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新书局,1925年3月成立于北京。第二年十月,它在上海设立分店;1927年春,总店亦迁沪。该书局的经理为李小峰(1897—1971)。他于192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听过鲁迅的课,并参加文学团体“新潮社”和“语丝社”,和鲁迅有相当深的关系。荆有麟曾谈到:“在金钱方面,使先生牺牲最多的,是北新书局的创设。”(《鲁迅回忆》,1947年4月复兴第1版,第57页)。鲁迅在1933年1月2日的《致李小峰》信中也说:“我与北新,并非‘势利之交’,现在虽然版税关系较大,但在当初,我非因北新门面大而送稿去,北新也不是因我的书销场好而来要稿的。”我们从北新书局所登的“鲁迅先生遗作特价纪念四十天”的广告里可以看出,鲁迅所著、所译、所编的书籍,由北新书局出版或经销的就有39种之多,计创作7种、杂感11种、翻译9种、论著9种和艺术3种。此外,还有关于鲁迅的著述2种,即李长之著的《鲁迅批判》和李何林编的《鲁迅论》(见1936年10月24日《时事新报》)。许广平甚至说,鲁迅对北新书局“有些偏爱,或甚至溺爱的”见马蹄疾辑录《许广平忆鲁迅》,第288页。,为的是希望它“是一个为文化服务令人敬佩的书店”,例如“在厦门、广州时,曾有另一书店托人和先生磋商,许以优待条件,要先生把在某某书店(指北新书局——引用者)发行的全部著作移出,交给那家书店出版,先生也未为所动”(《欣慰的纪念?鲁迅和青年们》)。但是,后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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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晚年,面临着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1935年12月1日,上海《社会日报》发表文章,说鲁迅即将投降南京,引进人是胡风。1936年1月,鲁迅在致沈雁冰和胡风的信里说:“近得转寄来之南京中央狱一邮片,甚怪,似有人谓我已转变,并劝此人(署名寿昌)转变……”;“据南京盛传,我已经转变了。”《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291、296页。另外,在“左联”解散的问题上,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鲁迅被人“说是破坏联合战线”,甚至被影射为托派、汉奸,矛盾也相当尖锐。研究鲁迅晚年思想和战斗业绩的人们,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解散”和“论争”之上,而对那盛传的“转变”论等,则相对地有所忽略。这两个方面,自然有巨大的区别:前者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认识分歧和论争,后者则是反革命的阴谋伎俩,是尖锐的阶级斗争问题。但是,这两个方面有联系、交叉,并不能一刀两断简单地分开来。这因为在新的形势下,在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发生大转变的时候,在党内、在左翼作家内部发生分歧、论争不可避免,而敌人,也必然会利用这些分歧、论争,采用种种办法以求达到他们的目的;加上他们的爪牙有的以进步知识分子的面貌出现,而左翼阵营的有些文化人又被敌人以威迫利诱的办法拉了过去,这就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 首先,革命阵营内部这场尖锐的论争,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引起了南京政府以及其他敌对力量的极大注意。托陈派的王凡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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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晚年,面临着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1935年12月1日,上海《社会日报》发表文章,说鲁迅即将投降南京,引进人是胡风。1936年1月,鲁迅在致沈雁冰和胡风的信里说:“近得转寄来之南京中央狱一邮片,甚怪,似有人谓我已转变,并劝此人(署名寿昌)转变……”;“据南京盛传,我已经转变了。”《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291、296页。另外,在“左联”解散的问题上,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鲁迅被人“说是破坏联合战线”,甚至被影射为托派、汉奸,矛盾也相当尖锐。研究鲁迅晚年思想和战斗业绩的人们,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解散”和“论争”之上,而对那盛传的“转变”论等,则相对地有所忽略。这两个方面,自然有巨大的区别:前者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认识分歧和论争,后者则是反革命的阴谋伎俩,是尖锐的阶级斗争问题。但是,这两个方面有联系、交叉,并不能一刀两断简单地分开来。这因为在新的形势下,在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发生大转变的时候,在党内、在左翼作家内部发生分歧、论争不可避免,而敌人,也必然会利用这些分歧、论争,采用种种办法以求达到他们的目的;加上他们的爪牙有的以进步知识分子的面貌出现,而左翼阵营的有些文化人又被敌人以威迫利诱的办法拉了过去,这就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 首先,革命阵营内部这场尖锐的论争,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引起了南京政府以及其他敌对力量的极大注意。托陈派的王凡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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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涉足云南抗战时期文学的研究,始于1987年。那年的10月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四届年会暨抗战文学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我为会议撰写的论文是《“战国派”及其和尼采思想的关系》。当时选这题目,就有意地和云南抗战时期文学挂起钩来。研究云南抗战时期的文学情况,有必要从查阅资料入手。在省、校图书馆和省档案馆,我翻阅了大量的旧报、旧刊、旧书和历史资料;还先后到北京、上海、南京、成都、重庆、贵阳以及石屏、大理、腾冲等地去参阅旧藏。抗战时期离现在虽然不很遥远,但因为当时的出版物多为土纸本,保存不易;而且历年来人为的散失也很严重,不少出版物,查找起来已经很不容易了。进入《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这一专题之初,在1994年的上半年,我的工作以收集和分析资料为主。因为这一工作,过去没有人系统地做过,在资料上并没有太多的依傍。我抄录了大量笔记,并且做了不少卡片。我把人们对云南抗战时期文学的回忆,作为深入查找的线索,尽可能地予以核实。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了全书的章节目录和进行写作构思。1994年6月至1995年7月,写出了全部初稿。1995年7月至10月,修改并定稿。1996年3月和9月,又先后复阅了两次。这个时间表自然是大体情况,因为有些工作是交叉进行的。本书以文学体裁为纲来分章。作家在哪一章立节,主要是看他哪种文体的作品成就最高。(也有例外情况。如徐嘉瑞,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因为书中没有学术论著专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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