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山 《红楼梦人物艺术谈》原稿十二篇，是一九八一年至八二年间在原《韩山师专学报》总编辑吴颖老师指导下，我和黄志鸿同学共同讨论各自执笔完成。当年，吴老师在中国“鲁迅研究”和“红楼梦研究”学界享有盛誉，我们二位78级中文专业学生，正是在吴老师亲切关怀和热情鼓励下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 吴老师解放前参加革命，又自学成才，五十年代时在魏晋文学研究取得成果。他为人正直敢言，后来被打成潮汕地区大右派。他历尽艰难，始终不坠青云之志。打倒四人帮后恢复工作，他先后出任《韩山师专学报》和《汕头大学学报》编辑部总编。期间，二家学报在全国学术刊物都享有一定的地位，涌现出一批较有质量和见地的文章。许多潮籍学子学人，也因此获得培育和发展。例如，北大著名教授陈平原君，当年甚得吴老师赏识，先后在二家学报也发表了不少文章。 吴老师走了，当年没有送最后一程，一直成为终生遗憾。我们要永远纪念这位潮汕贤人学者。学习他刚正不阿，热爱土地和人民；学习他恪守文人操守，一向不媚俗不从众的独立学术精神。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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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9月，收到祖父从北京寄回的《诗韵释音》（沈昼卿著）一部（据《学术月刊》，1981年第7期，第80页）。 本年，各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在巴黎开会，把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决定成立“第二国际”。7月14日，“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成立大会。 10月29日（旧历十月初六），李大钊生（1927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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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文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和革命家。在针对敌人营垒和敌对思想的斗争中，他非常重视战斗艺术。在书信和杂文等当中，他多次谈自己的战略和策略。首先，他认为要敢于斗争，“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在他的晚年，虽然他病况很重，体重才70多市斤，“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但是他的斗争仍十分的勇猛。他大义凛然，穷追猛打，不管是敌人的明枪，也不管是“朋友”的暗箭；不管是无耻的恫吓，也不管是凶残的暗杀，都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斗志。其次，他认为对战斗不要掉以轻心，要稳扎稳打，不应盲目冒进。他既重视那些“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的大文”，也着重研究阴面的五花八门的战法，甚至在写小说时，他也留意斗争的策略，极力避免发生副作用，他说： 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我就用“赵太爷”，“钱太爷”，是《百家姓》上最初的两个字……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预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鲁迅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人们对鲁迅的战斗艺术历来是相当重视的，周恩来曾说，鲁迅“是一个最好的战斗的战略家，又是一个最好的文艺的战略家”。陈毅说，鲁迅的“打击方向准，是非严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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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人民出版社于今年六月间出版的云南省初中试用课本《语文》第一册上，收有鲁迅致山本初枝夫人的两封信。第二封信，《语文》第一册根据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书信选》，说是写于1934年7月11日。在这以前，1952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鲁迅书简补遗》一书，也说这封信是鲁迅在1934年写的。这些书所标的写信年份似乎不对。譬如这封信说“《明日》第四号亦已收到”，可是，早在1933年9月29日，鲁迅就收到山本初枝所寄赠的《明日》第五号了（见《鲁迅日记》，第944页）。如果这封信确写于1934年，那么就会使人发生怀疑：为什么《明日》第五号在第四号之前十个月就已收到呢？从第二封信所谈的一些内容来看，也并不发生在1934年。如“他们现在制造了谣言，说我已经逃到青岛去了”，这就是指反动刊物《社会新闻》第四卷第一期（1933年7月3日出版）上的恶毒污蔑。它们说“上海暗杀之风甚盛”，文人“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进而造谣攻击鲁迅“以避暑为名离开了上海”，“赴青岛”去了。在《伪自由书•后记》里，鲁迅就把这谣言录下来示众。又如信中说“现在正收到增田君写来的信，和他自己画的庭院，书斋和孩子的画”，这就是指1933年7月11日收到的增田涉四日写、六日发的信。鲁迅在当天的回信中就说到增田所画的庭院和关于他的孩子“木实君的画像”（参看《鲁迅致增田涉书信选》，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第131页）。如果鲁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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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二持 《红楼梦》是中国叙事文学的高峰，自其问世以来，一直就评论不断，而且长盛不衰，后来甚至于产生了一门与世界文学的莎士比亚研究的“莎学”并驾齐驱的显学——红学。在红学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几个流派：最早是以与《红楼梦》作者同时人的脂砚斋为代表的评点派；稍后是以涂瀛为代表的，采用二十四史“传论”的方式对《红楼梦》人物进行评论的传论派；再后是清末以王梦阮、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再就是上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著者生平的考证派。依笔者看，传论一派当是《红楼梦》研究最为中心、最具美学和历史价值的研究方向；自上世纪以来，这一方向的研究可谓是名家辈出，像王昆仑、吴组缃、王朝闻、蒋和森等，都是这一方向研究的佼佼者。本书的主要内容，则是承接这一派的基本方向而又有所发展创新，对《红楼梦》的主要人物形象，进行美学的历史的细致分析评论，而又采用较为轻松活泼笔调的新尝试的力作。 本书的写作时间，距今已有三十余年。说起来也有些凑巧，书稿搁置于笔者箧中，也已有二十多年，因而也可说笔者是本书写作及书稿保存的见证者。这是因为本书写作的发起人、作者之一的吴颖，乃是家父。家父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还是个青年的时候，就已涉足文学研究领域，而且像初生牛犊，以其独立思考，大胆敢言，一鸣惊人，在文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曾经由他的文章，引发了国内两场学术论争：有关李煜词评价问题的论争和有关鲁迅《故事新编》体裁性质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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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年前后，每年大都有机会随母亲到外祖母家去，和农村的孩子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约在1892、1893年，和“忙月”章福庆的儿子运水至为要好。这些生活经历，鲁迅后来概括进《呐喊》的《社戏》和《故乡》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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