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2日，“往女师大维持会”。会议推举校长，提议由教育维持会主席易培基充任，并派代表持公函前往敦请。会上，还宣布女师大出席国立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的代表的通信选举结果，鲁迅等8人当选。（据《北师大史料》，第289、291页；《天津师院学报》1977年第6期，第70页）
10日，鲁迅主编的《莽原》半月刊第1期出版，刊出鲁迅的著名论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该刊于1927年11月25日出了第3卷第21、22期合刊后停止。
同日，“下午往女师大校务维持会”。这是维持会最后一次开会，决定本月13日开会欢迎易培基来校就职，维持会即于是日“发表宣言，自行解散”，会议还当场起草13日的宣言并一致通过。（《北师大史料》，第289页）
13日，上午赴女师大参加由许寿裳主持的欢迎新校长易培基大会，鲁迅代表校务维持会致欢迎词，大意是说：一、易校长的学问、道德，“尤其是主持公道，同恶势力奋斗的勇气，是本会同人素来钦佩的”；二、同人的责任已尽，“将来的希望也已经有所归属”，“从此本会就告了一个结束，自行解散”（《北师大史料》，第290页）。
15日，上午参加女师大教职员代表第一次会议，下午赴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上午的会议通过女师大派出代表参加明日的九校教职员代表全体赴国务院索薪的活动，并推举鲁迅和陈启修为女师大“发言代表”。索薪的具体目标为：“要求阴历12月20日前发四个月薪，当日，须发现银二个月。”（《北师大史料》，第291页）
16日，“上午往北大集合多人赴国务院索学校欠薪，晚回”。
按：鲁迅于1926年1月28日才收北大1924年12月和1925年1月薪水21元，1月29日才收女师大本月薪水405元，收师大1925年1、2月份薪水32元。可见，15日会议所提出的索薪的具体目标并没有达到。
本月，鲁迅控告教育部的非法免职案，经平政院裁决，获胜；1926年1月17日教育部“部令”云：“本部视学齐宗颐，佥事周树人，应即复职，此令。”（据1926年1月18日《晨报》）。有人说：“官吏于免职以后，又由诉讼而得复职，确是前所未闻，先生是破天荒的第一个。”（云南大学中文系编：《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回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能够在诉讼中获胜、得到复职，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奉倒段斗争的开展，当时的政治形势开始好转，同时也和鲁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主观因素分不开。
按：鲁迅诉讼的主要目的，是要打击章士钊一伙的反动气焰，不是恋栈教育部的职位，所以，他一直都没有去复职。2月1日写《不是信》，当中说，“今年却又变了‘暂署佥事’了，还未去做”（〈8〉，第228页）。7月21日所写的《记“发薪”》也谈到：当天往教育部时，“一进门，巡警就给我一个立正举手的敬礼……虽然阔别多日，他们也还是认识的”（〈8〉，第351页）。
2月
1日，鲁迅被女师大校长易培基聘请为该“大学国文学教授”。（据《鲁迅画传》，第59页）。
3日，作《我还不能“带住”》。
按：1月30日，《晨报附刊》上发表徐志摩的信，他针对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反击，说要“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带住’！”鲁迅不上他们的“费厄泼赖”的当，申明不能“带住”，决不和他们搞调和，要他们把“‘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将他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要他们赤条条地露出本相，说几句真话，不要弄虚作假来骗人（据〈8〉，第244、500页）。
20日，“得李小峰信，附敬隐渔自里昂来函”。
按：敬隐渔，四川遂宁人，《阿Q正传》的法译者。他1月24日从里昂的来信说，罗曼?罗兰看了法译的《阿Q正传》后，评价很高，他在给敬的信中说“阿Q传是高超的艺术底作品”，准备把它登在《欧罗巴》杂志上。1982年2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还登载了罗曼?罗兰向《欧罗巴》杂志编者推荐《阿Q正传》的信，可以参看。
21日，作散文《狗?猫?鼠》，发表时副题为《旧事重提之一》：一面回忆儿时的情景；一面向“正人君子”射出利箭。这是《朝花夕拾》的第一篇。
3月
2日，北京《晨报附刊》发表《罗曼?罗兰评鲁迅》一文，介绍罗曼?罗兰给敬隐渔的信中评论《阿Q正传》的一些话，说罗曼?罗兰看《阿Q正传》法文译稿时，曾激动地说：“这是充满讽刺的一种写实的艺术。……阿Q的苦脸永远留在记忆中的。”（转引自《〈阿Q正传〉在国外》，第38页）
4日，鲁迅当选为女师大评议会委员。“上午十一时半，在本校大礼堂开票”，本届当选为委员者计马裕藻、许寿裳，郑奠、林玉堂、鲁迅等共11人。（《北师大史料》，第293、294页；1926年3月5日《晨报》）
6日，“往女师大评议会”。
按：这是评议会第一次会议，由易培基主持。据《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组织大纲》笫24条：“评议会以教授互选十人及校长、教务主任、总务主任组织之，以校长为主席。”（第11年第8期《教育公报》）。
17日，“往平政院交裁决书送达费一元”。
按：16日平政院通知：“诉讼一案，业经本院依法裁决，仰即……邀纳裁决书送达费一元，以便送达裁决书”（转录自《鲁迅在教育部》，第88页）。
18日，一早，许广平送来所抄的《小说旧闻钞》，放下抄稿，转身要去参加请愿。鲁迅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这是鲁迅在挽留，因为他不主张请愿。下午即得到刘和珍等遇害之噩耗，鲁迅的心情十分悲痛，指出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怒斥中外杀人者：“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3〉，第263页）（据《鲁迅回忆录》，第17页；1956年10月13日《光明日报》上的《访许羡苏同志》）
按：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的简略情况是这样的：
1926年3月12日，日军掩护奉军进攻国民军防守的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还击。日本纠集美、英等七国，提出所谓最后通牒。3月18日，天安门前召开群众大会，会后举行反帝示威游行。当队伍到达执政府前，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杀害手无寸铁的爱国人民，牺牲者46人，受伤者150人左右。
这惨案的发生，直接原因是3月12日大沽口事件，更根本的原因则是帝国主义要镇压中国革命。
鲁迅针对这一惨案，先后写下了《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均见《华盖集续编》）、《淡淡的血痕中》（《野草》）、《大衍发微》（《而已集》）和1926年4月9日给章廷谦的信。鲁迅痛斥内外反动派及其爪牙“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25日，“上午赴刘和珍、杨德群两君追悼会”。鲁迅当时心情十分悲愤，“艰于呼吸视听”，只好“独在礼堂外徘徊”，但他决定要写悼念文章，“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按：据26日《晨报》，追悼会由许寿裳主祭，郑德音读祭文，“读者大哭，于是全体学生均哭，哀号之声，达于石驸马大街”。
26日，《京报》刊载段祺瑞政府准备继续通缉的第二批名单，包括鲁迅在内。他被迫离家，移住西城锦什坊街96号莽原社。
按：移住的日子，据《鲁迅回忆》第27页。该书说，鲁迅在莽原社住了三天，第四天（即29日）才避居山本医院。
28日，许羡苏往莽原社给鲁迅送东西，发现有三个大学生模样的陌生人来问：“鲁迅先生在不在?”许大声答复“他不在”并拦住门口。这引起鲁迅以及大家的警惕。（据《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第211页）
29日，凌晨，鲁迅装作病人，由荆有麟等送往石驸马大街的山本医院。
本月，孔德学校学生马珏作《初次见鲁迅先生》，说鲁迅“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想不到是这么一个不爱收拾的人！他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在那儿想什么似的”（《忆鲁迅》，第57页）。
4月
1日，作《记念刘和珍君》，表现出深沉而强烈的憎和爱。他揭露帝国主义者及段祺瑞政府的血腥屠杀，揭露帮凶和帮闲用软刀子杀人，而对为中国革命而壮烈牺牲的青年则表示由衷的尊敬和沉痛的哀悼，从斗争中总结经验教训，号召革命者“更奋然而前行”！
9日，《京报》刊《三一八惨案之内幕种种》一文，揭载段祺瑞、章士钊准备在教育界等通缉之50人名单（实为48人），内有鲁迅（据《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第104页）。鲁迅在本日即写信给章廷谦，说：“我想调查五十人的籍贯和饭碗，有所议论，请你将所知者注入掷下。”（〈11〉，第464页）
按：鲁迅的“有所议论”，即13日所写的《大衍发微》。它揭露段、章要“改组两个机关”，“‘扫除’三个半学校”，“扑灭四种报章”，“‘逼死’两种副刊”和“妨害三种期刊”，总而言之，搞的也是“党同伐异”！
10日，作散文诗《一觉》。去年元旦写《希望》时，鲁迅感到青年“很平安”而“衰老”，但是，在五卅运动以后，大批青年奋起，所以，鲁迅在《一觉》中赞美青年，说“他们苦恼了，呻吟了，愤怒，而且终于粗暴了，我的可爱的青年们”（〈2〉，第223页）。
15日，“晚移往德国医院”，这因为局势越来越严重：在直奉联军的进迫下，本日国民军退出北京。鲁迅得到齐寿山的通知，说“张作霖的前头部队已经到高桥了”，所以立刻移住德国医院，在这里，十多个避难者聚居在一起，“夜晚在水门汀地面上睡觉。白天用面包和罐头食品充饥……但在这样流离颠沛之中，还是写作不止呢！”（《亡友鲁迅印象记》，第71页）
按：鲁迅从3月26日避入莽原社起，至5月6日“往法国医院取什物”止，在这42天的避难时间里，他写了《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如此“讨赤”》《淡淡的血痕中》《一觉》《大衍发微》并坚持到各校去上课，充分体现了他的“硬骨头”精神。
17日，“夜往东安饭店”；18日，“上午往东安饭店”。
按：17日奉军入京，形势益紧（据说当局将搜查被通缉的教授的家庭）。鲁迅托人把母亲和朱氏接出来，同时，还邀约许羡苏、许广平一起来东安饭店躲避。此外，还托人把家里的一些书籍、信件送到一个米店里暂存。第二天看看没有什么事，鲁瑞等才回去。（据《鲁迅回忆》，第28页；1948年版《鲁迅事迹考》，第40页）
5月
1日，“下午陈炜谟、冯至来”。他们是到家里去，适值鲁迅回来，所以遇上了，但鲁迅“丝毫没有流露出在避难中暂时回家的神情”，跟他们谈刊物，谈俄罗斯小说，谈朋友的情况，热情地加以接待。（据《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第30页）
3日，午后往邮政总局取陶元庆所画之像。这是木炭画，是陶根据鲁迅的两张照相画成的，鲁迅认为“画得很好”（〈11〉，第466页）。
19日，“赴女师大饯别林语堂茶话会”。因为林在女师大任教，即将到厦门大学去，所以女师大为之开饯别茶话会。鲁迅后来到厦门去，就是由林介绍的。
27日，“寄女师大评议会信辞会员”。
30日，“往女师大讲”。
按：“讲”是演讲。据女师大《学生会通告》说，经25日委员开会议决，“订于五月卅日（星期日）上午九时在大礼堂开五卅纪念会，并请鲁迅，许季弗……诸先生讲演”（转录自《北师大史料》，第294页）。
本月，为北师大学生会出版的《五卅惨案周年纪念册》封面题字，作竖式，三行：“北京师范大学五卅惨案周年纪念册鲁迅题”。
6月
3日，“寄小峰信，午后得复并《华盖集》廿本”。《华盖集》收1925年所写的杂文，集名“华盖”，是因为一开手就在《咬文嚼字》和《青年必读书》上碰了两大钉子，这仿佛“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鲁迅说，和《热风》比起来，《华盖集》的“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3〉，第5页）。杂感风格的这一转变，反映鲁迅的战斗的深入。
6日，“往中央公园看司徒乔所作画展览会，买二小幅，泉九”。
按：司徒乔（1902—1958）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他的画展，原拟在1925年6月举行，后因五卅惨案而延期（据第60期《语丝》，第8页）。鲁迅所买的画是：《五个警察—个〇》《馒头店门前》。前者画五个警察打一个孕妇（“〇”代表孕妇），是一幅“形象不清晰，画题又包义不明的画稿，好象是受了委屈的人的一个含糊的申诉，一般观众是不容易看清它的意义的”（《我的丈夫司徒乔》，第3页）。司徒乔也说这画“十分粗糙，只有自己才认得出那笔线所倾诉的东西”，可是，鲁迅却选中了这一幅，买来挂在北京住宅书桌旁的墙壁上，这使画家得到“这么一个启示，只有关切人民的画，才会得到鲁迅先生的喜爱”（《回忆伟大的鲁迅》，第58页）。又，《纪念中国文化巨人鲁迅》（燕大周刊丛书之一）中有《鲁迅买画》一文，《我的丈夫司徒乔》中也有关于鲁迅买画的记述，对有些细节说法不一，这里主要根据《日记》和司徒乔的有关回忆。
11日，“晚Battlet、丛芜及张君来”。
按：“Battlet”即“R.M.Bartlett”，美国人，时在燕京大学任教。访问后，他写了《新中国思想界的领袖》一文。张君，可能是张采真（据《纪念中国文化巨人鲁迅》，第37页）。
24日，“有麟来并赠柿霜糖两包”。
按：这件事，鲁迅把它移在《马上日记》6月26日内。这说明《马上日记》以及《马上支日记》“虽然也是日记体裁，然而总不免一看就晓得是故意造出来的……和他正式写的日记就大大地不同”（《欣慰的纪念》，第17页）。
7月
6日，“下午往中央公园，与齐寿山开始译书”。
按：所译为《小约翰》，8月13日译毕。这是荷兰望?蔼覃的作品，鲁迅称之为“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小约翰〉引言》）。当时因为齐寿山被教育部派在中央公园整理档案，所以约好在公园翻译。后，于1927年5月2日开始，鲁迅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广州整理初译稿本。该书于1928年由未名社出版。
21日，作《〈十二个〉后记》，赞颂十月革命“是一个大风暴，怒吼着，震荡着，枯朽的都拉杂崩坏”，指出《十二个》是十月革命时代的重要作品。
28日，“收厦门大学薪水四百，旅费百”。
按：鲁迅应厦门大学之聘，任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
8月
5日，“晚冯君来，不知其名”。这是冯雪峰第一次往访鲁迅。冯雪峰说，想请鲁迅“介绍北新书局出一个小刊物的（当时同潘漠华、姚蓬子等人想搞一个小刊物），他说李小峰恐怕不想再出刊物了吧，我就告辞了，所以很快告辞是想到他当时正在准备离京一定很忙的缘故”（《鲁迅研究资料〔4〕》，第512页）。
12日，“得小峰信……并《小说旧闻钞》二十本”。
按：《小说旧闻钞》，是讲“中国小说史”时所搜集的史料的一部分，当年“废寝辍食，锐意穷搜”，如今付印，以省人们“复重寻检之劳”。是书“辑录旧文，间有考正”，北新书局印行。
13日，“上午赴女子师范大学送别会”。在这前后，友人多次为鲁迅即将往厦门饯行。
19日，王品青来“并赠孔德学校国文教材十余册”。
按：这国文教材即《北京孔德学校初中国文选读》第七册，1926年8月出版，所收除叶圣陶、朱自清、冰心诸家之作外，还有鲁迅的作品六篇，即《鸭的喜剧》《兔和猫》《故乡》《风波》《社戏》和《论雷峰塔的倒掉》。（据《书边草》，第48页）
21日，重校《工人绥惠略夫》至深夜，准备重印（据〈3〉，第355页）。 按：该书于1927年6月由北新书局改版重印，为未名丛刊之一。
22日，“上午往女师大毁校周年纪念并演说”。演说记录发表于第94期《语丝》，题为《记鲁迅先生的谈话》，后收入《华盖集续编》中，题目改作《记谈话》。鲁迅从重校《工人绥惠略夫》说起，谈到“我们是过着受破坏了又修补”的可悲生活，但是，我们不必悲观，这因为：“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可是，“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有光明”。因此，“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3〉，第359页）。
26日，“下午……四时二十五分发北京，广平同行”。除了个人生活的原因之外，这一方面是北方的黑暗，逼迫鲁迅出走，一方面是南方的革命形势，使鲁迅离开生活、工作、战斗了十五年的北京，开始了新的追求。
28日，“午后二时半抵浦口，即渡江寓招商旅馆。……夜十时登车，十一时发下关”。在旅馆时，军警检查行李，箱子中放着许广平的国民党党证，几被发现。在当时，孙传芳的军队“除查军火外，并注意党证，及孙中山主义书籍，一经查得，立予枪毙”（1927年1月29日《汉口民国日报》）。
29日至31日，在上海，会晤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陈望道、张梓生等。
本月，所译《亚历山大?勃洛克》刊于胡学文译长诗《十二个》之前。
本月，《彷徨》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收1924年至1925年所写的短篇小说11篇，列入“乌合丛书”，由陶元庆作封面。鲁迅在该书的扉页上题了屈原《离骚》的句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说明他在1924、1925年，还没有找到正确的具体的革命之路，也说明他寻找革命道路是多么努力。
9月
1日，夜12时登“新宁”轮，2日晨发上海。（许广平则于1日晚登“广大”轮，2日晨开船，直往广州）
4日，下午1时到厦门，晚移入厦门大学，住国学院的陈列所空屋里，在三楼。
14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11〉，第117页）；10月15日在信中又说“消息很好……即使要打折扣，情形很好总是真的”（〈11〉，第152、153页），这表现出鲁迅对北伐革命的向往心情。
18日，作《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把对百草园深情的向往和三味书屋呆板的私塾活动对比起来描写。
同日，出席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编辑事务谈话会，讨论出版《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季刊》等问题（据《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第1集，第33、34页）。
20日，“赴厦门大学开学礼式”。鲁迅在新的学期里，本来准备任三门课共六学时，但“专书研究二小时无人选，只剩了文学史，小说史各二小时了”（〈11〉，第123页）。
25日，“下午从国学院迁居集美楼”，即从国学院搬到图书馆的楼上。
按：鲁迅在9月25日致许广平信中说：“我原住的房屋，要陈列物品了，我就须搬。”新住处在二楼，所以“到平地只须走扶梯二十四级，比原先要少七十二级了”（〈11〉，第127页）。
10月
约5日至9日之间，由于校长“汲汲要有成效”，所以林语堂请鲁迅选所藏拓片拿去陈列，但是，“这些古董，此地人那里会要看，无非胡里胡涂，忙碌一番而已”（〈11〉，第141页）。又，为了展览，从商科借来一套历代古钱，鲁迅看见“大半是假的，主张不陈列，没有通过。我说，那么，应该写作‘古钱标本’。后来也不实行，听说是恐怕商科生气”（〈11〉，第158页）。
10日，“上午本校行国庆纪念。午后开国学研究会成立会”。成立会于下午2时在生物学院演习室举行，先由林文庆致辞，后由沈兼士作报告。后，即“参观该院陈列室及图书部。陈列室有二：东则陈列周树人教授所藏拓片，大多数为六朝隋唐造像……”（据第18卷第11期《教育杂志?厦门大学国学院之成立》；《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第1集，第35页）。
按：10日是辛亥革命15周年纪念日。鲁迅参加厦大的纪念活动，心情很高兴。他说：“本校先行升旗礼，三呼万岁，于是有演说，运动，放鞭爆。北京的人，仿佛厌恶双十节似的，沉沉如死，此地这才像双十节。我因为听北京过年的鞭爆听厌了，对鞭爆有了恶感，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此地的人民的思想，……并不怎样老旧。”（〈11〉，第149、150页）
12日，作散文《藤野先生》，当中记述自己弃医学文的经过和对藤野严九郎的深情怀念，用以激励自己，增加战斗的勇气。在1931年前后，鲁迅还托友人打听藤野的情况，但得不到确讯（据1935年6月27日《致山本初枝》）。1934年12月2日，鲁迅还希望增田涉译《鲁迅选集》时，“《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这篇散文，打听到藤野的消息。遗憾的是，在鲁迅生前，藤野严九郎一直没有机会看到这篇《藤野先生》的日译。
14日，“上午往周会演讲三十分时”，讲题为《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
按：14日上午11至12时，厦大教职员和学生在群贤楼大礼堂开周会。鲁迅在演讲中谈“‘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林文庆对后者“大以为然，说陈嘉庚也正是‘好事之徒’，所以肯兴学”（〈11〉，第158页），但是对“少读中国书”这一层就很不以为然，当《厦大周刊》第160期发表《鲁迅先生演讲》时，就把“少读中国书”这部分完全删去。（据《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第1集，第61-65页）
16日，收朱家骅电报，说中山大学已改委员制，叫去“指示一切”。鲁迅因“上课不到一月”，未便请假，没有前往。（据〈11〉，第157页）
18日，下午二时参加国学研究院第一次学术会议，鲁迅提出进一步整理《古小说钩沉》，其他研究人员也报了自己的研究题目。
21日，“晚南普陀寺及闽南佛学院公宴太虚和尚，亦以柬来邀，赴之，坐众三十余人”。
按：太虚和尚（1889—1942），原名吕涂森，浙江人，幼年出家，曾在北京、武汉、新加坡等地讲经，1921年创办武昌佛学院。鲁迅本来不想赴宴，但厦大的职员硬把鲁迅拉去；“入席，他们要我与太虚并排上坐，我终于推掉，将一位哲学教员供上完事。太虚倒并不专讲佛事，常论世俗事情，而作陪之教员们，偏好问他佛法，……真是其愚不可及”（〈11〉，第167页）。
30日，作《坟?题记》。这时，《坟》已经印成一半了（据〈1〉，第282页），鲁迅说，《坟》是把“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1〉，第4页）。联系到鲁迅的思想发展来看，他当时是在清理自己的思绪，和旧生活旧思想告别，以便轻装前进。
11月
4日，作《〈嵇康集〉考》。
按：据〈11〉，第189页，该文于4日上午定稿。但手稿后月日作“一一，一四”，这可能是在14日又进行修改。
11日，“上午得中山大学聘书”。
按：中山大学聘请鲁迅，是党组织恽代英、毕磊、徐文雅等出面向中大当局交涉的结果。（据1962年4月10日《羊城晚报?鲁迅和陈延年的会见》）
同日，作《写在〈坟〉后面》，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一方面，文中有悲愤和凄楚；另一方面，指出“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表现出思想发展中的新的因素。
14日，作《〈争自由的波浪〉小引》。这书是董秋芳所译的俄国小说和散文集，内收小说4篇，散文3篇，以高尔基的小说《争自由的波浪》为集子的名称。鲁迅在《小引》中指出：“俄皇的皮鞭和绞架，拷问和西伯利亚，是不能造出对于怨敌也极仁爱的人民的”（〈7〉，第304页）。这表明鲁迅已努力运用阶级分析法来看问题，表明了他对十月革命的强烈向往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由衷同情。
17日，“下午校中教职员照相毕开恳亲会，终至林玉霖妄语，缪子才痛斥”。
按：该照片现收《鲁迅》照片集。在恳亲会上，林玉霖（林语堂的哥哥，时任学生指导长）说校长好比父亲，教员好比大哥，同学好比弟妹，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应该拼命做事，不要忘了父亲林校长的恩惠（据1976年版《鲁迅在厦门》，第52、53页）。鲁迅把这斥为“妄语”。
20日，作《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揭露和批判高长虹。他对鲁迅，是利用、谩骂，“得步进步，骂个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里去，也还要戳尸的样子”，于是鲁迅决定“无论什么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了。这时，鲁迅对他所接触到的一部分文学青年表示了失望，说明进化论思想已经受到了冲击，发生了一些动摇。（据〈11〉，第212、226页）
25日，关于国学院预算，林文庆要减少。本日，就这个问题和林开谈话会。鲁迅“提出强硬之抗议，以去留为孤注，不料校长竟取消前议了”，这就使他去广州的打算发生了波动（据〈11〉，第215页）。
27日，往集美学校讲演三十分钟。当时，集美学校正在闹学潮，罢课，校长叶渊向厦大搬兵，第一组就请了鲁迅、林玉堂等人（据〈3〉，第400页）。26日，派出秘书蒋希曾来迎接，并且把校长的意图告知。27日，精心安排了午膳，希望鲁迅为他说好话。后来，鲁迅在《海上通信》中说，校长叶渊“实在沈鸷得很，殷勤劝我吃饭。……午后讲演，我说的是照例的聪明人不能做事，因为他想来想去，终于什么也做不成等类的话。那时校长坐在我背后……听说……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还在后面摇摇头”。（〈3〉，第400页）
12月
3日，捐厦门大学平民学校5元。
按：平民学校是在鲁迅提议关怀下办起来的；为了筹集学生的书籍纸笔费，发起募捐。“别的教授最多只捐大洋一元，鲁迅先生一捐就是大洋五元。”（1956年10月号《长江文艺》，第8页）
同日，作《阿Q正传的成因》，谈写《阿Q正传》的起因和经过。鲁迅针对西谛的“像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3〉，第379页）。
5日，致韦素园信，指出李霁野译《黑假面人》卖掉版权不合算；至于李所急需之学费，鲁迅愿意借给（据〈11〉，第512页）。
按：这次所借为一百元，鲁迅于1927年1月8日寄出。后李霁野“几经还付，先生总不肯，……1932年……我到北京的寓所探询〔鲁迅在战火下的〕消息时，才将这百元还付了”（《忆鲁迅》，第41页）。
12日，“赴平民学校成立会演说五分钟”。据李淑美（鲁迅“中国小说史”课的旁听生，平民学校兼任教师）回忆，鲁迅的演说内容有：“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大的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被奴役；也没有什么命运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第1集，第77页）而另一个“留学西洋之教授曰：这学校之有益于平民也，例如底下人认识了字，送信不再会送错，主人就喜欢他，要用他，有饭吃……”（〈11〉，第240页）。这一类胡说，鲁迅实在无法听下去。而从这一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思想的深度和厦大的社会环境。
21日，得中山大学委员会15日来信，说中大所定的“正教授”只鲁迅一人，催速往。（据〈11〉，第254页）
30日，作历史小说《奔月》，塑造了羿这样刚毅不屈的英雄形象，批判了忘恩负义的逢蒙。鲁迅说，当中有对高长虹的嘲讽（据〈11〉，第538页）。
31日，“辞厦门大学一切职务”。
按：鲁迅到厦大，原来准备教两年，后来改为一年，又改为半年，结果不足四个月就辞职了。这么快辞职，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厦大环境的绝望，首先是对学校当局的绝望。校长林文庆“开口闭口，不离孔子”（〈8〉，第399页），对教师要速见成效，但拿出东西来又不愿意印；其次，受现代评论派的排挤，他们成帮结伙，飞短流长，鲁迅说“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最后，白果（黄坚）的刁难和生活上的不习惯，也是要离开厦门的原因之一，当地报纸的副刊上就说，鲁迅“到校二三月，挨饿三四顿，包饭五六家，还要等一等”（录自《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第1集，第40页）。另一方面，革命斗争在召唤着鲁迅，他早就说过：“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第二是同创造社连络，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做一点文章。”（《鲁迅致许广平书简》，第129页）
本年，在鲁迅的指导下，厦门大学爱好文艺的青年组织了鼓浪社和泱泱社。前者出《鼓浪》周刊，附《民钟日报》发行，出了六期，最末一期为“送鲁迅专号”；后者出《波艇》月刊，由鲁迅介绍上海北新书局代印代发，出了两期。鲁迅曾说，厦大“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作《波艇》，我却仍然去打杂”（〈11〉，第199页）；他的《厦门通讯》即发表在该刊创刊号上。
本年所出的专书有：《华盖集》《小说旧闻钞》《彷徨》。
本年的著译计：历史小说1篇，散文诗2首，新诗1首，散文10篇，杂文68篇，书信92封，翻译12篇和全年日记。
〔附〕本年共收信440封，发信365封；和鲁迅来往者共216人（内本年才始见于日记者117人）。
1月4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选出中央执行委员36人（包括李大钊等共产党员7人）、候补执行委员24人（包括毛泽东等共产党员7人），毛泽东还当选为宣传部代理部长。
2月，英国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传出消息：英国将派兵十万，北攻天津，中攻沪汉，南攻广州。
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屠杀请愿游行的徒手群众，发生了全国震惊的“三一八惨案”。段政府伪造证据，诬蔑群众为土匪、暴徒，并通缉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和进步的教授、文化人。
3月18日至20日，蒋介石炮制了“中山舰事件”，攻击共产党要阴谋暴动，逮捕了周恩来、李之龙，强迫共产党退出第一军。
3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
3月，毛泽东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针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一开头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4月13日，郭沫若在广州写成《革命军与文学》一文，提出要写“真正的革命文学”。
4月20日，段祺瑞被迫辞职，逃往天津，段政府垮台。
4月，在直奉联军的进迫下，国民军先后退出北京、天津。26日，《京报》创办人邵飘萍被杀。
5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提出“党务整理案”，对共产党进行种种限制，逐步把国民党中央的权力集中到他一人的手上。
7月1日，革命军发表《北伐宣言》，9日，大批出发北上。至11月，先后攻下长沙、武昌、南昌等地。
8月6日，孙传芳在南京举办“投壶新仪”，11日，开修订礼制会成立会，大搞复古倒退活动。
8月，《沉钟》半月刊创刊于北京。
9月4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又被合并于女子大学。
10月17日，中山大学委员举行就职礼，戴季陶大耍两面派，劝全体参加开会人向苏联派来的、任国民党最高顾问的鲍罗廷行鞠躬礼，以示敬意。
10月24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