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我们的四十年》韩师77、78级校友回忆录郑培贞师恩难忘 我学习的专业是英语，尽管韩师1977年有招大专生，但英语专业是到我们这一级才开办。我们所修的课程有很多种，当时课程分得很细，有精读、泛读、听说、语法，第二外语，即日语。后来还开设一些公开课，包括教育学、心理学、哲学、政治经济学、中文、体育。教材很多套，本专业英语就有很多课程设置。我感觉我们那时候的读书，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没有走过场的读书。 在韩师学习期间，有三位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他们是陈宗民老师、苏子锐老师和罗英风老师。 陈宗民老师是缅甸归侨，当时是我们英语专业的主任，主要教授听说课。陈老师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意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立志回祖国，为中国建设出力。但那些人不遂人意，四处碰壁。他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理想，直到“文革”结束后，毅然决然回国，而且选择来到韩师，这时候老师已年近半百。想不到，陈宗民老师一走进课室讲台，就表现出精力非常充沛，甚至比一些年轻人更有活力。 记得上听说课，陈老师每讲一段话，即要求学生们或个别或集体交替复述，最后则整段复述。这样，大家精神高度集中，不敢有丝毫懈怠，接着，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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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我们的四十年》韩师77、78级校友回忆录黄越缅怀恩师陈哨光 我读小学的时候，课余曾听老师们评论：专家学者型的著名教师，潮州是陈哨光、吴颖、杨芳笙；揭阳是“三仕一风”。什么是专家学者型的教师呢？读小学的我当然不懂，但看到自己尊敬的老师谈起他们时那种肃然起敬的样子，我就明白那一定是了不起的人物。后来我到韩师中文科求学，第一天就听人说中文科的主任是陈哨光老师，我顿感在韩师一定能学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并期待早一点一睹陈老师的风格。终于等到陈老师来上课了。“铃……”陈老师踩着铃声走上讲台，他给我们讲中文科的课程设置。我细细端量他：身材伟岸，像一株挺拔的红松，古铜色的皮肤，理“运动式”发型，炯炯有神的眼睛流露出温和的表情。外表看不出是个专家学者，倒有点像个农民。他讲课时语音不高不低，语速不快不慢，但富有亲和力，听起来十分舒服。 陈老师教《文选与习作》。这门课大学要不要讲？如果要讲，怎么讲才好？历来争议很大。鲁迅先生、罗常培先生都主张不要讲。罗常培先生说过：“大学不是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鲁迅先生也讥笑过“小说写作”之类的东西。陈老师却认为写作有基本规律、基本方法。学生要写作文，必须掌握基本规律、基本方法才能写好。全国作家协会举办过几期作家进修班，讲写作的基本理论，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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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我们的四十年》韩师77、78级校友回忆录许敦华感念师恩 当年我们就读的“汕头地区师范学校”是潮汕地区最高学府，这里汇聚了潮汕地区一批教学经验丰富很有名望的教师。他们有的是原师专时期留下来的，有的是汕头地区辖区内潮安、揭阳、汕头等县市调来的，如陈哨光、林仕松、林庆瑞、陈国梁、陈宗民、罗英风等等，他们都是当时潮汕地区教育界的知名教师。以这批老教师为领军人物的师资队伍，奠定了韩师优良的教学质量——在省内同类学校中名列前茅的扎实根基。 在教过我们的老师中，我最敬重的是陈哨光和张惠璋两位老师。 第一次见到陈哨光老师的名字，大概是在1962年读初二的时候，有一天路过东门楼工人文化宫，看到城墙上一张海报，（当时社会上时兴讲古——说书），海报上写着《野火春风斗古城》，主讲人：陈哨光。因为《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小说我看过，印象比较深刻，当时还不知道陈哨光是韩江对岸地区师范学校的教师，直到1978年5月入学后，陈老师向我们介绍中文专业课程设置，我才第一次见到他：一米八几的个头，身材高大，古铜色的面庞，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讲话有条有理，不拖泥带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老师的印象。后来得知他是学校中文科（系）主任。早在1958年韩师办师专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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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二持 吴颖是当代国内文学研究颇有影响的人物，是当代潮汕本土第一位面向全国从事文学批评与研究，与国内高层次学者对话的潮汕学人。其治学涉猎的范围很广，有关于古典文学的古典诗词、古代诗论、古典小说等，尤其是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研究、当代红学史的研究与批评，有较高的成就；还有现代文学的鲁迅研究，尤其是鲁迅《故事新编》的研究，前后历经半个世纪，反复辨析申论，挖掘评论作品的思想意蕴和艺术成就，或可称其自成一家之言。 吴颖的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一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这时期的吴颖，刚涉足文学研究领域，可谓初生牛犊，以其独立思考，大胆敢言，一鸣惊人，在文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曾经由他的文章引发了国内两场学术论争：有关李煜词评价问题的论争和有关鲁迅《故事新编》体裁性质的论争，都有较大的影响和成就，这期间还有对中学语文教材所收古文的研究等。二是改革开放初期至90年代初吴颖辞世这段时间，吴颖的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当代红学史和《红楼梦》研究领域，一方面是对上世纪50年代“批俞运动”以来直至“文革”“评红热”的政治干预学术的恶劣影响和由此而来的“左”的庸俗社会学、庸俗阶级论的理论倾向的否定批评，力图对其恶劣影响和理论倾向进行较彻底的清算和纠正，使红学研究能够在新红学的胡适、俞平伯、鲁迅为代表，当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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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颖便是被“激起不满情绪”的研究者之一，他接连写了《关于五十年代“批俞运动”的评价问题——读刘梦溪同志《红学三十年》有关论述的质疑》和《当代红学史论三题——关于“批俞运动”的几点质疑》等文章，除了对刘梦溪的“批俞运动”“有一定必要性”，仅“存在着缺点和极限”提出批评和质疑；以及对刘文把极左的责任推向“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从而抹杀和粉饰“批俞运动”的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进行辨析和批驳外，也不客气地指出刘梦溪在“四人帮”搞评《水浒》阴谋和评《红》阴谋时期，曾经是积极分子，发表过诸如《〈红楼梦〉的反孔学精神》（《山西日报》1974年7月20日）、《〈水浒〉和〈红楼梦〉》（《光明日报》1976年1月24日）、《从版本问题看〈红楼梦〉研究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辽宁大学学报》1976年第4期）等带有浓厚“帮”味的文章。文章还进一步论述刘文有关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两篇文章[40]，是“应运而生的”，“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论断，指出尽管李、蓝的文章“一开始就带有某些‘左’的偏激情绪”，“但基本上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未可厚非的”，而《文艺报》转载时所加的有所保留的“按语”，更是“大体正确的，有分寸的，切合实际的”。但从这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文艺报编者”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可耻的投降主义”，这种指导思想的介入之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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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谈屈原赋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一文中，吴颖论述了作为中国最伟大的抒情诗的屈原赋，是《红楼梦》生活理想和美学理想的传统之一，和《红楼梦》可以说是后先辉映，而且，曹雪芹为他的主人公写出《芙蓉女儿诔》那样一首《红楼梦》的主题歌，恐怕也是受到屈原赋意蕴上和构思上的某种启示的结果。在深入人类心灵以至深入人生之谜、历史之谜这一层次上，屈原赋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尽管两者所面向的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的黑暗势力和落后的文化淤积，但其敌视和阻碍人的心灵的解放，却是相通的，因而作品所发出的解放人的心灵的怨愤和倾诉，也是相通的。文章通过对屈原赋和《红楼梦》几个人物宝玉、黛玉、妙玉的心灵受压抑的分析论述，特别是对《芙蓉女儿诔》的分析论述，指出“人类美好的心灵被禁锢、被压抑、被践踏、被扼杀的悲剧，才是最为荡气回肠，最为惊魂动魄的大悲剧……是属于更高的美学境界层次的大悲剧”。[84]吴颖还论及“太虚幻境”，他指出《红楼梦》第五回所描写的“太虚幻境”，并不仅是像余英时所论的大观园的缩影，是《红楼梦》的“第二世界”。他认为太虚幻境是《红楼梦》中的彼岸世界也可称为“第三世界”，它有自己的特征和在小说结构与人生哲理涵蕴的多种功能，太虚幻境的主人警幻仙姑要引导《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有所“悟”而入于“正路”，而这“正路”却是“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还有警幻仙姑主持制定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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