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15日，赠白莽以斯特朗所著的《中国游记》。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鲁迅说：“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柔石。”（〈4〉，第484页）

　　16日，夜，柔石来；明日书店想印鲁迅的译著，托柔石来问版税的办法。鲁迅将“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4〉，第484页）。

　　17日，柔石等在东方饭店开秘密会议时被捕，由于口袋中有鲁迅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牵涉到鲁迅。柔石于24日以赵少雄的假名写信给冯雪峰，说：“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录自〈4〉，第485页）。这一方面是提请鲁迅注意，另一方面说明住址未暴露。这封信由王育和转给魏金枝，再由魏托周建人转给鲁迅看；现北京鲁迅博物馆还保存着鲁迅抄录的该信全文。（据《鲁迅研究资料〔5〕》第391页和1976年第6号《破与立》第70页）

　　19日，报上登载：“上海连日破获共党机关多处，鲁迅亦被捕。”（据第8卷第5期《国闻周报?国内一周大事日记》）当时，因为怕被牵连，鲁迅“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4〉，第485页）。

　　20日，“下午偕广平携海婴并许媪移居花园庄”，住于花园庄旅馆副楼楼梯底下靠里边的一间原来是工友住的小屋里（据《上海〔3〕》，第129页）。

　　21日，报上登载：鲁迅转押沪警备司令部（据第8卷第5期《国闻周报?国内一周大事日记》）。为了让友人知道信息，鲁迅写了这样的信：“季黻吾兄左右昨至宝隆医院看索士兄病则已不在院中据云大约改入别一病院而不知其名拟访其弟询之当知详细但尚未暇也近日浙江亲友有传其病笃或已死者即因出院之故”（《亡友鲁迅印象记》，第80页），信末的署名为令斐。这信不用真名，不加标点，又以换住医院来暗示出走，正反映出当时白色恐怖的严重状态。

　　2月

　　2日，“印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二百五十部成，中国宣纸玻璃版”。　　

　　按：梅斐尔德（C.Meffert）是德国画家，1931年才28岁。该书收他为苏联革拉特珂夫小说《士敏土》所作的插图十幅，“表现着工业的从寂灭中而复兴。由散漫而有组织，由组织而得恢复，自恢复而至盛大”（〈7〉，第362页）。据说，在这前后，“珂勒惠支给鲁迅写过信，说梅斐尔德不过是依靠自己的才华，仅靠这个是不行的，必须更加努力，认真追求真实的东西（这封信当时他也给我看过，详细的内容忘记了，只记得是这样意见的批评）”。（增田涉：《鲁迅印象记》，见《上海〔3〕》，第118页）不过，据大多数的回忆说，鲁迅与珂勒惠支之间并无直接通信关系，而是通过史沫特莱等交换意见的。因此，这可能是珂勒惠支在给史氏的信中说到梅斐尔德。　　

　　7日，“捐赎黄后绘泉百”；14日，访蔡元培，未遇；16日，“付南江店友赎款五十”。这些都是和拯救柔石、白莽等有关的活动。当时，鲁迅并未得到他们的确讯，而据传闻，“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4〉，第486页）。所以，鲁迅也就努力参加营救。而事实上，柔石等二十三人，于2月7日夜或8日晨已被杀害。鲁迅后来从日本报纸上知道这噩耗，深夜（当在2月16日之后，2月24日之前）“站在客栈的院子中”，“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沉郁、悲愤的著名诗篇“惯于长夜过春时”（〈4〉，第486页）。　　

　　按：“‘黄后绘’一词就隐括了白莽的姓，《论语?八佾章》，孔子答卜商论诗的话：‘绘事后素’。素者白也。绘事，指加华采之事，又暗寓白莽，柔石等烈士被拘禁的地方龙华之‘华’”；而“南江店友”的“‘南江’，南京的谐音，正是谣言所说的已经解往南京的反映”（张向天：《鲁迅作品学习札记》，第96页）。一说“黄后绘”指黄素。　　

　　15日，“为长尾景和君作字一幅”，即钱起的《归雁》。长尾景和在《在上海“花园庄”我认识了鲁迅》中，把鲁迅所写的误记为“一首义山的诗”（《上海〔3〕》，第131页）。

　　28日，“午后三人仍回旧寓”，这次避难共四十天。　　

　　按：在这段避难时间里，关于鲁迅，报刊真是谣诼纷繁：有说被捕，因为是“红军领袖”；有说“已经刑讯”，有说已死，真令“老母饮泣，挚友惊心”（据〈12〉，第37、42页）。鲁迅分别给鲁瑞、许寿裳、李小峰、韦素园、李秉中等写了信，报告信息并揭露反动派的罪行。

　　3月

　　3日，“午后校山上正义所译《阿Q正传》讫，即以还之，并附一笺”。　　

　　按：鲁迅在附笺中说，《阿Q正传》出版后，在中国，“作者因此而大受少爷派、阿Q派的憎恨等”。同时，鲁迅为山上正义的译文写了八十五条注释。附笺和注释于1975年在日本被发现。这手稿和译文，文物出版社已于1975年12月出版。　　

　　18日，“晚史女士及乐君来”。　　

　　按：史女士即史沫特莱，她刚从菲律宾回来，听说柔石等被杀，便立刻到鲁迅家里。史氏说，鲁迅“正在他的书房里，……头发是蓬乱的，两颊深陷下去，一双眼睛闪耀着狂热的火光。他的声音充满了一种可怕的仇恨”（《史沫特莱回忆鲁迅》，1980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　　

　　约本月，作《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揭露和抨击蒋介石那一伙人的文化“围剿”，托史沫特莱在国外发表（发表刊物不详）。（据《读点鲁迅丛刊〔3〕》第172页和《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2〕》第123页。）

　　约本月，在内山书店会见增田涉，并送以《朝花夕拾》。　　

　　按：增田涉（1903—1977），日本岛根县人，于1929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为了深研中国文学，于1931年游学上海。鲁迅为他讲述《中国小说史略》《呐喊》《彷徨》，前后约十个月。以后，他在通信中经常向鲁迅请教，称鲁迅为“我的恩师”（据《上海》〔3〕，第88、89页）。

　　4月

　　11日，“晚治肴八种，邀增田涉君”等晚餐。这可能是增田涉第一次到鲁迅家里去。

　　17日，“往同文书院讲演一小时，题为《流氓与文学》”。　　

　　按：同文书院所收主要是日本学生，也有中国学生。这次是应日本进步学生的邀请前往的。“因为听众对象绝大多数都是日本学生，先生只好用日语来讲。”（转录自《回忆鲁迅资料辑录》，第244、245页）　　

　　25日，所作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发表于《前哨》半月刊创刊号。该文指出，柔石等烈士的血，“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残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本文的题目为冯雪峰所加。

　　26日，作《致李小峰》，说：“我久想作文学史，然第一须生活安静，才可以研究，而目下情形，殊不可能，故一时实无从措手。”（〈12〉，第44页）　　

　　按：在5月10日出版的《青年界》上，即刊登北新书局的“语言文学讲话丛书”广告，内把《中国文学史讲话》列为第六，说鲁迅正在编辑中。鲁迅婉言谢绝，对这种不先征求同意而登广告的办法，他自然也不赞同。

　　5月

　　1日，“下午得韦丛芜信，即复，并声明退出未名社”。　　

　　按：未名社成立于1925年，主要社员六人。鲁迅的《朝花夕拾》《坟》以及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小约翰》即由未名社出版。后，韦素园病，李霁野去天津教书，“韦丛芜开始生活腐化，进而政治堕落”，未名社开始解体。鲁迅一面不得不退出未名社，另一面却又深情地说：“未名社竟弄得烟消云散，可叹。”（据李霁野的《鲁迅先生对文艺嫩苗的爱护和培育》，见《鲁迅回忆录》第1集，第126、127页）　　

　　14日，“李一氓赠《甲骨文字研究》一部”。　　

　　按：《甲骨文字研究》是郭沫若的著作，于1931年5月由上海大东书局据著者手迹影印，线装二册。郭“托李一氓同志分赠鲁迅等学者和友人”（《郭沫若与张元济的交往》，1982年11月17日《文汇报》）。　　

　　16日，“午后同增田、镰田两君往观第四回申羊会洋画展览会”。

　　22日，作《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指出：“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4〉，第308页）。　　

　　按：一八艺社，是由杭州西湖艺术专科学校学生所组成的一个艺术团体，成立于民国十八（1929）年，在成立宣言上签名的共十八人。鲁迅于6月12日参观了这次展览会，特别仔细地看了木刻展品。又，据陈广回忆，“一八艺社第二次在上海开展览会是1931年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三楼。鲁迅先生也来看了……当场捐款十五元”（《陈广〔卓坤〕谈“一八艺社”和木刻运动》，见上海师大铅印的《鲁迅研究资料》，第204页）。但《日记》没有记这件事。　　

　　约本月，在北四川路的一所小学里，参加“左联”会议。“他迟到了”，在他那“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副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的表情”（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所编：《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第14页）。

　　6月

　　2日，“晚内山君招饮于功德林，同席宫崎、柳原、山本、斋藤、加藤、增田、达夫、内山及其夫人”。在席上，“鲁迅很说了些中国政治方面的坏话”，歌人柳原白莲便说，“那么你讨厌生在中国呢?他回答说，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那时我看见他的眼里湿润着”（据增田涉《鲁迅的印象》第9节）。

　　9日，“夜同径三、增田、雪峰往西谛（即郑振铎）寓，看明清版插画”。

　　11日，午后“往妇女の友会讲一小时”，题目和内容均不详。

　　27日，“下午同增田君及广平往日本人俱乐部观太田及田坂两君作品展览会，购取两枚，共泉卅。观木村响泉个人展览会。归途在ABC酒店饮啤酒”。　　

　　按：据增田涉回忆，在归途候公共汽车时，“同样为了等车向车站走来了一个人……他是个相貌凶狠的男子，说话的调子也带有凶险的味道。忽然一看，不知什么时候，在鲁迅的周围围上来几个也是具有可怕的面目的青年，他们象是那男子的同伙或者是手下。鲁迅和对手的答应声逐渐高昂起来，好象增加着危险。……他快快地、激昂地、不客气地说着什么，忽然，好象要说的都已经说完，突然沉默了。他挺起胸膛，撑开两脚，傲视站着把头扭开去，显出无视对手的态度。一会儿，公共汽车来了，那一伙人都上车去了。鲁迅故意地仍站在那里，好象在等候下一班公共汽车，但实际是避开公共汽车改乘电车，而又在半途下了车，带着我们走进啤酒店，故意拖延时间。”（《鲁迅的印象》，第42、43页）

　　7月

　　17日，“下午为增田君讲《中国小说史略》毕”。　　

　　按：鲁迅几乎是逐字逐句地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据增田涉回忆，讲授的方式是：先由增田“把小说史的原文逐字译成日文念出来，念不好的地方他给以指教，关于字句、内容不明白的地方我就彻底地询问，他的答复，在字句方面的解释，是简单的，在内容方面，就要加以种种说明，所以相当花费时间，大约从午后的两点或三点开始，继续到傍晚的五时或六时。”（《鲁迅的印象》，第8页）　　

　　20日，“晚往暑期学校演讲，题为《上海文艺之一瞥》”。这次演讲着重总结1928、1929年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指出“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但是，提倡者“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同时，又“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4〉，第296、297页）。除此以外，在思想改造和“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复的暗探”等问题上，意见均极为中肯，但把创造社称之为“有些才子+流氓式的”“新才子派”，则似乎过苛了。

　　30日，“下午文英、丁琳来”。　　

　　按：文英即冯雪峰，丁琳即丁玲。当时丁玲正主编《北斗》，她想刊登一些图画，托冯转请鲁迅支持。鲁迅选了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用以纪念柔石（据《为了忘却的记念》等）。　　

　　约本月，纽约工人文化同盟大会召开，鲁迅和高尔基、辛克莱等，被选入名誉主席团。　　

　　按：纽约工人文化同盟大会，参加者为代表一百三十个团体的二百名代表。大会讨论纽约的普罗文化工作，提出“文化是武器”的口号。1931年8月10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22期上，刊登有大会召开的通讯。

　　8月

　　15日，“夜交柔石遗孤教育费百”。　　

　　按：柔石牺牲后，留下七岁、三岁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五岁的女儿（见《新文学史料》第4辑，第107页），生活颇窘。友人为之发起募捐，筹措一笔经费，存银行生息，为柔石子女教育费，但后因“一?二八”战争，款子收不起来。王育和写信问鲁迅，已捐之款如何办，鲁迅回信说：“捐款，我不拟收回，希寄其夫人，听其自由处置”（〈12〉，第78页）。　　

　　17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为作翻译，自九至十一时”。　　

　　按：这是中国的第一个木刻术讲习会，学员共十三人。从今天起至22日止，鲁迅每日均为之翻译。据内山嘉吉说：鲁迅“对日本版画的见解，显然要比我所掌握的丰富得多。六天的讲习班上，我讲的话，都经鲁迅先生翻译的，而他说话的时间又比我长一些，内容无疑也一定比我要充实一些”（《中国初期木刻与我》，见上海师大铅印的《鲁迅研究资料》，第256页）。又，据江丰说：“讲课余下的时间，用来观摩鲁迅先生每天带来的一包袱各国的版画作品，主讲就是鲁迅先生自己。”（《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见1979年第1期《美术》，第15页）　　

　　20日，赠内山嘉吉以凯绥?珂勒惠支的《织工》六枚，“酬其教授木刻术”。　　按：据内山嘉吉说，鲁迅所送来之非常珍贵的礼物，是“德国著名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一幅铜版画和七幅一套的石版组画《织工的反抗》。每一幅画上都有珂勒惠支的铅笔签名……这几幅画鲁迅先生都亲手用衬纸把它衬上，另外再用纸书写上画题，并在上面签上鲁迅的名字和赠与我的姓名”（《中国初期木刻与我》，见上海师大铅印本《鲁迅研究资料》，第259页）。　　

　　24日，“上午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一小时”。这是鲁迅“约请‘一八艺社’社员去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先生寓所还是藏书室看画片、画册并讲话一小时”（江丰：《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见1979年第1期《美术》，第16页）。

　　9月

　　20日，发表《凯绥?珂勒惠支木刻〈牺牲〉说明》，说“《牺牲》，即木刻《战争》七幅中之一，刻一母亲含悲献她的儿子去做无谓的牺牲”（〈8〉，第312页）。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还说：“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4〉，第487页）

　　21日，作《答文艺新闻社问》，全文不到一百字。在东三省事变后的第三天，鲁迅就全面、准确、深刻而简练地论述了“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这说明他能牢牢地抓住事物的本质。　　

　　按：19日，《文艺新闻》派出记者访问鲁迅等，请他们对东北事变发表意见。这是鲁迅对访问者的答复（见《文艺新闻》1931年第29期，第169页）。

　　10月　6日，“午后寄孙用信，并代湖风书店预付《勇敢的约翰》版税七十”。鲁迅在信中说：“版税此地向例是卖后再算，但中秋前他们已还我制版费一部分，所以就作为先生版税提前寄上。”（〈12〉，第57页）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也说，为了孙用的《勇敢的约翰》的出版，鲁迅“垫付出几百元的制版费，连奔走劳力不计，待书店付还一部分制版费时，鲁迅就急急又先垫付给作者的版税了。这种丢开自己，首先为他人设想，在旧道德是为人谋而忠，在新道德是社会主义风格”（第160页）。

　　23日，发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批判民族主义文艺派。　　

　　按：民族主义文艺派是蒋介石的宠犬。他们提倡这一运动的政治目的，就是直接配合国民党的政治行动，用文化上的“围剿”来配合军事上对苏区的进攻，进行反苏反共拥蒋媚日的活动。因此，鲁迅蔑视地指出：他们不过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在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4〉，第312页）。　　

　　本月，“被日本普罗文化联盟选为名誉委员”（〈16〉，第28页）。　　

　　按：据1937年1月16日出版的《译文》新2卷5期，“在1932年日本普罗文化联盟轰轰烈烈的时代，曾把鲁迅和高尔基、罗曼?罗兰、德里塞等推为名誉联盟员”（第1081页）。11月

　　26日，“下午汉嘉堡夫人来借版画”。　　

　　按：汉嘉堡应为汉堡嘉（MrsHenburger），德国人，当时在第三国际工作。早在6月11日她即访问鲁迅。这次借版画，是因侨沪德人举办创作版画展览会，知道鲁迅所藏甚丰，因来借展。原定展出时间为12月7日至13日，后因故延期至1932年6月始展出。鲁迅为此写了《介绍德国作家版画展》（〈8〉，第322页）和《德国作家版画展延期举行真象》（〈8〉，第325页）两文。

　　12月

　　11日，由鲁迅主编的《十字街头》（四开四版的时事、文艺综合性小型报刊）创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鲁迅的《沉滓的泛起》《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和《知难行难》。

　　20日，作《“友邦惊诧”论》，撕掉“友邦人士”的“文明”面具，抨击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卖国媚外的行径!

　　25日，作关于小说题材的回信，指出“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4〉，第368、369页）。　　

　　按：11月29日，杨子青（沙汀）和汤爱吾（艾芜）写信给鲁迅，谈他们在创作时碰到的问题。他们问道：执着写“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和“熟悉的下层人物”，而“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这不知对不对？鲁迅的回答既考虑到他们的实际情况，又提出了努力的方向。　　

　　27日，作《答北斗杂志社问》，谈自己的写作经验。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我们应该重视鲁迅的这些“写文章的规则”；在延安整风时期，曾把《答北斗杂志社问》收在《整风文献》中，供广大干部学习。

　　28日，致瞿秋白信，谈关于翻译的问题。鲁迅认为，翻译的语言，“现在只好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4〉，第384页）。在如何评价严复的翻译上，鲁迅的观点和瞿秋白有所不同，表现得更为正确。

　　本年，行政院长蒋介石想让鲁迅去会见他，但鲁迅拒绝了。增田涉在《鲁迅的平凡与伟大》中说：“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吧，那时他正因为政府的逮捕令而隐居着，当时的行政院长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行政院长希望跟他会见。但是他拒绝了。……使人想到他那不屈服于权力的强悍，总之，我感到他为人的伟大。”（增田涉：《鲁迅的印象》，第14、15页）

　　本年所出的译书有：《毁灭》（长篇小说）。

　　本年的著译计：诗歌10题11首，杂文41篇，书信29封，翻译7篇和全年日记。

　　〔附〕本年共收信172封，发信156封；和鲁迅有来往者共129人（内本年才始见于日记者52人）。　　

　　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打着“反立三路线”的旗号，篡夺了领导权。2月，王明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贯彻一条比立三路线还“左”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四五月间，“左联”因为周全平、叶灵凤、周毓英有反“左联”的言论和反动行为而把他们开除出去。

　　5月5日，南京政府召开所谓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蒋介石在讲话时倡言实行法西斯主义。

　　5月16日至30日，红军走了七百里，打了五仗，缴枪二万余，打破了以蒋介石嫡系何应钦为总司令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在《渔家傲》一词中，热情地赞颂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

　　约于5月，瞿秋白参加了对“左联”的领导。

　　6月，国民党召开三届五中全会，推举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

　　7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三次“围剿”，至9月，“围剿”以失败而告终。

　　8月20日，《文学导报》第1卷第3期发表法捷耶夫、巴比塞等署名的《革命作家国际联盟为国民党屠杀革命作家宣言》。

　　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东三省事变，由于蒋介石顽固推行不抵抗政策，东三省不几日即被侵占。

　　9月20日，《北斗》杂志创刊，出了两卷共八期。

　　10月，胡适接受蒋介石的召见，来南京晋谒。

　　从10月开始，学生纷纷赴南京请愿。12月17日，请愿学生在南京珍珠桥被反动政府屠杀。

　　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

　　11月10日，日本特务拥清废帝溥仪离天津，13日到达东北营口市，阴谋组织伪满洲国。

　　11月30日，蒋介石在外交部长宣誓会上，叫嚷“攘外必先安内”，顽固地推行对外投降、对内镇压革命人民的政策。

　　12月19日，周建人、胡愈之等二十余人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

　　12月，蒋介石被迫下野，由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

　　12月，国际联盟决议派调查团来华调查日本侵略东三省事，但最后的调查结果，仍然是维护帝国主义的侵略，庇护日本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