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颖便是被“激起不满情绪”的研究者之一,他接连写了《关于五十年代“批俞运动”的评价问题——读刘梦溪同志《红学三十年》有关论述的质疑》和《当代红学史论三题——关于“批俞运动”的几点质疑》等文章,除了对刘梦溪的“批俞运动”“有一定必要性”,仅“存在着缺点和极限”提出批评和质疑;以及对刘文把极左的责任推向“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从而抹杀和粉饰“批俞运动”的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进行辨析和批驳外,也不客气地指出刘梦溪在“四人帮”搞评《水浒》阴谋和评《红》阴谋时期,曾经是积极分子,发表过诸如《〈红楼梦〉的反孔学精神》(《山西日报》1974年7月20日)、《〈水浒〉和〈红楼梦〉》(《光明日报》1976年1月24日)、《从版本问题看〈红楼梦〉研究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辽宁大学学报》1976年第4期)等带有浓厚“帮”味的文章。文章还进一步论述刘文有关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的两篇文章[40],是“应运而生的”,“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论断,指出尽管李、蓝的文章“一开始就带有某些‘左’的偏激情绪”,“但基本上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未可厚非的”,而《文艺报》转载时所加的有所保留的“按语”,更是“大体正确的,有分寸的,切合实际的”。但从这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文艺报编者”被指责为“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可耻的投降主义”,这种指导思想的介入之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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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5日,离家,约于10日到达南京。 按:《人物》88页说鲁迅“〔11月〕12日(即1898年12月24日)回校去了”,而《鲁迅的青年时代》97页则说“11月24日(即1899年1月5日)……往南京去”。校核以《周作人日记》,5日说正确。 又,鲁迅匆促往南京,大概是因为矿路学堂快开学上课的缘故。有同志认为,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的开学时间,应和陆师学堂一致,即为1899年2月21日。如果是这样,鲁迅就早在开学前一个多月便返校了。但是,一,如果二月下旬才开学,鲁迅不大可能在开学前二十多天就拿到功课单。二,矿路学堂本应于去年10、11月间开学,因故延期,如所聘的外国技师已到(如不到,功课单很难订出来),似应立刻开学,以免过多耽误时间,不一定和陆师学堂的开学时间相一致。三,鲁迅去南京读书,也是自己做主的,只不过在形式上“请祖父允许”(《人物》,第173页)而已,因此,如果不是陆师学堂开学,他并没有必要用提前离家的办法来回避府考。 28日,托寒假回绍兴的周庆蕃带回家信一封和矿路学堂的“功课单一纸”。这说明鲁迅已经在矿路学堂读书了。(据《周作人日记》和《人物》,第175页)这个学堂,据说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听到青龙山的煤矿出息好”(〈2〉,第296页)而开办的,“功课以开矿为主,造铁路为副,都用本国文教授,三年毕业,但是只办了一班”(《人物》,第158页);所开设的课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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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逝》写于1925年10月。经过漫长岁月的考验,它在思想和艺术上,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影响。 小说写涓生和子君由相爱而同居;后来,因为环境的压迫和他们自身的弱点,终于被迫离散——子君返回封建家庭,在父亲“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之下死去,而涓生则挣扎地活着,想在新的生路上“跨出那第一步”而不能够。这个故事经过的时间约一年:他们在紫藤花开的春天相爱,春夏间同居,冬春之交分手;第二年初春,子君已经死去,涓生面对物是人非的环境,深深地感到寂寞和空虚,他自我忏悔,想有所作为。这故事发生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那时,新思潮已经跨洋过海,来到中国,但是旧的势力还盘根错节,相当顽固。五四运动的风雷,把涓生、子君召唤出来,但时代并没有为他们提供明确的新路。“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人们的幻想、挣扎、颓唐、苦闷、彷徨,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涓生和子君乃是“五四”的儿女。他们的婚姻悲剧,其意义超出了婚姻的范围,有深广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社会原因。但是,从《伤逝》所提供的情节、细节来看,这一悲剧应主要从他们的思想性格上来加以认识。 从思想性格来看,他们是又刚强又软弱。刚强,这是说他们勇于求索、斗争;软弱,这表现为他们在困难面前的退缩、颓唐。这两个方面,在当时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比较普遍,是既统一而又矛盾的。 在追求婚姻自主的时候,子君不愧为一个英勇的战士。不管有多么大的压力,她仍然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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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谈屈原赋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一文中,吴颖论述了作为中国最伟大的抒情诗的屈原赋,是《红楼梦》生活理想和美学理想的传统之一,和《红楼梦》可以说是后先辉映,而且,曹雪芹为他的主人公写出《芙蓉女儿诔》那样一首《红楼梦》的主题歌,恐怕也是受到屈原赋意蕴上和构思上的某种启示的结果。在深入人类心灵以至深入人生之谜、历史之谜这一层次上,屈原赋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尽管两者所面向的是两个不同时代不同的黑暗势力和落后的文化淤积,但其敌视和阻碍人的心灵的解放,却是相通的,因而作品所发出的解放人的心灵的怨愤和倾诉,也是相通的。文章通过对屈原赋和《红楼梦》几个人物宝玉、黛玉、妙玉的心灵受压抑的分析论述,特别是对《芙蓉女儿诔》的分析论述,指出“人类美好的心灵被禁锢、被压抑、被践踏、被扼杀的悲剧,才是最为荡气回肠,最为惊魂动魄的大悲剧……是属于更高的美学境界层次的大悲剧”。[84]吴颖还论及“太虚幻境”,他指出《红楼梦》第五回所描写的“太虚幻境”,并不仅是像余英时所论的大观园的缩影,是《红楼梦》的“第二世界”。他认为太虚幻境是《红楼梦》中的彼岸世界也可称为“第三世界”,它有自己的特征和在小说结构与人生哲理涵蕴的多种功能,太虚幻境的主人警幻仙姑要引导《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有所“悟”而入于“正路”,而这“正路”却是“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还有警幻仙姑主持制定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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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9日,寒假返家。 31日,往寿怀鉴老师处贺年。(据《周作人日记》) 2月 4—6日,曾三次和少年时朋友章运水上街,登应天塔。 15日,往小皋埠舅父家拜年,留住一天。 19日,离家返校。从上海乘船往南京时,鲁迅铺在统舱的铺盖被人卷起,铺位被人占去。鲁迅与之斗争,“那个流氓凶狠狠地要动起手来了。这时只听得背后一声大喝‘你敢!’原来刚好这天路矿学堂的钱总办也坐这只轮船回南京去,他带了四个卫兵。卫兵看见鲁迅穿的是路矿学堂的制服,又见流氓要行凶,所以喝了一声……鲁迅从来就富有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本月各条,据《周作人日记》和1979年第3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32页) 3月 18日,托同学带洋四元和诗三首回家。鲁迅在矿路学堂时,学习成绩很突出,连总办钱德培都说:“周树人真是博学。”(1956年第10期《文艺月报》,第22页)当时,“每次考课都有奖金的。国文每周一次,其他小考每月一次,优者都给以三等银质奖章。依章程:凡四个三等章准许换一个二等的,又几个二等的换一个头等的,又几个头等的换一个金的。全班中,得到这种金质奖章的惟有鲁迅一个人。他得到之后,就变卖”(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第93页)。这次带回家的四元,可能就是卖掉金质奖章的钱,也可能是节衣缩食省下来的。 本月,作旧体诗《别诸弟三首》。 6月 13日,针对绍兴关于义和团的谣言,鲁迅在家信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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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小说写陈士成从看秀才考榜到精神失常、落水而死的经过。清政府在1905年被迫宣布:1906年起废除科举制度。因此,《白光》的故事发生在1905年以前。 陈士成执着地迷恋科举之路。童生考秀才,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三场,他似乎都在首轮县试中被淘汰。可是,功名利禄的观念像毒蛇一样缠着他,因此三年一次的考试,他坚持了16次,岁月已使他头发斑白,灯下攻读又劳累得两眼红肿。40多年来,他舍命赶考并一次又一次地构想自己的美好前程:“隽了秀才,……一径联捷上去,……绅士们既然千方百计的来攀亲,人们又都像看见神明似的敬畏……屋宇全新了,门口是旗杆和扁额……” 但是,第16次的落第给他以极为沉重的打击;精神彻底崩溃,陷入了痴癫的状态。两眼“发出古怪的闪光”,“眼光格外的闪烁”:这正是精神病人的一种特征。由于心理变态,他觉得学童“脸上都显出小觑他的神色”,“连一群鸡也正在笑他”,甚至死人的下巴骨也“索索的动弹起来”,“笑吟吟的显出笑影”,嘲笑他“这回又完了!” 在过去,当考试屡遭挫折时,他曾转而幻想发财,在自己的房子里多次发掘,希望能挖到传说中祖先埋下的大宗银子。如今,他从过去的精神一时飘忽发展到出现幻觉,似乎看到了作为银子的标记的白光。于是,他“狮子似的”走进房里去,“狮子似的”去拿锄头。这“勇猛”的行动活现出他追求财富的贪婪。他不仅在家里挖,还追逐那幻觉里出现的城外的“浩大闪烁的白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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