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谈屈原赋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一文中，吴颖论述了作为中国最伟大的抒情诗的屈原赋，是《红楼梦》生活理想和美学理想的传统之一，和《红楼梦》可以说是后先辉映，而且，曹雪芹为他的主人公写出《芙蓉女儿诔》那样一首《红楼梦》的主题歌，恐怕也是受到屈原赋意蕴上和构思上的某种启示的结果。在深入人类心灵以至深入人生之谜、历史之谜这一层次上，屈原赋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尽管两者所面向的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的黑暗势力和落后的文化淤积，但其敌视和阻碍人的心灵的解放，却是相通的，因而作品所发出的解放人的心灵的怨愤和倾诉，也是相通的。文章通过对屈原赋和《红楼梦》几个人物宝玉、黛玉、妙玉的心灵受压抑的分析论述，特别是对《芙蓉女儿诔》的分析论述，指出“人类美好的心灵被禁锢、被压抑、被践踏、被扼杀的悲剧，才是最为荡气回肠，最为惊魂动魄的大悲剧……是属于更高的美学境界层次的大悲剧”。[84]吴颖还论及“太虚幻境”，他指出《红楼梦》第五回所描写的“太虚幻境”，并不仅是像余英时所论的大观园的缩影，是《红楼梦》的“第二世界”。他认为太虚幻境是《红楼梦》中的彼岸世界也可称为“第三世界”，它有自己的特征和在小说结构与人生哲理涵蕴的多种功能，太虚幻境的主人警幻仙姑要引导《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有所“悟”而入于“正路”，而这“正路”却是“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还有警幻仙姑主持制定的金陵十二钗正副册的对尘世人生的咏叹等，都包含了《红楼梦》深刻、丰富的人生哲理涵蕴；曹雪芹正是通过太虚幻境来体现其对人生之谜、历史之谜的探索意识和企求得到解答的追求精神，这是太虚幻境作为《红楼梦》的“第三世界”的意义所在。忽略了这一点，就无法从社会人生哲理层次去领略《红楼梦》的整个精神实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五回太虚幻境可以说是《红楼梦》的“总纲”。而《红楼梦》电视剧把其作为“无稽”之谈删去，实际上是丢掉了探索《红楼梦》的人生哲理意蕴的钥匙。[85]与此相关，吴颖认为，曹雪芹之所以有关于太虚幻境的描写，其实也是他并通过他的主人公贾宝玉所感知的一种人生忧患和人生无常之感，一种对于人的命运的惆怅、迷惘甚至于“无可奈何”之感，曹雪芹通过这一彼岸世界的描写，尤其是对人物命运的咏叹，不仅体现他对于这人生“无常”的惆怅、迷惘和“无可奈何”，更体现了他对这一人生之谜、历史之谜的积极的求索。而红学史上第一个理解了曹雪芹的《红楼梦》的这层深意，并用哲学理论加以阐述的，吴颖认为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王氏有关“生活之欲”、人生“苦痛”与“解脱”等的论述，还有关于“彻头彻尾的悲剧”、“悲剧中之悲剧”的论述和“宇宙之大著述”、“我国美术史上唯一的大著述”等评语，都是前所未有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86]

       至于《红楼梦》的美学风格问题，自50年代“批俞运动”批判俞平伯的“怨而不怒”之后，红学界一直视为畏途，很少有人再认真进行研究，吴颖发表了《〈红楼梦〉的美学风格论纲》一文，首先指出了白盾50年代的文章对俞平伯的观点进行全面否定的偏激，又引述和分析白盾改革开放后的一篇文章勇于修正自己部分观点的实事求是学风和其文章的某些有价值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展开他对《红楼梦》美学风格的论述，首先梳理了中国传统哲学关于“阴”“阳”、“刚”“柔”两对范畴，论述了清代的姚鼐用“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来作为文论划分的合理性；认为《红楼梦》的整体风格应归属于“阴柔之美”一类。接着展开对《红楼梦》的“阴柔之美”的风格特征的多层次的分析和论证，同时引了另外两部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和《西游记》来作比较论述；又引述中国传统诗教的“思无邪”、“兴、观、群、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审美观念，结合《红楼梦》的实际展开对其“阴柔之美”的又一层次的分析，并举出晴雯之死和曹雪芹的继承借鉴屈原赋而为其主人公贾宝玉所撰的《芙蓉女儿诔》来作例证，以论证《红楼梦》的“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阴柔之美”的风格特征。又进一步结合引述汉魏唐宋以来的诗论文论，从“形象意蕴上”、“表现特征上”、“情感性质上”、“审美效果上”、“总体艺术构思上”乃至“自叙传”上等多个角度 ，论述《红楼梦》的“阴柔之美”的风格特征。最后指出《红楼梦》的总体风格是诗的，“是叙次委曲、节奏舒徐的，是沉郁顿挫、深刻细腻的，而且是容与回旋、摇曳跌宕的，因而，它具有荡气回肠、铭心刻骨、一唱三叹、百读不厌的美感效果”。这就是“《红楼梦》这样的阴柔之美的作品”“美感效果上的非凡特色”。[87]

       综上，吴颖从“人的主体意识”、“人道主义精神”、“启蒙主义精神”等方面，去概括论述《红楼梦》这部叙事文学巨著的整体的思想涵蕴的各个层面，这是颇有学术眼光的。这些方面，红学界此前几乎没有人接触到，起码没有人正面进行论述，吴颖是第一次提出这几个命题进行论述的人，尽管其论述还没有更充分的展开和深入，但应该承认是深具启发性的新观点，对于《红楼梦》研究来说，是具有开拓思路、开阔视野，多角度、多侧面来阐述这部古典文学巨著的思想涵蕴的探索性工作。还有如比较屈原赋和《红楼梦》的美学构成、人生哲理的探索，论述太虚幻境的描写在《红楼梦》人生哲理求索及小说整体结构上的重要作用。这些学术观点都是颇具新意的。对于《红楼梦》阴柔之美的美学风格特征的论述，更是体现出多角度、多层面的层层深入分析的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文论功底，其见解也是深具学术价值的。

       上面所述，是吴颖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十余年有关当代红学史和《红楼梦》研究的主要内容。吴颖这个时期的文学研究，也主要集中于此领域。这样一个时期，尽管从总体的社会环境来说仍有不尽人意之处，但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学术研究的大环境还是逐渐向可以畅所欲言的方向发展着，对于吴颖来说，这是一个迟来的黄金时期，他的毕生追求文学研究的理想，仅在50年代中期的两三年初露头角，尔后便是长时期的受压抑，直到这个时期，虽然从人生来说已是过半百而奔花甲的迟暮之年，却有机遇可以实现他的文学研究的梦想，因而他也格外的珍惜，格外的努力，在他感兴趣的红学领域，一篇篇有份量独立思考的研究文章，可谓喷薄而出，其成就和影响，在学界是有目共睹的，在国内的红学领域，他可以说是自成一家。这个时期，除了红学研究，吴颖还有如上文所述的50年代的几个专题像古典诗词和鲁迅研究等的跟踪研究，还有古典诗文论研究方面的一些文章，再就是还有超过百篇的杂文创作。这里就不多说了。

       吴颖生前出版的著作仅有《红楼梦人物新析》和《鲁迅文论选》两部，而身后出版的则有《辑校汇笺集传李璟李煜全集》、《鲁迅〈故事新编〉研究及其他》和约60万字的《吴颖古典文学论集》等著作。

       四、治学的个性

       吴颖所从事的职业，前阶段是教师，后阶段是学术刊物编辑，但他非常专注执着地追求文学研究。从他的研究实践中，体现出了较为鲜明的治学个性。

       第一，喜欢论辩、论争。他嗜好读书，而且是博览群书，不论古今中外，他都大量购买、阅读，尤其能够在博的基础上做到专。他所从事几个研究领域，他都能基本做到竭泽而渔地搜集到并通读几乎所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来确立他的研究选题。这其实是从事任何研究工作都必须的好习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重复前人的研究，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观点新见解。他尤其喜欢在做这个基础工作之时发现前人研究的一些问题，在提出自己的研究观点的同时，指出前人的观点的问题并提出批评意见，加以讨论，特别喜欢针对该领域研究的名家、大家的观点，或有较高水平文章的观点，他只要看出有问题或不完善，他都非常乐意提出批评、讨论，同时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自己与其完全不同或不尽相同的观点。他认为这样才有利于该领域学术的进步和发展，从而不断地靠近真理。他在上文所述的50年代两个研究领域引起争论的两篇文章，都是如此，改革开放后的当代红学的研究，也多是如此。而且，他还能个性鲜明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只要是他经过反复思考、深思熟虑，自认为没有错的观点和看法，他就勇于坚持。他治学生性好辩，也勇于挑战权威，但不是无原则的胡乱挑战，而是建立在独立思考、深思熟虑基础上的挑战。然而，名气大的研究者和权威，却是仅有较少数能够虚怀若谷地接受某种批评，大多数是即使一点点的批评也接受不了的。这就造成像吴颖这一类的研究者，基本上是不受欢迎的；但吴颖却是一根筋，偏偏不开窍，不买此账，偏偏要坚持、要辩论、要争鸣，要辩出是非、辩出曲直。他还喜欢在文章的引论或结尾处引用孟子的话：“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实际上，好辩是吴颖治学的非常鲜明的个性之一。

       第二，他痛恨政治或权力干预学术，尤其痛恨“权门”的“清客”；反对文学研究的庸俗社会学、庸俗阶级论的倾向。如上面所说，吴颖治学的个性之一是“好辩”，但他是喜欢平等的争“辩”，即公开公平的讨论、争鸣，在“百家争鸣”中使研究逐步向真理靠近，而痛恨那种一边倒的不给对方申辩机会的围攻与大批判，尤其痛恨政治或权力干预下的大批判，还有那种借助某种权力或地位的准定“调子”的居高临下的“批评”；认为那样只会导致研究距真理越来越远。他在改革开放后的当代红学研究，最主要的就是体现他的这一理念和个性，对1954年的“批俞运动”和“文革”“评红热”，他所发表的所有澄清、清算、否定的批评意见，都是建基于此的。他非要在此点上辩明是非，不惜花费许多时间精力，跟踪十余年，就是为了力图彻底否定这种政治干预学术乃至借学术来搞政治阴谋的做法，力图使这种损害学术正常发展的“运动群众”的做法能够为学界所抛弃而彻底绝迹。在吴颖的文学研究实践中，他特别不能容忍的是鲁迅曾经批评揭露过的“权门”的“清客”一类的“帮闲”学者。也即是，对于那些不顾学界的广泛批评，专门出来为政治干预学术或借学术搞政治阴谋或其既得利益者，加以千方百计的刻意回护，加以弯弯绕绕的肯定评价，为其制造诸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白，甚至把其硬塞上当代“红学革命”“典范”宝座的研究者的文章。在吴颖的研究领域，他几乎是一见到这种文章，便立即挥笔上阵，予以批评、辩论、反驳，他对此类文章的理论架构的反驳和拆卸，是不遗余力的，几乎是把其拆卸得一片狼藉的。而对于像曾经在“批俞运动”中发表过一些过火的全面否定的批评意见，过后自己有所反思、有所修正的研究者，如批评过“钗黛合一”说的聂绀弩、批评过“怨而不怒”说的白盾，乃至始作俑者而后来有过自我批评的蓝翎，他则是真诚地加以肯定，并认为是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学界逐渐恢复的标志。至于他的反对文学研究的庸俗社会学、庸俗阶级论的倾向，则是在经过一定的实践之后才醒悟的。他在从事文艺思想研究的最初时候，自己也是有过这种“左”的毛病的，不过他在发现政治干预学术的不能平等争鸣，只有“左”的一边倒的政治大合唱的现实之后，很快认识到这种倾向是文学研究向真理靠近的重大障碍，马上便醒悟过来，尔后终其一生，便都是自觉反对和批评文学研究的庸俗社会学、庸俗阶级论倾向的。

       第三，善于独立思考，勇于提出新问题，勇于提出与众不同的学术观点。吴颖的治学，视野开阔，他对古今的人文发展历史、文学发展历史，均有宏观的把握，因而他对所从事的领域历史上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有比较准确的认识和把握。他不仅善于批评，也善于继承，如对于五四时期新红学的鲁迅、俞平伯、胡适等的有价值的观点，他就是继承多于否定，尤其是对于鲁迅的观点，尽管仅是片言只语，他的有关贾宝玉的研究，就是受到鲁迅的“知人性之深”、“多所爱者”、“看见许多死亡”等片言只语的启发，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发挥，写出他对这一典型形象的独特理解和阐释，又进而从这一中心形象的活动实践及其与众多人物的关系中，体悟出《红楼梦》的整体思想涵蕴上的人的主体意识、人道主义精神和启蒙主义精神这些层面。他从这些角度提出命题和加以阐述论证，无疑对《红楼梦》研究开拓思路、开阔视野，是有相当的启发性的。对于俞平伯的若干学术观点，不管其受到怎样的批判和否定，说得一无是处，他却与众不同地、非常明确地提出都有必要进行实事求是的重新评价，对其一些论点，如“钗黛合一”、“为十二钗作本传”等，都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还有对王国维的历来受到否定批评的《红楼梦评论》中的主要观点，他也与众不同地进行具体分析，加以非常肯定的评价，指出其在红学研究史上的划时代意义。这些，也是吴颖治学的鲜明个性之一。

       第四，在他的编辑工作的实践中，也是个性鲜明的。他坚持以学术水平为取舍标准，决不例外，他厌恶不认真研究，不下苦功做学问，为求发表而东拼西凑、东抄西摘的文章，对这类文章，他是坚决退稿没商量的。他也常碰到此类文章的作者夸夸其谈，说他的文章如何有独创性，如何有新观点。遇到此种情况，他不惜花工夫查找来源，指出某书、某刊物某期已有过“类似”文章，你的文章某段某观点是从何而来的，予以拆穿。而对于真正下工夫研究而具有新观点新看法的来稿，即使还不那么成熟，他也非常喜欢，并乐意加以指导、点拨，帮助其修改成熟，尤其对青年学人和初入道而有潜质者，他更是多方奖掖、鼓励，毫无保留地指导其读书做学问的方法，无论是熟悉的或是不熟悉的人，他都一视同仁，这是吴颖作为学术刊物编辑的一贯做法。就笔者所知，潮汕地区现在50多岁到70多岁的文史方面的学人，起码有小半是受过吴颖某个方面的指导和点拨的，有一些现在已不在本地，而是名牌大学的非常著名的学者了。其实，也不仅限于潮汕籍，外地也有一些投过稿的中青年学人，受过其某方面的指导，过后经常保持联系，认作老师，甚而有后来成为合作者的。这些，则是吴颖在编辑工作中治学个性的体现。

       上面，我们分两个时期，对吴颖从事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作了较系统的介绍和评述，并略及其治学的个性。吴颖一生，能从事他喜欢的文学研究的这两个时期，只是他初入道的青年时期和过半百奔花甲的老年时期，从这两个时期的研究实践和成就看，他是颇有这个方面的禀赋和执着追求的，这样看来，中间一段长达22年的最好年华，由于“扩大化”而完全“空白”，是非常可惜的。不过，他还是幸运的，毕竟在晚年，能够从事他喜爱的事业，并有所成就。吴颖辞世时，灵堂上贴着他的工作单位汕头大学学报编辑部所撰的一副挽联：“翰墨文章霸气灵气正气；书生报国热泪热血热肠。”以“霸气灵气正气”来形容吴颖文学研究的“翰墨文章”，是颇为恰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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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平资料参见尔迟：《吴颖传略》，《汕头文史》第十六辑，1999年出版，第209-226页。

[2][3]吴颖：《关于李煜词评价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75期，1955年10月16日。

[4]毛星：《评关于李煜词的讨论》，《人民日报》1956年2月23日。

[5]引自毛星：《评关于李煜词的讨论》，《人民日报》1956年2月23日；毛星：《关于李煜的词》，见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李煜词讨论集》181-209页；毛星的座谈会发言，见《李煜词讨论集》121-125页，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

[6]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李煜词讨论集》第1页“出版说明”，作家出版社，1957年出版。

[7]吴颖：《重新论定李煜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5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中国古、近代文学研究》1985年第17期转载。

[8]《文学遗产》1985年4 期。

[9]吴颖、吴二持、李来涛：《辑校汇笺集传李璟李煜全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10]吴颖：《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文艺月报》1956年9月号。

[11]李桑牧：《“故事新编”中的主要作品是针对现实的讽刺作品，还是历史作品？——读了吴颖同志的“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一文以后》，《文艺月报》1956年11月号。

[12]王西彦：《论〈故事新编〉》，《新港》1957年3月号。

[13]参见文艺月报编辑部编，吴颖等著：《〈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和艺术风格》一书，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出版。

[14]文艺月报编辑部编，吴颖等著:《〈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和艺术风格》“前记”，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出版。

[15]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第190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16]吴颖:《历史小说的真实性和倾向性——三论如何理解〈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韩山师专学报》1981年第3期。

[17]吴颖:《〈故事新编〉研究诸问题的第四次商略》，《韩山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

[18]吴颖、吴二持《〈铸剑〉新论》，《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9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鲁迅研究》1989年第4期转载。

[19]吴颖、吴二持:《鲁迅创作〈故事新编〉的心态及其对作品的自评》，《海南师院学报》1991年第1期。

[20]吴颖、吴二持:《重评几十年来〈故事新编〉论争双方的主要论点》，《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93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鲁迅研究》1993年第3期转载。

[21]吴颖、吴二持:《〈故事新编〉与历史的美学机制》，《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92年第1期；收入《空前的民族英雄——纪念鲁迅110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22]吴颖:《人类初始的辉煌——〈补天〉新论》，《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93年第3期。

[23]吴颖:《鲁迅立人思想的一个侧面——再论〈补天〉》，《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94年第3期。

[24][25]吴颖、吴二持:《鲁迅〈故事新编〉研究及其他》，汕头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6]吴颖选编:《鲁迅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27]尔迟:《吴颖传略》，《汕头文史》第十六辑217页，1999年出版。

[28]吴颖选编:《鲁迅文论选•后记》，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29]吴颖：《评〈红楼梦〉评论中流行过的几个论点》，《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红楼梦研究》1979年第6期转载。

[30]李国涛：《“谈情掩盖政治斗争说”质疑》，《光明日报》1978年12月12日；丁振海：《谈〈红楼梦〉研究中的方法问题》，《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

[31]吴颖：《关于〈红楼梦〉评论中的一种理论倾向——读〈漫说红楼〉》，《学术研究》1980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红楼梦研究》1980年第5期转载。

[32]吴颖：《再评“爱情掩盖政治斗争”说》，《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

[33]王一纲：《从第四回看〈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3辑。

[34]吴颖：《社会学分析不能代替文艺学分析》，《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

[35]李广柏：《回顾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中主观唯心论的批判》，《华中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36]胡文彬：《〈红楼梦〉研究三十年》，《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2期。

[37]王延龄：《略论新红学派》，《读书》1980年第7期。

[38]刘梦溪：《红学三十年》，《文艺研究》1980年第3期。

[39]丁振海：《也谈“文革”中的“评红热”》，《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

[40]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文史哲》1954年9月号，同年《文艺报》第18期转载；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4年10月10日。

[41] 吴颖：《关于五十年代“批俞运动”的评价问题——读刘梦溪同志〈红学三十年〉有关论述质疑》和《当代红学史论三题——关于“批俞运动”的几点质疑》，均见《吴颖古典文学论集》，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出版。

[42]李冰之：《论李希凡的自我“解剖”》，《作品》1978年第10期。

[43]刘梦溪：《红学十题》，《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44]吴颖：《当代红学史论三题——关于“批俞运动”的几点质疑》，《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红楼梦研究》1986年第3期转载。

[45]俞平伯：《红楼梦简说》，《大公报》1953年12月19日；俞平伯：《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东北文学》1954年2月号。两文结尾这段文字相同。

[46]吴颖：《关于“钗黛合一”说的评价问题》，见《吴颖古典文学论集》，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出版。

[47]吴颖：《“为十二钗作本传”说辨正》，《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4期。

[48]吴颖：《重新认识鲁迅论〈红楼梦〉的几个主要论点》，《韩山师专学报》1982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红楼梦研究》1982年第11期、《鲁迅研究》1982年第11期同时转载。

[49]刘梦溪：《读〈也谈“文革”中的“评红热”〉书后》，《文学评论》1981年第3期。

[50]吴颖：《评〈读《也谈“文革”中的“评红热”》书后〉》，见《吴颖古典文学论集》，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出版。

[51]罗源整理：《关于“文革”中 “评红热”问题讨论的来信综述》，《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

[52]吴颖：《当代红学的一个理论是非问题——对八一年前后“评红热”论争的再探讨》，《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红楼梦研究》1986年第2期转载。

[53]吴颖：《关于“水平和质量”及其他——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的选编》，《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7年第2期。

[54]杨光汉：《两次红学革命的思考》，《思想战线》1987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红楼梦研究》1987年第2期转载。

[55][56][61]吴颖、吴二持：《当代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和“路向”问题——与余英时先生、杨光汉同志讨论》，《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8年第1、2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红楼梦研究》1988年第4期转载。

[57]杨烽：《试谈“红学”的迷误》，《江汉论坛》1990年第4期，《新华文摘》1990年第8期转载。

[58]张国光：《对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的深层反思》，《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4期。

[59]于绍卿：《〈红楼梦〉研究的反省与批判》，《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60]吴组缃：《红楼梦学刊要开展论争》，《红楼梦学刊》1987年第2辑。

[62]马国权：《回顾与思考——庆祝〈红楼梦学刊〉创刊十周年》，《红楼梦学刊》1989年第2辑。

[63]吴颖：《“批判者的悲剧”——80、90年代之交红学理论走向转折述论》，《海南师院学报》1991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红楼梦研究》1991年第4期转载。

[64]石昌渝：《政治介入学术的悲剧——对1954年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思考》，《文学遗产》1989年第3期。

[65][66]冯其庸：《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方论丛》1981年第2期。

[67]吴颖：《要加强〈红楼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读〈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南宁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

[68]周汝昌：《什么是红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69]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70]陈国凯：《文坛志异》，《羊城晚报》1984年9月2日、3日。

[71]吴颖：《论宏观红学——关于红学突破问题的一个思考》，《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5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红楼梦研究》1985年第3期转载。

[72]吴颖：《红学和群众关系的若干问题——对于“红水泛滥”批评意见的思考》，《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6年第1期。

[73]吴颖：《〈红楼梦〉电视剧的制作应接受那些教训——冯其庸〈看电视剧《红楼梦》及其他〉读后》，《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8年第3期。

[74]吴颖：《论贾宝玉形象的历史内容》，《韩山师专学报》（节录稿）1981年第1期；吴颖《红楼梦人物新析》第1-7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75][76][77]吴颖：《论林黛玉形象的历史意义》，《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十二辑（压缩稿），1985年出版；吴颖《红楼梦人物新析》第73-13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78]吴颖：《论薛宝钗性格》，《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十辑，1983年出版；吴颖《红楼梦人物新析》第139-17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79]吴颖：《论花袭人性格》，《红楼梦学刊》1985年第1期；吴颖《红楼梦人物新析》第178-20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80]俞平伯等著，栖花编：《名家图说薛宝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出版；宋淇等著，王翠艳选编：《名家图说四大丫鬟》，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出版。

[81]吴颖：《论〈红楼梦〉的人的主体意识》，《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6年第2期。

[82][86]吴颖：《关于〈红楼梦〉的人道主义精神——兼谈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7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红楼梦研究》1987年第2期转载。

[83]吴颖：《关于〈红楼梦〉的启蒙主义精神》，《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8年第4期。

[84]吴颖：《漫谈屈原赋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9年第4期。

[85]吴颖：《论太虚幻境——兼评电视剧〈红楼梦〉的编导思路》，《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7年第4期。

[87]吴颖：《〈红楼梦〉的美学风格论纲》，《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7年第3期；收入吴颖《红楼梦人物新析》第208-24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作者简介：吴二持（1955-），男，广东揭西人，韩山师范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编审。

       本文刊于汕头大学新国学研究中心 王富仁主编《新国学研究》第13辑，中国书店201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