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作散文诗《希望》。鲁迅“惊异于青年之消沉”，说：“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他赞同裴多菲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就是说，绝望是虚妄的，正如希望是虚妄的一样。这里，是着重否定了绝望，但也否定了希望，深刻地反映出鲁迅当时的思想矛盾。
5日，被任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助理员（据1925年1月5日教育部部令第1号，见第12年第1期《教育公报》）。
按：鲁迅在1926年4月13日写《大衍发微》时，尖锐地揭露反动派阴谋改组“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打算。揭露得这么准，那是和鲁迅任助理员的职务，对情况了解得比较全面分不开的。
8日，作《咬文嚼字》（一），指出“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自诩的人，其实身上还有很深的传统思想的流毒。这是《华盖集》的第一篇。
18日，作散文诗《雪》，写江南的雪滋润美艳，写朔方的雪“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鲁迅以江南的雪隐喻逝去的童年，以朔方的雪寄寓自己孤独的然而是战斗的思想感情。
23日，除夕，夜“李慎斋来并交所代领奉泉百九十八元，是为前年之7月及8月份”。
按：当时欠薪十分厉害，年关也发不出薪水来，教育部门被迫派出代表去财政部索薪。从22日起，自早至暮守在财政部要钱，“直至除夕日之下午四时，始勉强用库藏司发出22万元之支票一张，恰敷京师教育经费一个月之数……各校会计由银行领得现款回校，已下午七时前后”（据第17卷第8期《教育杂志》上的《京师教育经费运动之近况》）。时鲁迅已回家，故俸钱由友人代为送来。
24日，旧历元旦。在万众过节的日子里，鲁迅却孜孜不倦地埋头工作，写了散文诗《风筝》和翻译了《出了象牙之塔》中的两篇。
25日，“治午餐邀陶璇卿、许钦文、孙伏园，午前皆至”。
按：20日“下午寄许钦文、陶璇卿信”，就是发出邀请。这次相邀的主要对象是陶元庆。陶元庆（1893—1929），绍兴人，画家，曾多次为鲁迅画封面。（据《新文学史料》第1辑，72页）2月
9日，作《看镜有感》，从汉唐人的闳放，说到我们应该“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1〉，第200页），抨击那“唠叨着‘今不如古’”的、国粹气味熏人的复古派。
10日，作《青年必读书》。
按：1925年2月，《京报副刊》邀请学者开“青年必读书”。借此机会，鲁迅说：“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在“附注”中又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8〉，第12页）这样说，当然有片面性。但是，鲁迅的主要倾向，乃是对胡适等劝青年在古书当中讨生活的谬论的一种反击，是要鞭打那种想用封建思想来麻醉青年的人，而不是一般地反对读古书，他在《答“兼示”》中曾针对这件事说，写“青年必读书”时，“正是许多人大叫要作白话文，也非读古书不可之际，所以那几句是针对他们而发的”（〈5〉，第359页）。
18日，“寄任国桢信”。
按：任国桢（1898—1931），字子清，又作子卿，辽宁省安东（今丹东）人，原为北京大学文科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哈尔滨市、奉天省、北京市的省市委书记；1931年被捕牺牲。鲁迅在1925年与任过从甚密，该年《日记》里共记交往27次。
3月
1日，作小说《长明灯》，写一个“疯子”要吹灭吉光屯庙里作为反动统治象征的长明灯，甚至高喊“我放火”，要连庙也烧掉。这就引起全屯士绅以及守旧人们的骚动，他们合伙把“疯子”关在庙里。李大钊对这篇小说评价相当高，说：“这是他继续《狂人日记》的精神，已经挺身而出了。”（《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第390页）《长明灯》是“跟着《狂人日记》中的‘救救孩子’之后接上的战斗号角”（1979年第2期《百科知识》，第17页）。
按：该小说发表于8月5日至8日的《北京民国日报?副镌》，写作的时间，文末作3月1日，2月28日《日记》记“夜大风。成小说一篇”，可见乃是写于28日的深夜，1日的凌晨。
7日，“下午新潮社送《苦闷之象征》十本”。
按：据该书版权页，出版时间为1924年12月，但实际恐怕是延期到1925年3月才出版。
11日，“得许广平信”，12日，“复许广平信”。这是和许广平通信的开始，也就是《两地书》写作的开始。鲁迅在信中说：“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11〉，第16页）
18日，作《示众》，写观众看犯人，犯人看观众以及观众之间的你看我、我看你，真不知谁在被示众了。它批判闲人们的无聊习气，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是鲁迅的个性解放思想的一种表现。
19日，两次往帝王庙参观陶元庆的绘画展览。在这之前，即16日，作《〈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为画展作介绍。
21日，作《战士和苍蝇》，写的是对孙中山逝世以后的情况的感触。鲁迅在《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中说：“所谓战士者，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7〉，第264页）
25日，“晚往新民剧场观女师大哲教系游艺会演剧”，她们为筹措往日本或江浙进行教育实习的经费而演出《爱情与世仇》，即《罗密欧与朱丽叶》。（据〈11〉，第26、30、34、39页）
27日，开始和刘弄潮通信。刘当时在北京从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工作并旁听鲁迅的课。在3、4月份，他寄鲁迅书信、文稿和来访共五次，是受李大钊的委托，来和鲁迅联系的。3月间，李大钊把对《长明灯》的看法告诉刘，叫刘去看望鲁迅，“请他多多指导青年工作”。以后，刘及时把和鲁迅三次见面的情况给李大钊汇报，李对刘说，鲁迅“非常爱护青年，又最顾全大局”。“他善于‘忘我’，在这错综复杂的社会中，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战友。你们要在各方面多帮助他，为他呐喊助威，更要好好学习他那种‘忘我’的精神！”（1979年第2期《百科知识》，第17页）
29日，作《通讯二（致旭生）》，提出要挣脱“精神的枷锁”，“化为泼皮，相骂相打”，这是要把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所谓名誉、地位统统抛弃，提防他们别有用心的“捧杀”。鲁迅把自己写作的地方称为“绿林书屋”，就是要扔去“上等人”的头衔，自居于“下等人”之列，以便更好地展开战斗。
31日，复许广平信，说要“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寻找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11〉，第32、33页）。
春
某日，宋紫佩和董秋芳来。
按：董秋芳，绍兴人，北京大学学生。他当时对鲁迅的印象为：“我看出他的眼光有锋棱，我更亲切地认识他是一个深于世情的人，可亲而不可犯。他说话，简单辛刻而有力量，和他所写的文章毫无异样。”（《鲁迅的盖棺论定》，第30页）
4月
8日，复许广平信，谈及两个主要问题：一、指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二、鲁迅说：“我想先对于思想习惯加以明白的攻击，先前我只攻击旧党，现在我还要攻击青年。”这可以看出他思想的变化和深化。（见〈11〉，第39、40页）
9日，“下午寄郑振铎信并《西湖二集》六本”。关于这事，郑回忆道，他很想看看《西湖二集》，问鲁迅有没有此书，“不料随了回信同时递到的却是一包厚厚的包裹。打开了看时，却是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有全图。……而他的信道，他现在不弄中国小说，这书留在手边无用，送了给我吧”（茅盾、巴金等：《忆鲁迅》，第35页，郑振铎的《永在的温情》）。
按：《西湖二集》为明末平话小说，《一集》已佚，《二集》包含平话34篇，著者为周清原。鲁迅十分爱惜图书，但却乐于把好书“赠书呆子”（〈13〉，第313页）。他把明版书送郑振铎，把自己珍藏的裴多菲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送给“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殷夫，“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4〉，第481页），这就反映了鲁迅对书的一种态度。
11日，“午后……章衣萍来……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
按：这是筹办《莽原》的一次聚会。高长虹在《给鲁迅先生》中说：“《莽原》本来是由你提议，由我们十几个人担任稿件的一个刊物，形式上的聚会，只有你，衣萍，有麟，培良及我五人的一次吃酒”（《狂飙汇刊》第1册）。
14日，作《忽然想到（五）》，反对暴君的专制和愚民的专制，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3〉，第43页）
16日，“校《苏俄之文艺论战》讫”。这书是任国桢编译的。鲁迅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是在十月革命中诞生的，是自由的艺术，而通过任的译本，可以“使我们借此稍稍知道他们文坛上论辩的大概，实在是最为有益的事”。（〈7〉，第267页）。
20日，“夜刘弄潮来”。刘告诉鲁迅，他“要到东北去作组织学生、工人的工作，并对今后难以再面聆教诲感到遗憾”。鲁迅鼓励说：“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还不是‘言’。需要写就写，需要行，就立刻去行。”（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所编：《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第123页。）
22日，“编《莽原》第一期稿”。24日，《莽原》正式出版。这是一个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11月停止。1926年1月所出的是《莽原》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1927年12月停止。鲁迅离京后，《莽原》由韦素园接编。刊物的名称是由向培良在字典上翻出（据《鲁迅回忆》，第115页），“名目也并无意义，与《语丝》相同，可是又仿佛近于‘旷野’”（〈11〉，第53页）。
29日，作《灯下漫笔》，概括了自己读史的心得，指出过去的历史不外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则是“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1〉，第213页），即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
30日，“得丁玲信”。丁玲把自己当时的境遇和困惑告诉鲁迅，请代找工作。当时，荆有麟对鲁迅说，丁玲是沈从文的化名。这就引起了鲁迅的憎恶：“之所以恶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11〉，第452页）。
5月
1日，作小说《高老夫子》，刻画了高尔础这个既有封建性，又有流氓性的人物，狠狠地鞭挞了这个伪君子。
5日，作《杂感》。鲁迅强调那“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韧性战斗精神，指出我们不要什么呻吟、叹息、哭泣、哀求，而是希望从“酷烈的沉默”而发展为“真的愤怒”。
8日，“得曹靖华信”。曹把苏联人王希礼在翻译《阿Q正传》时所碰到的困难告诉鲁迅，“信内附了王希礼的一页信。信中除请鲁迅先生解答疑难之外，还请他给俄译本写一篇序、自传，并请他附寄最近照片等给俄译本用。”（曹靖华：《春城飞花》，第26页。）
12日，“下午往女师校开会”，并作《为北京女师大学生拟呈教育部文》（第一次），列述杨荫榆之罪状，要求“迅予撤换，拯本校于阽危，出学生于水火”（《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1辑，第12页）。
按：写呈文时间根据第2次《呈教育部文》。5月11日上午，学生奋起反击杨荫榆的倒行逆施，“封锁校长办公室”并在校门贴出《行矣杨荫榆》的启事，同时，给有正义感的老师写信，恳请对善后工作给予支持并“特订于本月12日（星期二）午后三时，在本校大礼堂开会”（参见《北师大史料》，第304页）。鲁迅就是被邀请前往开会的。
21日“下午往女师校学生会”。
按：这是根据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邀请前往的。自治会于20日给鲁迅信，订于21日下午4时“请本校全体教职员开校务维持讨论会，俾学校之生命安全，而复图谋前途之发展”（《北师大史料》，第286页）。
27日，在《京报》上发表《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这《宣言》由鲁迅拟稿并邀请马裕藻等六位教师一起签名。早在5月18日，鲁迅就说过：“听说学校当局有打电报给学生家属之类的举动，我以为这些手段太毒了。教员之类该有一番宣言，说明事件的真相，几个人也可以的。”（〈11〉，第75页）。
29日，作《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这是我们看到的鲁迅的第一个正式的自传。
6月
2日，写信给许广平，指出在“五卅运动”中，明明是帝国主义“捕杀学生”，但路透社电文却说什么“华人不省人事”（〈11〉，第83页）。鲁迅对惨案十分关心，在6月5日和15日，付沪案捐等三次，共175元。本月中旬，作《忽然想到》（十）（十一）等，针对帝国主义在“五卅”中的虐杀，指出我们“鼓舞民气时，尤必须同时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他还反对为学生“辩诬”的做法，说市民被杀以后，我们不要“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而应该“抽刃而起”，要帝国主义以血偿血。
按：关于“辩诬”，有的认为“主要是针对邵飘萍的”（《论〈华盖集〉及其“续编”》，第38页），有的认为是指北京大学中的某些人，“无聊的还要打电报给罗马法皇向他们‘辩诬’，结果是自讨没趣”（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451页）。
16日，作《失掉的好地狱》。鲁迅后来谈到这散文诗时说：“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4〉，第356页）。
7月
13日，“夜霁野、静农来，属作一信致徐旭生，托其介绍韦素园于民报”。
按：当时李霁野等听说《民报》要找人编副刊，乃请鲁迅想法介绍韦素园去。鲁迅写了介绍信，并说有一个阵地很要紧，社会太乌烟瘴气，不能沉默。——虽然一般报纸不可能干干净净，但是，我们只利用它的一角，说自己的话，不作原则性的迁就就好了。（据《忆鲁迅》，第46页）
19日，作《论“他妈的”》，指出就其普遍性来说，“他妈的”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它是一种歪曲了的消极的反抗，但矛头是针对“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如果不改造“依赖门第”“依仗祖宗”的旧俗，“即永远有无声的或者有声的‘国骂’”。
25日，“校印稿彻夜”。鲁迅在1926年10月28日曾说：“在北京时，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11〉，第176页）。这反映了鲁迅艰苦奋斗、只争朝夕的精神。
8月
5日，“夜柯仲平来”。这是他第一次来访。略谈以后，便拿出诗稿向鲁迅“朗诵了，声音大而嘹亮”，竟使得鲁迅的母亲以为又有什么人来闹事了。（据《鲁迅回忆》，第5页）
7日，“下午赴女子师范大学维持会”。
按：从1日开始，女师大形势突然紧张。6日，教育部派员接收女师大。学生拒绝出校，一面举代表赴执政府请愿，一面召开紧急会议，鲁迅以及马裕藻、李泰棻、周作人等均前去参加。
8日，“下午赴女子师范大学维持会”，并与马裕藻等五人发起，“拟于八月十日下午二时在本校大礼堂开教员全体会议，共商善后之法”。（《北师大史料》，第287页）
按：今天到会的教职员有鲁迅、沈兼士、沈尹默、文范村等八人；会上决定总务主任为鲁迅和李泰棻。
10日，“午后往女师大维持会”。
按：今天到会者，教职员14人，学生30余人，由马幼渔任主席。会议决定从教员中推举委员9人，学生中推举委员12人。7日、8日和本日的按语，均据第17卷第9期《教育杂志?教育界消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之解散与停办》。
13日，“午后赴维持会”，被公举为校务维持会委员（据〈1〉，第250页）。
14日，“我之免职令发表”。段祺瑞政府为了镇压革命，借口鲁迅有参与女师大学生反抗部令情事，把他在教育部的佥事职务免去；他们还企图扣发欠薪，在经济上加以打击。是日，二十多人来看望鲁迅，表示慰问和支持。
15日，尚钺和汤鹤逸等来。据他们回忆，鲁迅已准备上诉平政院并开始草拟起诉书。这一天的《晨报》发表了《周树人将控章士钊》的消息一则。（据《忆鲁迅》，第23页；云南大学的《鲁迅逝世廿周年纪念特刊》，第21页）
22日，在平政院投诉状控章士钊为首的教育部，控告处分违法、无故解职。后，被告在答辩中说，女师大“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行政……不得已于8月12日，呈请执政将周树人免职”。鲁迅针对这做了有力的辩驳：“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8月13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12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据〈1〉，第250、251页；《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第53页）
24日，许寿裳等发表《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之宣言》，支持鲁迅的斗争，说：“章士钊一日不去，即一日不到部，以明素心而彰公道。”（《亡友鲁迅印象记》，第66页）。在这前后，高步瀛、徐森玉等均反对章士钊非法免去鲁迅职务并提出辞职来抗议。（见《北京》，第92、93页）
26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由鲁迅等签名的《反对章士钊宣言》；签名者共11人。上午，往德华医院探望22日因护校而被反动军警殴伤的女师大学生李桂生。
按：李桂生，共产党员，在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负责文书工作。
31日，“上午赴平政院纳诉讼费三十元，控章士钊”。
本月某日，女师大气氛甚为紧张，鲁迅应学生请求，往女师大值夜。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说：“为避免奸人造谣，堵塞‘正人君子’的流言，学生们在这最紧张的一夜，请了几位师长住在教务处，并请有声望的妇女来当临时舍监。鲁迅就是被请来执行任务之一人。”（第9页）
按：具体日子，有说是1日、18日或19日的，见1976年第2期《南开大学学报》，第57页和《〈鲁迅日记〉中的我》，第61页。
本月，据说章士钊等准备派警察押送被非法开除的女师大学生回籍。鲁迅挺身而出，把处境很困难的许广平留在西三条胡同21号南屋，和“许羡苏住在一起，躲过了最紧急的几天。事后曾经听说，有几个警察也来过西三条胡同，但都被鲁迅坚决顶回去了”（《鲁迅回忆录》，第10页）。
9月
7日，“访幼渔”，为的是商量女师大文科方面的课程，一起商量的还有郑奠。鲁迅“表示在这大家都尽义务的时候，他可以多任一点课”。13日，郑奠又找鲁迅商谈了一次。在28号的教务会议上，鲁迅就决定把自己的任课时数增加了一倍（据《北京》，第149页）。
10日，“午后往黎明中学讲”。
按：黎明中学是以脱离英帝国主义分子奴化教育的青年（他们从英国人办的新学书院转过来）为主而组成的，鲁迅任该校高中文科小说教员，共讲授三个月到12月13日辞掉教职。8月28日和9月7日，魏建功来访，就是商谈往黎明中学任教事。（据《回忆伟大的鲁迅》，第52、53页）
18日，“上午往大中公学讲”。
按：大中公学是为了“增大孙中山主义在北方的影响”而创办的。鲁迅在该校任高中部新文艺学科教员，共讲授两个多月，至11月27日止。（据《北京》，第166页）
20日，“午后往外语专校监女师大入学试验”。这次试验的博物试题是鲁迅出的。（据《鲁迅在北京》，第95页）
21日，“晨赴女师大开学礼式”。
按：女师大学生于8月22日被反动政府派来的警察、流氓殴打并强行拖走后，不屈不挠，坚持斗争，在宗帽胡同赁屋筹备开学。鲁迅积极参加这一斗争。在21日的开学典礼上，鲁迅发表演说，指出：“我相信被压迫的决不致灭亡，但看今天有许多同学教员来宾，可知压力是压不倒人的。”（转引自林辰《鲁迅事迹考?鲁迅演讲系年》）
23日，“午后发热，至夜大盛”。
按：这是肺病。鲁迅从少年起即患此病，自被章士钊非法免职后，因劳累和激愤，“大喝了一通酒，结果是生病了”（〈11〉，第467页）。自9月1日“往山本医院”起，至1926年1月5日止，病了四个多月。在这期间，鲁迅坚持和章士钊、杨荫榆、陈源等人作斗争，坚持到各校上课，坚持写作和翻译，意气高昂。
约本月，在鲁迅提议并支持下，文学团体“未名社”成立（至1931年解散），成员共六人：鲁迅、韦素园、台静农、曹靖华、韦丛芜、李霁野。该社编印《未名》半月刊等，稿件由鲁迅审阅和编辑（据《北京〔2〕》，第116页）。鲁迅对未名社多方支持，包括垫付印书费466.16元（据1978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第49页）。
10月
7日，“往中国大学讲”。
按：中国大学原名国民大学，1917年改名。鲁迅在该校任国文系小说学科讲师，一直教到1926年5月31日“辞续讲”止。（据《日记》；《北京》，第166页）
16日，起草针对章士钊以教育部名义进行答辩的互辩书，批驳章士钊的信口虚捏、全无事实证据以及违反《官吏服务令》的规定。（据《鲁迅研究资料〔7〕》，第183-185页）
17日，作《孤独者》；21日，作《伤逝》。前者写魏连殳在反抗失败后，沉溺于“玩世不恭”中，把这当作麻醉自己的鸦片。鲁迅在对他表同情的同时，严峻地批判他的生活态度和颓废思想。后者写涓生和子君在婚姻问题上的斗争和失败。以《涓生的手记》为副标题。这《手记》实际上类乎涓生的《坟》。他想清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和道路，继续求索，继续前进。
24日，“郁达夫来”。
按：时郁在武昌师范大学文科任教，于暑假来北京。当时，鲁迅正在和章士钊打官司，他把情况向郁介绍并幽默地说：“人家说我在打落水狗，但我却以为在打枪伤老虎，在扮演周处或武松。”（《回忆鲁迅及其他》，第13页）
25日，“王希礼来，赠以《苏俄文艺论战》及《中国小说史略》各一本”。
按：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王希礼是《阿Q正传》的俄译者，后来任北京大学教授。这时，他在开封国民革命军中任俄国顾问团成员，因公前来北京。（据《鲁迅研究资料〔1〕》，第14页）
本月，和许广平确定爱人关系（据1985年第1期《鲁迅研究动态》，第7页）。又，有同志认为，6月25日端午节，“可以当作鲁迅和景宋定情的节日”。
11月
6日，作短篇小说《离婚》，刻画了爱姑大胆泼辣的性格。鲁迅说，她“富有反抗性，是能够斗几下的”（《新文学史料》第2辑，第213页）。这是《彷徨》的最末一篇，也是鲁迅所写的最后一篇现代题材的小说。
14日，“小峰来，并赠《热风》四十本”。
按：《热风》所收为鲁迅从1918年至1924年所写的随感共41篇，鲁迅于11月8日作《热风?题记》，由北新书局出版。鲁迅逝世后，周作人说当中的随感录三十七八、四十二三是他写的［见周启明（即周作人）的《鲁迅的青年时代》，第124页］。
18日，作《十四年的“读经”》，揭露章士钊在1925年（即民国十四年）鼓噪读经，是把这当作“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为的是愚弄群众，因为章士钊明明知道读经并不能救国。
按：教育部于10月30日下午即讨论读经问题，11月2日，在章士钊操纵下，部务会议就议决：从初小四年级起读经，每周一小时。
30日，“下午季市来，同至女师大教育维持会送学生复校”。午后五时，女师大“全体学生百余人，即整队由宗帽胡同校址步行出发。前有复校运动大旗一面及小旗各种。沿途并发散传单及宣言，直至晚七时始抵原校”（第18卷第1期《教育杂志?北京女师大与女大之纠纷》）。
按：1925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领导反奉倒段运动。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在党的赞同、支持下，打败了奉系的李景林。22日，奉系的郭松龄倒戈。在这样的情况下，形势一片大好，北京的报刊反对章士钊的倒行逆施，公开取反章态度的即有：《自由》周刊、《猛进》、《语丝》、《孤军》周报、《政治生活》、《莽原》、《国语》周刊、《妇女》周刊、《民报》、《京报》（据1925年8月21日第245号《京报副刊?言论界之分野》）。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爱国群众于11月28日冲击章士钊住宅。11月29日，5万多人在天安门继续开国民大会，通过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女子大学负责当局纷纷离校，作鸟兽散，于是，女子大学一部分学生即派出代表往宗帽胡同迎女师大同学返校，持续两三年的“女师大风潮”，就暂时以革命师生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12月
1日，午后往女师大开会，后“赴石驸马大街女师大校各界联合会，其校之教务长萧纯锦嗾无赖来击”。
按：联合会上，报告复校经过情况，萧纯锦利用列席旁听的机会挑起争执并挑唆无赖闹事。萧早在1922年，就在《学衡》上反对社会主义，说：“今日在中国提倡社会主义，虽欲谓非无病而呻得乎?”
2日，“往国民新报馆”。鲁迅从本月起至1926年4月止（据5月5日《日记》：“得邓飞黄信并上月编辑费卅”），和张凤举合编《国民新报》副刊（乙刊），即文学艺术版。
17日，“午后往北大二十七周年纪念会”。在这以前，即13日，作《我观北大》一文，认为：“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3〉，第158页）
25日，《国民新报》副刊（甲刊）开始译载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连载了七次，至1926年3月15日止，未完。鲁迅珍藏着包括《国家与革命》在内的《国民新报》副刊（据《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第246页）。
26日，作散文诗《腊叶》。鲁迅说，这篇“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4〉，第356页）。许广平也说，鲁迅自己承认，“在《野草》中的那篇《腊叶》，那假设被摘下来夹在《雁门集》里的斑驳的枫叶，就是自况的”（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第9页）。
28日，作《这回是“多数”的把戏》，批驳陈源的谬论，指出不能一般地以人数的多少来评定是非。鲁迅赞扬为真理而斗争的少数人说：“这足可使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而脸皮还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学者们愧死！”（〈3〉，第174页）。
同日，翻译的《出了象牙之塔》由未名社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后归北新书局。这书是厨川白村于1920年以前所写的关于文化思想和社会现象的随笔，鲁迅选译一部分，目的是引起人们对我国所患的“疾病”（国民劣根性）的重视。他说：“著者所指摘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简直可以疑心是说着中国。”（《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29日，作《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是革命者血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彻底反自由主义的革命宣言书，在政治上有很大的预见性。
文章首先批驳周作人、林语堂的论调。他们鼓吹不打落水狗，自以为是有绅士风度，实际上都是要革命半途而废、到此止步。鲁迅总结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教训和女师大学生运动，指出姑息吃人的妖魔鬼怪，不加诛戮，它们便会繁殖起来，使后来的革命者付出更大的代价。
鲁迅特别憎恶作为陈源等人化身的叭儿狗。他们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表面上采取“中和稳健”“不偏不倚”的态度，实际上是在替反动统治者说教，欺骗人民。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光辉成就，就在于它对当时的重大斗争，做出了基本上符合党的路线、方针的回答。正因此，毛泽东在《在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演说》中，给予很高的评价。
本年，鲁迅编印两种丛书：“乌合丛书”和“未名丛刊”。前者专收创作，《呐喊》在第三版时即列入“乌合丛书”；后者专收翻译，改印本《苦闷的象征》即列入未名丛刊。两者均由北新书局出版。后，未名社成立，未名丛刊由北新书局抽出，归未名社编辑出版（据《忆韦素园君》）。
本年所出的专书有：《热风》《出了象牙之塔》。
本年的著译计：小说7篇，散文诗15首，杂文101篇，书信37封，翻译13篇和全年日记。
〔附〕本年共收信361封，发信228封；和鲁迅有来往者共191人（内本年才始见于日记者110人）。
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决定展开全国人民革命运动，号召在各地成立党组织，加强统一战线。
1月18日，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学生紧急会议，全校237个学生中，有172人主张驱逐杨荫榆，只有65人声明中立。于是，从即日起，即不承认杨为女师大较长。
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癌卒于北京，病重时曾口授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希望……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5月7日，学生因在天安门纪念“五七”国耻受阻，乃赴教育总长章士钊宅质问，章拒见，学生愤而击毁门窗、用具。
5月9日，杨荫榆以“评议会公同议决”为借口，贴出开除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主要干部刘和珍、许广平等六人的牌示。学生发表致评议会的公函，表示与杨斗争到底。
5月15日，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被日商杀害，党决定于5月30日组织反帝国主义大示威。30日下午，英国巡捕在上海开枪杀害革命群众，发生了引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怒的“五卅惨案”。
7月18日，《甲寅周刊》复刊，发布“启事”，说什么“并世党派、一无系属”；“文字须求雅驯，白话恕不刊布”云云。其实，它基本上是北洋军阀政府的半官报、准喉舌。
8月1日、19日、22日，杨荫榆、刘百昭三次带反动军警闯入女师大，关闭校门，停止伙食，甚至雇用流氓来殴打学生并强拖出校。
8月17日，反动派决定解散女师大，另办女子大学。18日，北京大学因章士钊无理解散女师大，通过脱离教育部独立案。
10月10日，《沉钟》周刊创刊，出至10期后停刊。
11月30日，女师大学生从宗帽胡同胜利回校。12月24日，段祺瑞政府被迫恢复女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