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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0日，从南京回到绍兴（据《人物》，第181页）。 2月 11日，即旧历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日。鲁迅作《庚子送灶即事》诗一首：“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 18日（除夕），晚饭后同周作人祭书神长恩，作《祭书神文》。该文藐视钱神、钱奴，而对书神表示欢迎：“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鲁迅在1935年曾回忆这段时期的思想，说：“契诃夫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13〉，第196页）他在该文最后还说：“他年芹茂而樨香兮，购异籍以相酬。”这虽然是游戏之作，但就是“游戏笔墨，似乎是随便胡诌，其实含义还是一本正经”（许寿裳：《鲁迅的游戏文章》）。因此，从《祭书神文》的思想内容来看，清楚地表现出鲁迅身上有出身阶级的思想烙印：既有这个阶级读书人家子弟看不起钱的“清高”，也有他们的看不起所谓俗丁伧父的庸俗。 23日，下午与周作人、章运水同游钦天塔（据《周作人日记》）。 25日，和周作人坐船往道墟、吴融、啸唫各亲戚家拜年，27日下午回家（据《人物》，第182页）。 3月 11日，同周庆蕃往南镇。南镇在绍兴城东南部，过大禹陵约二里即到。南镇所在之山叫会稽山。会稽山就是“五镇”中的“南镇”。这次似是春游活动。（据观鱼《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35年间的演变》第246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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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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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秋夜》的时候,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而新的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进行改组，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实行国共合作；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当时的北京则是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巢穴，反动势力真是盘根错节。鲁迅当时在北京，他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揭露和批判，在实质上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息息相关。但是，他还没有能自觉地意识到这种联系，在1932年他曾回忆这段时间的情况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自选集〉自序》。正因此，《秋夜》一方面歌颂了枣树勇往直前、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另一方面又流露出某些孤军奋战的彷徨情绪。 在《秋夜》里，以天空为首的一方，包括星星、繁霜、月亮等，是反动的势力。那摧残大地郁郁生机的天空，在玩弄着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它在“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使得草木凋残，呈现一片萧条的气氛。这微笑，乃是假象，遮掩着天空阴险狠毒的心肠。鲁迅说过：“我……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碰壁之后》。天空口角上的微笑和杀人者的微笑在实质上是相同的。 那企图“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的“奇怪而高”的夜空，装出一副笑吟吟的“自以为大有深意”的样子，似乎很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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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对人类社会事务性整体的研究。但汤因比所以被誉为伟大的智者，更在于他著作的目的不是以知识为愉悦，而是解释历史和预见将来。 汤因比赞同这样的观点：历史关注的是独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不能割裂它们，也不能偏重任何一方，就象不能割裂“事实”与“解释”一样。 汤因比认为：“事实”并不是象卵石那样单纯由于自然力的作用而分离出来，等待历史学家拾起来利用。历史学家也不是在过去中散步时发现沿路存留的“事实”。“事实”就象经过打磨的燧石或烧制的砖。人的活动对“事实”的形成起着一定的作用。如果没有人的活动，“事实”也就不会有人们看到的样子。历史的事实不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之外的原始事物或事件，因为在“我”说出之前，它们已经经过人的头脑过滤了。 汤因比认为“事实”已经是被人所“建构”起来的东西，但他也不认为“基于把事实看作是人的大脑的创造这样一个坚实的根据而把另外一些事实说成是假的。” “历史中的客观性……不可能是事实的客观性，而只是一种关系的客观性，事实与解释之间关系的客观性，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的客观。”（引自E·H·卡尔：《历史是什么》）那么，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考虑的客观是什么呢？首先，把这样一种看法当作公理，即人类事务的研究具有某种意义，因此历史学家应该解释这种意义或者“制造”历史的“意义”。当然，走得更远的历史学家是把人类事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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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上半月，送挽联悼同班好友丁耀卿：“男儿死耳，恨壮志未酬，何日令威归华表。魂兮归去，知夜台难瞑，深更幽魄绕萱帏。”（《人物》，第185页） 17日，毕业大考开始（据《人物》，第185页）。 按：从1899年1月始业，到这时整整三年。 27日，矿路学堂毕业。毕业文凭上写着:“考得一等第三名。矿学捌分陆厘；地质学捌分柒厘；化学捌分柒厘；熔炼学捌分陆厘；格致学捌分柒厘；测算学捌分柒厘；绘图学捌分伍厘。”（见《南京》上的“执照”） 按：满分为十分。又，在“学业履历书”上，鲁迅说是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即1901年10或11月）于本国南京官办江南陆师学堂普通科卒业”（1976年4、5期合刊《山东师院学报》，第95页），这可能是根据原定的卒业时间来填写。但因为国外技师未到而延期开学，所以，实际的毕业时间就拖后了。“履历书”和文凭所填的毕业时间不同可能和这有关。 又，鲁迅在矿路学堂读书的第二年，“总办是一个新党（即俞明震），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学堂里又设立—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应为《译书汇编》）（〈2〉，第296页）。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开始大量阅读新书刊，开拓了眼界。同时，课余又喜欢“阅读小说（笔记小说、西厢记等），过目不忘，对红楼梦几能背诵”（《南京》，第25页）。在南京这几年，除1898年开始用“戛剑生”这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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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战士》写于1925年12月14日。鲁迅说：这篇“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的。 这里所说的军阀主要是指皖系军阀段祺瑞。1924年1月，段任军阀政府的“临时执政”，对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对内反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反对进步的孙中山和爱国的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十分反动。鲁迅把段祺瑞等统治的年月称为“可诅咒的时代”，把他们势力范围下的区域称为“可诅咒的地方”，加以严厉的挞伐。 这里所说的文人学士，主要指章士钊、胡适、杨荫榆、陈源、徐志摩等。章士钊当时是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杨荫榆是下了台的女师大校长，但本身原也是“文人学士”。他们或者禁止北京学生纪念“五七国耻”；或者不准哀悼孙中山的逝世，诬蔑什么共产共妻；或者攻击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行动，是什么“分裂与猜忌的现象”。总而言之，他们当时投身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怀抱里，甘心为虎作伥。鲁迅斥责这一伙“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这样的战士》无情地剥下他们“学者、文士、长者”和“学问、道德、国粹”的画皮，揭露他们的反动手法，像用照妖镜照住一样，使他们无法遁形。 1925年3月23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说：“漆黑的染缸不打破，中国即无希望，但正在准备毁坏者，目下也仿佛有人，只可惜数目太少。”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样的战士》的思想内容。鲁迅把文人学士为之效劳的军阀统治下的王国，比作必须打破的漆黑染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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