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不少文化人从大城市走向中、小城市甚至乡村，和广大群众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为了发动群众抗战，为了让宣传深入人心，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成为一时的风尚。“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召唤着作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教育部在提倡通俗文学上都做了不少工作，创办了《抗到底》  《大众报》等报刊，成立了通俗读物编刊社。在这样的形势影响下，云南文艺界的创作风气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37年8月初，张子斋的救国弹词《大家听》在《云南日报》上发表，他希望执笔者多写这一类群众容易接受的文字来宣传抗日，“把救亡的火焰很广泛地在大众里面燃烧起来”。11月24日，亦文（沈沉）在《南风》上发出“我们需要着大众读物”的呼吁。1937年11至12月，报刊上展开舞台语言问题的讨论，或强调用国语，或强调用云南方言，目的都为了便于大众接受，是围绕着文艺通俗化和大众化来立论的。1938年，“文协”云南分会成立以后，曾成立通俗文艺运动委员会，楚图南、穆木天等为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多次撰文，顾颉刚曾以通俗文学为题发表演讲，着重谈文学为什么要通俗等问题。

 在创作上，除前面提及的《大家听》以外，还有弹词开篇《战卢沟》《世代仇》（又名《日寇侵华记》），街头戏《志愿兵》，鼓词短剧《休妻杀敌》（又名《投军记》）。1938年5月演出的新花灯剧《茶山配》，被誉为“一个通俗化的宝贵收获”。在抗战的前期，举凡诗歌、简论、通讯等，都极为注意语言的通俗易懂和群众的接受习惯。例如，一向很重视艺术性的作者陆晶清，甚至曾主张不为任何目的而写作（见《流浪集•序》），可是在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烽火中，她也一改自己的诗风，站出来为抗战呐喊。她的《汉奸叹五更》《妇女抗战十二月》（《抗到底》）就为了更好地为民众所接受而采用旧的文艺形式；她的《醒来，酣睡着的人们》（《云南日报》），直白地喊出：“鼓起奋勇，冲上前——参加到抗战队伍中！”也不再讲究艺术的优美和含蓄。这可以看出，时代的任务、战斗的风云，对作家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在抗战的中、后期，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始终为文学家们所坚持，并且打破了单纯利用旧形式的格局，强调推陈出新，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楚图南在《抗战以来的文艺及民族形式问题》一文中就指出：不能仅仅以“旧形式去迎合世俗”，通俗化、大众化必须和新的民族形式的创造结合起来，“它是民族的，但时间上可以接受了中国过去，人类过去的优良传统；空间上可以容纳和吸收了一切的外来的经验”。这里所关注的问题，自然比抗战时期更为深入了。

 从创作来说，通俗化、大众化的实践也有所深入，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例如颇重视墙头小说的周辂（他在所编《文艺季刊》第三期上曾刊登广告“墙头小说特辑”征稿），后又大力从事于通俗小说的写作，所作《齐天大圣》等很受读者欢迎。如《讲民主天国办大选》写孙悟空不当弼马温，返出南天门时，太白金星劝他：“官职大小不必太认真，现在天国要讲民主了，不日举办大选，竞选天皇……争取选票，我可以从中帮你的忙。”这联系到当时的社会现实，往往会使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又如欧小牧的《包局长歪传》，用昆明话来写，从内容到形式都通俗易懂。1947年，《正义报》就学习马凡陀山歌的风格问题展开讨论。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云南文艺界产生了影响，人们已经把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的问题和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联系起来加以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