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书院之名，肇始于唐代，最初为私人的书房。后来官家设书院（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即725年，丽正修书院改名为集贤殿书院），负责刊辑经籍、搜求遗书、辨明典章。这是官方的修书馆加上图书资料室。唐末至五代，战乱频仍，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模仿时已兴盛的佛教讲经制度创立书院。书院于是成为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教育形式之一，兼有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种功能。书院在宋代高度发展，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河南应天府书院和嵩阳书院四大书院，盛极一时。明清两朝，民间书院与官办书院广为分布，对推动全国的文化教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书院形式也传播海外，特别在东亚、东南亚所谓的儒家文化圈内，更著影响。 晚清，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封建帝国走到末路。革故鼎新的呼声高涨，科举制度废除，各级书院也都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传统的书院不复存在。 但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担忧传统文化的湮灭不彰，钱穆先生于20世纪中叶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是为香港中文大学前身。在大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发展与文化重要作用的日益显现，又掀起了读诵经典，践行传统文化的热潮。全国各地纷纷恢复重建或新建书院，旨在续接文脉，振兴国学。 云南大学的前身是东陆大学，创办于1923年。云南大学东陆书院成立于2013年，时为学校创立90周年之际。书院以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秉承东陆学术精神，涵养博雅学术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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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惟达 走在今日的云南大学东陆园，以八十六岁的高龄仍几乎每天到图书馆翻阅报刊查找资料的，绝无仅有，而这正是蒙树宏先生数十年来保持不变的习惯。 蒙树宏先生是中文系教授，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从未懈怠，其坚守精神与累累成果，为后辈学人所感佩。蒙先生待人谦和平易，不管对方身份是什么，称呼常用“同志”，哪怕是对自己教过的学生也不例外。先生说话，带有浓厚的南方口音，因为怕人听不懂，总是慢声细语，温文尔雅。对中国现代文学及云南文学界那些过往的历史，先生清清楚楚，烂熟于心，遇到有谁向他请教，热情而坦诚，倾其所知相告。学界称蒙先生“心志淡泊，性情宁静，甘守寂寞，不汲汲于名利，故能沉潜学术，探颐致远；治学严正平实，一丝不苟”陈友康：《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 观蒙先生的一生，历尽沧桑，其经历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尽管在求学治学的道路上遭遇坎坎坷坷，但先生始终坚守着一个向学的信念，以书为友，以笔为友，故终成大器。 20世纪20年代末期，蒙先生出生在广西藤县山区的一个地主家庭。家中虽有一些田地，但要供四个子女读书，经济并不宽裕。父亲曾毕业于梧州一所桑蚕技术学校，本想以此创一份新的家业，但逢战乱，桑蚕市场不景气，家庭仍是以务农为主要生计。蒙先生的家庭和旧时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一样，不论贫富，皆奉读书为人生的出路，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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彦山 蒙树宏先生的文集即将付梓，嘱我写序，实在是荣幸的事。我愧为先生的学生，对先生的学问仅及皮毛，对先生之学术专攻又没真正继承。欣慰者，先生的人品道德我感受颇深，铭记在心。三十多年来，一直引为自勉未敢放松，规范自己的行为和坚持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 当年先生授教，要求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生第一学年的每日必须在图书馆翻阅清末民初至1949年以前所有的文学杂志，每一本每一期都不能缺漏。他说：第一手资料最重要，要不厌其烦认真细读，认真消化。对于某些史料和问题的新发现或了解，须质疑、考证，不应轻易下结论。若有所得，更要如履薄冰，要有旁证、佐证，才能说服别人，说服自己。这样，才能掌握“史识”。蒙先生认为鲁迅研究者注重史识，更应该有“史德”。任何生造捏造，任何为迎合“政治”需求和媚俗从众而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臆想”和“历史”，都是最不可取之事。 云大中文系三年学习期间，我写了《鲁迅和他的影子——读〈孤独者〉》《鲁迅美学意识刍议》（赵仲牧老师指导）、《鲁迅的怀疑精神与证伪的逻辑思想》三篇作业；完成毕业论文《鲁迅与胡适》（蒙先生与全振寰老师共同指导）。每一篇蒙先生都认真严肃地进行学术把关，特别重视论点确立的依据与论证过程的逻辑辨析。另外，对所有引用资料的出处，他都一直提醒要做到完整准确。甚至个别标点符号他都亲自改错。 先生一直要求自己，也要求学生：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先生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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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 对于“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作家，研究最深入、成果最丰盛的，当然首推鲁迅；不仅对他的生平、思想和作品都有为数甚多的著作或论文，而且还有综述这些成就的《鲁迅研究史》。仅就“年谱”而论，我已见到的就有五种之多；要在同一领域内有所突破，取得新的进展，确实是需要深厚的功力的。蒙树宏同志的《鲁迅年谱稿》由于体例有别，自然不能说是后来居上，但他对谱主1918年以后的著译一般不作评介，略他人之所详，而把重点放在学术深度上；对于一些目前尚未解决或有歧说的问题，辛勤搜求资料，详加辨析，以确凿的证据，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这样的务求翔实的事例，在本书中并不是个別的，而是贯串全书的，这就使本书有了自己的特色，在学术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作者身处南疆，默默耕耘，历时十载，反复修订，这种精神十分可贵。他不满足于已有的“定论”，着意搜求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全书所引资料来源除鲁迅著译外，计书报杂志共二百余种），反复考核，力求准确，不但订正了已出版的有关资料的错误，而且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如“鲁迅是由什么单位保送去日本留学的?”1938年版《鲁迅全集》附《鲁迅先生年谱》周作人执笔部分提出是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的，由于周作人的特殊地位，以后一般论文与资料都沿用了这一说法。现在，蒙树宏同志根据《清朝续文献通考》《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特别是《周悫慎公全集?设立督练公所办理情形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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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年谱分谱主事迹、按语和大事记三部分。谱主年龄基本上以实岁计算，事迹包括著译和直系亲属的情况等。大事记部分，凡国内外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大事记于前，名人、亲友之生卒记于后。 二、1911年以前的事迹、1922年（因该年的《鲁迅日记》已遗失）的事迹，采用从宽。1912年以后的事迹和《鲁迅日记》已记之事迹，采用从严。 三、1918年以后的著译等，不一一列目和评价，但每年之末均列统计数字，以供参考。 四、大事与谱主事迹有直接关系的，编入谱主事迹内，不再另列。如在谱主事迹中容纳不下大事的某些方面，则在大事记中补列。有些大事如时间延续较长，则适当加以集中，以便介绍全过程。 五、年、月、日均记公历，用阿拉伯数字标明，必要时附以旧历。 六、比较重要的或者有争议的材料，均注明出处，以便复核。 七、经常提及和引用的书籍，为了节省篇幅，采用代号或简称： （1）《鲁迅全集》（16卷本）用阿拉伯数字标卷数并用书名号括起来。例如“〈1〉，第415页”，即指16卷本《鲁迅全集》的第1卷的第415页；余类推。1958年版《鲁迅译文集》也是用阿拉伯数字标卷数而用六角括括起来，并在六角括之前加一“译”字。 （2）《鲁迅日记》简称《日记》，日期以后加引号的文字，凡录自《日记》的，均不再注明出处。 （3）凡引用到《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编印的《鲁迅在绍兴》《鲁迅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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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5日（旧历八月初三），诞生于浙江省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周家，名樟寿，号豫山，后改为豫庭，再改作豫才。1898年到南京读书时改名为树人。“鲁迅”则是1918年写《狂人日记》时才开始用的笔名。 本年，曾祖父以埏（字苓年）已卒，曾祖母戴氏（约1814—1893）还健在。 祖父名致福（1838—1904），后改福清，字介孚，1867年中举人，1871年中进士，1874年由庶吉士散馆，选授江西金溪县知县。1878年因案被革掉了知县职务，改充教官；1879年遵例捐升内阁中书，10、11月间到内阁任职（据《东华续录》，光绪卷115浙江巡抚嵩骏奏本）。祖母孙氏已卒，继祖母蒋氏（1842—1910）还健在。 父亲凤仪（1861—1896），又名文郁、仪炳、用吉，字伯宜，闲居在家。母亲鲁瑞（1858—1943），是举人鲁希曾（做过户部主事）的三女，“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7〉，第82页），思想比较开通（放脚、剪发，喜看报纸和关心时事）；当鲁迅往南京读书时，“时人尚迷恋科举，多以改途为非，相率阻止，先母弗听焉”（周作人：《先母事略》。收在《文坛史料》一书中）。鲁迅曾佩服地说：“我的母亲如果年轻二三十年，也许要成为女英雄呢。”（《欣慰的纪念》，第146页） 本年，距1840年的鸦片战争41年，距1850年的太平天国起义31年。 2月，中俄签订《伊犁条约》，沙俄把我国伊犁西部的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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