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我们的四十年》韩师77、78级校友回忆录许敦华感念师恩 当年我们就读的“汕头地区师范学校”是潮汕地区最高学府，这里汇聚了潮汕地区一批教学经验丰富很有名望的教师。他们有的是原师专时期留下来的，有的是汕头地区辖区内潮安、揭阳、汕头等县市调来的，如陈哨光、林仕松、林庆瑞、陈国梁、陈宗民、罗英风等等，他们都是当时潮汕地区教育界的知名教师。以这批老教师为领军人物的师资队伍，奠定了韩师优良的教学质量——在省内同类学校中名列前茅的扎实根基。 在教过我们的老师中，我最敬重的是陈哨光和张惠璋两位老师。 第一次见到陈哨光老师的名字，大概是在1962年读初二的时候，有一天路过东门楼工人文化宫，看到城墙上一张海报，（当时社会上时兴讲古——说书），海报上写着《野火春风斗古城》，主讲人：陈哨光。因为《野火春风斗古城》这部小说我看过，印象比较深刻，当时还不知道陈哨光是韩江对岸地区师范学校的教师，直到1978年5月入学后，陈老师向我们介绍中文专业课程设置，我才第一次见到他：一米八几的个头，身材高大，古铜色的面庞，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讲话有条有理，不拖泥带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老师的印象。后来得知他是学校中文科（系）主任。早在1958年韩师办师专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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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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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由于父亲已卒、祖父还系狱，作为长孙，鲁迅在家里担负着更大的责任。有一次，家族开会重新分配房屋，分给鲁迅他们的既差且小（据《新文学史料》第4辑，191页），鲁迅“说须要请示祖父，不肯签字，叔祖辈的人便声色俱厉的强迫他”（《鲁迅的青年时代》，第35页）；而这“催他在笔据上画花押的”，竟是当过鲁迅的开蒙塾师玉田（据《人物》，第147页）。这一件事，鲁迅后来写《孤独者》时，曾把它作为素材。家庭衰败后的遭遇，鲁迅有很大的感慨。他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1〉，第415页） 约从本年开始，寿怀鉴“谦称自己文笔已古旧”，命他的儿子寿洙邻为鲁迅批改作业（据《人物》，第172页）。寿洙邻说：“后一、二年，由我授课，其时我正阅览明季遗老诸书，如亭林、梨洲、船山及《明季稗史》、《明史记事本末》、《林文忠全集》、《经世文编》等书。鲁迅亦尽阅之……”。又说：“当我授他课程，尚为八股文时代，也尝依时俗的习惯，命题成篇为之改削”，但是鲁迅并不感兴趣。（据《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第227、228页） 2月，商务印书馆成立，设印刷所于上海。 3月3日，“绍郡中西学堂”成立，由于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办学的指导思想，故称“中西学堂”。 10月，严复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 本年，杭州“求是中西书院”创立，由杭州知府林启为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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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致王冶秋》中曾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这里主要是指杂感，但“我的文章”自然包括小说和散文诗等，而《野草》的“不大好懂”是更为突出的。这有政治方面、思想方面或个人生活方面等的原因，而当中的细节“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些措辞就很含糊了”（《4》，第356页——《4》即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4卷。以下所引均按此办法标示）。因此，我们要在反复阅读散文诗的同时，还应针对使人不好懂的这些原因，注意被人忽略的方面，才可能理解作者“难于直说”的内容。*** 写《野草》时，反动力量像“漆黑的染缸”（《11》，第26页），而反叛者则只是散兵游勇，布不成阵，使鲁迅产生孤军奋战之感。于是，他把目光转向青年，努力“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11》，第33页）。他所支持的《语丝》，于1924年11月出版，所编辑的《莽原》于1925年4月创刊。鲁迅说：“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11》，第63页）他在《淡淡的血痕中》歌颂“叛逆的猛士”，在《一觉》中赞美那苦恼、呻吟、愤怒、粗暴起来了的青年，这和编辑《莽原》等刊物的目的一样，为的是培养更多的批评者，从而“争天拒俗”，达到“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摩罗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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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二持 吴颖是当代国内文学研究颇有影响的人物，是当代潮汕本土第一位面向全国从事文学批评与研究，与国内高层次学者对话的潮汕学人。其治学涉猎的范围很广，有关于古典文学的古典诗词、古代诗论、古典小说等，尤其是古典小说《红楼梦》的研究、当代红学史的研究与批评，有较高的成就；还有现代文学的鲁迅研究，尤其是鲁迅《故事新编》的研究，前后历经半个世纪，反复辨析申论，挖掘评论作品的思想意蕴和艺术成就，或可称其自成一家之言。 吴颖的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一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这时期的吴颖，刚涉足文学研究领域，可谓初生牛犊，以其独立思考，大胆敢言，一鸣惊人，在文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曾经由他的文章引发了国内两场学术论争：有关李煜词评价问题的论争和有关鲁迅《故事新编》体裁性质的论争，都有较大的影响和成就，这期间还有对中学语文教材所收古文的研究等。二是改革开放初期至90年代初吴颖辞世这段时间，吴颖的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当代红学史和《红楼梦》研究领域，一方面是对上世纪50年代“批俞运动”以来直至“文革”“评红热”的政治干预学术的恶劣影响和由此而来的“左”的庸俗社会学、庸俗阶级论的理论倾向的否定批评，力图对其恶劣影响和理论倾向进行较彻底的清算和纠正，使红学研究能够在新红学的胡适、俞平伯、鲁迅为代表，当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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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8日，下午和章福庆到杭州，探望祖父。21日离杭返绍。（据《人物》，第170、171页） 3月 21日，寄祖父和二弟信，说《知新报》（在澳门出版的旬刊，由康广仁等主编）内有瓜分中国一图，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南京），瓜分其地，得浙，英也。（据《周作人日记》），这是鲁迅接触维新派报刊最早的文字记录。 4月 27日，寄祖父和二弟信，告知去南京读书一事，由于仲翔、伯升两叔父从旁帮助，已经谈妥，请求祖父允许。（据《人物》，第172页） 5月 1日，与仲翔离绍兴往南京。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中说：“那里去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在《呐喊?自序》里，还说：“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1〉，第415页）。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的复杂心情；特别突出的，是他要和旧的决裂，要寻找一条新路的态度很坚决，虽然当时他不知道这新的究竟是什么。 2日，到杭州，看望祖父；3日，离杭州；5日，到上海；7日，到南京，住于周庆蕃（号椒生，当时在水师学堂教汉文，兼任管轮堂监督，鲁迅称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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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结束了一个旧的时期，开始了—个新的时期。 对鲁迅来说，在《狂人日记》之前，他是沉默着的，在经受着寂寞、悲哀和痛苦思索的过程。但是，从《狂人日记》开始，他就结束了沉思时期，开始了勇猛的呐喊。因此，这篇作品，是鲁迅在沉默时期思索的一个总结，也是他后来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达到辉煌成就的一个起点。 对中国文学史来说，《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真正现代的白话小说。鲁迅曾经这样说过： ……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出现了，算是预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 （《且介亭杂文二集》，第27、28页） 的确，这篇小说，由于它的内容的深刻性和革命性，由于它在形式上的成就，因此，它的出现，给我国文学史展开了新的一页。对革命来说，《狂人日记》是文化思想界的一面战斗大旗，是当时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进军宣言书。它起到大声呐喊，唤醒沉睡着的人们的作用。它是反封建的响亮的号角。的确，鲁迅是以《狂人日记》等一系列作品的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参加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列中去的。（一） 《狂人日记》的主人翁狂人，原是吃人集团中的一个成员。他不但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而且自己也可能无意中吃过人。但是，后来他就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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