么新的生活”，或者说他将和子君一样，最终无路可走而沦于灭亡。这种估计根据不足，可能过分悲观了。其实，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知识分子，当斗争从高潮转向低潮时，往往会产生彷徨，感到寂寞和空虚，但是，新的形势和条件又促使他们开始新的追求并投身于新的运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谁也无法否定涓生走向新路的可能性。
《伤逝》是五四时代的一出悲剧。涓生、子君在天赋人权、婚姻自主的新思潮的鼓荡下，唱出了个性解放的进军之歌和失败之歌。他们的斗争之所以失败，那是因为：离开了社会的解放，人们的个性就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放；离开了生活实际而沉迷于爱情王国，爱情的美梦就会被现实击得粉碎。爱情只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全部，它必须根植于社会生活的沃土之中，才能枝叶茂盛，开出绚丽的花朵。这正如涓生所觉悟到的，人生的要义“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对我们应该仍有很大的启示吧。
从侧重点和艺术表现上看，《伤逝》也富有特色。
第一，鲁迅的小说，如《孔乙己》《阿Q正传》《离婚》等，重在写实；《伤逝》则重在坦露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写情（自然，这“情”也是由客观的人、物、事所引发）。
《伤逝》和散文诗《野草》有相类似之处。后者侧重剖析作者自己的心境，前者则是涓生的心灵之歌，是他的抒情性的内心独白。鲁迅以《涓生的手记》作为副题，实际上是以涓生写“忏悔录”的方式，回忆起和子君关系的始末，解剖自己。子君死去以后，涓生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他说：“长久的枯坐中记起上午在街头所见的葬式，前面是纸人纸马，后面是唱歌一般的哭声。我现在已经知道他们聪明了，这是多么轻松简截的事。”长歌当哭，只有在巨大的悲痛成为过去以后。涓生当时的心情极为复杂而沉重，真是欲哭无泪、无声。在小说的结尾，他说“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这当然不是麻痹、妥协、苟安。“遗忘”“说谎”云云，其意义和《为了忘却的记念》中的“忘却”，和《我要骗人》中的“骗人”相似。这样说，为的是求得心境的暂时平衡，为了从悲哀中解脱出来，以便轻装前进。同时，这些话主要不是针对子君来说，而是表现出涓生对不合理的社会环境的抗争。
涓生的思想也有所发展。在他们同居之后、分手之前，他说自己对子君讲的是真话，不愿意把虚伪的草稿存在心上。这是不一定正确的。鲁迅在评《小小十年》时曾指出，主人公“我”“间或有若干辩解，而这些辩解，却又正是脱去了自己的衣裳”，暴露出灵魂的弱点。涓生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他在这恋爱悲剧中有应负的责任和缺点，而对这些责任和缺点，在一段时间内他并没有加以正视。但是，后来有所改变，进行了自责。他大概不相信鬼神，但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这里的悔恨确是真诚的。《伤逝》是一曲悲歌，抒情性很强。涓生的摧肝裂胆的心灵独白和巨大的悲痛，在今天，还引起万千读者思想感情的共鸣。
第二，《伤逝》的情节结构虽然比较单纯，但作品却引人入胜，耐人寻味，它集中写涓生、子君两人，其他枝蔓几乎全部舍去。作品提及子君的父亲和叔父，涓生的世交前辈以及房东一家等，都仅仅加以虚写，或简略地做一些介绍而已。叙述手法用的是倒叙法。开头写子君死去以后，涓生悔恨不已；接着则依时间顺序，写他们从爱人关系的逐步确立到同居，从发生矛盾到分手的经过。其实，情节结构的单纯可以说是鲁迅小说的特点之一。他不像老舍、沈从文等作家，喜欢讲娓娓动听、富有地方特色的故事，鲁迅的重点是写人，写人的内心世界。这当中，《伤逝》表现得分外突出。我们试看子君接受涓生的爱情时——
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
开头感到突然，思想受到强烈的震动，所以“脸色变成青白”；涓生的求爱，也正是她所期望的，沸腾的惊喜的感情使脸色“转作绯红”。但是羞怯使她没有勇气接受涓生灼热的目光，只好加以“力避”。怎样“力避”呢？鲁迅说子君的目光“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这就使抽象的词语产生了一种可感触性，化为具体的形象了。又如听到涓生说“我已经不爱你了”时，子君——
只是沉默。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瞬间便又苏生，眼里也发了稚气的闪闪的光泽，这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
在子君的心中，爱情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失去了爱，似乎就从高空坠入了深渊。涓生的“我已经不爱你了”，这无异是一种可怕的宣判。她惶恐地“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在寻求她已经失去了的一切；回避涓生的眼光，定情时是因为少女的羞怯，现在则因为涓生的过分的冷漠、“不爱你了”的绝情。子君知道从涓生那里已经不可能得到什么，已丧失赖以安身立命（子君的这一想法，自然不正确）的希望。
可见，《伤逝》善于突出人物的灵魂，善于通过人物的动作或面部表情而展现内心世界。鲁迅的描写，层次感非常丰富，内涵很深。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正是《伤逝》历久不衰、耐人咀嚼的原因之一。
第三，语言有强烈的感情色彩。鲁迅笔下，一般说来，感情是比较鲜明的。他曾经说过：革命者应该“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但是，在具体表现上，有些就比较含蓄，如火山未爆发时，翻滚的岩浆被山石压在下面；有些则喷涌而出，倾泻奔流。自然，鲁迅总是注意文学的形象性。这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可感触性，字里行间有强烈的爱憎感情；同时，使用了大量的警句和炼话，含义深刻而丰富。在小说中，鲁迅把那为封建势力助桀为虐的老头和青年，称之为“那鲇鱼须的老东西”和“搽雪花膏的小东西”。他们在玻璃窗内用“探索，讥笑，猥亵的眼光”来窥视涓生和子君，“老东西的脸”贴在窗玻璃上，“连鼻尖都挤成一个小平面”；小东西呢，脸上是“加厚的雪花膏”。于是，鲁迅就把他们称为“半瓶雪花膏和鼻尖的小平面”，表示了对他们的轻蔑和鄙视。又如涓生说自己的工作是：“在局里便坐在办公桌前抄，抄，抄些公文和信件……”——“桌前”之后加上“抄，抄”二字，突出了因为工作的不如意、单调而产生的厌烦心情。如果删去了这两个“抄”字，就只是一般的叙事，缺乏强烈的感情色彩了。
子君一向被认为是中国的娜拉。娜拉，是挪威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主人公。她原来是丈夫的玩偶，后来觉醒了，离家出走。演出时，“楼下砰的一响传来关大门的声音”，娜拉冲了出去，幕布落下。可是，冲了出去问题就解决了吗？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呢？易卜生和鲁迅，娜拉和子君之间，相距有五十年左右，可是，她们都在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只不过《玩偶之家》写到出走为止，而《伤逝》所写的，则是出走以后怎么办。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曾说：娜拉“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这些话和鲁迅的《伤逝》有密切的关系，是我们理解《伤逝》思想内容的钥匙。
子君的道路是回来，回到父亲的身边，在窒息人的气氛中死去。《日出》中的陈白露，她的道路是堕落，在上流社会中鬼混，“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姨太太又不是姨太太”，一直沉沦下去不能自拔，最后只好服安眠药自杀。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可见，社会上的“娜拉”，确乎在走着这么两条路。
鲁迅是同情娜拉、同情子君的。当有人说他所见的易卜生的剧本“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时，鲁迅曾加以指责。这反映出鲁迅对妇女解放的坚决支持，对让娜拉回家的论调的义愤。但是，事情却相当复杂。由于《玩偶之家》的结局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马蜂窝，于是，“代表‘上流社会’的舆论和报纸对于这出戏的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剧院不敢上演，要求作者把第三幕改为‘大团圆’结局”《易卜生戏剧四种?译者序》。。结果怎样呢？“易卜生在剧本上演时就不得不给它换上一个圆满的结局，用伤感的收场代替了原来的那个富于戏剧性的结局。”《易卜生论》，第36页。可见，作者确乎被迫把出走的结尾更换了，在一定程度上向当时的某些戏院经理做了妥协。在我国，20世纪20年代也有人写不争气的“娜拉”。在1926年5月出版的《现代评论》第3卷第76期上，有一篇名为《何必当初？》的小说，它的主人翁张筠英的处境就和娜拉有相似之处。她不甘被辱，趁丈夫外出时留下“决绝的信”出走。可是，前门车站售票处挤得不得了，她望而生畏，不敢去挤。张筠英的思想比子君差得远，出走只是负气而已，因此面对困难（多么微不足道的困难啊）只好气馁而归，趁丈夫还未回来，偷偷地把“决绝的信”烧掉；待丈夫回家来，她便装作无事似的低声下气地殷勤伺候。作者只批评、暴露张筠英，言外之意是在证明，还是像娜拉开头那样，当丈夫的“小鸟儿”“小松鼠”“宝贝”为好；出走乃是多此一举，自讨没趣。这种认识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不知是何居心！鲁迅对这一类心怀叵测者，在《论秦理斋夫人事》中愤慨地说：
……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词，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何必当初？》的作者写这么一个厚着脸皮跑了回来的“娜拉”，不是为了使企图走向社会、谋求自身解放的妇女气短么？它的主题思想和《玩偶之家》《伤逝》是刚好相反的。另外，娜拉是否就只是“堕落”和“回家”这么两条路呢？那也不完全是这样的。鲁迅清楚地指出，说只有两条路，是“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如果中国的“娜拉”，“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就要另当别论了。事实上，“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除“堕落”和“回家”以外，也还有其他的路。像“死生一事付鸿毛”的女侠秋瑾，就是硬铮铮、响当当的人物，是冲出去的、义无反顾的“娜拉”或苏菲亚一类英模。在五四时期，像白薇、丁玲等人，也是旧伦理道德的叛逆者，是子君的同时代人。她们从家庭出走以后，一直在寻求新的道路，在坚韧地奋斗，始终不屈服于旧时代的和“命运”的压力。这正如《伤逝》所写的：“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事实证明，在五四运动所开拓的新道路上，无数的涓生们、子君们在跨出坚定的、豪迈的步伐！
（原载《云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