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

　　上半月，送挽联悼同班好友丁耀卿：“男儿死耳，恨壮志未酬，何日令威归华表。魂兮归去，知夜台难瞑，深更幽魄绕萱帏。”（《人物》，第185页）

　　17日，毕业大考开始（据《人物》，第185页）。　　

　　按：从1899年1月始业，到这时整整三年。　　

　　27日，矿路学堂毕业。毕业文凭上写着:“考得一等第三名。矿学捌分陆厘；地质学捌分柒厘；化学捌分柒厘；熔炼学捌分陆厘；格致学捌分柒厘；测算学捌分柒厘；绘图学捌分伍厘。”（见《南京》上的“执照”）　　

　　按：满分为十分。又，在“学业履历书”上，鲁迅说是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即1901年10或11月）于本国南京官办江南陆师学堂普通科卒业”（1976年4、5期合刊《山东师院学报》，第95页），这可能是根据原定的卒业时间来填写。但因为国外技师未到而延期开学，所以，实际的毕业时间就拖后了。“履历书”和文凭所填的毕业时间不同可能和这有关。　　

　　又，鲁迅在矿路学堂读书的第二年，“总办是一个新党（即俞明震），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学堂里又设立—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应为《译书汇编》）（〈2〉，第296页）。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开始大量阅读新书刊，开拓了眼界。同时，课余又喜欢“阅读小说（笔记小说、西厢记等），过目不忘，对红楼梦几能背诵”（《南京》，第25页）。在南京这几年，除1898年开始用“戛剑生”这别号以外，后来，还用过“戎马书生”这个别号和刻了一枚“文章误我”的图章。“文章误我”，也就是说写八股文、读经书那一套误我。这可以看出鲁迅对科举制度、对孔孟之道的批判。后来，他还说过，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戎马书生”，是说自己虽然是学生，但是，这是穿上军装，骑在马上的书生，是勇于战斗的。他当时经常骑马，“每天总要跑它一两点钟”（〈13〉，第38页），“据说程度还不错，敢于和旗人子弟竞赛”（《关于鲁迅的生活》，第2页）；“又常跑到明故宫一带去。那时明故宫是满洲人驻防兵的驻所……汉人骑马到那里去是很不平安，要遇着叫骂投石的。鲁迅他们冒了这个危险去访问明故宫，一部分也由于少年血气之勇，但大部分则出于民族思想，与革命精神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鲁迅的青年时代》，第99页）。

　　2月

　　2日，购买《天演论》一册，并即往水师学堂向周作人推荐，夜同阅《天演论》等至十二点才睡。（据《周作人日记》）　　按：关于购读《天演论》一事，请参看1981年第8期《云南社会科学》上拙文：《关于鲁迅购读〈天演论〉的时间》。　　20日，在赴日留学之前，回家探亲，并为出国做准备。（据《人物》，第187页）

　　3月

　　17日，从家乡回到南京，带来书籍多种，当中的《科学丛书》第一集10本，《日本新政考》2本，《和文汉读法》1本，准备带到日本去，以供参考。（据《人物》，第159、188页）

　　23日，周庆蕃为鲁迅出国留学饯行。（据《人物》，第189页）

　　24日，随俞明震总办乘“大贞丸”往上海。本日，胡韵仙有诗三章为鲁迅送行，说“回天责任在君流”，“劝君更展济世才”，对鲁迅寄予殷切的期望。（据《故家》，第296、297页和《人物》，第189页）

　　29日（据1902年3月28日《申报》）乘日船“神户丸”离上海往日本。

　　4月

　　4日，到达日本横滨。

　　7日，寄周作人信，告知“现住东京市麴町区平沙町四丁目三桥旅馆”（《人物》，第189页）。

　　鲁迅曾说：“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6〉，第557、558页）。（按：周启明在《鲁迅的青年时代》第37页说：“鲁迅等人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往日本留学。”误。请参看1980年第2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上拙文：《鲁迅是哪个单位保送去日本留学的?》）这次往日本，同行的有张协和、伍崇学、顾琅、徐广铸、刘迺弼等人；鲁迅是以“南洋矿路学堂毕业生奏奖五品顶戴的身份”（1978年2月出版的第一期《国外社会科学》，第65页）留日的。　　

　　按：陆师学堂有赏顶戴的规定。《江南陆师学堂招募章程》说：“第一年考列前茅者，议加赡银，并赏功牌、衣料。第二年亦前列者，请赏顶戴……”（转录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1辑，第436页）至于鲁迅的“五品顶戴”，国内尚没有发现档案材料，但据江南水师学堂的学照，有一个1901年的毕业生，由于“共得满额分数柒成以上”，所以“赏予六品顶戴，填给贰等学照”（《南京》，73页）。鲁迅比这个学生只晚半年毕业，分数在满额分数八成以上，是矿路学堂一等第三名毕业生，所以，有一个“五品顶戴的身份”是可信的。　　

　　13日，把旅途的日记《扶桑记行》（现尚未发现）寄回。周作人说内容“颇可观览”，他和胡韵仙各抄录了一份（据《周作人日记》和《人物》，第190页）；24日，周作人把该日记原稿寄回绍兴。

　　本月，入东京私立弘文学院。该院在牛込区西五轩町三十四番地，掌院（即院长）为嘉纳治五郎。他本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柔道家，儒者，抱着“即使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计，也应为清国尽力”的打算，创办了弘文学院，据说宗旨是“为清国学生教授日语及普通教育，以期培养成材”云云。鲁迅先读普通科（据《浙江潮》第1期和《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后入师范科（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四次报告》）。弘文学院当时的作息时间为：“上午6时起床、6时半行礼、7时早餐、8时至12时自习、正午午餐、下午1时至5时上课、5时半至9时入浴、9时半行礼、10时熄灯”（1978年2月出版的第1期《国外社会科学》，第67页）。

　　6月

　　8日，寄回上月拍的、穿着弘文学院制服的照片三张：一张给周作人，另外两张托周作人分别送十八叔祖和祖父等。给周作人的那张，背后有题记：“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人物》，第190页）

　　28日，参加清国留学生会馆于锦辉馆召开的临时大会，听吴敬恒等演说内地情况（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会馆大事记》）。当时，吴稚晖“正和公使蔡钧大战，名驰学界”。这天，吴因被公使嗾人打伤而“头包白纱布，用无锡腔讲演排满”。鲁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谈到这件事时，说当时认为吴是“排满的英勇的青年”，同时又认为吴的讲演有“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6〉，第558页）。

　　7月

　　10日，用白话给周作人写信（据《人物》，第190页）。鲁迅在三味书屋的后期,即“东涂西抹喜作白话文”（寿洙邻的回忆，见《鲁迅在绍兴》之三，打印本，第6页）。在日本时，他可能就已自觉地练着用白话来写作了。

　　8月

　　7日，因日本把中国留学生吴敬恒、孙叔方驱逐出境，引起学界骚动，弘文学院自本日起停课一周（据1978年第1期《国外社会科学》，第66页）。

　　10月

　　10日，寄周作人信并附诗二章。诗已佚。（据《人物》，第191页）

　　28日，学监大久保对鲁迅等说：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鲁迅“大吃了一惊……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6〉，第315页）。　

　　按：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一贯“尊孔”，曾任日本汤岛孔庙执事（据1906年《教育世界》，第134期）。他在弘文学院提倡尊孔活动，规定10月28日“孔圣诞辰，晚餐予以敬酒”等（据1978年第1期《国外社会科学?鲁迅的境界》）。　　

　　11月

　　参加浙江同乡会并摄影。

　　本年，鲁迅抱着革命的目的去日本留学。他和其他进步的留学生一样，“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6〉，第558页）。他特别反感那些整晚学跳舞，把地板跳得“咚咚咚地响得震天”的留学生，反感于那些不认真学习而热衷于关在房子里炖牛肉吃的人。他说：“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3〉，第187页）　　

　　1月8日，那拉氏等入京还宫。

　　2月8日，梁启超创刊《新民丛报》于日本横滨，为半月刊。10日，梁创刊《新小说》于上海。

　　2月10日，中国留学生会成立于东京，与会者274人，公举清驻日公使蔡钧为会长。

　　4月8日，章炳麟等倡议的“支那亡国242周年纪念会”，原定当天在东京举行，因日警阻止，会址改在横滨，孙中山等均参加。

　　6月22日，清政府拍电给日本外部，请饬清国留学生不得去辫发，其已去者，勒令再蓄，否则无论官私，悉放逐出境。

　　7月29日，蔡钧令警察入使馆逮捕跪求之学生。这引起留学生公愤，拍电给外务部，“乞大臣代奏将蔡使撤回”，而蔡钧的电文则说：留学生“昼夜哄闹，破门碎窗，无礼已极，幸捕弹压”。

　　8月7日，日本政府把吴敬恒、孙叔方驱逐出国，二人于8月13日回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