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1月25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下午往中大学生会欢迎会,演说约二十分钟”。这次演说,有林霖的记录稿,发表于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鲁迅认为在广州演讲的记录,“记得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鲁迅书信集》,第687页),有些地方甚至“意思和我说的正是相反”(《集外集?序言》),所以没有把这篇记录稿收进自己的集子里。
关于这次欢迎会,与会者的回忆不完全相同。1936年12月,清水在《西北风》半月刊第十三期上发表《我怀念到鲁迅先生》一文,说当天的主席是李秀然,李致欢迎词以后,鲁迅接着演说(参见《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第230、233页)。
1971年,徐彬如的回忆和清水的有所不同,他说当天的主席是朱家骅,朱讲话在前,鲁迅讲话在后(见197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在广州》,第204页)。
人们的回忆有分歧并不奇怪,有些地方不很确切也容易理解。这因为清水写回忆时,距开欢迎会已有九年多,而徐彬如谈当时的情况更是在四十五年之后。我觉得,参与其事者的回忆虽然很可贵,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根据当时的文献和记录材料,要根据鲁迅本人的叙述和回忆。虽然林霖的记录稿不很确切,不能作为论述问题的主要根据,但是,关于这个欢迎会的情况,鲁迅是有论述的。当年的九月三日,他在《而已集?通信》中说: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不料主席的某先生这个“某先生”即朱家骅。朱于1926年秋到广州,任广东大学地质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广东大学改组为中山大学后,他任委员,1927年6月任该校副校长。——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
这很明确地指出:鲁迅演说在前,朱家骅演说在后。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认为:1927年1月25日的欢迎会,朱家骅以学校领导人和老相识的资格任主席,李秀然致欢迎词,接着是鲁迅演说,最后是朱家骅演说。可能因为当时广州的青年推崇鲁迅是战士,也可能李秀然在致欢迎词时曾说鲁迅是战士、革命者,而鲁迅则声明自己并不是。最后,朱在演说时认为“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鲁迅只好“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有些同志在谈这件事时,不考虑鲁迅的论述,认为是朱的演说在前,鲁迅则当面直接痛斥朱家骅的恶意恭维(鲁迅和朱家骅的关系,在演说时还没有对立得这么厉害)。也许这些同志觉得,这样可以更好地表现鲁迅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吧?
(原载《思想战线》198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