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思想发展经过质变，关于质变发生的时间，我同意1927年说。自然，在质变发生以前，有长时间的思想变化的量的积累。量的变化，那是早就发生的，但是，从1925年开始，思想的量变的步伐，才越来越加快。

　　1927年9月4日，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中曾说：离开厦门的时候，他的思想已经有所改变，但“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可惜，鲁迅在后来并没有详细谈到这个问题。下面，姑且按照我的一些理解，来谈谈鲁迅从1925年至1927年间的思想变迁的径路吧。

　　第一，从鲁迅对社会现状的认识来看。

　　在1925年，鲁迅说：“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两地书》第四封信）这说明当时他对现状的认识不很明确，对问题拿得不很实在，这反映在行动上有时就举棋不定，好似站在十字路口，虽然可走的路很多，但不知应向哪里起步。他说：“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两地书》第二封信）。

　　1926年9月4日，他到达厦门。鲁迅很快就发现厦门大学的“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没有希望的”（《鲁迅书信集》，第125页）。他的眼光一再注视着北伐革命，说“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两地书》第四十一封信），有关北伐的“消息很好，……即使要打折扣，情形很好总是真的”（《两地书》第五十四封信）。虽然在后来，这一类“欢欣鼓舞之词……大抵成了梦呓了”（《两地书?序言》），可是在当时，却的确表现了他对北伐革命向往的心情。和这种心情有关，他决定到广州去。

　　1927年1月18日，鲁迅抱着“寻求新的生命”（《三闲集?在钟楼上》）的愿望到达广州。当时，名义上还是国共两党合作，但是，经过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和5月15日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案”以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统治越来越露骨，反动势力大为嚣张。

　　到广州以后，鲁迅对现状进行了观察、分析。同时，中国共产党派党员和鲁迅联系，定期把党内的刊物送去，共产党广东区委的负责人陈延年和鲁迅见面、密谈。这就使鲁迅从现象到本质，逐步加深了对社会状况的理解。

　　如果说，在到广州不久的时候，鲁迅就敏锐地发现那里“还是旧的，不过有许多工会而已”（《鲁迅书信集》，第126页）；不但没有赤化，连红颜色的东西也不多见。那么，时间长了一些，他就能更深刻地指出，广州乃“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见《三闲集》的《在钟楼上》和《通信》），形势很令人担心。这因为在“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而人们却很不警觉，往往因革命的“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鲁迅根据列宁的“要彻底消灭敌人”的主张，总结当时的经验教训，指出在胜利时绝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坚决向敌人发起进击！

　　在斗争中，鲁迅强调实力、强调武器的作用。他指出：“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他表示“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主张刀来枪去的革命，认为这样才能冲刷历史的污秽，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社会。而且，就是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鲁迅仍然确信“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而已集?“尘影”题辞》）。这就可见，到1927年，鲁迅对社会现状的看法，基本上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高度。

　　第二，从鲁迅对革命的党派的认识和态度来看。

　　鲁迅很早就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一直是党的战友。在1925年，他和中国共产党成员的交往大量增加，接受和珍藏着党组织赠送的中共北方区委员会机关刊物《政治生活》。他看出了“未得志的英雄们”的真面目，说自己写散文诗《失掉的好地狱》，主张“地狱也必须失掉”，就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

　　1926年，鲁迅到达厦门大学以后，和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均有所接触，支持学生的进步要求。他对国民党左派“没有历练，不深沉”（《两地书》第八十一封信）表现出焦虑的心情；与此同时，对国民党右派在厦大的代表人物林文庆，则一再批判他的尊孔思想，和他唱反调。

　　中国共产党建议邀请鲁迅来粤。他一到广州，党组织就派专人来联系；在中山大学党支部的会上，负责同志要求党员“好好团结和拥护鲁迅先生”（《回忆伟大的鲁迅》，第176页），并把有关情况向他介绍；共产党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把鲁迅看成是“我们的人”。党组织对他是支持和尊重的；鲁迅则对中国共产党十分拥护和爱戴。和这相反，他对国民党右派上层人物的拉拢活动和伪善表现则十分厌恶，曾使甘乃光、孔祥熙、朱家骅、戴季陶等碰了钉子。国民党右派在学生中所组织的什么“左派青年团”，开头也企图接近鲁迅。但是，鲁迅逐渐认识了这伙人的本质，对他们采取了冷淡的态度。

　　4月15日，广州继上海之后，又进行反革命清洗、屠杀。鲁迅在当天下午，“赴中大各主任紧急会议”，设法营救学生，无效，就愤然辞职；16日，捐钱慰问被捕学生。当时，鲁迅深感愤怒、悲痛——或者悲愤到一言不发，或者痛苦得彻夜失眠。后来，他还一直怀念被害的毕磊等人，说：“毕磊君大约确是共产党……据我的推测，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这看去很是瘦小精干的湖南的青年。”（《三闲集?怎么写》）但是，鲁迅坚信革命之火是扑不灭的，他在《野草?题辞》中指出：“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反动派的《解放旬刊》第2期（1927年7月20日出版）就说：“……其在逃及其次要分子，尚潜匿于各处，大肆活动，希图死灰复燃，就广州市内而言，还时时发现共党分子聚众演讲及散发传单等事。”把这两处的话对照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出“地火”之所指。总之，鲁迅已经认识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小杂感》中，有些地方就把矛头指向独夫民贼。鲁迅在信中说他“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终不免也”（《鲁迅书信集》，第205页）。他把蒋介石比作杀害孔融的曹操，说：“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在这些地方，鲁迅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态度就完全相反。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刻，在深重的白色恐怖之中，鲁迅的这种鲜明的政治态度，说明他的阶级立场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第三，关于鲁迅对青年的看法。

　　鲁迅的进化论思想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当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青年的态度。从进化论出发，鲁迅对青年有很大的期望。他在《三闲集?序言》中明确地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

　　使鲁迅改变对青年的看法的，是客观现实。

　　根据对《鲁迅日记》的粗略统计，自从鲁迅搬出八道湾宅以后，与之交往的人数激增：像1924、1925、1926这三年就分别达到155人、191人、216人（当年才开始来往的分别为94人、110人、117人）。这些新来往的绝大多数是青年。通过频繁的接触，鲁迅清楚地看出青年有各种各样的：有些人切切实实，如高楼基础中的一块石材，花园中的一撮泥土，像韦素园就是这样；有些是共产党员或革命青年，像任国桢、李桂生、刘和珍等；有些则表现出种种弱点，当中有少数人的品质相当恶劣。鲁迅在1925年4月8日就说：“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两地书》第十封信）以后，他还多次愤慨地谈到：“我在北京这么忙，来客不绝，但一受段祺瑞，章士钊们的压迫，有些人就立刻来索还原稿，不要我选定，作序了。其甚者还要乘机下石……”（《两地书》第七十三封信）“我昨天就决定，无论什么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先作一个启事，将他利用我的名字，而对于别人用我名字，则加笑骂等情状，揭露出来……”（《两地书》第七十九封信）这里所说的“攻击青年”“无论什么青年”，不是泛指，而是针对着高长虹这一类文学青年来说的。

　　文学青年中的一部分人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鲁迅看得很清楚。他在1926年11月7日说过：“在这几年中，我很遇见了些文学青年，由经验的结果，觉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竭力攻击。”（《两地书》第六十九封信）由于只是青年中的一部分人有问题，所以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鲁迅的“青年必胜于老人”的进化论思想。他在1926年12月2日还说：“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一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两地书》第八十五信）对打仗的青年这样的看法，在1927年4月10日写《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时还有表现：他一视同仁地把“在黄埔看见的几个来投学生军的青年”加以赞扬，说见到他们，“才知道在前线上拚命的原来是这样的人”。

　　可是，不管是学文学的或者打仗的青年，总是一分为二的。就以黄埔军校的学生来说，有人为虎作伥，在反革命政变发生时，“表示服从蒋总司令”，有人则于1927年4月14日夜被监视，第二天“被钱司令遣兵包围，一律缴械”（山东师院聊城分院编：《鲁迅在广州》，第221页），有些人还被杀害。

　　总之，不论是哪一行当哪一职业的青年，情况都是不一样的。鲁迅“闽粤行后，经验更丰”（《鲁迅书信集》，第143页），由于更广泛地接触各方面的青年，特别是经过1927年的反革命政变之后，那真是“漂流了两省，幻梦醒了不少”（《鲁迅书信集》，第158页），从进化论出发的对青年的看法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他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青年了。

　　第四，关于鲁迅对个性解放的看法。

　　个性解放思想，是鲁迅前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于是，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解放的主张，认为“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我国的出路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一个观点出发，他十分重视对革命动力的探索。如果说，在日本留学时期，甚至延续到五四运动前后，他还比较强调贤哲即少数精神界战士在改革社会中的作用，那么，这一思想，到1924年、1925年，开始有较大的变化。当时，鲁迅看出个人反抗的软弱无力，他通过出版刊物、组织文学社团的办法来培养新的战士。他说：“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两地书》第八和第十七封信）在1925年，他的着眼点主要是在小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身上。

　　到厦门大学以后，鲁迅看到有些过去接近他的文学青年堕落了下去，感到痛心和愤怒。同时，他从报章杂志中，从许广平的来信中，从和革命党派成员的交往中，明显地感到以工农大众为主力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兴起。于是，鲁迅开始把自己的主要着眼点从知识分子的身上转向工农大众。1926年11月11日，他在《写在〈坟〉后面》里说：“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11月27日，鲁迅在集美学校演说，指出“聪明人为着名利而钻营，干了不光彩的事情，把世界推入黑暗深渊”，只有“傻子和傻子结合起来，一起发傻地向前冲，社会才能进步”。12月12日，他又在厦门大学平民学校演讲，强调平民“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被奴役；也没有什么命运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转引自厦门大学中文系：《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第1集，第109、77页）。这三次所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即“愚人”“傻子”、穷人应该是世界的主人。在个性解放这一个问题上，鲁迅的认识比之在北京时期，越来越接近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到广州以后不久，鲁迅就碰上“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他的学生、朋友被逮捕、被杀害了，革命遭受严重的挫折。他痛定思痛，回顾了自己的思想历程，负疚而沉痛地说：

　　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

（《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鲁迅的这一回顾很深刻，体现了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当时，他痛切地感到个性解放思想的缺陷，认为自己过去的大声呐喊、宣传思想解放的努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以前战斗的效果发生了怀疑。当然，对鲁迅的战斗效果绝不应低估。鲁迅的这一怀疑，表明他当时的思想，比之五四运动时有了很大的变化，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已跨越了个性解放思想这一阶段，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在阻碍思想解放的社会环境和反动制度上面，更坚决地献身于革命斗争，表示“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认为，这里有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问题，因为“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我们觉得，鲁迅在思想道路上一步一步地朝前迈，步子十分沉实、有力，我们仿佛听得到他前进的脚步声，看得见他长征不息的高大身影！

（原载云南大学中文系所编之《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