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问题，就我所看到的有关鲁迅的论文或资料等，均说鲁迅是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去留学的；似乎没有人公开提出异议。 这一说，最早见于1938年版《鲁迅全集》上的《鲁迅先生年谱》。上面说鲁迅于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这年谱的1909年以前的部分，事实上是由周作人撰写的（但当时他不愿署名）。 其实，周作人在这里是以意为之；把自己留学时的保送单位和鲁迅留学时的保送单位混淆起来了。据香港出版的《知堂回想录》，乙巳十一月廿八（即1905年12月24日），周作人在北京开始参加留学考试，十二月初二日（12月27日）考毕。这个时候，江南督练公所已经成立，所以，周作人考中以后，即由江南督练公所保送去留学。 据刘锦藻撰《清朝续文献通考》第二册所载，总理练兵处“会奏陆军营制内载，凡各省新军，业经练及一协以上者，应于省会设立督练公所”（卷137《职官32》）。刘在按语中谈到，最早成立督练公所的是直隶省，时间是光绪三十年。又查中华书局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二辑《清末新军编练沿革》，内载有《江苏陆军第九镇及第二十三混成协》一文，撰写者在“说明”中说：“光绪三十年十二月，督练公所成立。”但是，这个督练公所是否就是江南督练公所呢？我自己很拿不准。后来，承南京图书馆函告，指出据《周悫慎公全集?设立督练公所办理情形折》，江南督练公所成立于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即公元1905年1、2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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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之的《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收文三篇，即综合性的《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介绍和研究鲁迅小说《离婚》《伤逝》的《辛亥的女儿》和《一出悲壮剧》；另外，附录了《离婚》和《伤逝》。 我入藏的该书为土纸本，于1942年4月由桂林民范出版社发行，三户图书社总经售，开本为12.8×18.4厘米；印数五千册。1946年11月，上海新新出版社有重印本。 何干之（1906—1969），广东台山人，原名谭郁君，笔名有须旅杜鲁人、何汉生等；1929—1931年在日本留学，抗战爆发后赴延安，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著述有《中国现代革命史》和《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1937）、《鲁迅思想研究》（1946）等等。 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里，何干之即说“鲁迅的小说，每篇都有社会的意义，每篇都写得很精彩”。他“建立了新文学的基础”；他的杂文，乃“是中国有小品文字以来最丰富的收获”。他还说，鲁迅的著作，“以尖刻、古朴、讽刺的笔调，真实地、形象地、具体地控告吃人的礼教……” 《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就是把上述概括的论点加以深化，阐述鲁迅的杂文和小说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阐述鲁迅在反对封建、争取民主斗争中的历史地位。 鲁迅曾说，萧伯纳是“一面镜”（《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何干之引申出“把鲁迅当做一面中国的镜子，是恰当不过的”，因为他反映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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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章太炎为鲁迅所书的条幅 1915年6月17日，鲁迅在日记中记道：“许季市来，并持来章师书一幅，自所写与。”首先介绍了这条幅详细内容的是黄裳。他在《锦帆集外?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中说：这“是一张中堂，厚纸，章太炎先生所书：‘变化齐一，不主故常。杜谷满谷，杜阬满阬。涂却守神，以物为量。’上属‘书赠豫材’，下题‘章炳麟’”（第206页）。1956年，在《文艺报》第19期上曾刊载影印原件。和影印的原件相较，《锦帆集外》所录基本上准确。按：章太炎所写，选自《庄子?天运》，该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郤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章选录了当中的六句。当时，他被袁世凯软禁，心情愁闷悲愤。在五月二十六日的信中，他说到“今日谗匿横行，宵人成市”，有些事“不必与争，争之亦无益耳”（据影印本《章太炎先生家书》，第74页）。从这种心情、认识出发，他可能是以《庄子?天运》之意以自励，表示要顺自然之法则，以达到“处困而享”（《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的境界。《锦帆集外》之所录，“在”误为“杜”，“郤”（xì）误为“却”（què）。这可能是因为形近而至讹（章所写的字体是楷书而近隶，“在”字看来有点似“杜”字），也可能是由于检字者的误植。 又，近出的《许广平忆鲁迅》，把《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一文收入“附编”，有些论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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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章太炎为鲁迅所书的条幅 1915年6月17日，鲁迅在日记中记道：“许季市来，并持来章师书一幅，自所写与。”首先介绍了这条幅详细内容的是黄裳。他在《锦帆集外?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中说：这“是一张中堂，厚纸，章太炎先生所书：‘变化齐一，不主故常。杜谷满谷，杜阬满阬。涂却守神，以物为量。’上属‘书赠豫材’，下题‘章炳麟’”（第206页）。1956年，在《文艺报》第19期上曾刊载影印原件。和影印的原件相较，《锦帆集外》所录基本上准确。按：章太炎所写，选自《庄子?天运》，该文中有这样的句子：“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阬满阬；涂郤守神，以物为量；其声挥绰，其名高明。”章选录了当中的六句。当时，他被袁世凯软禁，心情愁闷悲愤。在五月二十六日的信中，他说到“今日谗匿横行，宵人成市”，有些事“不必与争，争之亦无益耳”（据影印本《章太炎先生家书》，第74页）。从这种心情、认识出发，他可能是以《庄子?天运》之意以自励，表示要顺自然之法则，以达到“处困而享”（《太炎先生自定年谱》）的境界。《锦帆集外》之所录，“在”误为“杜”，“郤”（xì）误为“却”（què）。这可能是因为形近而至讹（章所写的字体是楷书而近隶，“在”字看来有点似“杜”字），也可能是由于检字者的误植。 又，近出的《许广平忆鲁迅》，把《关于鲁迅先生的遗书》一文收入“附编”，有些论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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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1月25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下午往中大学生会欢迎会，演说约二十分钟”。这次演说，有林霖的记录稿，发表于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鲁迅认为在广州演讲的记录，“记得太失真，我自己并未改正”（《鲁迅书信集》，第687页），有些地方甚至“意思和我说的正是相反”（《集外集?序言》），所以没有把这篇记录稿收进自己的集子里。 关于这次欢迎会，与会者的回忆不完全相同。1936年12月，清水在《西北风》半月刊第十三期上发表《我怀念到鲁迅先生》一文，说当天的主席是李秀然，李致欢迎词以后，鲁迅接着演说（参见《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第230、233页）。 1971年，徐彬如的回忆和清水的有所不同，他说当天的主席是朱家骅，朱讲话在前，鲁迅讲话在后（见197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在广州》，第204页）。 人们的回忆有分歧并不奇怪，有些地方不很确切也容易理解。这因为清水写回忆时，距开欢迎会已有九年多，而徐彬如谈当时的情况更是在四十五年之后。我觉得，参与其事者的回忆虽然很可贵，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根据当时的文献和记录材料，要根据鲁迅本人的叙述和回忆。虽然林霖的记录稿不很确切，不能作为论述问题的主要根据，但是，关于这个欢迎会的情况，鲁迅是有论述的。当年的九月三日，他在《而已集?通信》中说：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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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经济情况，除童年和学生时代以外，从其发展变化来看，大致可以分作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自留学回国以后到辛亥革命之前，即从1909年到1911年。这时，鲁迅在杭州、绍兴两地任教，薪水的支出分三个方面：一、本人的生活费和书报费；二、家庭的生活费；三、周作人在日本留学的费用。当时，周作人已和羽太信子结婚，留学的官费已不够开支，鲁迅每月要给他汇去60元（据王鹤照口述的《回忆在鲁迅先生家中三十年》，见山东师院聊城分院编的《鲁迅在绍兴》，第185页）。鲁迅在杭州两级师范时，薪水还较为丰厚（第二年第一期《教育杂志》上的《杭州某君论师范风潮书》说：“师校教员薪水，为通省冠。”），一说为每月100元，一说为每月200元（见《乡友忆鲁迅》，第63、67页）；回到绍兴府中学堂时，则“所入甚微，不足自养”，只能靠卖地来维持日子。在1910年，家里卖了一次田。到1911年3月，卖田的钱已经用完。1911年则“售尽土地”，鲁迅说：“一思将来，足以寒心。”因此，他只好力促周作人回国，不同意为了“略习法文”而继续留学，“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在这个时期，鲁迅的经济情况相当拮据。 第二个时期从往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起至1919年全家搬往北京时止。在南京，每月只有津贴30元。到北京以后，开头几个月也只是每月领津贴60元。1912年有半年左右，经济情况是相当紧张的。至8、9月份，鲁迅开始领半俸125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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