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民出版社于今年六月间出版的云南省初中试用课本《语文》第一册上，收有鲁迅致山本初枝夫人的两封信。第二封信，《语文》第一册根据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书信选》，说是写于1934年7月11日。在这以前，1952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鲁迅书简补遗》一书，也说这封信是鲁迅在1934年写的。这些书所标的写信年份似乎不对。譬如这封信说“《明日》第四号亦已收到”，可是，早在1933年9月29日，鲁迅就收到山本初枝所寄赠的《明日》第五号了（见《鲁迅日记》，第944页）。如果这封信确写于1934年，那么就会使人发生怀疑：为什么《明日》第五号在第四号之前十个月就已收到呢？

从第二封信所谈的一些内容来看，也并不发生在1934年。如“他们现在制造了谣言，说我已经逃到青岛去了”，这就是指反动刊物《社会新闻》第四卷第一期（1933年7月3日出版）上的恶毒污蔑。它们说“上海暗杀之风甚盛”，文人“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进而造谣攻击鲁迅“以避暑为名离开了上海”，“赴青岛”去了。在《伪自由书•后记》里，鲁迅就把这谣言录下来示众。又如信中说“现在正收到增田君写来的信，和他自己画的庭院，书斋和孩子的画”，这就是指1933年7月11日收到的增田涉四日写、六日发的信。鲁迅在当天的回信中就说到增田所画的庭院和关于他的孩子“木实君的画像”（参看《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第131页）。如果鲁迅致山本初枝夫人的这封信是写于1934年，那么，“现在制造了谣言”和“现在正收到……”等等，在时间上就存在着很大的破绽。

翻阅《鲁迅日记》，1934年7月11日以及这天前后若干日内，均无寄山本夫人信的记载。可是，在1933年7月12日的日记里，却分明写着“寄山本夫人信”。再看鲁迅署7月11日致山本初枝夫人的信的结尾，写明写信时“已是半夜二时了”。这就是说，信是在11日的深夜，也就是12日的凌晨二时写，12日白天寄出的。

因此，我认为，《语文》第一册上所收的鲁迅致山本初枝夫人的第二信，写信时间应该是1933年7月11日。当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杏佛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暗杀（6月18日），并且据说鲁迅也被国民党特务列入准备捕杀的黑名单中，上海以及整个旧中国都是一片白色恐怖。所以，鲁迅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提到暗杀等等，对反动派表示了极大的蔑视。鲁迅在1933年7月11日所写的信中，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还有致鲁瑞、致曹聚仁、致增田涉三信，这三信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到或抨击当时反动派掀起的妖风恶浪。而且，在当时，日本正进一步法西斯化，在1933年初，杀害了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鲁迅曾代表“左联”电唁小林多喜二家属，斥责日本的“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中间制造鸿沟”。所以，鲁迅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提到如果去日本，“恐怕也不会让我上陆”的话。

我想，如果这封信的写作时间误差了一年，讲授或学习《语文》上的这一课时，时代背景就很难弄清楚。课文的内容也不容易理解。因此，把我自己的这种看法提出来，以供参考或讨论。

（原载《鲁迅逝世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7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