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书院之名，肇始于唐代，最初为私人的书房。后来官家设书院（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即725年，丽正修书院改名为集贤殿书院），负责刊辑经籍、搜求遗书、辨明典章。这是官方的修书馆加上图书资料室。唐末至五代，战乱频仍，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模仿时已兴盛的佛教讲经制度创立书院。书院于是成为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教育形式之一，兼有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种功能。书院在宋代高度发展，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河南应天府书院和嵩阳书院四大书院，盛极一时。明清两朝，民间书院与官办书院广为分布，对推动全国的文化教育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书院形式也传播海外，特别在东亚、东南亚所谓的儒家文化圈内，更著影响。 晚清，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封建帝国走到末路。革故鼎新的呼声高涨，科举制度废除，各级书院也都分别改为大、中、小学堂，传统的书院不复存在。 但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担忧传统文化的湮灭不彰，钱穆先生于20世纪中叶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是为香港中文大学前身。在大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发展与文化重要作用的日益显现，又掀起了读诵经典，践行传统文化的热潮。全国各地纷纷恢复重建或新建书院，旨在续接文脉，振兴国学。 云南大学的前身是东陆大学，创办于1923年。云南大学东陆书院成立于2013年，时为学校创立90周年之际。书院以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秉承东陆学术精神，涵养博雅学术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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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从乡士爱、民族爱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在批判洋务派、维新派的过程中逐渐系统了的。在前期，它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为基本内容，也就是说，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内容。 鲁迅到日本留学以后，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特别强烈。 首先，鲁迅对清政府采取决裂态度，热情地向往和参加革命运动。他说自己是“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门徒，才到日本来的。可见，他是抱着同旧传统决裂和寻找救国道路而去日本留学的。正因为如此，他一到东京，“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表现出巨大的求知欲望和强烈的革命感情。在1903年初，他还冒着“会坐牢或杀头的”风险，毅然把辫子剪掉；后来，又参加革命组织“浙学会”和“光复会”。这说明了鲁迅的坚决和勇敢，表现出他和清朝统治者势不两立的态度。 其次，鲁迅在选择研究对象时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1904年决定学医，为的是“战争时候去当军医”，同时又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1906年，他弃医而学文学，是因为当时他认为学医只能医病，而不能改变人们的愚昧精神状态。他强调文学的战斗作用，决心做精神界之战士。可见，他学医或者学文，都是以爱国主义思想为根据所做出的决定。他在选择研究对象时，表现出一种勇开新路、勇挑重担的忧国忧民的精神和对救国道路、办法的辛勤探索。 在辛亥革命后，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则主要表现在：坚决参加革命和在革命失败以后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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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五日清晨，蒙先生在梦中安详走了，享年九十一，生前他嘱咐丧事一切从简，以免给家人、师友、学生带来“不方便”。他，满心高兴，满足东陆书院文丛“蒙树宏文集”六卷是留给后人，留给后世的最好“遗产”。由于没有任何形式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我们几位云大中文系七八、七九级学生及八三级、八五级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三月八日上午伴同师母王老师及其二位子女，在医院太平间“探望”，看了蒙老师遗容最后一面。三月十九日下午，东陆书院举行悼念蒙先生逝世追思会，我再一次从香港飞抵昆明。那一天晚上，半个月亮高挂树梢，翠湖公园没有白天的喧声，我绕翠堤独自行，人悄悄……因李广田先生掌长云南大学，蒙先生从清华文学院及燕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随李广田先生南下昆明，分配在云大中文系，至今整整66年。他一直认真教学，认真治学，培养了数千学生，留下文集六卷。（其中《鲁迅年谱稿》被誉为中国鲁迅研究最翔实严谨的史料力作，《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填补中国现代文学史空白）。六十六年来，他一直低调做事，低调做人。蒙先生为什么这么“低调”？他内心是否守着一些“秘密”？蒙先生悄悄走了，我们也只能“低调”为他老人家最后送行。低调固然是一种性格，一种美德，我在月下独行，虽有宁静的享受、体验，却难免感到寂寞，多少有点凄清……当然，李广田校长由于时代的悲剧，在云大死于非命。尽管他是云南“阿诗玛”长诗整改者，尽管他是中国文学史现代派著名“七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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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研究中，史料的整理、研究等是一个重要方面。史料是研究的基础，为研究作家的生平、思想、创作提供必要的条件。毛泽东同志曾说：应该“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我们在鲁迅研究中要做出正确的结论，除了要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之外，还要有充分的史料做根据。史料学是关于史料的搜集、鉴别、编订的科学。史料残缺不全，就无法做出判断；未经考订，就区分不清史料的真伪、对错；至于缺乏编订，如没有系年或没有按专题、专人集中等，史料就很难为我所用。因此，毛泽东同志深入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并在理论上反复强调掌握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著作。马克思呢，“为要写《资本论》中讨论英国工厂法的二十页多一点文章，他把整个图书馆里英国与苏格兰工厂视察员所作特殊调查团底报告的蓝皮书都参考遍了”（拉法格《马克思回忆录》本文集中的注释大多因时间跨度大，现已难一一查证和完善出版项等，故保留原貌。）。列宁也指出：《资本论》“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加以研究的结果。鲁迅在史料工作方面的表现也很突出。他为了写《中国小说史略》而编录了《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古小说钩沉》《小说备校》《明以来小说年表》等；在搜集小说史的材料时，真是“废寝辍食，锐意穷搜”（《〈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可见，毛泽东、马克思、鲁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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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青年时期，就走上了寻找革命真理的道路。1902年2月2日，他购读了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参阅拙文《关于鲁迅购读〈天演论〉的时间》，《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以后，又看了丘浅治郎的《进化论讲话》等书，对进化论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进化论是一股时代思潮，影响非常大。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严复等，受进化论的影响很明显；就是孙中山，他在《答翟永斯教授书》中也谈及“于西学则雅癖达尔文之道”；茅盾则说“进化论，当然我研究过，对我有影响”。鲁迅说得更明确：“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 进化论，是由英国近代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所创立的学说，它与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一起，被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界的三大发现。它正确地揭示了有机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恩格斯说，达尔文“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马克思也说：“达尔文的著作……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但是，人们对待达尔文的进化论却存在不同的态度并引申出不同的结论：有些人从当中吸取进化的辩证的思想，为变革旧社会制度而斗争；有些人则片面地强调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后者歪曲达尔文的进化论，或者夸大它的某些缺点，并用这经过歪曲或夸大的东西来解释人类社会，从而和唯物辩证法进行对抗。譬如，达尔文主张物竞天择，生物必须适应周围的环境，适者生存。有人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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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惟达 走在今日的云南大学东陆园，以八十六岁的高龄仍几乎每天到图书馆翻阅报刊查找资料的，绝无仅有，而这正是蒙树宏先生数十年来保持不变的习惯。 蒙树宏先生是中文系教授，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辛勤耕耘，从未懈怠，其坚守精神与累累成果，为后辈学人所感佩。蒙先生待人谦和平易，不管对方身份是什么，称呼常用“同志”，哪怕是对自己教过的学生也不例外。先生说话，带有浓厚的南方口音，因为怕人听不懂，总是慢声细语，温文尔雅。对中国现代文学及云南文学界那些过往的历史，先生清清楚楚，烂熟于心，遇到有谁向他请教，热情而坦诚，倾其所知相告。学界称蒙先生“心志淡泊，性情宁静，甘守寂寞，不汲汲于名利，故能沉潜学术，探颐致远；治学严正平实，一丝不苟”陈友康：《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 观蒙先生的一生，历尽沧桑，其经历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尽管在求学治学的道路上遭遇坎坎坷坷，但先生始终坚守着一个向学的信念，以书为友，以笔为友，故终成大器。 20世纪20年代末期，蒙先生出生在广西藤县山区的一个地主家庭。家中虽有一些田地，但要供四个子女读书，经济并不宽裕。父亲曾毕业于梧州一所桑蚕技术学校，本想以此创一份新的家业，但逢战乱，桑蚕市场不景气，家庭仍是以务农为主要生计。蒙先生的家庭和旧时中国的大多数家庭一样，不论贫富，皆奉读书为人生的出路，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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