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新书局，1925年3月成立于北京。第二年十月，它在上海设立分店；1927年春，总店亦迁沪。该书局的经理为李小峰（1897—1971）。他于192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听过鲁迅的课，并参加文学团体“新潮社”和“语丝社”，和鲁迅有相当深的关系。荆有麟曾谈到：“在金钱方面，使先生牺牲最多的，是北新书局的创设。”（《鲁迅回忆》，1947年4月复兴第1版，第57页）。鲁迅在1933年1月2日的《致李小峰》信中也说：“我与北新，并非‘势利之交’，现在虽然版税关系较大，但在当初，我非因北新门面大而送稿去，北新也不是因我的书销场好而来要稿的。”我们从北新书局所登的“鲁迅先生遗作特价纪念四十天”的广告里可以看出，鲁迅所著、所译、所编的书籍，由北新书局出版或经销的就有39种之多，计创作7种、杂感11种、翻译9种、论著9种和艺术3种。此外，还有关于鲁迅的著述2种，即李长之著的《鲁迅批判》和李何林编的《鲁迅论》（见1936年10月24日《时事新报》）。许广平甚至说，鲁迅对北新书局“有些偏爱，或甚至溺爱的”见马蹄疾辑录《许广平忆鲁迅》，第288页。，为的是希望它“是一个为文化服务令人敬佩的书店”，例如“在厦门、广州时，曾有另一书店托人和先生磋商，许以优待条件，要先生把在某某书店（指北新书局——引用者）发行的全部著作移出，交给那家书店出版，先生也未为所动”（《欣慰的纪念?鲁迅和青年们》）。但是，后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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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晚年，面临着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1935年12月1日，上海《社会日报》发表文章，说鲁迅即将投降南京，引进人是胡风。1936年1月，鲁迅在致沈雁冰和胡风的信里说：“近得转寄来之南京中央狱一邮片，甚怪，似有人谓我已转变，并劝此人（署名寿昌）转变……”；“据南京盛传，我已经转变了。”《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291、296页。另外，在“左联”解散的问题上，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鲁迅被人“说是破坏联合战线”，甚至被影射为托派、汉奸，矛盾也相当尖锐。研究鲁迅晚年思想和战斗业绩的人们，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解散”和“论争”之上，而对那盛传的“转变”论等，则相对地有所忽略。这两个方面，自然有巨大的区别：前者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认识分歧和论争，后者则是反革命的阴谋伎俩，是尖锐的阶级斗争问题。但是，这两个方面有联系、交叉，并不能一刀两断简单地分开来。这因为在新的形势下，在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发生大转变的时候，在党内、在左翼作家内部发生分歧、论争不可避免，而敌人，也必然会利用这些分歧、论争，采用种种办法以求达到他们的目的；加上他们的爪牙有的以进步知识分子的面貌出现，而左翼阵营的有些文化人又被敌人以威迫利诱的办法拉了过去，这就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 首先，革命阵营内部这场尖锐的论争，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引起了南京政府以及其他敌对力量的极大注意。托陈派的王凡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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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晚年，面临着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1935年12月1日，上海《社会日报》发表文章，说鲁迅即将投降南京，引进人是胡风。1936年1月，鲁迅在致沈雁冰和胡风的信里说：“近得转寄来之南京中央狱一邮片，甚怪，似有人谓我已转变，并劝此人（署名寿昌）转变……”；“据南京盛传，我已经转变了。”《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0、291、296页。另外，在“左联”解散的问题上，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鲁迅被人“说是破坏联合战线”，甚至被影射为托派、汉奸，矛盾也相当尖锐。研究鲁迅晚年思想和战斗业绩的人们，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解散”和“论争”之上，而对那盛传的“转变”论等，则相对地有所忽略。这两个方面，自然有巨大的区别：前者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认识分歧和论争，后者则是反革命的阴谋伎俩，是尖锐的阶级斗争问题。但是，这两个方面有联系、交叉，并不能一刀两断简单地分开来。这因为在新的形势下，在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发生大转变的时候，在党内、在左翼作家内部发生分歧、论争不可避免，而敌人，也必然会利用这些分歧、论争，采用种种办法以求达到他们的目的；加上他们的爪牙有的以进步知识分子的面貌出现，而左翼阵营的有些文化人又被敌人以威迫利诱的办法拉了过去，这就形成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 首先，革命阵营内部这场尖锐的论争，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引起了南京政府以及其他敌对力量的极大注意。托陈派的王凡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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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涉足云南抗战时期文学的研究，始于1987年。那年的10月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四届年会暨抗战文学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我为会议撰写的论文是《“战国派”及其和尼采思想的关系》。当时选这题目，就有意地和云南抗战时期文学挂起钩来。研究云南抗战时期的文学情况，有必要从查阅资料入手。在省、校图书馆和省档案馆，我翻阅了大量的旧报、旧刊、旧书和历史资料；还先后到北京、上海、南京、成都、重庆、贵阳以及石屏、大理、腾冲等地去参阅旧藏。抗战时期离现在虽然不很遥远，但因为当时的出版物多为土纸本，保存不易；而且历年来人为的散失也很严重，不少出版物，查找起来已经很不容易了。进入《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这一专题之初，在1994年的上半年，我的工作以收集和分析资料为主。因为这一工作，过去没有人系统地做过，在资料上并没有太多的依傍。我抄录了大量笔记，并且做了不少卡片。我把人们对云南抗战时期文学的回忆，作为深入查找的线索，尽可能地予以核实。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了全书的章节目录和进行写作构思。1994年6月至1995年7月，写出了全部初稿。1995年7月至10月，修改并定稿。1996年3月和9月，又先后复阅了两次。这个时间表自然是大体情况，因为有些工作是交叉进行的。本书以文学体裁为纲来分章。作家在哪一章立节，主要是看他哪种文体的作品成就最高。（也有例外情况。如徐嘉瑞，是一位学者型的作家，因为书中没有学术论著专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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